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楊官寨遺址是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中國聚落考古“三山一水”初步比較

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胡義成(陜西省社會科學院)

摘要:在公認“中華文明多源論”的前提下，“三山”(華山、龍山與紅山)被不同考古學家視為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作為仰韶文化(華山)中的佼佼者，距今6 000～5 000年前的西安楊官寨遺址雖然目前還未全部發(fā)掘完畢，但從各方面看，包括其地出土陶祖，足以確證其即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而與其同時的紅山遼西牛河梁遺址體現的則是落后于西安楊官寨遺址的女權文化，郭大順教授的“主要實證”及“一人獨尊”說等均難成立。至于龍山文化雖然出場時濃妝驚艷，但是畢竟珊珊來遲，不足以構成對西安楊官寨遺址作為中國文明首源象征地的挑戰(zhàn)。綜合比較“三山”，顯然西安楊官寨遺址堪作中國文明首源象征地。

2012年7月12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課題組公布了10年研究的初步成果，表明已建立起各地區(qū)公元前3 500年后中華文明源頭的考古文化年代序列，其中名列首位的中華文明源頭是遼西牛河梁遺址，西安楊官寨遺址(以下簡稱“楊址”)未受到足夠重視［1］。本文為表異議而撰。

中國考古學會前理事長蘇秉琦教授在其代表作《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中，曾風趣地用“泰山”代指山東蘇北龍山文化，用“華山”代指關中、豫西和晉南一帶的仰韶文化，說山西陶寺文化是此二“山”加“北方”3個“根”的結合體，此“北方”是指包括牛河梁遺址在內的燕山之北紅山文化［2］。本文副標題中“三山”即借用蘇老此語，確指中國公元前3 500年前后的聚落考古文化研究中大體同時的這3個北方地區(qū);“一水”是指以環(huán)太湖為中心的東南沿海文化，如良渚文化等。它的發(fā)展水平很高，但鑒于其在時間上顯然遠后于“三山”［1］，故本文存而不論。而“三山”均被不同考古學家在共認“中華文明多源論”的前提下，分別視為中華文明首源，其中，蘇老和他的學生郭大順教授是“紅山派”代表者［2-3］;李學勤教授和王震中研究員是廣義的“龍山派”(包括河南)代表者［4］;當年發(fā)現豫西仰韶村遺址的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和已作古的一些老一輩考古學家，則是“華山派”［2］。目前，美籍華裔歷史學家何炳棣先生、陜西考古學家石興邦研究員和張?zhí)於餮芯繂T也是“華山派”代表者［5-7］，并力主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在西安，可視為“華山派”中的“西安派”，“華山派”中的“河南派”如今也頗具影響。

上述分歧源于學者對文明產生判定的標準不同，任何文明的產生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表現為從量變積累到質變突現。對此，蘇老曾提出了中國古代文明產生的“古文化—古城—古國—方國—帝國”序列理論［2］，并認為最早具備“古國”特征者才是中華文明源頭［2］，被學界許多人認可。李伯謙教授還把此理論與文明起源研究中從英國丹尼爾“四要素”理論向最新的“聚落考古”推進的趨勢相結合，使中華文明起源理論進一步科學化［8］。本文特別注重其中“聚落考古”、聚落周邊自然生產力研究成果及其文化推論。

一、華山:楊址是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

本命題的建立，一據楊址周邊聚落結構形態(tài)的研究成果及其文化推論，二據楊址周邊自然條件和當時由它決定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研究成果及其文化推論，三據楊址文明要素發(fā)育狀況。

(一)仰韶文化后期楊址周邊聚落結構形態(tài)突變

張?zhí)於餮芯繂T撰有《渭河流域仰韶文化聚落狀況觀察》一文，以仰韶文化中后期(即廟底溝時期和半坡晚期)楊址周邊聚落群結構和形態(tài)迅速發(fā)展乃至巨變的資料，包括廟底溝文化時期它有“快速發(fā)展”，已發(fā)現了楊址以及彬縣水北遺址200多平方米類似“四坡重檐式原始殿堂”的“大房子”等;在半坡晚期，又發(fā)現了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關中鳳翔縣水溝遺址等，其中后者分布范圍當時“極為罕見”，竟達100萬平方米以上，還發(fā)現了三合土鋪地建筑，表示已“出現了高規(guī)格建筑相對集中分布的變化”，“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有點類似于龍山時代及其后的大城套小城格局”，表明當地“社會分化的幃幕已經拉開”，出現了“文明的初階”［7］。從張?zhí)於魑目芍?，楊址周邊在廟底溝時期已形成了處于當時發(fā)展高端的古聚落群，在其下還有大量中小古聚落群，涌現出楊址這樣的超級“中心聚落”順理成章。

