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派（AD725）

共34/38個聲母，114個韻母，14個攝：

老派材料主要有日語漢音、高麗漢字音、漢越音、玄奘音、玄應音、晉語白讀等，也可看做是唐宋西北方音和晉語白讀的共同祖先。

新派（AD755）

共38個聲母，103個韻母，14個攝：

新派材料主要有慧琳音、韻圖、敦煌變文、漢藏對音、回鶻對音、日語宋音、新漢音等。

將新派加以整理，就能得到

晚唐五代敦煌文獻音系（9~10世紀）

共26個聲母，100個韻，12個攝：

因為材料來源較單一，敦煌變文音系不在下面詳述。

與新派相比的主要特點：

1.全濁入次清；

2.非敷奉合流；

3.莊三化二完成，莊組與章組形成互補分布，形成照組；

4.魚虞并入止攝合口；

5.蟹攝元音高化，三四等并入止攝，蟹攝與止攝形成互補分布，合流；

6.曾攝元音前移，庚3蒸合流，曾攝與梗攝形成互補分布，合流；

7.莊組后的高元音低化；

8.濁上變?nèi)ィ?/p>

9.鼻化偶有脫落；

10.入聲韻尾脫落得很參差，有的kt混、有的kp混、有的tp混、有的都混，謹慎起見不做調(diào)整。

擬音用材料簡介

眾所周知，自上古以來長安及周邊就是中國西北地區(qū)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方言對整個西北地區(qū)都有輻射作用。我們也知道，人員往來頻繁的交通樞紐的口音往往演化得激進些?？梢哉J為，晚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很多共同創(chuàng)新都是盛中唐長安音率先產(chǎn)生，或取道長安散播開的。

唐宋西北方音有許多特征仍能在今日的晉語和中原官話汾河片中找到，不過它們的層次和地域混雜，超前和滯古交錯，往往難以通過方言比較直接得出結(jié)論。白讀宕果合流、全濁聲母全送氣算是兩條重要特征，主要保留在呂梁山區(qū)為中心的汾河片、并州片部分點。

慧琳《一切經(jīng)音義》成書于807年，是唐代釋慧琳編撰 的一部關于佛學音義的集大成的辭書。由于釋慧琳精通印度語言和中文字、音韻、訓詁，故在為翻譯佛經(jīng)辨析字形、審定字音、解釋字義時均備有詳細引據(jù)。引用的書籍豐富，音韻以元庭堅的《韻英》《韻詮》、張戩的《考聲切韻》為準則。

隋唐時期，全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中心從長江下游移至北方，以北方音為主、夾雜傳統(tǒng)字音的讀音系統(tǒng)成為新全國標準音，是被日本遣隋使、遣唐使視作“正音”的口音。日本學者昭明克本把萬葉假名音分為古層、中層和新層。

• 古層以《推古遺文》為代表，是6世紀后半、7世紀前半的一些零散材料，由歸化的日本人記錄下來。主要依據(jù)漢魏音，又含部分吳音特征。此外，也包含一些南北朝甚至更早時候就已經(jīng)傳入日本的漢字音，保留了上古漢語的音韻特征，典型例子如對馬海峽的“對馬”二字對應tusima，可以證明去聲來自*-s。

• 中層以《古事記》與《萬葉集》中的萬葉假名為代表，以南北朝為下限，以吳方言為源頭，即“吳音”。

• 新層以《日本書紀》中的萬葉假名為代表，主要以唐西北方音為源頭，即“漢音”。分析音韻、語法可以發(fā)現(xiàn)，《日本書紀》1~13卷、22~23卷是漢音為主，但夾雜吳音，內(nèi)部來源復雜，且語法上和中古文言文存在一定差距，從漢語視角看有不少基礎語法錯誤；14~19卷、24~27卷則是純漢音，和中古文言文幾乎沒有任何語法差別，且從行文中可以看出撰寫者并不熟悉所述及的日本本土習俗。兩者還在特定表達、文字潤色上存在差異。前者即“β群”，后者即“α群”。森博達認為α群可以（相比β群更能）反映唐西北方音，β群則更接近當時日語的實際語用。α群的音韻對應比起吳音和β群都工整得多，說明α群應更接近單一來源。

