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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懂了江湖義氣,你就讀懂了中國人

2020-10-07 09:24 作者:新周刊硬核讀書會  | 我要投稿



?主講?|?馮慶

?編輯 | 程遲


硬核讀書會第七次“硬核講座”的主題是“中國人的江湖義氣”。


現(xiàn)在流行的國風、仙俠,上世紀流行的武俠小說、黑幫電影以及無數(shù)的歌曲,都不約而同地表達了中國人對傳統(tǒng)社會“江湖”的眷戀與向往。


那么多作品都在表達“江湖”和“義氣”,但是它們真正的含義是什么,中國歷史的哪些經(jīng)驗給予了它們至今仍然旺盛的生命力?


似乎人人都能對“江湖義氣”說上點什么,但是走進了,只看見一片寫意的模糊。


我們請到最近剛出版《中國人的義氣:詩化江湖及其政治經(jīng)驗》的中國人民大學講師馮慶,為我們細細講述中國人如何制造“江湖”和“義氣”,而它們又如何改變了中國人。


本文為講座文字稿,經(jīng)主講人審閱后發(fā)布于硬核讀書會平臺。


何為“江湖”,何為“義氣”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馮慶,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美學專業(yè)的教師。我的書《中國人的義氣——詩化江湖及其政治經(jīng)驗》近期出版,我也借著這個機會和大家聊一聊中國人的“江湖”和“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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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國人經(jīng)常把“講義氣”掛在嘴邊,這是一種常見的語言現(xiàn)象。這個詞的日常含義相對而言是比較明確的,但是我們又很難從學術的角度給予一個科學的定義,也很難把它翻譯成外語,所以我試圖做的工作就是澄清這個詞在具體歷史語境下的意涵。


主講人馮慶所著《中國人的義氣》,2020年5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我要首先談一談的就是江湖問題。因為我們一般說的講義氣這樣一種倫理現(xiàn)象,大多發(fā)生在江湖這種現(xiàn)實經(jīng)驗當中。江湖其實是一個非常難以理解的概念,很難翻譯成外語。


通過對這兩個概念的澄清,我試圖傳達的是一種中國人的獨特政治經(jīng)驗,再以此反映中國人在人情世故上的一些基本的經(jīng)驗和智慧,然后審視它可能帶來的一些對我們當下生活的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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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是一個典型的碼頭城市。/圖蟲創(chuàng)意


我是一個重慶人。在重慶這個碼頭城市的環(huán)境下,形成了一種碼頭文化,其他很多的碼頭城市,比如長沙、上海、武漢、廣州等等,都有類似的碼頭文化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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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碼頭文化氛圍比較濃重的地方,大家都能夠耳聞目睹許多關于所謂的江湖的故事。這些江湖的故事,說白了,其實就是一些徘徊在社會的邊緣的人群的故事。?


賈樟柯有個電影叫《江湖兒女》,其實講述的也是同樣的故事。我們的大眾文化當中,尤其是青少年大眾文化當中,充滿了對于江湖的想象,在小說、音樂、電視連續(xù)劇當中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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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樟柯的《江湖兒女》,就講述了“江湖義氣”在當代中國社會中如何體現(xiàn)。圖/豆瓣


對于我們八零后、九零后這一代人來說,我們從小受到港臺傳入的江湖敘事的影響,比如通過金庸的武俠小說,通過香港的電影、電視劇,包括一些流行音樂,它也會給我們帶來許多關于浪漫化的江湖的一些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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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實真實的江湖往往是被主流社會排斥的。其中也會映射出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把江湖進行了浪漫化、文學化、藝術化的處理,把它搬上熒幕,或者寫成小說,然后給青少年看的這樣一個現(xiàn)象,其實就叫做“詩化江湖”,就是我這本書的副標題要表達的一個遺憾。


我想要去研究的就是詩化江湖到底意味著什么,講義氣這樣一種倫理行為,在其中是一個核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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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書里的話來說,江湖是一種現(xiàn)代的公共法理,難以下滲的社會網(wǎng)絡,其實對于我們在社會轉軌期間狀態(tài)的直觀體驗,我們在碼頭城市文化當中經(jīng)常能體會到這種江湖的氛圍,尤其在重慶,在西部一些老工業(yè)城市,或者城市和鄉(xiāng)村的結合部,這樣一些地區(qū)、小鎮(zhèn)當中也能體會到這種經(jīng)驗。