由于楊址未完成發(fā)掘，故張?zhí)於魑闹惶帷笆状伟l(fā)現了廟底溝類型的大型環(huán)壕聚落”，是關中“中心聚落”，并未細展其他。后來，張?zhí)於餮芯繂T進而定性楊址是“早期的都邑”［9］，認識更深了。其實，僅從楊址周邊水溝聚落100萬平方米遺址以及其中三合土建筑群看，半坡晚期的楊址確已堪當“文明初階”實物證據。更何況，從其聚落內部結構看，楊址不僅有“在全國實屬罕見”的長達1 945米的完整環(huán)壕，環(huán)壕挖出了11萬立方米的土，表明當時已有“在全國實屬罕見”的類似工程指揮中心的權力機構;其東北段還有疑似“墻基”的遺存，顯示它可能是當時“在全國實屬罕見”的城址;北部“陶祖”表明其地早在廟底溝時期，就由女權社會向男權社會過渡［10］;出土的鏤空人面飾覆盆狀陶器和涂朱砂人面殘?zhí)掌?，經推斷是遠古祭器，與《史記》關于黃帝在此“郊雍上帝”的記載密切扣合，以明顯直接的“二重證據”揭示出楊址作為“黃帝故都”曾有的大型禮儀活動［11］;其南半坡晚期的陶窯和窯窖等組成的制陶作坊，更從經濟層面表明了當時社會分工出現，“一部分家庭專門從事陶器的制造業(yè)”，陶窖則“說明財產私有觀念的出現和強化”［12］;大量窯洞的出土也表明，楊址部落較易解決民眾居住難題，大大有利于生產力提升［13］;分布范圍達80余萬平方米的楊址橫跨廟底溝時期和半坡晚期，暗示當時當地基于黃土地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確實不低，足以維持較多人口長期定居等等。作為“黃帝故都”的楊址也是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應無疑義。這與黃帝是“人文初祖”的大量文獻記載和傳說也完全吻合。

李伯謙教授曾指，考古界有學者認為，仰韶晚期一些地區(qū)文明已經形成，也有人否定此說，癥結在判斷文明形成的標準不一［8］。從楊址周邊聚落發(fā)育狀況和楊址內部文化結構看，仰韶晚期的它確已進入“文明初階”，雖然它具有很強的原始性，但是人們總不能在初生嬰兒長出胡子后，才承認其出生權。

(二)楊址周邊當時自然條件和生產力發(fā)展水平

如果說張?zhí)於餮芯繂T側重從周邊聚落形態(tài)巨變和內部文化結構角度分析問題，那么美籍華裔歷史學家何炳棣先生則側重從楊址周邊自然條件和當時更多由自然條件決定的自然生產力發(fā)展水平，考察關中作為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問題。在筆者看，這個角度從另一層面深刻切入了問題的本質。以國家雛型出現表征的文明起源，畢竟只是生產力發(fā)展在上層建筑中的一種表現而已，其“主根”在生產力發(fā)展水平;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不可能產生在一個自然生產力水平很差的地域。“純考古學家”有時可以忽略這一點，但文明起源研究者就不能在這里“犯糊涂”。

何炳棣先生是從關中黃土地帶具有“自我加肥”性能及其決定的關中“自始出現的就是村落定居的耕作制度”開始其思考的［5］。在他看來，非“自我加肥”之地，當時是不可能出現村落定居耕作制度的?！拔┯凶允技词亲晕已永m(xù)的村落定居農業(yè)，才能解釋何以陜西渭水流域沿諸小河兩岸仰韶文化遺址分布竟能如此密集;何以仰韶聚落的設計，不但有為其氏族集會的中心大房子和其周圍為居住而建的小房屋群，而且還有窖穴、陶窯和整齊的氏族墓地。理應順便一提的是:只有在累世生于茲、死于茲、葬于茲的最肥沃的黃土地帶，才有可能產生人類史上最高度發(fā)展的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5］。這一段話中所說附圖(省略)，即由陜西省考古研究院石興邦研究員提供［5，13］，從中可知，楊址周圍自我加肥的黃土地帶和由它決定的地域生產力發(fā)展較高水平，形成其地古聚落特別密集;其地聚落密集程度甲于中國，構成了楊址作為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的聚落發(fā)展基礎和首要秘密。中國當時各地均不具備這種條件，故均難出現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