朝鮮漢字音的中古層次是漢字詞音系的基本層次，其特點有無輕唇、無舌上音、分魚虞、不分支脂，時間大約是7世紀后期的初唐晚期，可能就是在唐羅戰(zhàn)爭（670~676）結(jié)束后的幾十年中傳過去的。

聲母

全濁聲母

α群萬葉假名的特點有全濁清化，且對應很規(guī)則。不過，晚至慧琳音，清濁混切的比例都很低，萬葉假名幾乎是中唐及以前唯一系統(tǒng)性地將全濁對為清音的材料。

從梵漢對音來看，長安音與洛陽音有些差別。唐代長安音的全濁聲母可能讀濁送氣音，或者吳語那樣的清音濁流。晚唐西北方音、陜甘地區(qū)在現(xiàn)代也廣泛存在全濁聲母全送氣現(xiàn)象（但今日西安市轄區(qū)內(nèi)卻少見這一創(chuàng)新）。

鑒于發(fā)聲態(tài)的細節(jié)仍然難以推定，本文臨時性地將全濁母記作/C??/。

鼻音聲母一般是/NC/，當韻尾也是鼻音時為/N/。

輕唇聲母

在本文中，唇音不與A合相拼、BC合流，所以輕唇化可以概括為幫組+三等合口=輕唇，或Py->Pf-。（重紐）三等合口(r)y-在更晚的西北方音中開始帶有唇齒性，推動知3章合的唇齒化。

結(jié)合反切、梵漢對音、域外對音可以推定，輕唇化（作為條件變體）的產(chǎn)生約在7世紀早期，盛唐期間仍只是條件變體，但存在優(yōu)勢，最晚在中唐早期（8世紀后半葉）獨立為非組。為強調(diào)這一變化，新派拼音便將非組獨立出。

在中晚唐時期非組應仍是塞擦音，到五代十國轉(zhuǎn)化為擦音，非敷合流。

云以不混

以母和云母自上古晚期以來就一直是互補分布，但即使是在敦煌變文代用字中也仍有區(qū)分傾向，說明它們連音位變體都不是，不合并。

顎化

玄應反切見溪疑曉母按一二等、三四等分別互切；慧琳溪類反切中，基本上一二等互切，三四等互切。敦煌變文代用字中，見組三四等存在與精組三四等代用的傾向，說明盛唐早期，是見組三四等顎化而不是一二等小舌化，到慧琳音除溪類外基本重新合并（音值上可能并未合并）。因為是條件變體、分布互補且時間短暫，所以圖中不做區(qū)分。

慧琳反切基本上AB不互切，一二等基本不切AB，C大都與B互切。相比于玄應音，章日組聲母由A類開始轉(zhuǎn)向B類。由此可以推斷，重紐四等介音有較銳的/j/，會影響聲母；BC基本合流為重紐三等，介音可能是較鈍的/?/；二等介音是個基本不影響聲母的單獨介音；章日組大約后移至齦后，為晚唐音位的重新分析、照組產(chǎn)生創(chuàng)造語音條件。

