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初期用儒學相號召的文化教育政策，就在這樣的爭辯不定中過了三十多年。但二程之學的門人弟子，高談心性微言的學風，已經(jīng)大行其道，在年號“紹興”的三十二年間，有“程門”的再傳弟子朱熹，自己主動“上封事”（當時的密奏名稱），首先提出：“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細必照，則自然心誠意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苯又诙c，提出安內(nèi)攘夷的理論。第三點，提出政府官吏的管理治權(quán)的根本，還需朝廷的正確決策，等等。朱熹的這篇奏疏，除了他首先提出《大學》開頭的“格物致知”為帝王學的根本以外，其余所論國家天下為政之道的見解，不但現(xiàn)在看來平凡，在當時看來想必也很平凡。而且朱熹當時的官職，只是一個“監(jiān)南岳廟”的“監(jiān)官”，等于現(xiàn)在湖南衡山的宗教局長，雖然學術上已有“程門”傳人的名聲，但到底還是官卑位小，人微言輕，當然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在后世推崇朱子學說的人看來，便認為是無上的高見，因為他首先提出《大學》的“格物致知”為帝王之學，是為儒學出身的學者引起足以自豪的心態(tài)了。 其實《大學》的本文，只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并非說《大學》就是做天子的帝王學?。∷钦f做國家第一領導人的皇帝也好，做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也好，不管做什么，必須先要學好做人，以修身為本才對。至于由修身而外發(fā)為治國平天下之學，是做學問一貫的道理。并不是說，必須要出來做官，做事業(yè)發(fā)財，甚至要做國家的第一領導人，當上皇帝才是“明德”的學問??！否則，著作《大學》的曾子，他自己為什么不出去做皇帝，而且也不肯隨便去做官，做事業(yè)發(fā)財呢？ 總之，學問修養(yǎng)是一件事，做皇帝或做官或發(fā)財，是另一件事。有學問修養(yǎng)的去做皇帝或做官做事業(yè)發(fā)財，當然是好事。但沒有學問修養(yǎng)而能做個好皇帝或好官，那也就是真學問真修養(yǎng)。有學問修養(yǎng)，不得其時而行，就不出去做官做事，自守善道，做個規(guī)規(guī)矩矩的人，或者以“師道”自居，隨緣教化后生而“止于至善”，這也正是“大學之道”的一個典型，曾子就是這樣一個人??！ 話說朱熹，他在宋高宗的時期并沒有得行其道，高宗死后，由孝宗趙昚繼位，有恢復中原之志，準備講武，設置武舉十科，并以朱熹為“武學博士”。因為他對高宗“上封事”的書中，也講過有關恢復的事，所以便給他這個官銜。但還沒有開始講武，宋朝又與金人修好談和，而且朱熹又和當時的宰相及大臣們議論不合。史載：“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然因與韓侂胄等意見不合而罷官。當宋光宗趙惇的最后一年，才再召朱熹為侍講。跟著就是寧宗趙擴繼位，韓侂胄當權(quán)，宋室朝廷也正鬧嚴禁“伊洛之學”，視之為“偽學”。因此，又罷免了朱熹的侍講和修撰的官職，再過九年，朱熹以七十一歲的高齡過世了。 總之，朱熹生當南宋新朝的初期，經(jīng)高宗到寧宗四代半壁江山的皇朝，主戰(zhàn)與主和的戰(zhàn)略紛亂，忠奸邪正的政黨相爭。他抱有以圣學匡正時弊的目的，處于無可奈何的局勢之中，但仍然堅守二程“伊洛”之學的師承，自以“主敬”的修養(yǎng)，主張“道問學”以達賢圣的宗旨，始終不變，實在也足為后世學者的楷模之一。他的一生對儒家經(jīng)學的著作不少，但最用心得力的應該算是《大學》《中庸》的章句。換言之，他把原本《大學》《中庸》另加分章編排，自作注解，但他自己并沒有說，只有我朱熹所編注的《大學》《中庸》，才是空前絕后的孔門正宗心法，后世必須以此為準。豈知他編注的《大學》《中庸》，卻變?yōu)楹笫涝髑辶甙倌陙淼挠梅侗?，用它來牢籠天下學者進取功名的思想，成為不可另有其他見解的意識形態(tài)。應該說這并不是朱熹的本心，這是元明清三代那些不學無術治國當家皇帝們的過錯，尤其是明朝朱元璋一手造成的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