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6-06 18:04·廣百宋齋

胡適刻意掩蓋陶洙售賣“甲戌本”真相

在本系列上篇《筆跡鑒定揭穿“甲戌本”偽劣本質(zhì)》一文中，陳林主要從五個方面論證了“甲戌本”的抄手就是偽造“庚辰本”的元*兇陶洙：

（1）兩個本子大量字跡在“‘斜彎勾’寫得特別長”這一筆畫特征方面完全一致；

（2）兩個本子大量字跡在常用字“特殊結(jié)構(gòu)”這一書寫特征方面完全一致；

（3）在書寫特殊結(jié)構(gòu)的常用字“輸贏”和“裝睡”時，“甲戌本”和“庚辰本”的抄手都犯了相同的錯誤，“贏”字寫成了“嬴”字，而“裝睡”則寫成了同樣結(jié)構(gòu)怪異的錯別字；

（4）“甲戌本”和“庚辰本”在書寫“通靈寶玉”和“金鎖”上的篆文時，二者寫法幾乎完全一致，而大大不同于程甲本上的寫法；

（5）馮其庸根據(jù)“己卯本”和“庚辰本”上“熙”、“卿”、“協(xié)”、“幼”四個字的特殊寫法相同，判定這兩個本子有同一個抄手參與抄錄，然而“甲戌本”上的“熙”、“卿”、“協(xié)”、“幼”四個字恰恰跟前兩個本子上的寫法完全一致。

確證了“甲戌本”就是由陶洙親手偽造的假古籍，常年籠罩在一系列“脂本”之上的眾多謎團俱可迎刃而解，陳林將在此后的系列文章中逐一詳加討論辨析。我們首先來了解“甲戌本”的回購之謎，以及胡適常年刻意掩蓋他從陶洙手中“重金”購得偽劣“甲戌本”的歷史問題。

上海博物館拒絕向上?！稏|方早報》和北京《新京報》的記者透露回購“甲戌本”的具體過程和購買價格，僅稱是從美國康乃爾大學(xué)“重金”買回來的。這個說法是公然撒謊。

2008年5月22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旅美中國學(xué)者在陳林的新浪博客上留言，簡略介紹了“甲戌本”回購的真實情況。以下全文照錄該學(xué)者的留言，其筆誤由陳林在括號文字中改正；原文未分段，為方便廣大讀者閱讀起見，由陳林重新劃分段落，特此說明。以下是該學(xué)者的留言：

陳林先生，昨日從網(wǎng)絡(luò)上搜索的時候才知曉您有自己的博客。我不知道甲戌本到底是不是你所宣稱的這樣是不值一讀的，我只想糾正一個細節(jié)。

當年胡適的一批收藏的文書，包括甲戌本紅樓夢和林則徐手跡等等，的確是委托放在我們康奈爾大學(xué)的亞洲圖書館。但是這只不過是寄存，不是贈送。

后來胡適先生的公子生病，身體不好，便問康大是否可以將這批文書買下來。當時亞洲部的主任是來自德國的一位先生，對這些東西沒有太多的留意，而且圖書館也很難再（在）那么短促的時間內(nèi)拿出許多錢來，因為各個大學(xué)的財政體系都不一樣。但總體上這是一個失誤。

后來這批資料就被臺灣方面以50萬美元的價格買走了，不是從康大買走了，而是從適之先生的公子那里買走了。后來，上海方面才又從臺灣方面買了回去。因此，這個買賣同康奈爾沒有什么關(guān)系。

因為有個從北大來訪問的同學(xué)打算和我一道兒去參觀這個甲戌本，我便上網(wǎng)搜索我們的館藏，搜不到，一看到陳林先生的博客，才知道已經(jīng)在上海了，但是以我對康奈爾的了解，80萬美元試圖買走胡適的東西，是完全不可能和不可思議的，所以今天特意攜我這位同學(xué)親往亞洲館拜訪咨詢了現(xiàn)任鄭館長，才知曉了其中是如此的一個片段。