這種經(jīng)驗中國人一說就很明白,但是你跟外國人講是很難的。在中國,江湖并不見得就是完全無法無天的狀態(tài),它是一個模糊地帶,是一種在有法和無法之間的徘徊狀態(tài),它是農耕文明向城市文明發(fā)展的過程中產(chǎn)生的過渡性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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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政治處境和我們現(xiàn)實中,從改革開放以來出現(xiàn)的一些游民群體,有很大的關系。所以我們看到所有的江湖故事、江湖的藝術作品,講述的幾乎都是游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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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游民呢?我們在近現(xiàn)代史視野中可以看到,康熙年間以來,中國人口突破一億大關。這造成了一個巨大的變化,就是中國的大部分農業(yè)人口無法在土地上安頓,他們必然會四處遷徙,四處流浪。


有些人會背井離鄉(xiāng),甚至是闖關東、下南洋、走西口等等,有些人進入了城市,他們成為了游民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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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洋的福建人。圖/維基百科


游民階層一旦去到一個嶄新的、迥異的生活空間當中,就會想辦法抱團,形成一個新的游民共同體。


舉個例子,當年很多人從內地漂流去了香港,他們去到香港之后,就會形成以同鄉(xiāng)會、宗親會這種機制為中心的一個新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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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和西方的浪漫主義的文學題材這種美學思維很接近,中國現(xiàn)代轉軌的過程,其實也是一種浪漫化的過程,也就是游民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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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現(xiàn)實當中,這種生活并不見得多么美好,因為它意味著與自己土生土長的土地截然分離,從家族、宗族當中脫離而出,在一個陌生的環(huán)境當中打拼,而不得不通過與其他的同鄉(xiāng)、朋友,以講義氣的方式形成一種類血緣共同體,就是彼此之間沒有血緣,但是可以結拜為兄弟,或者結拜為姐妹,然后形成一種類似于有血緣關系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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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說白了,就是一些幫會之類的東西,它其實是游民生活當中一種不得不為的現(xiàn)象。但是在藝術作品當中,它被美化,被加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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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從美學角度要說的,并不是這種實實在在的江湖秩序的好和壞,我們不談論那個層面的東西。我們談論的是為什么有人從文學和藝術的角度來表達江湖,并且要制造出一種詩性化的、審美化的江湖體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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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江湖”


眾所周知,中國人現(xiàn)在談到江湖,至少在大眾文化的領域當中,會想到金庸、古龍奠基的武俠文化,包括我們現(xiàn)在很多青年朋友們很喜歡國風。


國風這種概念從哪里來呢?當然是從八九十年代以來一直影響我們的港臺武俠、仙俠這些風潮當中,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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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出版的《神雕俠侶》封面,用寫意的山水畫風格表達了“江湖”的概念。圖/維基百科


那么為什么武俠的江湖審美元素能夠影響那么多中國人呢?其實里面有一種倫理的、一種審美的觀念在起作用,那就是講義氣。


講義氣能讓一個人的形態(tài)、儀容變得更加美好,也就能讓一個角色變得更加偉岸,變得更加高、大、全。其實就是通過這種倫理的內核,它賦予了江湖人物卓越不同的審美的一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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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氣為什么是一個審美元素?我們知道,“義”這個概念在儒家傳統(tǒng)的語境當中,并不是最高層次的倫理,比如說像仁、忠、孝,這些概念的根基性或重要性更強。但是“義”這個概念,往往在游民文化當中是一種帶有組織性或者系統(tǒng)性的倫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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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jīng)過了兩千多年儒家觀念的洗禮,中國人對于仁、義、禮、智、信等等觀念的認可,可以說是根深蒂固。但是在民間的江湖文化當中,講義氣,加了一個氣字,這個氣其實是和人的身體節(jié)奏有關。


