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犯罪的歷史分析：清代同治朝巴縣竊盜案件之研究 會議記錄

? ? ? ??? ? ? ? ? ? ? ? ? ? ?? ?中研院近史所2022/3/10

講者介紹

????本次學術演討會講者是咱大學長 近史所的巫仁恕研究員，主要研究方面為貼近日常生活的議題，如明清消費與物質文化，以及城市史研究。著有專書《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2007）、《游道：明清旅遊文化》（2010）、《激變良民：傳統(tǒng)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2011）與《優(yōu)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閑消費與空間變遷》（2013）、《劫後「天堂」──抗戰(zhàn)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2017)。上次在臺北大學參加近代城市工作坊時，教授提及自己近期在研究《巴縣檔案》的偷盜問題，本次應該可以算是該問題的成果報告。(當天睡過頭，本來要去現(xiàn)場聽的QAQ)? (就這是一篇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342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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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關於本次講座主題「日常犯罪的歷史分析」的問題意識，在研究主題上，竊盜案件作為人類歷史上最為傳統(tǒng)的犯罪類型，卻在過去的歷史學界不被重視，或不夠充分；而時間上十九世紀中葉的清代中晚期研究，學界也常重視大規(guī)模的動亂，如太平天國、捻亂等等，進而忽略日常犯罪事件；此外史料缺乏也是重要的因素，如若要研究類似的問題常會聚集在筆記小說、話本等材料。不過在有新史料《巴縣檔案》的情況下，則有辦法彌補犯罪過程運作的缺憾。此外，若從法制史、法律社會史、歷史犯罪學、物質與消費文化，城市史與都市社會學等多角度分析歷史上的犯罪，或可有新的研究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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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接著介紹《巴縣檔案》及其相關成果，該史料的時代跨度長，內容豐富，相較來說更為細緻，而且貼近社會時態(tài)的第一手史料。但這部分的史料在海外比較難取得，所以在早期研究主要根據(jù)四川省檔案館所整理的《巴縣檔案》史料匯編，時間跨度以乾隆、嘉靖、道光三朝為主。而本研究所用的同治朝《巴縣檔案》，來自於專門研究中國社會史的京都大學名譽教授 夫馬進教授提供借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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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關於《巴縣檔案》的研究成果，在法制史中該檔成被用來探討法制史的司法審判與訴訟制度，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則常被用來研究社會經(jīng)濟史的相關議題；在社會史方面，受到黃宗智與夫馬進教授影響，社會史也往法律史方拓展，關於該檔案的研究從兩方面向匯流，並轉向至法律社會史研究。比如《巴縣檔案》多被利用在反映州縣級司法審判的實態(tài)，以及州縣衙門行政與基層組織運作，夫馬進教授指出在18到19世紀的發(fā)生的變化，即同治朝的巴縣與乾嘉時期存在明顯的差異，前者很多案件草草了事，或者有頭無尾的案件，後者則是仍然保持官方權威，案件比較會被處理，此點即反映一世紀以來官員的權威下降，地方社會逐漸往契約與訴訟的社會發(fā)展。又或是法律社會史的研究上，討論關於訴訟制度與訴訟社會，或胥吏與衙役是否是健訟的惡源，或民間調解、法律審判與第三領域(和解領域中介角色，如團練、保甲)，或工商業(yè)團體與組織的角色，比方說邱澎生大學長關於運輸業(yè)、官商業(yè)的相關研究，可見19世紀官商業(yè)團體自主性提高，或婚姻型態(tài)與婦女角色，如一妻多夫、婦女的另一種生存策略等，以上大多集中在討論「戶婚田土」的問題，探討竊盜的問題反而不多，但有趣的是，這類小刑事案件，反而是史料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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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其次關於本次專書會用到研究理論介紹：歷史犯罪學(Historical Criminology)的應用，歷史學者與社會學者的共同關注，即將視野放在社會結構、社會機制、組織運作，及其功能的演變等問題以解釋人為何要犯罪，比方說使用涂爾幹的「迷亂理論」(筆者按：工業(yè)革命後舊有的道德衰退，但新的道德尚未形成時，當事人產(chǎn)生偏差行為，如犯罪、精神不正常和不道德等。擴充解釋的話，任何人朝著社會目標，如金錢及名利等奮鬥，然而卻因在合法途徑上無法達成這目標時，就會導致「迷亂」的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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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分析，不只在意大事件的影響，也要分析犯罪者的能動性、犯罪動機與當下的理性抉擇；討論能夠賴以為生且風險小日常犯罪活動理論；或是情境犯罪預防理論等，監(jiān)督者不在場與個人的犯罪傾向，即犯罪者容易出現(xiàn)在避免留下證據(jù)之地方，同時使沒有人能夠監(jiān)督的時候，這也是古代常強調財不露白。從物質與消費文化的學術議題來看，過去學界討論消費社會的形成，常缺乏一般社會階層物質消費實例，因為缺少一般人消費的實際目錄表的史料。