那些報紙的記者，不求甚解，瞎說了一通，有必要糾正一下。（留言時間：2008-05-22 09:22:37）

感謝這位旅美學(xué)者提供的重要信息，陳林認為這位學(xué)者的敘述完全可信；與此同時，陳林也公開呼吁海內(nèi)外新聞界人士對“甲戌本”回購的具體過程和詳細情況做進一步調(diào)查了解，特別要弄清楚上海博物館為什么要撒謊，為什么要對“甲戌本”的回購情況遮遮掩掩，是什么人做出的重金回購決策，是什么人充當?shù)摹皩W(xué)術(shù)顧問”——如此嚴重的重金購買假古籍造成國*家重大損失的案件，不可以輕易放過，必須一查到底，追究有關(guān)人員的法律責(zé)任。

回顧歷史，由于“甲戌本”是由陶洙親手偽造的假古籍，胡適常年刻意掩蓋“甲戌本”偽劣本質(zhì)的嚴肅命題將不可避免地被人們反復(fù)探討深究。

胡適的學(xué)術(shù)成就和歷史功績中國人民乃至全世界都有目共睹，自有公論，陳林無意回避，更無意貶損胡適的炫目光彩。然而，胡適在“甲戌本”真?zhèn)蔚蔫b定問題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以假為真，對后世的紅樓夢研究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對正常學(xué)術(shù)研究造成的混亂和傷害恐怕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都難以彌補，這也是一個非常令人痛心疾首的殘酷事實。

簡單地說，陳林認為，“甲戌本”和“庚辰本”的相繼問世以及胡適對它們的堅決肯定，鑄成了中國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史上最大、最荒唐、流毒最深遠的冤案——“腰斬紅樓”。這個冤案與胡適大力提倡的“尊重事實，尊重證據(jù)”、“小心的求證”等“科學(xué)的方法”（參見胡適：《治學(xué)的方法與材料》）從精神到實踐完全相悖離。

據(jù)王湜華回憶，俞平伯在1990年去世前不久，“用顫抖的手”寫下“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難于辭達”等語（參見王湜華：《略述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都t樓夢學(xué)刊》，1991年第二輯，第217頁。）而據(jù)韋柰的回憶，俞平伯在寫下這兩句話之前不久，“一會兒要韋柰把‘脂批本’拿給他，一會兒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他一反常態(tài)，常常坐在書桌旁翻看《紅樓夢》，一看便是半個多小時”（參見王湜華：《“千秋功罪，難于辭達”》。王湜華著：《俞平伯的后半生》?；ㄉ轿乃嚦霭嫔?，2001年9月第1版，第305頁。）陳林據(jù)此懷疑——俞平伯在去世前也許猛然醒悟到了“脂本”“脂批”都是陶洙的偽造（陳林按，俞平伯的“八十回校本”就是陶洙提供相關(guān)“脂本”資料幫助完成的），俞平伯和胡適，乃至所有的“紅學(xué)家”全都上了陶洙的當，鑄成了大錯。

陳林的這一懷疑是否成立，可以另作專文詳細討論，但是俞平伯所寫“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千秋功罪，難于辭達”這毫不含糊的斷言卻可以驗證陳林對胡適“紅學(xué)研究成果”的定性并非虛言浮詞。

胡適是否一早就認識到“甲戌本”正是陶洙偽造的假古籍，但為了他“新紅學(xué)”的觀點能夠樹立起來而刻意隱瞞“甲戌本”的真實面貌，刻意隱瞞他從陶洙手中“重金”購買“甲戌本”的事實呢？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胡適“重金”購得“甲戌本”的大致情況。

1927年5月17日，游歷歐美，經(jīng)日本返國的胡適來到了上海，下榻靜安寺路1225號滄州飯店（即今南京西路1225號五星級錦滄文華大酒店原址，如下圖）。滄州飯店在當時的上海算得上是一家規(guī)模宏大的甲級旅館，擁有員工超過60人。印度大詩人泰戈爾1924年4月來華即下榻于此。

胡適來到上海后，收到北大學(xué)生顧頡剛的來信。鑒于北方政治和經(jīng)濟形勢很糟糕，顧在信中“和淚相勸”老師胡適“萬勿到北京去”。胡適接受了顧的勸諫，留在了上海，并在滬西極司菲爾路49號（今萬航渡路320弄49號）租下一棟小洋樓作寓所。