如何炳棣先生所指，“純考古學家”往往忽略文明起源研究中的自然生產力問題。關于牛河梁遺址是文明首源象征地之斷便是如此，見本文后述。

(三)楊址文明要素的出現和積累

英國丹尼爾的文明起源三要素(5 000居民以上的城市、文字和復雜的禮儀中心)理論，未必能夠全盤套用于中國。夏鼐先生除強調“國家”出現外，還加入了冶金技術和商業(yè)、宮殿遺址等［4］。楊址雖尚未發(fā)掘完畢，但如前所述，從其文明要素產生積累的情況看，它作為中華“文明初階”當之無愧。一是有當時“在全國實屬罕見”的權力機構，即“國家”雛型;二是有私有財產;三是有城址跡象，從其環(huán)壕圍起的面積達24萬平方米［12］看，居民達5 000以上不成問題;四是有多種祭器，足以證明它曾是復雜的禮儀中心;五是已有商業(yè);六是雖今尚未出土“大房子”、大墓、冶金技術和文字，但其周邊此前和大體同時的聚落已有之(半坡之文字刻劃符號、姜寨之銅、彬縣水北之“大房子”、靈寶西坡大墓)，推知繼續(xù)發(fā)掘楊址很可能有或者部分有這些文明要素。

以上數端，足以確證楊址即中華文明首源象征

地。由此看來，安特生以中原仰韶文化為中心探索中國文明之源［2］，直感準確，中國當代考古學繞了一圈還得回到這個出發(fā)點。這就是“否定元否定”。

“楊址首源說”目前還面臨如何科學而恰當處理與“河南派”的關系問題。在現代中國考古學中，“中原”本來就包括關中、豫西和晉南，且以關中為核心［2］，但在目前陜豫晉分省條件下，作為整體考古文化區(qū)的中原往往可能被令人啼笑皆非的“省域意識”所模糊肢解。“河南派”問題的出現，即其一征。蘇老曾說“中原古文化”概念“還說不上是經過科學論證的考古學術語”［2］，實際也是在深層學術面上觸及了這一問題。目前科學處理的原則，首先應依科學精神在考古思維中完整定義作為整體文化區(qū)的“中原”范疇，即應嚴防其被“省域意識”肢解，也要通過確立楊址首源地位而提升豫西遺址考古學檔次。第一，“河南派”主據是靈寶西坡遺址［14］和密集于三門峽—洛陽—鄭州一線的24處超過40萬平方米的仰韶文化大型聚落遺址［15］。在楊址未出土前，它們驚艷全國，可以理解。但在楊址出土后，就應在以楊址為核心聚落的“中原”范疇內“互補共贏”地思考陜豫遺址關系?！昂幽吓伞庇姓撜咴诳脊艑W意義上把河南完全等同于“中原”，孤立地突現西坡即“黃帝故都”，鄭州西山即“黃帝城”，無視楊址堪為“黃帝故都”而西坡、西山只是“陪都”或“離宮”的可能，似應完善［11］。第二，從房屋圍繞中心布局、陶器形制大體同于關中、時段稍后且規(guī)模不及楊址看，西坡、西山等豫西遺址都可能是楊址部族東移發(fā)展并吸收龍山文化要素的結果。既然楊址為首源象征地，則西坡、西山等已進入文明社會應無疑。李伯謙教授認為西坡尚非文明社會［8］以及西坡考古報告說該地“無濃厚的宗教氣氛”［14］，未顧楊址，也令人生疑，應可再議。第三，楊址未出土前，豫西諸大型遺址震驚學界，連2003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都主依西坡遺址等設計立項［16］，可以理解。該課題前期主要以豫晉為核心考察范圍，后期逐漸擴展，但在楊址出土后，其地位至今未引起應有重視，顯然不妥。如果說中華文明源頭“關中一元論”確有片面，應被“中華文明多源論”取代，那么“中華文明多源論”后來被推向忽視關中或當時“關中落后論”，就是沿著正確方向多走了一步［13］。首倡“中華文明多源論”的蘇老生前楊址未出土，他說仰韶文化后期豫西先進于關中［2］，雖事出有因，但今天看來就是多走了一步。在此背景上，才有鄭州西山遺址群文化“是中原地區(qū)最繁榮的仰韶文化”之類的提法［17］，應予完善。

