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現(xiàn)代國家，建立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廢墟和傷痛之上。它的一個直接結果是，多元文化成為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趨勢?！皩捜荨迸c“開放”，是現(xiàn)代社會文明的標簽。它與另一個響亮的名字融合在一起，“自由”。

當我們說“創(chuàng)作自由”的時候，自由的含義并非以往所理解的“隨心所欲”，而是要求社會以它應該有的文明態(tài)度，對一個文化現(xiàn)象給予足夠的尊重與寬容。它不僅僅針對以往被主流社會排斥的文化現(xiàn)象，（比如，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曾經(jīng)被禁止在美國公開發(fā)售，而現(xiàn)在它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英文小說”。），還包括那些至今也不被主流文化接受的另類文化，暗黑文化，禁忌文化。它們匯聚在“現(xiàn)代文明”的旗幟下，要求獲得自身“正當”的生存空間。

與此相對應的，代表一個社會意愿的“法律”，也必然表現(xiàn)出足夠多的寬容度，比如，“舉報”。

一個普遍認可的說法是，“舉報合情合理”?？墒?，在法律中并沒有這樣明確的規(guī)定。相反，“誣告罪”的存在，表明了并非所有舉報都“合理合法”。

正確的說法是，維護自身或者公眾利益不受侵害，才是“合理合法”，而舉報是手段。它也可以這樣說，在“確認”自身或者公眾利益被侵害時，舉報才是“合理合法”的。

“確認”，不等同于“確定”。一個人完全可以主觀地認為，自身或者公眾利益受到了侵害。比如，我“確認”某一個收費不合理而舉報，而最終“確定”的結果是，這個收費是符合法規(guī)的。此時，舉報人所舉報的內(nèi)容與事實不符，但并不因此承擔相應責任。

不追究此時舉報人的過失，有兩個原因。第一，社會是多樣化的，沒有人可以了解所有的事情，每個人都必然存在觀念上的局限。同一件事情，當事雙方有完全不同的理解，這是真實存在的客觀現(xiàn)實。

第二，舉報不僅是維護個人與公共利益的手段，它還有一個重要的職責，就是“傾聽民意”，監(jiān)督和糾正社會不良風氣。雖然結果證明，收費是符合法規(guī)的，但從舉報人的個人感受中，也同樣有可能發(fā)現(xiàn)收費中存在的某些問題。

這就是通常意義中的“舉報合理合法”。它非常清晰地體現(xiàn)出現(xiàn)代文明社會“寬容”與“開放”的態(tài)度。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份子，每個人的感受都受到重視。

二

有人的地方就有交流，有交流的地方難免沖突。多元文化共存，必然牽扯到利益沖突。最常見的，買個東西還要討價還價呢，這不就是對同一個商品的不同價值認知嗎？

法律不僅要推動和保護多元文化共存，還需要在利益沖突產(chǎn)生時做出判決。沖突起源于利益，判決的結果則在保護一方獲利的同時，也同時令另一方的利益受損。

法律具有“權威性”和“延續(xù)性”。一個判決的結果，作為同一類利益糾紛的范例，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引導利益維護的大致方向。

就歷史來說，法律的傾向性是一個發(fā)展過程。不過我們只考慮現(xiàn)代社會，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前提下，沒有哪一種文化可以凌駕于其他文化之上。

由此，法律的必然走向，是以“正當性”作為一切判決的基礎。是不是侵權，不是看它有沒有造成他人或者公共利益的損害，而是這個行為本身是否“正當”。

三

就“舉報”來說，什么是“正當”與“不當”？

舉報的情況與事實不符，前面已經(jīng)講過，它是法律可以“寬容”的部分。因此，是否“正當”，并不能以舉報與事實的對照作為依據(jù)。即使舉報的情況符合事實，也不等于舉報一定“正當”。

“正當性”不能由內(nèi)容作為依據(jù)，它就只能從“行為”本身引導出相關的判定標準。

第一，嚴格區(qū)分“當事人”與“非當事人”的舉報行為規(guī)范。“舉報合情合理”，僅限于“當事人”的舉報行為，即法律鼓勵個人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

“非當事人”，舉報當然也就不是維護自身利益，只能是為了他人或者公眾利益。此時，又需要區(qū)分為“私人權利”與“公共權利”。

“私人權利”，必須經(jīng)過當事人的授權后，才具有維權的“正當性”。比如，朋友跟我抱怨，鄰居家的狗半夜總是叫，干擾了正常作息。我未經(jīng)朋友的授權，出于維護朋友的利益，對這一現(xiàn)象進行舉報，這就屬于“不當舉報”。

有人會疑惑，“這不是擾民了嗎，我舉報它，怎么還是我不正當了？”

此時的舉報人是“非當事人”。前面已經(jīng)說過，非當事人必須經(jīng)過授權，才可以進行維權。因此，如果舉報的本意是“維護朋友的利益”，它就是“不當行為”。

為什么我們并不覺得，這是“不當行為”呢？

原因是，我們在舉報時，將舉報轉換成了“維護公眾權益”。舉報的內(nèi)容是“擾民”，而不是“干擾我朋友休息”。“民”，是一個寬泛的指向。我們下意識地認為，受到干擾的并非只有朋友這一個特例，而應該是其他鄰居的共同困擾。

可以發(fā)現(xiàn)，非當事人在“舉報”時，并不能嚴格區(qū)分“私人權利”與“公眾權利”。本著“寬容性”原則，即使“非當事人”錯誤地進行舉報，法律通常也不會追究此時舉報人的“不當行為”。

舉報的前提是，“確認”利益受到侵害?！按_認”是一個“主觀判斷”。從朋友的抱怨中，我們只是獲得了一個“信息”。那么，“確認”這一個主觀判斷，只能來自于對朋友的信任。很簡單的原因，正常人并不會編造這樣的謊言，所以朋友一定是陳述事實。

“非當事人”對一個“侵權行為”的認定，來自于“當事人”的陳述。而當事人的“確認”，又可能只是出于“主觀臆斷”。

更進一步的，“非當事人”對一個“侵權行為”的認定，同樣來自于另一個“非當事人”，比如，一個法律專家對某一個事件的解讀。出于對“專業(yè)度”的信任，我們也會“確認”一個行為構成侵權。

當我們“確認”一個行為侵害了公眾利益時，舉報是合理合法的。

這就存在一種可能性。借助“信任”或者“專業(yè)度”，純粹出于主觀臆斷，或者有意隱瞞部分信息，乃至于捏造和歪曲事實，誤導“非當事人”確認某一個行為侵權。

這一類舉報行為，很難在法律上明確定義。以“寬容性”原則，通常不會追究舉報人的相關責任。但是，它又與事實嚴重不符。

這就要求我們自身，正視這個問題，自我約束，盡量避免不當行為的產(chǎn)生。

當然，如果有明確證據(jù)表明，誤導他人進行舉報，并造成一定的利益損害，這就要追究誤導者的相關責任。此時，舉報就不僅僅是“不當行為”，而是涉嫌“惡意舉報”。舉報人必須接受相關的訓誡，認清舉報行為的不正當，情節(jié)嚴重的也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