當年7月1日，胡適與原來新月社和《現(xiàn)代評論》的一群南逃故交（如徐志摩、聞一多、梁實秋、饒孟侃、余上沅、丁西林、葉公超、潘光旦、邵洵美等人）招股集資，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新月書店”，地址在“華龍路法國公園附近麥賽而蒂羅路159號”（即今淮海中路與重慶南路交界處西南的興安路）。

胡適等人又籌辦《新月》雜志（月刊），于1928年3月正式推出創(chuàng)刊號，創(chuàng)刊號上就發(fā)表了胡適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這篇影響深遠的文章。

1928年4月30日，胡適接受上海中國公學(xué)校董會的邀請，出任中公校長。

1929年，胡適在《新月》雜志上發(fā)起了關(guān)于“人權(quán)問題”的討論，胡適的系列文章對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引起國民黨的震怒。

1930年2月，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奉中央宣傳部密令，沒收焚毀《新月》雜志；5月，剛剛出版不久的《人權(quán)論集》也遭國民黨中宣部密令查禁，各報又紛紛登載要求懲辦胡適、通緝胡適的議案和消息。

1930年11月底，胡適舉家北上，終于離開了因談人權(quán)而引起眾多麻煩的是非之地上海。

以上是胡適在上海暫居三年半的大致情況。胡適在上海的三年半，對他自己和中國后來的“紅學(xué)研究”影響深遠。

1927年5月23日，胡適剛到上海沒幾天，一個自稱“胡星垣”的人給住在滄州飯店的胡適寄來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茲啟者：敝處有舊藏原抄《脂硯齋批紅樓》，惟祗存十六回，計四大本。因聞先生最喜《紅樓夢》，為此函詢，如合尊意，祈示知，當將原書送閱。手此。即請

適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啟 五月二十二日

以上信文引自《歷史檔案》1995年第二期刊發(fā)的杜春和編選的《胡適考證〈紅樓夢〉往來書信選》之五（第80頁）。信中提到的《脂硯齋批紅樓》，就是后來赫赫有名的“甲戌本”。杜春和在這封信下寫了一條長注，全文如下：

此函即是胡適在1928年寫《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及1961年寫《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等文章里，多次說他1927年夏以重金購買這部抄本時，“我當時太疏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住址，沒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部書在那最近幾十年里的歷史”而感到遺憾不已。

其實，這封信就保存在他收信的檔案夾里。原信只有一頁，為三十二開白色紅豎格八行信紙，四邊為紅五星花紋，下邊印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樣。信封也是白色，正面寫有“本埠靜安寺路投滄州飯店，胡適之先生臺啟，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號胡緘”。郵戳為“十六年五月廿三日，上海?！?/strong>

胡適購買“甲戌本”的時間是在1927年7月新月書店開張不久。胡適在《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的開篇寫道：

去年我從海外歸來，便接著一封信，說有一部抄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愿讓給我。我以為“重評”的《石頭記》大概是沒有價值的，所以當時竟沒有回信。不久，新月書店的廣告出來了（陳林按，指6月30日報紙刊發(fā)的新月書店開張廣告），藏書的人把此書送到店里來，轉(zhuǎn)交給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內(nèi)最古的《石頭記》抄本，遂出了重價把此書買了。

（宋廣波編校注釋：《胡適紅學(xué)研究資料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221頁。）

1961年5月18日，胡適在《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一文中又談到了他購買“甲戌本”的情形：

當時報紙上登出了胡適之、徐志摩、邵洵美一班文藝朋友開辦新月書店的新聞及廣告。那位原藏書的朋友（可惜我把他的姓名地址都丟了）就親自把這部脂硯甲戌本送到新開張的新月書店去，托書店轉(zhuǎn)交給我。那位藏書家曾讀過我的《紅樓夢考證》，他打定了主意要把這部可寶貴的寫本賣給我，所以他親自尋到新月書店去留下這書給我看。如果報紙上沒有登出胡適之的朋友們開書店的消息，如果他沒有先送書給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說我對一切“重評”的《石頭記》不感覺興趣，——于是這部世界最古的《紅樓夢》寫本就永遠不會到我手里，很可能就永遠被埋沒了?。?/strong>出處同上，第441～442頁。）