介音

介音相關問題

• 關于三等B類介音的三種寫法，j?寫法強調(diào)其介音性質(zhì)，更接近語音實際，且在把A類介音也寫成j的寫法下兼顧音系的系統(tǒng)性；

• ?寫法整體上能少一個符號，而以更標準（即變音符號更少）的IPA符號取代，不考慮前響或后響，用起來更經(jīng)濟；

• ?j寫法表示它同時具有“二等性”和“三等性”的介音（類似于說[軟腭化+][顎化+]（雖然其實不是）），歷時比較更直觀，也方便觀察聲韻配合規(guī)律。

因此B類介音寫成j?/?/?j都無所謂，三者是一個東西，本文用第二種。

“二等性”可以是中古早期的[?]，也可以是《切韻》體現(xiàn)出的某種元音特征，還可以是兩者、多者之和。本文以各說中接受程度最廣的晚期中古~近古二等介音/?/表記這一“二等性”，它從接近央元音的[?]后移而來，實際音值可能是[??]或[??? ]或[???]或[?o??]或[?V? ]之類，在宋朝的“河西語言聯(lián)盟”中反映為二等咽介音[?]（可以看這里）。

中古早期便有的“元音前低化”也是此時“二等性”尚存的特征之一，前化后來使聲母顎化、產(chǎn)生了《蒙古字韻》和官話牙喉音的二等/j/介音，低化既使江攝從與通攝通押轉(zhuǎn)為與宕攝通押，也使介音向中央方向偏移，最后產(chǎn)生不銳的韻圖三等介音。庚2隨梗攝高化后這條性質(zhì)便被破壞了。

敦煌變文存在見組與精組三四等互相代用的現(xiàn)象（即尖團不分，此特征北宋已不存），不空音精組和章組同對c-體現(xiàn)精組（一種變體）為[ts?]≈/t?/。這說明盛唐及以后西北方音見組的三等/非三類隔應該體現(xiàn)為接三等介音前移、顎化，而不是無三等介音后移、小舌化。若這樣分析，則溪母B類可以視作/k??r-/~/c?r-/[k?????-]≈“[k??-]”，初母則是/t??r-/[t????-]≈[t??-]，這樣可以解釋不空、玄奘音溪母B類和初母同對k?-的現(xiàn)象。其中，送氣使得后面接的介音清化、進一步干擾除阻部位的辨識，使得只有次清有此現(xiàn)象。

山西萬榮“家”t?a51、汾陽“瓜”t?u?324、吉縣“窄”kai53反映，形如[C?/?-]的結(jié)構中，除阻部位[C]甚至能從/k/變成/t/，接著變進知照組，或者相反。這也說明除阻部位僅僅是受到干擾，使得零星字漂變，并沒有發(fā)生系統(tǒng)性變化的方言（或許有）。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26559226/answer/747244246窮盡了《切韻》三個三等介音的分析方式，并給出了精彩的評價：

切韻三等開口介音占有幾個音位？

• 3個：A類/j?/、B類/j?/、C類/j?/，三者一個比一個暗。其中C類韻母與其他兩類無對立，但不能構成音位合并的理由，因為有古人覺得C類是不同的。三者的符號各家五花八門，這里不再列舉。

• 2個(a)：A類/j?/、BC類/j?/，第一個比第二個更亮/噪。二者的符號各家五花八門，這里不再列舉。

• 2個(b)：AC類/j/、B類/j?/。其中/j/在非前元音前變暗。二者的符號各家五花八門，這里不再列舉。

• 1個（或說1.5個）：/j/，且在非前元音前變暗。?B類介音/rj/使用了二等介音的標記/r/，暫可不算入三等介音（或者算半個）。

• 0個（或說0.5個）：認為非三等有一個“舌根偏后”性的滑音，而三等是常態(tài)舌根位置，并且認為三等-非三等在介音處只是聲韻過渡的快慢松緊有差別，而不是介音的差別——三等無標記。當然，?B類可能也需要算半個。

• 音系歸納不具有唯一性，寫得再漂亮也不如大聲讀出來強，但中古漢語已經(jīng)滅絕了。
  

各種材料都反映通語中的二等與B類可能很早就不帶/?/之類的單獨音素了（至少不是單獨的音段），唯獨西北方音似乎還保留，大約是長安方言特征和/或音位分析的影響。總之，通語可以確定不分BC，至少音位一樣，應是合流成韻圖的[?]。底本在隋朝、和《切韻》大體同時的敦煌《毛詩音》反切分職B職C，說明西北方音BC合流比通語慢，不過盛唐時也應該合流了。