而巴縣檔案中有關於常民與富人的失竊物品紀錄，以此回應大分流的開端問題，討論中國是否在18-19世紀發(fā)生消費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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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會學與城市史的角度，城市化、城市空間與犯罪的關聯(lián)。芝加哥學派柏吉斯主張高犯罪率的地區(qū)常是在商業(yè)周邊的過渡性的地帶，及退化區(qū)域，或是所謂的貧民窟。該學派的後繼者認為城市內青少年犯罪集中在過度帶，此區(qū)的居民心理挫折與社會價值不穩(wěn)定等，都是造成犯罪的溫床，以上即所謂社會解組理論，從上面角度來審視同治朝重慶地區(qū)的犯罪熱點在何處？以及相關的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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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巫教授介紹書稿的各個章節(jié)大要，此處筆者認為教授的新書也快出版了，因此先簡單講述幾個章節(jié)大要，(或可以後直接去看教授的專書)。本書第一章〈清代竊盜法律的規(guī)範與懲罰〉，討論清朝法律的規(guī)範中的用語與法意的界定：如「律」中對於首從、累犯、計贓論罪；「例」對於積匪猾賊、暴力、身分、場所、親屬倫理、贓物種類、窩賊、官佚失職；審理教範中對於累犯的認定、起出贓物、真犯與誣扳等問題。第二章則討論竊盜案的處理流程與知縣斷案的考量，而且出現(xiàn)憑團理剖的現(xiàn)象，及透過團練和解或調解取代直接審判；官員對於百姓報官後的處理與考量，如盡量防止誣告，能讓百姓和解就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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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同治朝巴縣竊案發(fā)生的背景因素〉受到太平軍擾動、重慶教案、米價高漲與城市化的速度等因素，使得同治六年以前竊盜案件較往後來的高。第四章與第五章則分別是關於竊盜犯的身分與犯罪動機與犯罪型態(tài)，前者論及貧窮者容易偷竊，貧窮人群聚行為會產(chǎn)生犯罪的鼓勵性。如果是固定收入或工商業(yè)者中發(fā)生的竊盜，則會是情境式偷竊，比如發(fā)生在家庭中雇主與傭人之間的竊盜案；後者據(jù)統(tǒng)計入室行竊、扒竊與闖空門較常出現(xiàn)，迷竊、乘勢(戰(zhàn)亂)偷竊，會有但較少發(fā)生，而偷竊好發(fā)時段為考期、趕集、婚禮節(jié)慶。而竊賊在被抓到之前的銷贓管道，如當鋪或市場，甚至還有偽裝成開設客棧的窩賊之家銷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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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則是關於被竊事主的身分與報案選擇，被竊的事主商人與擁有中人之產(chǎn)者居多，即身家財產(chǎn)在數(shù)十兩到數(shù)百兩之間的人，反而較少有上千兩的事主，因為後者會備有家丁。至於失竊者對於報案的選擇，常會因為贓微(失竊物價值不高)、歲暮(官員要過年案件不受理，官府封篆)、風險(農村失竊案得遠赴縣城報官)，進而放棄報官成為犯罪黑數(shù)。第七章則從贓物來看地方的物質消費，這部份可能會須考慮「失單」的真實性，比方說法規(guī)(贓微不審理)、人情(對多報者的同情) 等，再來物品的收藏與社會分層化相關，經(jīng)濟力提高的階層的消費商品、政治地位決定其頂層、消費身分群體的文化商品等。同時失單物品也跟流行時尚物件、外地生產(chǎn)品、洋貨的普及化有關。第八章，則是討論犯罪與城市關係，不同於芝加哥學派對於邊緣區(qū)犯罪率高的假設，巴縣都市商業(yè)區(qū)核心區(qū)較容易發(fā)生?；蚩蓞㈤單兹仕　蔷皞堋捶缸锱c城市—清代同治朝重慶城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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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最後討論本書的結論，除了竊盜犯罪的本身結構性因素之外，如太平天國之亂、重慶教案的騷亂、糧價上升、快速都市化等因素外，從犯罪者的自述來看，符合迷亂理論後繼者的理論詮釋。關於犯罪的形成與社會變遷，即犯罪史本身的問題?？梢苑从硶r代的社會變遷，從被竊者的身分與職業(yè)來看，工商業(yè)經(jīng)營者數(shù)量較多，反映歷經(jīng)商業(yè)化的發(fā)展；消費社會的發(fā)展，中間階層的物質收藏，數(shù)量更多，種類也更加多樣化，十九世紀仍持續(xù)存在；城市化的特徵，隨著重慶城市化的程度加劇，竊盜案也增加，並且明顯出現(xiàn)在商業(yè)中心與行政中心，城市建築與竊盜犯罪也有關聯(lián)，以及反映城鄉(xiāng)之間的差距。此外關於犯罪嚇阻機制與效果，犯罪者有更多的嚇阻機制，例如嚴刑重罰、或累進處罰的機制。但從巴縣檔案中的迅速性(犯罪產(chǎn)生到判定刑罰處理時間的長短，愈短愈能對潛在犯罪者達成威嚇效果)的角度來看，在判案過程中是有速審速決的傾向，以和解為主要目標，一如官箴書所強調，但實際上大部分審判案件的處理時間過於漫長(筆者案：畢竟要前現(xiàn)代化國家在沒有戶口機制的情況下抓人，實在有點難)；再從確定性(觸法者遭逮捕與懲罰的肯定機率)，百姓因前文所述理由選擇不上報官府，竊盜者也難被抓捕。因此在這兩因素下，形成「徒法不能以自行」的情況，即使刑法過於嚴厲，但刑罰的不確定性與無法迅速處理的缺點，都較難形成嚇阻理論中所希望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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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犯罪與城市的研究可以參閱?

