文|莫成，2004/01/05 19:18 ??新浪文化

T·S·艾略特說過：“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痹诙懔闳甑乃脑吕?，我們失去了張國榮。

　　我們，是指中國人，或者華人世界，或者更多認同張國榮的人們。而生活在大陸的我們，是在事件發(fā)生之后，才驀然發(fā)現(xiàn)，那個以“程蝶衣”的名字起步，走進大陸文化生活的張國榮，已于不知不覺之中，潛入了自己的心里。許多人從四月里開始，一步步地走近張國榮，感受著他的精神氣息同時感受著自我的生命，而一個頗為特殊的情境是：傳媒的誠懇與熱忱，始終與我們的感受同步――共同去紀念一個香港的藝人。借助傳媒，借助網(wǎng)絡，也借助那些較早了解并愛惜張國榮的人們蘊蓄既久而突然迸發(fā)的鋪天蓋地的激情，你可以在一個被猝然壓縮的時空中去收取方方面面的信息。于是，我們見到了在電影輝煌之外的張國榮，見到了他的歌藝與舞臺經(jīng)典，見到了他的智慧與善良，他豐富的個性與傳奇般的真誠的人生歷程。我們重新認識并討論他的藝術成就、體味著他的人格力量、揣摩他所抵達的精神層次與生存的境界?？梢哉f，是在這個憂郁的四月里，在sars的危逼下，在對生命意義的反思之中，我們開始認識了，一個叫做“張國榮”的香港人。

　　這里有香港《亞洲周刊》刊載胡恩威先生的一篇評論，文中言道：張國榮去世成為華人社會的一件大事，受到兩岸三地的傳媒高度重視，儼然成為一次“國家事件”(引號為原文所加)。文中提及，非典型肺炎危機是天災，但張國榮的突然去世對香港人的心理打擊，比天災還要嚴重。因為，張國榮二十六年的演藝生涯是一個香港傳奇，而“現(xiàn)在的香港娛樂事業(yè)，已經(jīng)很難容納像張國榮這種重視個人尊嚴和追求完美的藝術工作者了?！蔽闹械呐u有一種肅然的自我反思：“香港傳媒在張國榮去世事件中的表現(xiàn)，出奇地有節(jié)制?！陔娨暽?，也看見很多記者一邊哭一邊在報道，他們都收起以前那種輕佻的嘴臉。”而“中國內地傳媒的張國榮特輯資料詳盡，文章分析深入，是感性和理性的結合?！?胡恩威：香港流行文化的力量)。另一個引人注意的事件是，香港浸會大學主持的《拉闊文化計劃》，曾于四月三十日舉辦了一個題為“‘不忍遠離　張國榮’──追憶張國榮的藝術生命”的紀念晚會，晚會的議題中表達了這樣的意念：“抱著藝術表演理念去觸摸人性心靈、推動大同社會意識的”張國榮，“在光影中、舞臺上、音樂世界及現(xiàn)實生活里要大家共鳴的精神層次，我們是要認真的領會、探討及宣揚的?！痹跒橥頃谱鞯木W(wǎng)頁上，也記載著這樣的文字：“適逢新浪網(wǎng)舉辦了一個名為‘心目中的中國十大文化偶像選舉’，大眾對哥哥在社會、文化上的價值及影響力未有一致認同，事件更反映了部份人對哥哥作品的膚淺認識?！本W(wǎng)頁的制作者聲明：“感謝眾位學者對哥哥的藝術生命的表揚，引領我們朝這方向走?！痹诟廴吮姸嗟募o念文章中，我們還可以尋到林奕華的《張看，看張》中深情而不失犀利的理性文字，林沛理對“演員作者”概念的推出和闡釋，梁文道關于“長情同志”的精彩點評，以及董橋《最后一個西關大少》中的斯文、艷麗，濃郁的文化氣息。

　　在張離去的數(shù)月之中，在sars肆虐的艱險背景下，包括媒體、藝術家、作家、文化評論家在內的香港文化界乃至學界，對張國榮先生的尊重、對張的辭世這一事件的重視程度及其嚴肅態(tài)度，給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然而，在大陸的文化圈中，我們卻分明感受到一種局促與尷尬。