了解儒家文化,必須從《論語》入手,楊伯峻的《論語譯注》是對論語的權威闡釋之一。圖/豆瓣


講義氣,就是說,你不必在心中過一遍這個大道理,但是你的身體、你的血氣,直接的讓你做出了某種反應。也就是說,所謂的講義氣,是一種日常的,已經(jīng)潛移默化在你的身體節(jié)奏當中的一種倫理要素,這就是我這本書當中比較理論化的一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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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一種講義氣的行為呢?我在書里面就尤其強調,這和民間教化的藝術手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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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中國文化普及率不高的時候,大多數(shù)人不識字的時候,要讓更多人受到一種儒家式的倫理教化的規(guī)訓,肯定不能靠大范圍的講大道理,而要靠戲曲、小說這樣一些藝術手法,就是民間文藝。


當時的說書人就會跟大家講一個故事,講一個段子,或者給大家唱一段曲兒,用這種方式,他要講述一個讓大家能夠喜聞樂見、耳熟能詳?shù)囊粋€記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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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劉關張?zhí)覉@三結義,這就是一個記憶點,大家就把它記住了,它的畫面感、情節(jié)感很強,是一個非常經(jīng)典的故事,圍繞這個故事就可以衍生出許許多多的儀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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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三結義”的故事已經(jīng)深深地刻在中國人關于“義氣“的想象里。圖/豆瓣


在中國有俯拾即是的關公崇拜,很多學者甚至說,關羽才是中國的第一神明,這個話不是開玩笑,在任何華人的地方就有關公,不管你是從事哪一行、哪一業(yè),你都會看到有人在拜關公,這就說明關羽的形象和意義,和游民文化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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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海外華人游蕩在海外,他必然要用這種“義”倫理去和陌生人打交道,而這個當中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自我規(guī)訓,就是你自己得發(fā)現(xiàn)有些事情你不能做,這些事情可能會給你造成許許多多的負面影響,所以說首先是自己做好;然后是和別人處好關系,這其實就是講義氣這個倫理當中的一個核心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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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說,在小說和戲曲當中經(jīng)常會講到水滸傳的故事,會講一些兄弟情誼。兄弟情誼也是個很重要的概念,它把這種歷史的故事講了出來,讓這些目不識丁的游民能夠盡快地被感召,成為有義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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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在哪里能夠看到這樣一種傳統(tǒng)的小說——比如說,以前說書先生講一段故事,老百姓聽了之后就把它記住了,在哪里能夠看到這樣一個傳統(tǒng)的延續(x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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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鼎記》的故事,是金庸對于“江湖義氣”對底層民眾規(guī)訓的一種總結。圖/豆瓣


我舉一個例子,金庸在他的封筆之作《鹿鼎記》當中就說了一個很有趣的段子,《鹿鼎記》的第一回并沒有講述小說的主角韋小寶,而是在講明末清初時一些大儒遭到清兵的迫害,后來陳近南這個江湖幫會的創(chuàng)始人拯救了他們。第二回才出現(xiàn)韋小寶,也就是《鹿鼎記》的主人公,那么韋小寶出場的時候,他在干什么呢?是怎么描述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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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揚州市上茶館頗多說書之人,講述三國志、水滸傳、大明英烈傳等等英雄故事,韋小寶聽書聽得多了,對故事中英雄好漢極是心醉,眼見此人重傷之余,仍能連傷不少鹽梟——這指的是茅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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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茅十八重傷的時候還能有英雄本色,就對茅十八產(chǎn)生了仰慕之情。重點是后面這句:韋小寶以前聽了很多書,書中英雄常說的語句便脫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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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下之意就是,在一種民間小說和戲曲的熏陶和教化之下,韋小寶這樣一個目不識丁、缺乏教育的底層游民,依然能夠在恰當?shù)臅r候做出一種講義氣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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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情節(jié)正好是金庸為自己這種小說寫作提供證明、論證:我為什么寫小說呢?因為我寫的小說能夠讓很多目不識丁的游民、底層大眾,也能夠獲得一些教育。什么樣的教育呢?教你怎么做人,怎么成為一個講義氣的人,起到一種正面的倫理道德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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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小寶這樣一個人在市井中長大,也能夠被熏陶成一種身體層面的講義氣,那么,其他人看金庸的小說,其實也能夠被他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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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性格,被金庸融在韋小寶身上。圖/豆瓣