二、紅山:遼西女神廟并非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

文明只能伴隨著男權社會的誕生而出現，史前女權社會絕非文明時代。遼西女神廟遺址規(guī)模是楊址的3倍，壇廟冢臺一體，但卻表現著典型的女權社會文化，這是它并非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的主因。對此，筆者在《新探西安作為黃帝“鑄銅(鼎)地”和“都邑”》一文［13］中已有細述，包括對女神廟系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之首倡者蘇老之見解有所商兌，并根據蘇老嚴肅的治學精神，假設他生前如知楊址，很可能會改其見解。本文則主要商榷蘇老學生郭大順教授在明知楊址時仍重申乃師見解的《追尋五帝》一書。

《追尋五帝》在女神廟遺址并不表現女權社會文化問題上特別費神。郭大順教授提出，女神廟作為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的“主要實證”，是其地有男性大墓，存在“中心大墓墓主人‘一人獨尊’的王者身份與地位”［3］。而仔細捉摸，筆者發(fā)現他在論述該址13處積石冢中4處被發(fā)掘時，一般避談其中心大墓墓主人性別，只在論說第五地點之“一崗雙?！睎|側圓型冢時，才明確說該墓“墓主人為一年齡為50余歲的男性”并附圖片，又說隨葬物表明其“當為一掌握神權的巫者和宗教主”［3］。由此推知，已發(fā)掘的其他大墓墓主人可能均系女性，與近旁的女神廟相呼應。當然，這些大墓與中、小墓確實表現出已形成社會階層分化，但它并不能確證女神廟遺址體現著男權社會文化，更不能證明當地“一人獨尊”的王者存在，因為《追尋五帝》作者并未對比該遺址各中心大墓并確定何墓“一人獨尊”。因此，所謂“中心大墓墓主人‘一人獨尊’的王者身份與地位”就不能確立，只能說當時社會出現階層分化。其中，第五地點東側男性墓主人也只是一些中心大墓女主人中的一位“另類”，何況其墓在諸中心大墓中的地位并不突出，表明其地位并非王者。這一孤例不能改變該遺址總體體現女權社會文化的主基調，更難形成該遺址存在“一人獨尊”的男性王者的結論。

女神廟遺址并非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另一重要的證據是，其地“主梁的梁頂”之“最顯要的位置”，不是男神廟宇而是女神廟［3］。其地發(fā)掘出的所有神像雕塑，均系女性。在此背景下，郭大順教授仍堅持此女神廟遺址體現著“祖先崇拜”［3］，確可再議?！白嫦取倍种械摹白妗弊钟疫叺摹扒摇迸?，就表征著“祖”之初義為男性［18］;在中國歷史文獻和傳統中，特別是在公元前3 500年前后時段的黃帝文化中，所謂“祖先崇拜”只能是崇拜男性先輩［19］，它與男權發(fā)展、財產私有初現和兒輩繼承密切相關。可見，當時的女神崇拜絕非“祖先崇拜”。

郭大順教授硬要把女神廟解釋為“祖先崇拜”，就應當提出充分論證，包括應當對自己反駁公認的“‘祖先崇拜’起源于父權社會”之論提供充分證據，應充分說明此處作為“先妣”的女神，為何變?yōu)椤跋茸妗?處于女權社會向男權社會轉型之際，何以此處女神廟不是女權社會文化的表征，反而成為男權社會才出現的“祖先崇拜”的體現?其論斷有無其他考古學資料旁證?等等。不圓滿回答這些問題，關于女神廟之“祖先崇拜”說就難確立。在筆者看來，郭大順教授堅持此種明顯的錯判，原因就在為了證成女神廟遺址表現著當時先進的男權社會文化，而不是落后的女權社會文化，并進而把它與當時先進的黃帝文化掛鉤。令筆者吃驚的是，這種掛鉤竟通過硬把女神廟里的女神直接說成黃帝形象的承擔者而形成［3］。眾所周知，炎黃是古中國跨入男權社會的第一象征［13］。在女權社會向男權社會轉型之際，其形象無疑應該由男性神祇加以表現;硬把此女神說成黃帝形象的承擔者，令人莫名其妙。由此也可推知，郭大順教授依此堅持或提出的“黃帝時代的活動中心，只有紅山文化的時空框架可以與之相應”［3］，仰韶文化只能對應于黃帝之前的神農氏［3］，“黃帝族本是在燕山地區(qū)土生土長的一個部族”［3］等命題，也可能均難成立。何況，這些命題基本與古代文獻記載不符，故也不合“二重證據法”要求。