　　因著電影《霸王別姬》的緣分，張國榮進入大陸的文化圈，以此開始，他感染了所有接觸過他的人，――我們從眾多的回憶文字中獲取了這樣的信息，這些文字承載著書寫者們的一往情深。這是心與心的交流，這是對張國榮的品質的回饋。但同時，或許不那么有趣的是，我們聽到了一種奇怪的“重音”，一種“難言之隱”。眾多的文字既充滿敬意，卻欲言又止。呑呑吐吐，遮遮掩掩，矜持得可以?！叭硕寄菢恿?，還讓我們說什么！”真的可以因此沉默么？更令人奇怪的是，近年來熱熱鬧鬧的大陸文化批評，于此卻呈現(xiàn)出了一種曖昧的麻木與寂寥。唯一可以見到的，是社會學者李銀河的一篇短文，她討論了張國榮的“生活姿態(tài)”，將其稱作“奇妙新世界的報春鳥”，作為她近年譯介的西方“酷兒理論”在中國的一個應答。當新浪網(wǎng)等多家媒體舉辦的“文化偶像選舉”之時，有學者將該選舉活動稱作含義豐富的“社會征候”，或者，這的確是一個時代“征候群”，在被文化批評家們用來診查“大眾文化”的同時，也可以嘗試著診查一下“診查者”自身。選舉中，張國榮的入圍提名和高票獲選成為爭論的焦點，而像“魯迅與張國榮”、“張國榮挑戰(zhàn)魯迅”等一類的表述，則凸顯了“二元分立”中暗含的等級與霸權，傳遞出一種戲弄的意味?？梢哉f，張國榮在“文化偶像選舉”事件中，重復了他在“金像獎”與“金馬獎”上屢屢遭遇的命運：有提名，卻缺乏真實的評價?；蛟S，是因著那些“榮迷”們的決心，出自敬意又唯恐傷害，小心翼翼、左顧右盼，矛盾重重又義無反顧地，最終將他推上了這個冷酷的“看臺”，但我們更為看重的是，在“四月”之后的張國榮，其被提名而最終獲選的過程，究竟承載了多少民眾心理的接受與敬重？在爭論中，也能見到一些帶有相當知識含量的討論，真誠而富有理性的批評，像這樣的終局點評可謂精彩而又機智：“推選十大偶像，一般前五名都是經(jīng)典的。從第六名開始往往就‘舉賢不避親’了。張國榮無疑是當今的優(yōu)秀藝術家，剛剛含恨辭世也令人扼腕痛惜。”然而更多的，是學者們，包括那些文化研究者、影像藝術研究者的沉默。這沉默顯然是在質疑“選舉”的合法性，但這沉默，更深層地，是大陸藝術界對張國榮事件的“矜持”態(tài)度的延續(xù)。

　　于是我們發(fā)現(xiàn)：面對張國榮，大陸的文化批評，竟然失語。

　　沉默，是因為張國榮的份量不夠、成就不及，還是其它？是他不能“與魯迅比肩”，還是因為“更具文化符號意義的藝人還有很多”？我想，理由可能會更多。曾幾何時，我們才見到對金庸的堂皇評價，周星馳也以文化英雄的形象登上了北大講堂，我們還見到崔健的歌詞成為“新詩”經(jīng)典，――流行文化被精英文化所收編，似乎已不是什么麻煩事兒。但為什么，對張國榮，一個在20世紀中國最典型的文化市場中始終不懈地堅持藝術追求，并以自身的真誠敬業(yè)、才華悟性而達到一種崇高境界的人，如此吝言，如此的矜持。

　　許多日子以來，我一直在躬身自問：我們真的有必要針對張國榮發(fā)言么？他的價值、他的存在意義究竟應當該如何定位？這件事情真的那么重要么？就發(fā)言者個人而言，發(fā)言與否也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忍受“這種”沉默。重要的是我們深切地感受到沉默的背后那種曖昧莫明的性質，感受到在沉默中豐富的蘊藏。