在同一篇文章中，胡適又寫道：

我當時太疏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地址，沒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這部書在那最近幾十年里的歷史。（出處同上，第458頁。）

胡適所謂把藏書人的“姓名地址都丟了”、“當時太疏忽，沒有記下賣書人的姓名地址，沒有和他通信”，這樣的說法自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1972年3月，周策縱在《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態(tài)度》一文中就對胡適的這種說法提出了含蓄的批評和質(zhì)疑。周寫道：“這又是一件奇事，即使姓名住址丟了，為什么連是個什么樣的人都不肯一提呢？”“我把上面這些舊事重提，決不是要否認胡適對《紅樓夢》研究的貢獻，而是覺得我們現(xiàn)在應(yīng)該趕快來矯正這種作風(fēng)了。”（周策縱：《論〈紅樓夢〉研究的基本態(tài)度》。胡文彬、周雷編：《海外紅學(xué)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第3頁。）

在胡星垣致胡適的信函被公開后，歐陽健、曲沐等人對胡適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曲沐寫道：“賣書人的姓名清清楚楚，其住址也明明白白。既然如此，胡適為什么要一再隱瞞這件事呢？是否有其不可告人的隱情？事實迫使我們不得不做出這樣的認識。我過去總認為他是‘輕信’‘上當’，現(xiàn)在看來并非那么簡單。”（曲沐：《胡星垣的信和胡適之的謎——甲戌本〈石頭記〉賣書人的發(fā)現(xiàn)說明什么》。《貴州大學(xué)學(xué)報》，1997年第1期，第61頁。）

前人對胡適的質(zhì)疑和批評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前人對胡適的說法分析得不夠細致。我們仔細推敲胡適的說法，就會發(fā)現(xiàn)胡適根本就是在撒謊。

胡星垣致胡適的信函被胡適留在了大陸，這或許能為胡適把藏書人的“姓名地址都丟了”提供一個勉強的解釋，可是這個藏書人的姓名和地址胡適完全不可能記不清楚。

這個藏書人賣書給胡適，并非一件秘密交易，而是親自送書上門，轉(zhuǎn)交給胡適。因此這個藏書人的姓名、身份、相貌、住址、意圖等具體情況，新月書店當時接收“甲戌本”的人肯定一清二楚，否則胡適怎么可能知道“那位藏書家曾讀過我的《紅樓夢考證》，他打定了主意要把這部可寶貴的寫本賣給我”呢？！

胡適如此看重“甲戌本”，出重價買下，這錢按胡適的說法自然又是托付完全可信任的人轉(zhuǎn)交給原藏書人的，這個付款的經(jīng)手人當然對原藏書人的姓名、身份、相貌、住址等具體情況一清二楚。胡適即使一時忘了原藏書人的姓名和地址，可是胡星垣的信長期都伴隨在胡適的身邊，胡適也隨時可以詢問“甲戌本”的接收者和付款者，何至于“疏忽”了一輩子呢？！

這個藏書人“胡星垣”的住址是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號，陳林通過上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網(wǎng)站查證，現(xiàn)今黃陂北路兩側(cè)當年并無“德福里”的官方正式地名，但是有一個叫“福德里”的地方，即今延安東路原1230弄，被列入《黃浦區(qū)1949～1996年湮沒的里坊弄名稱表》。延安東路原1230弄拆遷后建成了今天黃陂北路南端路口的“電信世界”大樓。

1909年，同盟會會員陳其美在“馬霍路德福里一號（天寶客棧）”設(shè)立革命黨人總機關(guān)，這個地方也被稱作“福德里一號”；1914年成立的上海泰東圖書局，以及后來“創(chuàng)造社”成員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鄭伯奇等人，也曾在“馬霍路德福里320號”駐留，這個地方又被稱作“福德里320號”。陳林認為，“德福里”應(yīng)是民間最早和約定俗成、習(xí)以為常的地名稱呼，而“福德里”則是該處官方認定的正式地名。因此，胡星垣所住的“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號”，就在現(xiàn)今延安東路原1230弄。