金庸其實有一篇散文專門講韋小寶這個人,他說:“我一定是將觀察到、體驗到的許許多多的人的性格,主要是中國人的性格,融在韋小寶的身上,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適應環(huán)境、講義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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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認為,韋小寶這樣一個底層游民有兩個層次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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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是適應環(huán)境,一個游民去到陌生的環(huán)境,他能夠馬上適應,這其實就是中國的游民階層,它具有這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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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特征就是講義氣。比如他說韋小寶加入天地會之后,接受了中國江湖人物的道德觀念,不過,這些道德觀念與士大夫、讀書人信服的那套不一樣。江湖上唯一重視的道德是義氣。


金庸說:義氣兩字,春秋戰(zhàn)國以來,任何在社會上做事的人沒有一個忽視。那么什么是在社會上做事的人呢?其實說白了就是江湖中的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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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充滿了風險的陌生社會當中——也就是江湖中,每一個人都必須好好做人。韋小寶就是金庸特地塑造出來的一個好好做人、能夠游刃有余地在陌生化社會當中生活的人,甚至是能夠功成名就的一個人,不管是在廟堂還是在所謂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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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說白了,就是講義氣這樣一種倫理,在金庸的最后一部封筆之作當中拔高了。金庸之前的小說里面有很多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或者說是那些“俠”——不管是道家的還是儒家的俠。


但是韋小寶顯然不是一個俠,他唯一一個道德上的優(yōu)點就是講義氣。也就是金庸把一切傳統(tǒng)儒家給予的東西都剝離開之后,還有一個東西無法剝離,就是講義氣。


這也就說明,不管你是從詩化的角度,還是從現(xiàn)實的角度來說,這種倫理是不可或缺的。


近代的“幫會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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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年輕的時候有所謂的錄像廳經(jīng)驗。


大家可能都去過錄像廳這樣的場所,里面放的影像有一類就是香港的幫會電影。我后來專門做過一個香港幫會電影的研究,試圖搞清楚,為什么香港人和部分臺灣人喜歡拍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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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淺顯的理由,比如說有很多電影人可能有這個背景,但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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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根本的原因在于,香港本身是一個游民城市。香港很多的文化人,文化的生產(chǎn)者、創(chuàng)作者,他們本身就是游民,比如說電影人張徹,還有剛才提到的小說家金庸等等,都是從內地離鄉(xiāng)背井去到香港,他們自身就是游民,只是是有知識的游民,就是所謂的游民知識人、江湖知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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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蕓蕓大眾,更是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游蕩的、不安的生活體驗,他們在陌生的城市當中或或多或少會意識到,自己要團結起來。


團結起來要依靠什么樣的一種倫理機制呢?就得是講義氣了,所以就得有一種藝術的、文化的描述來告訴他們怎么講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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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會有很多文化人寫小說、拍電影,來講述這種中國游民社會古老的講義氣的組織方式,很多香港的黑幫電影當中都會有儀式,有各種各樣對于幫會文化的描述,它在不斷地重復晚清民國以來,幫會文化和現(xiàn)代都市文化之間的傳承和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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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有很多糟粕,有很多和現(xiàn)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東西,但同時在拍攝和講述這些故事的時候,這些東西又會被賦予一種神秘的光暈,使它誕生出一種讓人格外陌生,卻又熟悉的審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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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峰的《黑社會》是對幫派文化和“江湖義氣”的一種反思。圖/豆瓣


舉一個例子,杜琪峰的《黑社會》。這部電影里就充滿了對幫會文化的渲染和表征。不光是這個,更早的時候,比如說八十年代的電影《洪門三柱香》,其實完全就是在講述洪門這樣一種秘密社會,講述當年的地下幫會、江湖社團,講述它內部的儀式、機制,包括一些秘密的手勢、暗語,茶碗陣等等。大家看到我這本書的封面就是幾個茶碗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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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中國辛亥革命其實也依靠了兩支重要的力量,一個是會黨,一個是新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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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黨,就是像天地會、洪門這樣一些秘密社團;新軍是另外一個系統(tǒng),是曾國藩、李鴻章以來的地方武裝,這個也不用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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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會黨是重要的社會革命的有生力量,在毛主席對中國各階層的分析當中也提到了流氓無產(chǎn)階級、流氓無產(chǎn)者,其實就是這里講的游民的組織,就是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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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周的《中國秘密社會史》,講述了辛亥革命和幫會的關系。