巫仁恕、吳景傑〈犯罪與城市—清代同治朝重慶城市〉[2] 以下為摘要

????本文以清代同治朝巴縣的竊盜案件為例，從多個角度探討19世紀中葉犯罪行為與城市化之間的關係。當時重慶的城市化程度達到19-20%，城市內發(fā)生的竊盜案件占整體竊盜案件的比例，也從18世紀中葉的19%，上升到33%。重慶城市內竊案集中在城內的5個坊，皆是商業(yè)中心與行政中心。城市內入室偷竊的主要手法是破壞門扇，而鄉(xiāng)村的竊案則是破壞牆壁為主，這與城、鄉(xiāng)環(huán)境的差異有關。此外，城市內各類房屋的形式也有其弱點，以致容易遭竊。至於城市內竊盜案件的失物，比起鄉(xiāng)村，有更多高價、多樣化的物品，顯示城、鄉(xiāng)之間在物質消費水平上的差距。城市內充斥著開放店鋪與人來人往的客棧，使得成為竊盜標的物的可見性與可接近性高過鄉(xiāng)村。在城市內設有防範竊盜的機制，即柵欄與坊捕，然而防範效果並不理想。因此許多事主的呈詞就把矛頭對準捕役，認為捕役與竊賊串通，但從重慶的實例看到「蠹捕」包庇竊賊與賊犯勾結的例子並不多。以上結果顯見城市化的發(fā)展影響犯罪的發(fā)生。

附錄：引自近史所網(wǎng)頁之摘要

????竊盜犯罪毫無疑問是人類社會中最傳統(tǒng)的犯罪類型，然而受限於史料與分析方法，過去歷史學界對這類犯罪類型的探討顯得不夠充分。十九世紀中葉的清代中晚期，因為川楚白蓮教與太平天國運動等大規(guī)模的動亂，吸引了大多數(shù)史家的目光，從而忽略了其它小型像是竊盜這類日常犯罪事件。本研究利用四川省《巴縣檔案》以彌補史料上的缺憾。在研究方法上，嘗試從法制史、法律社會史、歷史犯罪學、物質與消費文化，以及城市史與都市社會學等多元的角度來分析竊盜犯罪的現(xiàn)象，同時又注意到從十八至十九世紀中葉的變化，由此呈現(xiàn)朝代興衰、社會變動與犯罪發(fā)生的複雜交錯。

[1] 巫仁恕、吳景傑， 〈犯罪與城市——清代同治朝重慶城市 竊盜案件的分析〉，《臺大歷史學報》第67期（2021.06），頁7-53。

[2] 巫仁恕、吳景傑， 〈犯罪與城市——清代同治朝重慶城市 竊盜案件的分析〉，《臺大歷史學報》第67期（2021.06），頁7-53。

後記

當你被超多報告追著跑的時候，還願意花時間寫會議筆記，就代表報告不夠多(絕對不是)是因為再不去寫就來不及了，之後的東西會越來越多，而且人會忘光內容，其他教授回饋部分，才因此省略，我忘了0.0。週六向我借網(wǎng)路事事後感謝已心領，但我真的沒時間跟心態(tài)回復，有看到這篇的話，請先見諒，我可能就先掛在那裏吧？最近都在看戀上換裝娃娃，我就宅 030，喜多川 超讚

累哇歷史2022-3-21? 臺北城南 無雨-----------------

附圖 乾隆朝的巴縣檔案圖 我就隨便挑幾張放著意思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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