　　有人說，無論如何，不可能繞過張國榮去解讀香港的流行文化，而“香港流行文化已經(jīng)成為中國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稱作“中國流行文化的工業(yè)中心”。有說他是香港演藝圈中的No.1，是香港打入世界文化市場的一個“品牌”。我想說，對當代中國文化的解讀，已成為“文化符號”的張國榮，確實具有相當?shù)臐摿?，有更多的“側面”，并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展示出更多的“不可失去”、“不可繞過”。然而，在新世紀剛剛展開的時候，面對這樣一個具有深層震懾能量的“國家事件”，一個承載著新鮮的生命活力的文化現(xiàn)象，面對著張國榮以其多元文化價值帶來的挑戰(zhàn)，我們見到的是大陸文化批評的窘迫與蒼白：在張國榮面前無言以對。我們的批評呈現(xiàn)了“失語癥”，迷失了批評規(guī)則，喪失了批判的能力?；蛘?，這是對批評能力、批評權力、批評意識的有意的放棄。

　　張國榮的藝術表演“近于完美”，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這樣一個基本的評價似乎已成為共識。他在多個領域里的突出成就，他作為“演員作者”的創(chuàng)作風格，他極富個性的藝術理念及源源不絕的創(chuàng)造能力……在在都見證著這個香港的“傳奇”。深入考察張的藝術成就并非本文的主旨，我們面對的問題或許是：在什么意義上，張國榮可以被稱作“文化符號”？或者說，迄今為止，我們可能在那些層面上，讀解“藝術家張國榮”這個詞組，帶給我們的文化思考與啟示？

　　應當承認，由于文化的隔閡，由于他本人的低調，至今我們對他仍所知甚少。但我們相信，在他低垂的眼簾下，擁有最為本色的人格力量，擁有挑戰(zhàn)規(guī)范創(chuàng)造自由的強悍能量。而他在戲夢人生中的真誠出演、心靈對話，則啟動著我們對于生存乃至死亡的反思。

　　記得鳳凰衛(wèi)視在4月8日追悼張國榮的專題里，主持人對他的評價，選擇了一個平實、安全的起點：美麗、善良、真實。這是一個非常質樸的評價，這種評價風格貼近張的生命本色。但今天看來，它卻無意中觸動了一個深層的結構：真、善、美。對真善美的追求和所達的境界，代表了我們心中的張的形象與意義的本質。張國榮是在他所投身的藝術事業(yè)中，充滿善意地擁抱世界，又以一種驚人的坦然，面對真相，探問真理。如果說在這個世界上還需要對“老實人”加以界定的話，張國榮就是。作為一個公眾人物，他正視心靈、直面人生的勇氣和力度，令人敬佩，亦令人感慨。在這一點上，他與魯迅相通。他以高貴、優(yōu)雅的姿態(tài)，在微笑與凝視中，獨自抗拒著來自任何方向的霸權與壓力。他從不諱言自身的浮淺或局限，而承認浮淺，才是他的智慧與深刻。張國榮對“善”的原則，有一種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令人誠服的維護與堅守，這給他的個人形象乃至藝術形象都帶來某種“神圣”的意味。在生活中，在舞臺上，人們感嘆他人性的、溫暖的一面，而像在《色情男女》、《春光乍泄》中的表演，那種藝術、道德、真實的純凈感，令他做到“化腐朽為神奇”，令他以“扭轉乾坤”的定力，將自己都不愿認同的“仆街仔”何寶榮，演繹得深情入骨，超凡脫俗。追求唯美的張國榮無意中打破了唯美主義歷來推崇的“美、善對峙”的藝術規(guī)則：美不一定以泯滅善為代價才能實現(xiàn)突破，在更深的層次上，至美與至善將相互融合。