當時一些跟孫中山搞民主革命的日本人,比如平山周就寫過一本書,叫《中國秘密社會史》,這本書的序言是大學者、大革命家章太炎寫的。章太炎在里面就講到,會黨、幫會這個系統(tǒng)能夠成為進步力量,其實就是利用江湖中這些人物的力量,然后來推翻滿清政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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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其實在近現(xiàn)代歷史當中曾經(jīng)有光榮的一面。在后來許多帶有傳奇色彩的演繹、故事、電影、小說當中,他們會呈現(xiàn)出一種悲劇英雄般的形象,他的儀式、儀禮也會在一種美學的表達當中延續(x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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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圍城》這部電影,講述的就是社會上各種人物推進革命的故事。圖/豆瓣


但是,在現(xiàn)代社會當中,這些東西往往也顯得格格不入,尤其是其中這樣一種講義氣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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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過杜琪峰的《黑社會》,里面有一個人物叫大頭,這個人動不動就要背幫規(guī),比如私劫兄弟財物,必將死在萬刀之下,這是當年的洪門三十六誓,這是幫會中的一些誓詞、幫規(gu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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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現(xiàn)代的語境當中,在一個特別殘酷的利益博弈環(huán)境當中,講這些話就顯得格格不入,顯得很傻,但同時又讓人很感動,它其實是一種很古典的審美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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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在這些香港電影當中,談論黑社會中的道義、講義氣,或者說兄弟情誼等,我們知道有很多作品,比如吳宇森的《英雄本色》,強調的就是很古典的一種講義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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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宇森的《英雄本色》,強調很古典的一種講義氣的方式。圖/豆瓣


在這之前就是他們的師父張徹,張徹幾乎每一部作品都是在講述“義”的問題,它往往是和英雄人物的犧牲,和他大義凜然地為兄弟,或者為更高的目標而犧牲的這些行為分不開。比如狄龍、姜大衛(wèi),他們那時候的銀幕形象就是那種為兄弟兩肋插刀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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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它往往是以一種很陽剛、很美好的、雄性的、男性的身體來呈現(xiàn),包括李小龍的身體。香港武俠電影、功夫電影,其實是男性的身體,陽剛的、威武的、健壯的身體,和講義氣這種內核緊緊地綁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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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關云長關公的身體這樣一個形象,他和一種挺拔的、崇高的、講義氣的品格結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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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來的香港電影《古惑仔》中,這種講義氣的形態(tài),就和青春叛逆的沖動,和身體的節(jié)奏又結合在了一起。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xiàn)象。


《古惑仔》是青年一代對“江湖義氣”理解的代表。 圖/豆瓣


但是我們會發(fā)現(xiàn),經(jīng)歷了張徹的電影,包括后來張徹的弟子們如《英雄本色》這些作品,再到更后面九十年代中期的《古惑仔》這些作品之后,香港有更多的導演開始拍反義氣題材的電影,出現(xiàn)了很多反江湖題材的作品,他們對于講義氣這樣一種倫理進行了反省和批判。像《江湖告急》、《一個字頭的誕生》,都帶有黑色幽默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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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張徹、金庸、古龍奠定的那種浪漫主義的游民江湖文化、講義氣的文化,就會讓位于這樣一些反江湖敘事,傳統(tǒng)的義氣敘事遭到了質疑、追問,和再度的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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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琪峰的《黑社會》其實就是這樣一部典型的電影,包括它的第二部《以和為貴》,更顯著地表達了對義氣這種倫理的質疑,以及跟義氣相關的男性氣質,和與之相關的江湖的規(guī)章制度的文化,這些都遭到了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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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上,只要還是游民社會的生存狀態(tài)、江湖的生存狀態(tài),義氣的機制就很難徹底地抽離。因為它意味著,你在當中沒得選擇,行事必然要去依據(jù)這樣一種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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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毒》用更為藝術的方式表現(xiàn)“義氣”這一主題。圖/豆瓣


所以說各種各樣的導演和藝術家依然還會以各種方式堅持著對傳統(tǒng)、義氣和現(xiàn)代價值觀的有機整合,我們可以看到后來《掃毒》這樣一些電影,也是在表現(xiàn)兄弟義氣,但它可能更藝術。