C類長出/r/、調(diào)頭和B類合流、再變成韻圖/?/顯得畫蛇添足，但玄奘拿C類字“訖”對譯krit，結(jié)合慧琳用“乙”表示ri，說明北方方言應該是C向B靠攏或BC趨中，通語則是B向C靠攏。

莊三化二（Tsrj->Tsr-）完成后，聲韻搭配規(guī)律便不再支持?j寫法所代表的音位分析，章組和莊組形成完全的互補分布，可以視作《切韻》介音格局徹底轉(zhuǎn)化為韻圖介音格局的標志、章莊合流為照組的標志。鑒于慧琳音仍分莊組二三等，可以認為盛唐時期，B類在音位上仍能看成是“二等+三等”。

撮口呼

止攝合口三等/wji/讀如遇攝合口三等/wju/的現(xiàn)象在繼承自唐西北方音的現(xiàn)代晉甘陜方言中廣泛存在，即“支微入魚”。據(jù)羅常培(1933)，敦煌藏漢藏對音《千字文》《大乘中宗見解》《阿彌陀經(jīng)》和《金剛經(jīng)》是吐蕃763年至851年間據(jù)沙州時期為便于學習漢語而作。大致上，虞韻讀u；魚韻在《阿彌陀經(jīng)》和《金剛經(jīng)》讀i較多，《千字文》i、u旗鼓相當，《大乘中宗見解》讀u較多，反映了中唐時期沙州方言魚虞兩韻的合流過程。羅常培認為：

從魚韻變來的i、u，照音理講應該是中性的[?]跟撮口的[y]，因為魚韻[io]（羅常培《切韻》擬音）讀得開唇一點就容易變成[i]，讀得合口一點就容易變成[y]，這兩個音在吐蕃人耳朵里都是很難辨別的，所以就拿他自己語言中的i、u來勉強替代。我想這種替代不單魚韻有，由虞韻變來的u也許是[y]的替代。

那么，為什么說止攝三等合口也是/y/而不是/wi/呢？因為《千字文》中的止攝合口字有讀u的，也有讀wi、we或u'i的，如“翠”ts'we，“畏”'u'i。這說明，沙州方言止攝三等合口是介于/wi/和/y/兩種自由變體之間的，最合理的解釋是支脂之韻A合音值為[yi]。

從上述材料看，它是前響雙元音，那么我們可以在音位分析時認為，所有（前高）圓唇元音都帶有變展唇的“唇動程”，這樣支脂之A合為/y/[yi~yj~y]，虞韻為/w?o/，魚韻為/j?o/。隨后在更晚的變化中，魚韻韻腹的圓唇特征入侵至介音（參考普通話“雍”韻），魚虞高化并合流為[?u]；再隨后，魚虞介音漸漸吞沒元音，動程消失后并入止攝三等合口。

9世紀初的慧琳《一切經(jīng)音義》還能區(qū)分魚虞，而底本時代為隋唐早期的敦煌《毛詩音》為避免開合口的歧義不用魚韻上字，說明起源自北方地區(qū)的魚韻元音圓唇化、魚虞合流很早影響到了西北方音，長安音大抵是受金陵讀書音影響而沒有合流或后來分開了。

日語漢音中，后來與四等合流的A類韻的合口都沒有合口介音，這也是A類的合口從聲母特征變成撮口呼/y/的介音特征的反映。

敦煌古體詩用韻中，魚模部和侯尤部有通押，就是尤韻也發(fā)生/ju/→/yu/的結(jié)果。

三A與四等合流

詩文、銘文用韻、《韻詮》三四等同用說明，盛唐早期開始北方漢語三等A類和四等間已無區(qū)別，而日語漢音合口仍有別，這正體現(xiàn)合流的過程。日語漢音層次稍早（《日本書紀》720年成書），或許也有像祭B廢之分那樣為夸大區(qū)分而調(diào)整讀音的因素在。