胡星垣所住的“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號”位置示意圖。

胡星垣所住的“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號”位置示意圖?！榜R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號”在今天延安東路原1230弄，即電信世界大樓和政法大廈中間的位置。圖中的黃陂北路即當年的“馬霍路”。

從胡星垣的住處到胡適的新月書店（今興安路），還不到1公里的距離。胡適怎么可能會忘記曾經(jīng)近在咫尺的藏書人胡星垣！

更令人感到痛苦的是——這個“甲戌本”的“原藏書人”，這個親自送貨上門的“胡星垣”，從多方面來分析，一定就是當年鼎鼎大名的“文化名人”陶洙陶心如本人，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一個人！“甲戌本”就是陶洙偽造的假古籍，“胡星垣”不論是否真有其人，這個名字不過是陶洙借的一個“馬甲”而已！

在確證陶洙偽造“甲戌本”之后，陳林在網(wǎng)上公開斷言胡星垣致胡適的信函“百分之百”就是陶洙的親筆信。2008年8月31日中午，國家圖書館工作人員于鵬隨即在網(wǎng)上公開貼出該信函的照片，試圖推翻陳林的判斷?？墒牵瑥脑撔藕P跡的書寫特征來看，這封信正是陶洙親筆所寫，完全證實陳林的判斷。我們先來看看這封信的兩張圖片：

胡星垣致胡適信函的信封照片。信封上“胡星垣”三字陳林推測應(yīng)是胡適本人的手筆。

胡星垣致胡適信函的信文照片。

這封信的筆跡粗看似與陶洙在“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上的筆跡有很大不同，可是這些筆跡呈現(xiàn)出來的書寫特征卻完全一致；“夢稿本”正文的抄寫筆跡盡管極為潦草拙劣，但其“斜彎勾寫得特別長”和大量常用字特殊結(jié)構(gòu)寫法這兩個明顯特征始終存在，與“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的書寫特征完全一致，這就是辨別陶洙筆跡的關(guān)鍵。

仔細辨認胡星垣致胡適信函的筆跡，可以看出以下幾個明顯特點：

1、從寫得比較端正的幾個字如“本埠”、“靜”、“寺”、“胡”、“適”、“啟”等來看，這個“胡星垣”有扎實的楷書功底，受過良好的書法訓(xùn)練。

2、“緘”、“藏”兩個字明顯“斜彎勾寫得特別長”。

3、“投”字的邊旁“殳”寫成了特殊結(jié)構(gòu)，“最”字也寫成了特殊結(jié)構(gòu)，跟陶洙在“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上的慣常寫法完全一致。

4、“此”字左邊旁“止”的一豎一橫連寫成“√”狀，跟陶洙在“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上的慣常寫法完全一致。

5、“路”字的一捺寫得特別長大?！耙黄惨晦鄬懙锰貏e長大”的書寫特點，陶洙在“甲戌本”上的字跡表現(xiàn)得特別明顯，如以下字跡：

鑒于以上筆跡特征，可以完全斷定胡星垣致胡適的信函正是陶洙本人的手筆。

偽造“甲戌本”的陶洙即使借用朋友之名給胡適寫信，這封信也不必由朋友來代筆，完全可以自己親筆書寫，只需對筆跡稍加偽裝即可。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情理和邏輯判斷?？墒翘珍ǖ墓P跡無論怎樣偽裝，其一以貫之的明顯書寫特征卻始終不能抹去。

致信胡適不用他人代筆，上門送書這種事陶洙就更不能讓他人代勞了，這種事他人也無法代勞。若非事主本人，這藏書的經(jīng)過如何向買主交代？這討價還價的分寸又如何把握？何況還有大量不可預(yù)知的情況可能隨時出現(xiàn)，上門送書者必須隨機應(yīng)變臨場發(fā)揮以確保滴水不漏無懈可擊，因此非陶洙本人親自出馬不可，他人根本無法代勞。