上述拙文還對比了楊址與女神廟周邊自然生產力及其決定的聚落形態(tài)結構狀況，指出前者自然生產力甲于全國，后者自然生產力狀況均落后于前者［13］。近有論者也從兩地農作物結構大異，進一步論證了這一點［1］。應當說，這才是后者并非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的根本原因。筆者發(fā)覺郭大順教授不僅對此種文明出現的“根本原因”毫不考慮，而且反復宣講中華文明起源于宗教等精神活動的命題［3］。筆者無法理解，中國文明怎可離開較優(yōu)越的自然生產力狀況而單憑遼西貧瘠深山中的精神活動而誕生?!如此理論指導，難免會有偏差?？脊挪┪飳W家許進雄先生就依據大量史前考古事實說過，“在中國，國家組織的建立和農業(yè)的高度發(fā)展，可以說始終是極為密切的關系”［20］。無視這種極為密切的關系，顯然不妥。李伯謙教授還從女神廟文化具有“神權重于王權”特征的角度，說它被“王權重于神權”的中原仰韶文化淘汰勢有必然［16］，其實也是對郭大順教授之“女神文明先進論”的駁議。至于蘇老提出所謂晚出的中原文明是在紅山文明影響推動下才形成的“次生型”文明［2］，郭大順教授提出的紅山文化曾“向中原進軍”［3］等論斷，可能均系誤判?？梢哉J為，嚴文明教授堅持的“中原‘花心’論”至今無誤［21］。

上述拙文還對楊址出土之陶祖體現出的男權文化和女神廟體現的女權文化進行了比照，兩者孰先進孰落后一目了然(拙文由于重排注釋者之誤而對郭教授觀點轉述有不準確處，特糾正并致歉)。令人欣慰的是，蘇老的另一弟子、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張忠培教授不僅明確主張女神廟表現著女權社會［22］，而且還傾向于“華山派”［14］。

三、泰山:濃妝驚艷，珊珊來遲

極負盛名的考古學家李學勤教授說過:“龍山文化群體，是中國文明形成的基礎”［4］。這使人們在“探源”時不能不格外重視以大型城址、城堡眾多而著名的龍山文化。李伯謙教授還認為龍山文化已超越“古國”進入“方國”階段［8］，王震中研究員和何德亮先生也加以呼應［23-24］。中國文明的這個源頭，一登場就濃妝驚艷，使人對之刮目相看。

不過，李伯謙教授明確界定龍山文化總體“在仰韶文化之后”［8］，學界呼應［25］。還有學者指出，早在數十年前，龍山文化源自仰韶文化即被確認［26］，應當可信。這就意味著，她雖濃妝驚艷，畢竟珊珊來遲，故非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

作為中華文明兩大源頭，華山與泰山之間夾著河南。傅斯年先生的“夷夏東西說”［27］及中國東西兩種文化交融于河南之說是對的。問題是，貶低關中文明地位的郭大順教授又以鼎豆等西傳為例，一反傅斯年先生“東勝西之事少，西勝東之事多”的論斷［27］，提出了“東勝西”的論斷［3］，包括說仰韶文化后期“東勝西”使豫西發(fā)展程度優(yōu)于關中［3］。此論斷的潛臺詞是當時關中落后，也系誤判［13］。應當說，當時豫西是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的楊址首先向東輻射文明的接受地，此時豫西靈寶西坡、鄭州西山等文明可能局部先進于楊址;因為稍后強勢崛起的“泰山”和“一水”又向西、向北輻射文明，豫西又接受了來自東方、南方的文明成果。這種“東西互勝”中的“西勝東”，后來還演變?yōu)椤叭A山”之子周公首開仁道，“泰山”之子孔孟續(xù)譜新章，終于鑄就中華文明儒學脊梁。

徐良高先生說“紅山文化的女神雕塑在后來各文化中均不見”［10］，的確引人深思。從近年史前巖畫研究成果看，被李伯謙教授稱為“玉文化圈”的“紅山”、“泰山”和良渚等［16］，其文化代表之一的巖畫后來以紅山地區(qū)為匯集點，通過白令海峽傳播到了南北美洲［28］，可能是南北美洲印地安文明的基因;而非“玉文化圈”的“華山”［16］之關中，迄無巖畫留存，卻通過周秦漢唐奠定中華文明骨架。遠古發(fā)生的史實很可能是，非玉的仰韶文化在政治上最終戰(zhàn)勝了“玉文化圈”并大大擠壓了后者的發(fā)展空間，迫其遠遁美洲。歷史已經對傅斯年先生“西勝東”的論斷有所肯定。

四、結 語

總而言之，從中國聚落考古“三山”文化初步比較研究情況看，龍山雖曾“濃妝驚艷”，但在呈現時間上稍后于華山;紅山則在社會發(fā)展階次上落后于華山，二者均不足以對楊址作為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的構成挑戰(zhàn)。顯然，只有楊址堪作中華文明首源象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