音樂中的“江湖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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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們在一些音樂當中,也能感受到這種義氣的審美風格,比如黃霑的作品,這是一種講義氣的、江湖的音樂,比如滄海一聲笑、男兒當自強,這些音樂的雄性氣質非常顯著;同時,它也和個體自由這種豪情,一種有擔當?shù)捏w主義品質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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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樂層面,我們能看到一個更高層次的推進,就是把這種游民文化當中的講義氣,逐漸地推到更高層次的、現(xiàn)代人的公民美德的層面,這個也是一個值得去琢磨的話題。我在書當中也有一些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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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唱歌手Gai的歌曲里,有非常明顯的“江湖義氣”指向。圖/豆瓣


比如我們今天很流行的年輕人的文化當中,說唱文化當中也有所謂的江湖流說唱,這是這些年出現(xiàn)比較多的現(xiàn)象,其實也反映了我前面講過的,對八九十年代以來香港江湖文化的一種自覺的繼承,同時也是對三國、水滸這些更傳統(tǒng)的文化的自覺繼承??偠灾?,這個傳統(tǒng)沒有斷裂過,并且還在不斷地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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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如果對上述這些話題感興趣,可以去我的書里尋找更多的細節(jié)和例證,里面還會涉及到對于張徹、徐克、杜琪峰的電影,包括對黃霑的音樂,以及很多愛國歌曲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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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這些案例當中試圖發(fā)掘的東西,不僅僅是江湖文化到底是什么、詩化江湖到底是什么,也不僅僅是講義氣究竟意味著什么;我還試圖去尋找一種華人能夠瞬間在身體層面反應出來的共情機制,由此我們可以展開一系列關于社會共同體凝聚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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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這本書其實要思考的,是我們中國人應該在什么層面,能夠實現(xiàn)更加廣闊的、更加有情有義的一種情感共同體,這是我一個更為宏大的理論抱負。但我不知道我到底做到?jīng)]有,可能這本書只是一個開端,也期待在跟各位的討論中,幫助我進一步去思考一些更深層次的理論問題和歷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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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提問


1、您提到碼頭文化、幫派文化和社會經(jīng)濟因素,是不是可以把中國的“江湖”和意大利的黑幫做個比較,似乎它們都被藝術浪漫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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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這個問題我特別喜歡,確實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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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教父》這種電影出來的時候,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給六七十年代美國的意大利黑幫洗白,其實也是要把它的形象給詩化。但它詩化的邏輯很有趣,它是要宣傳這種黑社會家族具有某種傳統(tǒng)倫理的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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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講述美國意大利黑幫家族的經(jīng)典可以與中國的“江湖”做對比。圖/豆瓣


它確實也有這樣一個層面,只是這個傳統(tǒng)倫理是基于人性的普遍性,就是基于父慈子孝,或者兄弟的血緣關系。它不像中國人,講沒有血緣關系的人之間的一種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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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西方人所重視的這種浪漫化,我們也不能稱之為江湖,就稱為地下秩序吧。它更多的是要凸顯出其中黑暗的一面,以及其中人性的扭曲,和最后艱難的抉擇。比如說阿爾帕西諾演的小教父就是這樣的狀態(tài)。它也反映出當時波譎云詭的黑幫斗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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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浪漫化其實是要反映這些東西,而不會像中國人一樣,把非血緣的人之間的情感機制講得非常到位,也不會去表現(xiàn)男性身體的美感。所以大家看到,老教父也好,小教父也好,都是用西裝把自己的身體緊緊包裹起來的。但中國的武俠就會脫衣服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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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中國人有戲曲的文化,這是表演性質的文化。我們說“三國演義”,“演義”,是要把“義”給演出來。怎么演呢?為什么要演出來呢?因為它面對的游民階層,是很難通過大道理,通過抽象的義理得到感化,而是要通過直觀的形象,通過身體的表演被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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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國的這些江湖電影、武俠電影,都是直接用身體表演一個故事,表演一種大義凜然的姿態(tài)等等。


其實就跟吳天老師的《向前的記憶》中所寫的,和向前沖這個身體姿態(tài)非常有關系。這種東西很直觀,很簡單,但同時它能夠深深銘刻在你的腦海里,留下深刻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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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jīng)驗史”系列的另一部作品,吳天的《向前的記憶》。圖/豆瓣