韻母

止攝

在漢越音區(qū)分魚虞、微母讀作[v]的層次（即盛唐早中期層次）中，支脂之尚能在齒音、牙音聲母后區(qū)分。但這對立在同時代其他材料中得不到印證，可能帶當時南方方言尚未合流的口音或是漢越音更早底層的影響。

漢越音中可能還能觀察到，精組止攝最先變?yōu)樯嗉庠?。《東國正韻》的朝鮮漢字音中，精組止攝已完全舌尖化（反映為元音低化），莊組只有初崇生完成；《中原音韻》中，精莊組止攝完全舌尖化，還包括許多章組和個別知組。這反映空韻化的順序為：

聲母：擦音>塞擦音>塞音；其他>全清；精>莊>章>知

韻母：之>脂>支（>微）

朝鮮漢字音中支脂之韻合口為wi，可與漢藏對音互相對應。

在《日本書紀》α群萬葉假名的對音中，i2段的ki2和gi2對音里只有支脂之三韻，β群微韻也從不對甲類元音，考慮到i1段只對應支脂兩韻，推測支脂之合流較普遍，而微韻合流是個別現(xiàn)象。因此，支微合流應晚于《日本書紀》的萬葉假名，即老派→新派期間發(fā)生。

初唐墓志銘用韻中支脂之合為一部，微韻自成一部。到盛唐，微與支脂B關系密切，但與之韻尚有距離，這是重紐介音影響了元音音值導致。盛唐墓志銘用韻較嚴，比如山攝中，寒桓、刪山先仙分別為一部，但初唐、中唐山攝均為一部。

關中文人齊祭部與支微部通押除李播外均見于盛唐以后，且咍佳部與齊祭部通押的時間跨度較之長得多；敦煌的漢藏對音，齊祭韻既有對ye的，也有對e的，還有對ei的，三者數(shù)量還算相當。有兩種可能：

1.齊祭A有[je]和[j?j]兩種讀法，后者是不穩(wěn)定的“文讀”，是韻圖作者兼顧仿古，將齊祭A歸入蟹攝的語音動機；前者是新產(chǎn)生的讀法，是止蟹合流的一個階段，有著類似于南北朝后期支韻的地位，在西北方音逐漸與止攝三四等合流。真實情況或許是囊括兩者的自由變體。整個過程和清韻高化、與產(chǎn)生了/j/的青韻合流、接近/i/（即/?/>/e/）對稱，其結(jié)果是敦煌變文清青脫鼻后入齊祭、支微。祭B與廢的合流也仿此。這兩個音變結(jié)束后，中古早期三等A類韻與四等韻徹底合流，中元音間的對立徹底消失，元音格局轉(zhuǎn)化為中古晚期~近古早期的高-中-低格局。

2.音變的不是齊祭韻，而是止攝合口。止攝合口產(chǎn)生裂化的自由變體，/wi/~/w??i/也可以使止攝合口與蟹攝通押，再和止攝開口通押。這一音變與止蟹合流先后發(fā)生于通語，正如《聲音唱和圖》和《蒙古字韻》所反映的那樣。

岑韻

《韻英》《韻詮》中莊組侵韻為獨立的“岑韻”，與臻韻有類似地位；朝鮮漢字音莊組侵B（=岑韻）的元音比較低。由這兩條可以看出莊組三等已經(jīng)不穩(wěn)定、即將發(fā)生莊三化二（Tsrj->Tsr-），或許也暗示莊組止攝（Tsri）二等化、空韻化（*Tsr?）、低化，畢竟開音節(jié)的元音一般變得比閉音節(jié)快。這樣一來這時的精組止攝一定舌尖化了。不過因為岑韻和侵B無對立，玄應、慧琳音、盛唐用韻均不分，故不在表中獨立置出，而與莊組其他格子一樣以背景色表示介音。