　　在張國榮帶給我們的諸多反思中，對“善”的理解變得頗有意味：一個并不承載“啟蒙”使命的普通藝人，生活在以私人利益為軸心的文明秩序中，可以于功利之外，孤獨地，只為著自己的“心”，去追尋純真的善?？梢哉驹跁r尚的前沿，用前衛(wèi)的甚至頹靡的形式，不懈地傳遞出熨帖靈魂的“善”的信息。他無意尋求官方的“命名”，也不刻意辯駁輿論中的歪曲，他只要“站在光明的角落”，守住真實，付出真誠，用“心”交流，直抵人們渴望美與善的靈魂。是什么元素結構了他內在的自律性？是類似韋伯所言的“新教倫理”之精神？是超越了時代和政治樊籬的偉大的傳統(tǒng)文明？是面對幻變人生的深思與頓悟？張國榮是香港的“楚門”，――一個在公眾的目光中成長的人，眾人的目光塑造了他，而他也重塑了這大眾的目光。他是怎樣在一個囹圄的世界中堅守住個人的自由，堅持并完善著一種倫理的原則？有人說，他是上帝賜予的“尤物”，但我們更愿意相信是他對人格境界的不懈追求，因為，難得他一次次地超越自我，不畏艱險，引領潮流。

　　張國榮挑戰(zhàn)規(guī)范的能量引人注目，而事實上，他的出現(xiàn)，改寫乃至顛覆了我們自以為熟知的許多概念。伴隨著張國榮的去世，“傳奇”、“偶像”、“流行文化”乃至“藝術”、“尊嚴”等一批詞語，在更深的層面上被讀解、被發(fā)掘?！皞髌妗币辉~在張國榮那里，不再是一個好萊塢式的起承轉合的美麗故事，而成為對“平凡的現(xiàn)代生活”的沉重質疑，對人文理想的悲劇性守護。張國榮的個性無疑是豐富而深邃的，他有著多層次的可解釋性，他的智慧與真誠注定了他的復雜多義。他注定要占領矛盾的兩極，―― “雙極性”是他重要的精神特征。他前衛(wèi)而又傳統(tǒng)，柔韌而又剛烈，直率而又內向，憂郁而又飛揚，……人們用多種悖論式的語句來描述他性格中的悖論，描述他藝術中的人性蘊含和時代精神。豐富深邃的個性與他的藝術形象融為一體，魅力無窮。林沛理先生在提出他的“演員作者”的概念時，這樣寫道：“作為一個浪漫象征、一個文化符號、一個表演藝人，張國榮之所以引人入勝，在于他的曖昧矛盾和不可捉摸?！?我們不能忘卻他在“跨越97演唱會”上，在一曲“紅”的表演中，那挑逗與冷傲同在的眼神，于頹靡中蘊藏堅毅的舞姿，那是一次巴赫金式的“復調”藝術的充分演示，舉手投足之間，解構著觀眾獵奇式的心理期待，傳遞著生命深層的痛楚，散發(fā)著難以言說的美麗。我們更不能忽略，是他以另類的、邊緣化的表演風格，既挑戰(zhàn)了“主流”，也挑戰(zhàn)了“大眾”，在駁雜的流行文化中堅守著人性的尊嚴，和對“純粹藝術”的追求。張國榮給予我們的啟示之一是：對“美”的偏見，常常是人性的一個誤區(qū)，而人們在美的天性面前的自我迷失，會有復雜的心理含義。我們看到，“美麗”，儼然成了人們抗拒張國榮的一個理由，正如他的一首歌名：“怪你過分美麗”。而他卻始終以驚人的坦率和精微的分寸感，揭開我們在文化面具之下，對美麗、性別、性感等人性問題的微妙閃躲與心理訴求。他的表演亦因之而成為健康、自由、人道的美麗的隱喻，成為人們面對新的社會焦慮之時，心靈的棲息之地。