我們可以根據(jù)胡適的簡述設(shè)想一下陶洙上門賣書的情形——陶洙拿著“甲戌本”來到新月書店，胡適碰巧不在，陶洙于是跟書店工作人員交涉，留下“甲戌本”，立下“甲戌本”接收字據(jù)，并留下姓名、地址等聯(lián)絡(luò)方式，約定再次商談方式；胡適看過“甲戌本”之后，決定按陶洙的定價“重價”買下，轉(zhuǎn)托可信任人士將購書款轉(zhuǎn)交給陶洙。

胡適既然認為“甲戌本”很重要，卻不跟近在咫尺的賣書人當面做一番交流，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合理的情形是，陶洙再次來到新月書店洽談時，胡適跟陶洙做了詳談。

那么，新月書店的“一班文藝朋友”及胡適本人當年是否認識送書上門的陶洙呢？從目前發(fā)現(xiàn)并公開的史料來看，陳林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斷。但是要說起“武進陶家”，提起“陶湘”、“陶瑢”和“陶洙”的大名，胡適及其“一班文藝朋友”不可能不知道。

陶湘作為一個大藏書家可謂名滿天下，經(jīng)陶湘之手整理裝訂過的古籍有“陶裝”的美譽；1925年，“陶本”《營造法式》印行，轟動一時，引起了國內(nèi)外建筑專家及漢學(xué)家的極大重視。陶瑢是1920年“中國畫學(xué)研究會”的發(fā)起人之一，陶瑢、陶洙兄弟跟“中國畫學(xué)研究會”的主創(chuàng)人“北方畫壇領(lǐng)袖”金城關(guān)系密切。1926年9月，張叔馴和程文龍等人在上海貝勒路口蒲柏路（今黃陂南路口太倉路）鴻儀里2號（舊房已拆）創(chuàng)辦中國第一個錢幣學(xué)研究團體“古泉學(xué)社”，次年出版《古泉雜志》（中國正式出版的最早的錢幣專業(yè)雜志），一時名家云集，聲譽卓著，而陶洙擔任的是學(xué)社的“評議員”。

假設(shè)陶洙曾與胡適面談，自報家門之后，胡適很可能一時相信了“甲戌本”的真實性；如果陶洙提出不愿介入胡適蔡元培等人“紅學(xué)”紛爭的理由，要求胡適保守其身份秘密，胡適自然也會恪守這個“君子協(xié)定”。

學(xué)術(shù)問題的探究當然不能單憑假設(shè)，然而陶洙精于詐騙卻是有大量事實可以明證的，關(guān)于這一點，陳林將在后文詳細探討論述。

陶洙如何上門送書，如何跟新月書店的工作人員交接，胡適的“重價”買書錢又是如何轉(zhuǎn)到陶洙手上，這些細節(jié)真相看來已不可確知。從情理上來推斷，一生勤于寫日記的胡適應(yīng)該會在1927年7月的日記中濃墨重彩地書寫他如何得到“甲戌本”的前后經(jīng)過。1927年8月11日，胡適興高采烈地寫信給遠在北京的錢玄同，告知購得“甲戌本”的“一大喜事”：

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只剩十六回，卻是奇遇！……此外尚有許多可貴的材料，可以證明我與平伯、頡剛的主張。此為近來一大喜事，故遠道奉告。（宋廣波編校注釋：《胡適紅學(xué)研究資料全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205頁。）

如此“奇遇”、“喜事”，胡適怎么會不在日記中大書特書呢？可是，查檢目前出版的最完整的“胡適日記”《胡適日記全編》（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1927年5月11日之后到1928年11月28日之前明確標記日期的日記一篇都沒有，屬于整理者在出版前言中所說的“散失”部分。在這段時間中唯一談到“甲戌本”的文字是一篇未標記日期、題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札記”，而這篇“札記”是胡適于1928年2月12～16日寫成，3月正式發(fā)表的《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一文的部分文字。

那么，胡適寫于1927年7月的全部日記究竟是無心散失，還是有意隱藏或抽毀了呢？這恐怕只有胡適自己才知道了?？墒?，陶洙親筆致信，親自上門賣書（胡適很可能與陶洙密談過），胡適常年刻意隱瞞賣書人的身份，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大白于天下的殘酷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