《韻英》《韻詮》如此可能是作者審音嚴格、模仿《切韻》所致。

真B與欣文

日語漢音臻攝對音中，文對un，真B合則在喉牙音后對wi2n，可見此時文和真B合尚未合并。欣和真B開則已經(jīng)看不出差別了，為與無鼻音的微未入脂B對稱起見，還是處理成老派即將但尚未合流的狀態(tài)。

流攝裂化&/o/>/?/

唐朝以前梵漢對音以u對尤韻，唐朝改為模韻，顯然是因為流攝裂化，模韻高化。侯韻日語漢音為ou，漢藏對音為eu。此外，敦煌文獻可見豪侯通韻，長安音應存在利于這一現(xiàn)象發(fā)生的語音條件。

模韻高化還與東1冬合流對稱（冬韻可視作模+ng）；盛唐墓志銘文魂相押也較多（魂韻可視作模+n）。漢藏對音這三韻元音對o、u大致相當，實際音值在[?]左右。

幫組效流攝問題

晚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存在效流攝唇音聲母字讀模韻的現(xiàn)象。唐《資暇集》中描寫北方的一段“俗譚”：“帽為慕，保為補，褒為逋，暴為步”便體現(xiàn)了唇音豪韻后高化的結(jié)果。

日語漢音豪韻一般是-au，唇音后是-ou。尤韻一般是-iu，明母尤韻是-ou。

《一切經(jīng)音義》中，尤侯互切共68次，其中尤注侯65次，侯注尤3次，所混的字幾乎全是幫非母或明微母。尤虞互切33次，其中尤注虞30次，虞注尤3次，所混的字幾乎全是滂敷母或並奉母。模注侯（包括已讀若侯韻的尤韻）10次，侯注模6次。而模韻唇音字共音123次，侯韻唇音字共音133次，占比很小，因此這時，唇音后的侯韻和模韻總體上仍不混淆。

入聲韻尾

眾所周知，-t入聲在唐西北方音中演化為-r，這在朝鮮漢字音、漢藏對音和回鶻語對音中都能看出來。

約晚唐時硅慈弘氏編寫的《天臺宗圣典》中的《法華懺法》和《歷時作法》為代表的天臺漢音中，ptk三種入聲有不同程度的弱化、脫落現(xiàn)象，如：

• -p：“十”，siu、situ、si

• -t：“佛”，putu、pu；“一”，iti、i

• -k：“國”kweki；“白”paki、pai；“極”ki

中晚唐一些作品也體現(xiàn)出tk相混，如李庾《兩都賦》葉“策額革磔札戟七壁澤”。

天臺漢音入聲的混亂情況應該也是入聲尾介于ptk和喉塞音之間的不穩(wěn)定過渡情形。（或者，也可能是夾雜既有讀法和實際讀法）

中古漢語的特征之一便是有與鼻音韻尾大致相配的塞音韻尾，在軟腭鼻音韻尾于低前元音后脫落為鼻化時，相對應的入聲韻尾很可能也弱化或脫落，就天臺漢音、漢藏對音、回鶻語對音來看，脫落為[?]似乎更合理。陽聲韻元音和入聲韻元音間的對應在中唐被破壞，有了白居易《琵琶行》“客瑟”相押；陽聲韻尾種類和入聲韻尾間的對應在五代期間被破壞。

梗假攝通押

“打”早期中古屬因常用而從青韻超前低化的梗攝“庚韻一等”，韻書一般歸入庚2，即無介音、二等韻型低前元音、硬顎鼻音韻尾的[ta?]，最早在敦煌《燕子賦》中可見押入麻2用例：

燕子到來，望風惡罵，父子團頭，牽及上下。忿不思難，便即相打。燕子既稱墜翮，雀兒今亦跛胯，兩家彼此，傷損相亞。桔欲確論坐舍，請乞酬其宅價。今欲據(jù)法科徵， 實亦不敢咋呀，見有上柱國勛，請與收贖罪賈。