　　勿庸諱言，張國榮的性取向，他對“愛”的理解與執(zhí)著，至今仍是“張國榮傳奇”中最難破解的密碼，是他被冠以“超凡脫俗”、“飽受爭議”的潛臺詞。生活于“愛情規(guī)范”之中的人們，可以善意地去“理解”和“寬容”同性戀族群的生存權力，但這種善意中卻常常暗含著等級與霸權，并不具備與張的觀念對話的基礎，更難以揣摩他所承受的生存壓力。誤解是多重的，這些誤解可能與他在舞臺上的表演同樣的曖昧莫明。張國榮曾含蓄而審慎地聲明自己是“雙性戀”者，他也曾策劃過一個自己的電影，以敘述對愛的理解?；蛟S他想說明，因著他的率性與不羈，最終能超越人類理性的自我設限，抵達人性中本真的愛。但我更愿意推測，借程蝶衣形象以自稱的“人戲不分，雌雄同在”，正是張國榮用生命構鑄的一個意義結構。他拒絕“程式化”的表演，拒絕“復制”藝術――拒絕“take two”，他調動自身生命的資源去創(chuàng)造藝術，又在藝術創(chuàng)造中探問著生命的意義與可能，這使他成為一名罕見的“演員作者”，他甚至將個體生命的終結，設計為最后的出演。他賦予了“戲夢人生”的生存狀態(tài)，一種全新意義的文化反思。張國榮在其藝術理念中，明確地傳遞出相當前衛(wèi)的“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化態(tài)度，而他又具有十分自覺的“精英”意識，認可“創(chuàng)造性”為藝術的永恒價值。如同他跨越了性別之界、人戲之分、生死之域，他也洞穿了我們關于“大眾”與“精英”的兩分壁壘，顛覆了我們對流行文化的成見――包括顛覆了我們關于“文化沙漠”的看法。如果能夠認可“文化英雄”這一概念，我想，他當之無愧。

　　從某種意義上說，欣賞張國榮、認識張國榮、感受張國榮，是一種奢侈，一個境界，也是一種能力，而解讀張國榮，在今天，或許是一種壓力、一種奢望，但更是一份責任。

　　仔細品味張國榮的辭世所引起的震蕩，將會發(fā)現(xiàn)它含有一種極為特殊的性質，即它是相當“私己化”的，它直擊著每一個個體的心靈。借用“榮迷”們的一種極致的又頗為直白的表述是：它不同于親人的離去、父母的離去、甚或精神領袖的辭世，而更像是：我們個體生命的一部分的流失，或升華。它是一個遙遠的而又發(fā)生在我們身邊的事件，它是一個私己的、可以觸摸的靈魂。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張國榮是以他的表演人生，同我們展開著個體的心靈對話，這其中，有著強悍的人文力量。以他說法是，他用一顆心，交出自己最好的狀態(tài)，同時，他也呼吁他的觀眾，回饋一顆真誠的心。這使我們悟到：當我們說“文化符號”的時候，它也是有生命的，一如我們自己，如同我們這些平凡的人生。自四月以來，張國榮給予我們的最重要的啟示或許是，他發(fā)掘了流蕩于民間的、充溢在普通人心靈中的人文的力量。他向我們提出這樣的質疑：為什么在我們“文化研究”中，眾多的“批評”、“闡釋”，只能是一種對他人理論的重寫？批評，是批評家們以語詞、概念為載體，探索世界、探索生命的方式，是批評家們的生存方式，在什么意義上它更是？

　　或許，我們的確不應過于地“理性”化，只記得某種“理論操作”的過程，而忘記了人文學者應當持守的“人文精神”。

　　亦或許，我們還可以扣問自己的心靈：面對張國榮，我們是否真的，無言以對？

　　謹以此問，紀念尊敬的張國榮先生。

這篇文寫的很好，所以很希望大家都能看看，道出了一些我想說但不知道該如何說的話。到現(xiàn)今，張生已經(jīng)走了有19年了。他在現(xiàn)在很多人們的眼中是模糊的，甚至被扭曲的形象。對他的評價，人們大大貶低，忽視他的作品貢獻以及文化影響力，一些話說出來，現(xiàn)今會被認為狂妄，我連我父母說的關于他多火的評價我都不敢說，現(xiàn)今很多人對他曾經(jīng)有多火并沒有概念，再談他的藝術，我也只能沉默，只能轉載更專業(yè)的人士評價。關于他個人的成就，甚至有些榮迷為了“謙虛”，說出了其實張生**方面并沒有這么好，難道這么這樣別人會以為你在謙虛嗎？不了解的人只會信了，反而損了哥哥聲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