這和西方的黑幫電影所帶來的刺激感是不一樣的。西方的黑幫電影,拼殺搏殺都是靠熱兵器,《教父》也是這樣。后來不管是昆丁的電影,還是斯科塞斯的電影,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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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國即便用了熱兵器,它也是把冷兵器給熱兵器化了。比如吳宇森拿著兩把槍,但是這兩把槍其實是兩把刀,它就是古代游俠的兩把刀,或者獨臂刀。其實這種章程是從古典的戲曲,從戲臺上的表演方式中延續(xù)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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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國的這些武俠電影,它打斗的時候是打得比較慢的,也是從戲曲當中吸收了營養(y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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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說它的刺激性沒有晚近的動作片那么劇烈生猛,但是實際上它帶來的儀式感更強,也讓人能夠更加深刻地記住這些姿態(tài),包括英雄殉道的姿態(tài),為義氣兩肋插刀、最后犧牲的姿態(tài),這些都流傳了下來。這就是中國講義氣的電影美學的一個核心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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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果從更加長遠的歷史角度來說,西方的黑幫文化源自于文藝復興以來城鎮(zhèn)當中的家族文化。比如說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它其實就是一個黑幫家族,它在意大利威尼斯城邦當中,能夠占據(jù)強大的政治主導地位,就在于他們家族比較蠻橫,就像黑幫一樣無惡不作,但同時又有錢有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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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奇家族的畫像。圖/維基百科


西方很多文學作品當中也有這種黑幫情結。在17、18世紀,資本主義剛剛開始上升的時期,城市的游民相當多,有很多犯罪小說,或者說是游民小說、流浪漢小說,其實反映的都是這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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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它們大多都是帶有現(xiàn)實主義色彩的。比如說寫過《魯賓遜漂流記》的著名的笛福,他還寫過一本書,叫《摩爾·弗蘭德斯》,講述的就是一個女性底層游民一輩子在犯罪邊緣試探的過程,同時她的生活過得非常慘。它就是描述從農業(yè)文明向工業(yè)文明的資本主義轉軌階段、資本主義的上升期,必然出現(xiàn)這種游民文化,以及與之相對應的一些文學藝術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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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很多話題,很多文學的傳統(tǒng),其實也吸收了西方這種文學的傳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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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湖”這個概念是否在今天已經(jīng)式微?好像它在移民社會里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被發(fā)揚光大。而在中國大陸,原創(chuàng)的“武俠”影響力不及港臺和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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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說得對。在民國的時候,武俠文化的影響非常巨大,在鴛蝴派(鴛鴦蝴蝶派)的武俠小說當中,包括國民黨對于革命志士的官方宣傳,也會強調這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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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什么后來這個東西它就不重要了?就在于我們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全國的統(tǒng)一,要以現(xiàn)代化的民族國家的方式來治理,因此也就注定要對這種分散不拘的游民狀態(tài)進行徹底整治。可以看到,從新中國建立以來大陸的幾次運動,都是為了把這個問題給解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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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我們記憶猶新的80年代掃除盲流的運動,對流氓等現(xiàn)象的定義,以及對犯罪的規(guī)定,到90年代的掃黃打非,包括最近的掃黑除惡,其實都是為了社會基層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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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治理不能容許有法外之地、法外之徒;雖然事實上肯定還是會存在,但是至少在法理上,在治理的層面上,在理念上,都必須對它進行規(guī)訓。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只有這樣才能維護我們民族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統(tǒng)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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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的一些地方,因為它的事實治理相對而言比較紊亂,所以這種敘事相對就會比較多一點,在港澳臺地區(qū)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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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非常明顯的游民社會的氣質。圖/香港舊照片


凡是在一個主權界限不是那么鮮明的地區(qū),它就會有大量自發(fā)涌現(xiàn)的、例外的主權現(xiàn)象、共同體現(xiàn)象出現(xiàn)。而講義氣存在的意義,其實就是為了調整諸方勢力的博弈和斗爭。香港黑社會電影中講義氣的所謂儀式、規(guī)定,都是為了解決沖突、化解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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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坐館?|?馮慶

?本期編輯?| 程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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