賦中與“打”相押的韻腳多見于《廣韻》馬、祃韻（麻2上去聲）。

典籍中最早進入韻語的打字，見《舊唐書·武元衡傳·打麥謠》（卷158）：

長安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blockquote>

若斷句無誤且歌謠非后人編篡，那么可以說明至少AD810“打”已有假攝讀法。

值得注意的是日語“打”與“冷”吳音均為(*-eu>?)-jau，漢音均為-ei，可能是沒有脫鼻、隨四等產(chǎn)生j-并入清韻的讀法。

山西晉語呂梁片、并州片、中原官話汾河片存在梗攝二等白讀與假攝二等合流的現(xiàn)象，例如“生甥、爭睜、耕、杏、硬”等字。這是與“打”脫梗入假同時期的初唐層次。

結(jié)合朝鮮漢字音、日語漢音可以看出，初盛唐的梗攝元音高度應是半開的[?]。敦煌變文中的梗攝脫鼻后的一般結(jié)果是和蟹止攝通押，說明“打”脫鼻入假比晚唐更早，是在梗攝主元音尚與假攝主元音相近，而不是與蟹止攝主元音相近時。

敦煌漢藏對音材料中，假攝一般對a，其中麻2開有4例對e，假攝也只有這4例對e。梗攝一般對e，也有少量對i、a。作為對比，蟹攝一般對e，少數(shù)一二等字對a；山攝寒山、元合基本都對a，先元開基本都對e，刪韻字數(shù)較少，a與e大致持平；果攝一般對a，合口復雜。綜上，麻2元音的舌位應當是次開的[?]，比梗攝低，比其他假攝字高。

通江攝韻尾

通江攝在《切韻》音系中具有合口的鼻音韻尾，這不僅在日語吳音中有著與宕曾攝對立的體現(xiàn)（參見https://zhuanlan.zhihu.com/p/409431372），在敦煌《毛詩音》反切中也能觀察到：通江二攝5個韻中，只有東屋3表現(xiàn)為偏開口。盡管敦煌《毛詩音》底本可能早至隋朝，長安音很可能也還有這一特征的殘余：押韻嚴格的盛唐墓志銘用韻江韻一般與宕攝相押（雖說本身是窄韻），但西北方音材料卻不見一例江韻脫鼻（即江≈不脫鼻的宕）。

分蒸B蒸C、嚴守“類一致”的敦煌《毛詩音》反切中，江覺韻和冬沃韻是通江效深咸5個“唇尾”攝中唯二只有合口上字、完全表現(xiàn)合口的韻，證明江攝的合口韻尾會影響聲母唇化。莊組的卷舌音本就容易誘發(fā)圓唇（cf英語的/r/），與江韻一拍即合，成了最先變合口的莊組二等韻。《切韻指掌圖》就將知莊組江韻劃入宕攝合口二等（開口是莊組陽韻）；漢越音也對??。

推測盛唐早期低與前元音發(fā)生過這樣的鏈變：-A(u)??>-A?/?>-A?，其他軟/硬腭鼻音韻尾脫去為鼻化元音的同時，江攝脫去的是韻尾的合口特征（通攝脫不脫都一樣；曾攝不發(fā)生此變化）。低、前元音排斥軟腭鼻音，會將其變?yōu)楸腔?/p>

后來北方方言曾攝元音前移，中古晚期對音材料前元音居多，客家話、閩語文讀、杭州話曾梗攝有-n/-t讀法，正是北宋時期曾攝元音為前的體現(xiàn)。

聲調(diào)

• 陰平：51

• 陽平：21

• 陰上：45；V?

• 陽上：15→13；（V?）

• 去：113；V?

• 陰入：5

• 陽入：1

例

參考文獻

標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