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蘇秦又舉過去歷史上吳越之戰(zhàn)的故事，同時分析魏國的國力，作為申述他合縱主張的基礎。我們不要以為蘇秦第一次游說失敗，回到家里，讀了幾年《陰符經(jīng)》，就把學問讀出來了。如今大家從小學讀到大學，讀了十六年的書，走入社會，找一份七八千元的工作還不容易。蘇秦這里所舉魏國的國力，絕對不是他關在房子里，窗簾都不拉起來，頭懸梁，錐刺股搞出來的。他在這段時間里，搜集情報，把國際間各國的實力，都弄得清清楚楚，了若指掌了。所以我們大家讀書不要讀成書呆子。蘇秦第一次出來游說的時候，的確還是書呆子，但是第二次出來游說時，就大不相同，各國國防上的機密情報他已清楚得很了。 同時我們了解當時魏國是這樣的情形，而孟子見梁惠王時卻要他們行仁義之道的仁政，這就好比對一個衰病的老年人，要他不必吃補藥、打補針，他一定不肯依著去做，是一樣的。 蘇秦在梁襄王面前，如數(shù)家珍地陳述了魏國當時的局面和戰(zhàn)備詳細數(shù)字，接著又罵他下面的那些大臣、干部們，說梁襄王身邊這些親信的人，都是辟佞之臣，只是會討好、拍馬屁，不會謀國的奸臣，而不是忠臣。蘇秦以一個外國人，跑到魏國，居然敢在魏國君王的面前大罵他的親信大臣，我們就要從這里了解到他當時的背景。 蘇秦第一次游說的時候，雖然已花了家里很多錢，有車、有馬、有裘，打扮得很像個樣子，頗壯行色，但到底是單槍匹馬，腦袋是提在手上的，弄得不好，隨時會丟掉的。至少，也會像即將（按指一九七七的十一月廿日）訪問以色列的埃及總統(tǒng)薩達特一樣，擔心著被人轟出去?？墒沁@次的蘇秦，勝過以前不知多少倍了。他是先說服了趙王接受他的合縱計劃。然后是代表趙國去說服梁襄王的。這時的蘇秦，不但身邊帶了一大批助手和衛(wèi)士，而且還有趙國作后盾，所以他說話的態(tài)度就不同了。義正辭嚴地指責魏國的大臣們，以人主之地，與外國結交，貪求近功，不顧后果。其實這些話都是罵梁襄王的，只是他身為一個外交官、一個謀略家，自然不便，也不會去面對面地罵一個他要說服籠絡的君主。于是就把這些話、這些責任完全轉嫁到這個國家的干部身上，使對方有一個轉身的余地。 蘇秦的這一招，是罵得相當厲害的，他所指的“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這些話的評語，也正和前幾年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的情形完全一樣。其實呢？蘇秦他自己不也正是“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嗎？由此看來，天下的是非，大多數(shù)只能暫時保留一時一地，很難永遠成為“公是公非”。 然后，他再引經(jīng)據(jù)典地，說出《周書》的理論。在當時可以說沒有出版事業(yè)，書籍都是刻在竹片上，非常稀少而珍貴。蘇秦引經(jīng)據(jù)典，暗示了他自己很有學問，讀過一般人不易讀到的書，一方面表示他的計劃是有根據(jù)的，最后說出他六國縱親的計劃，禮貌地請梁襄王作決定。 那么，孟子形容為“望之不似人君”的這位梁襄王，聽了蘇秦這番話以后怎樣呢？自己責備自己不肖，從來沒有聽過這樣高明的意見，立即簽約，全力支持到底。 不過，后來蘇秦死了，張儀也來見梁襄王，提倡連橫之說，又是另外一套理論，反過來駁倒蘇秦的說法。這兩篇文章，如果辦報紙、雜志，正是社論體結構上的好藍本。 我們讀書，是為了引古以證今，也可由今而鑒古。單看這一篇《戰(zhàn)國策》中的文章，記載蘇秦說魏國梁襄王的故事，當時情形，是不是完全一樣，不得而知。但后代的記載，大部分是不會太離譜的。看了這篇文章，就知道當時是很熱鬧的了。 由這篇文章，可以了解魏國在梁惠王、梁襄王那個時代，也就是孟子到魏國的那一段時期，魏國所處的國際地位和戰(zhàn)略環(huán)境，它的歷史背景，以及當時的國內情形。了解這些以后，我們可以用現(xiàn)代的立場，去體會一下梁惠王、梁襄王在戰(zhàn)國那個時代中，如果采用孟子所提出來行仁政的王道精神，是不是行得通？ 當然，孟子對梁惠王所建議的，只是政治哲學上的最高原則，并不像蘇秦、孫子等兵法家、謀略家那樣，提出立即可以付諸實施的，如“合縱”、“連橫”一類的具體辦法。不過話得說回來，假定梁惠王或其他國君，接受了孟子這項政治哲學的最高原則，像魯國接受了孔子的意見，并給予權位一樣，那么孟子有了權位以后，自然會提出具體的辦法。因此，我們不要隨隨便便就把“書呆子”這頂帽子往孟子頭上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