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

　　自《臨時約法》為集矢之的，而世之談國情者眾。夫衡憲典于國情，寧匪可尚者，而以客卿1論國情，則捍格2之處恒多?？v其宅心立言，力辟國拘，而欲以誠摯自貢，慮其所謂國情者，究屬皮相之見，不葉于實象，所向愈切，所去愈遙。況邦國之際，利害相反者有之，使其人而褊塞陰狠者，忠于己不必忠于人，則其標(biāo)為治安之制者，安可信賴。蓋國情之不可與客卿謀也久矣。

　　今國人信為足與謀國情者，為日人有賀長雄3與美人古德諾?。二氏學(xué)詣之所造，吾不敢知。但知古德諾氏之論國情也，必宗于美，否亦美洲人目中之中國國情，非吾之純確國情也。有賀氏之論國情也，必比于日，否亦日本人目中之中國國情，亦非吾之純確國情也。幸而與謀國情者僅一美人一日人耳，而新約法之毛顏已斑雜二種。設(shè)更得黃金百萬，開館筑臺，延納列國博士，相與辯析天口?，文擅雕龍?，抵[扺]掌而論吾國情，時勢潮流之所推移，群眾狂暴之所釀煽，一人意志之所專恣，所能容與斟酌于國情者之量幾何？將亦為天下挾策干時之士?裂矣。夫非筑室道謀?之類乎？

　　往者有賀氏倡為總統(tǒng)內(nèi)閣制之說，以迎當(dāng)?shù)?，而憲法之風(fēng)潮以起，吾儕已驚其立言之異趣矣。而新約法頒布之頃，古德諾氏復(fù)有《新約法論》?刊于北京各報，所論是否諧理，姑不置辯，以新約法為物，無吾儕管窺法理之余地，獨其所謂國情者，不能無疑焉。

　　氏之論國情也，要謂吾民俗重視家族，淡于政治，自昔無選舉制度，似謂國情如此，行代議政治有所未安者。吾嘗思之，中國自唐虞之世1?，敷教明倫11，親九族12以協(xié)萬邦，家族之基，于以確立，聚族為村，有禮俗以相維系，國家權(quán)力之及于民者，微乎渺矣。百年而上，尚純以放任為治，征賦折獄而外，人民幾與國家無涉，國權(quán)之及于民也輕，故民意之向于政治也淡。然歷代君人者，必以省刑罰、薄稅斂為戒，其民始相安于無事，否則揭竿四起矣。尤以宅國大陸之中，閉關(guān)自守，歷有年所，初無外力之激迫感[撼]動，而家族制度之鞏固，亦足以遠(yuǎn)卻國家之權(quán)力，故此狀保持獨久，民情亦因之稍異，斯誠近似。而今則何如者？近世國家政務(wù)日繁，財政用途亦日增，人民負(fù)擔(dān)之重，已非昔比。于是“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之聲愈高，而爭獲參政之柄者，亦不惜犧牲身命以求之?；勒冎蓙?，直可謂為因賦稅之加重而起也。中國海通而后，亦競立于列國之林，財政用途之?dāng)U張，不惟不能獨異，而以屢逢創(chuàng)挫，國力益微，養(yǎng)兵賠款，窮索編氓，維新以來，負(fù)擔(dān)益重。夫前之漠然于政治者，以國家權(quán)力之及乎其身者輕耳，今則賦重于山矣，法密于毛矣，民之一舉一動，莫不與國家相接矣！縱懸厲禁以閼之，民亦將進索政權(quán)而不顧，乃謂其不習(xí)于代表政治，退抑之使仍聽命于行政者意旨之下，此實逆乎國情之論也。茍能返吾民于上古榛莽之域，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于我者13，雖無國家可也。即不然，取于民者有限，法令不如今之繁，賦斂不如今之重，使民不聞?wù)q可也。奈世無茲大力者堪與時勢抗耳。抑氏不云乎：“官吏誅求過苛，民不堪命，故群起而抗之，然人民對于政治之權(quán)力，舍此固無他術(shù)也?！狈蛉?，當(dāng)此負(fù)擔(dān)加重之時，吾儕乃謀所以避其反抗之道，欲以代議政治行于吾國，以免于禍亂，而氏必欲保吾已往之國情，必欲使吾民舍群起反抗無他術(shù)焉。吾不識制憲法衡國情者，將以求治乎，抑以蓄亂乎？

　　氏論最奇者，莫如“人民生計至艱，無參究政治之能力”，及“其人民既不習(xí)于代表之政治，而又有服從命令與夫反抗苛虐之積習(xí)，一旦改數(shù)千年專制之政體，一變而為共和，欲其晏然無事，茍非其政府有維持秩序之能力，蓋必不可得之?dāng)?shù)矣”。吾之國民生計，日瀕艱窘，無可掩諱，然遽謂其至于無參政能力之度，吾未之敢信。蓋所謂生計艱者，比較之辭，非絕對之語，較之歐美，誠得云然，較之日本，尚稱富裕，胡以日人有參政能力，而我獨無也？此則大惑不解者矣。共和國民之精神，不外服從法令與反抗苛虐二者。蓋共和國之所由建造，大抵為反抗苛虐之結(jié)果，而其所以能安于共和政治之下者，則必有服從法令之精神。今氏指斯二者為吾之國情民性，虞其不能晏然于共和之下者，抑又何也？且國無間東西，政無分共和、專制，政府要宜具有維持秩序之能力，此政府之通性也。共和國既不能獨異，亦非特因吾之國情而需乎此者，氏以忠于國情過篤，竟忘其為政府之通性，何其率也！

　　言國情者，必與歷史并舉，抑知國情與歷史之本質(zhì)無殊，所異者，時間之今昔耳。昔日之國情，即今日之歷史；來日之歷史，尤今日之國情。談憲法者，徒顧國情于往者，而遺國情于近今，可怪也。吾以為近今之國情，較往昔之國情為尤要，蓋憲法為近今之國情所孕育，風(fēng)云變色，五彩旗翻，曾幾何時?漢江之血潮未干1?，盟誓之墨痕宛在1?，共和政治之真義，尚未就湮，人且棄之若遺。如古德諾氏者，至不惜掘發(fā)歐洲古代之文辭故事于亡國荒冢之中，以章飾新約法，謂國家即帝國其質(zhì)，元首即終身其任，亦無妨于共和之修名，惜氏所知者僅于Republic1?之一字耳。使更有人以周人逐厲1?之事相告，則論共和先例者，當(dāng)更添一奇觀矣。傷時之士，見有賀氏議論，怦然心動，至謂以地勢相連，遂成今果，無善法以彌此憾，惟深望識時之彥，常往來歐美。嗚呼！歐美人之言，豈盡可恃哉！求國情于外人，竊恐此憾終難彌耳。

署名：李大釗

《甲寅》雜志第1卷第4號

1914年11月10日

附：

《甲寅》雜志編者按語

　　按此篇著社已久，前期幅滿，為手民倉卒抽出，未及排入，深以為歉。然文中所含真理，歷久不渝，且古氏之論，惡果甚深，正賴有人隨時匡救。作者或不以出版之遲速為意也。編者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