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安納托利亞、巴爾干半島和中歐的青銅時代

本章較長，請耐心閱讀

老樣子，承接上一章，國內(nèi)有綜述的就先貼出來，然后再次第深入

以前的手機截圖，略有遮擋，請勿在意

? ? ?按理來說一般人認真看完這一部分也就該理解了，因為這一文章基本解釋一些工藝問題，多提一嘴，接上文古埃及，在青銅時代晚期交通能力發(fā)展，政權之間充分交流，埃及便可獲得伊比利亞半島和東非索馬里一帶的錫礦進口，并且形成了穩(wěn)定的”錫礦之路“，然而由于篇幅問題我不會展開說，但是我要繼續(xù)講一講安納托利亞的古錫礦，因為這也同時涉及到我現(xiàn)在將要說的”巴爾干半島和安納托利亞，以及中歐地區(qū)“的青銅時代。而在后文中，我會引用其他的材料，說明邁錫尼是如何和埃及交流并且成為錫礦貿(mào)易的重要的一部分的

? ? ?所以既然有現(xiàn)成的參考論文，我們干脆就引用好了（其實這篇文章最重要的部分是其所指出的前三千紀的高地生產(chǎn)模式，但我們要把重點轉到錫礦本身上）

作者中Yener是掛名的，只是因為作為發(fā)掘工程名義上的主持而有其一席之地，很多由其所寫的文章不過是做個總結，實際上主要是下面兩位

還有一位信息沒有錄入ResearchGate，所以暫且不提（ResearchGate也不是啥都有，我只是偷懶才用）

最近在Hisarcik發(fā)現(xiàn)了一個意想不到的新錫源，它位于開塞利平原Erciyes火山的山腳下，靠近青銅時代的Kultepe鎮(zhèn)，是古代Kanesh和亞述商人殖民地的所在地。土耳其的火山一直與黑曜石形成有關，但過去并不知道它是重金屬的主要來源，更不必說錫了。對Hisarcik礦石的X射線熒光分析顯示，存在適合生產(chǎn)復雜銅合金的礦物，以及足夠的錫和砷含量來生產(chǎn)錫青銅。這些發(fā)現(xiàn)修正了我們對公元前三千年安納托利亞青銅生產(chǎn)的理解，并要求重新評估亞述貿(mào)易路線和安納托利亞早期青銅時代社會在該網(wǎng)絡中的地位。

在鑒定安納托利亞錫之前，學者們認為錫必然是從中亞、阿富汗或歐洲貿(mào)易到該地區(qū)，然后在近東消費（見Muhly 1985, 1993；St¨ollner等人2011）。我們現(xiàn)在不能把早期的銅錫合金看作是遠距離交換的產(chǎn)物，而是可以假設技術的創(chuàng)新，集中于錫礦的初級提取，使得青銅時代早期的安納托利亞合金可以在當?shù)厣a(chǎn)（Yener 2009）。1987年出現(xiàn)的證據(jù)促使人們在《古代》雜志上發(fā)表了土耳其南部金牛座山脈Bolkarda?g的第一個錫礦點（Yener &Ozbal 1987）；這從根本上改變了用于生產(chǎn)高級青銅器的錫的來源，特別是在公元前三千年。隨后在青銅時代早期（放射性碳素校準日期為公元前3240-3100年至公元前2870-2200年）Kestel錫礦及其當代生產(chǎn)中心G¨oltepe的發(fā)掘和調(diào)查，確定了一個多層次的生產(chǎn)、交換和消費體系的存在（Yener 2000）。 青銅時代早期安納托利亞高原生產(chǎn)模式（Yener 2000）包括兩層的金屬工藝品生產(chǎn)和對不同資源的利用。第一層包括在富含礦藏和森林的地區(qū)（通常在山區(qū)）的采礦和冶煉作業(yè)。第二層由低地城市中心組成，在那里，經(jīng)過加工的礦石以金屬錠或半加工材料的形式被重新熔化、重新熔化、合金化，并被澆鑄成各種特異的金屬組合。除了這種分層生產(chǎn)組織的出現(xiàn)，還選擇了適應性強的技術來使用安納托利亞高原高度可變的多金屬礦。例如，位于現(xiàn)代馬拉提亞附近幼發(fā)拉底河上游的阿爾斯蘭特佩的證據(jù)，為當?shù)囟嘟饘俚V石的使用提供了極好的證據(jù)。在Arslantepe，晚期石器時代的社區(qū)使用了含有大量銻、砷、鉍、鎳和銀的礦石；到了青銅時代早期，銅鐵硫化物占主導地位（Palmieri等人，1999）。然而，對這一時期的鎳金屬工藝品的分析表明，不僅砷銅占主導地位，而且銅銀和銅砷鎳的消費也占主導地位（Hauptmannet al.2002）。在伊朗高原（Thornton，2009年）和外高加索地區(qū)（Courcier，2014年）都可以看到類似的多金屬礦石和適應性技術的參與。

（有一說一這里頭的論文恕我不能一篇篇貼出來，因為會過長，如果有人想看，只要輸入括號內(nèi)的人名和年份，稍一查找，就能檢索而出）

這可以與我們對南黎凡特的金屬生產(chǎn)組織的理解形成部分對比。Thornton（2009）正確地描述了該地區(qū)的生產(chǎn)策略與安納托利亞高原和伊朗的生產(chǎn)策略不同；在南黎凡特，Thornton描述了眾所周知的轉變，即從Chalcolithic和早期青銅時代I（約公元前4200-3000年）以地點為中心的冶煉和熔煉轉變?yōu)樵缙谇嚆~時代II-III（約公元前3000-2300年）更加分散、大規(guī)模和集中的生產(chǎn)模式。這一轉變也遵循了一種生產(chǎn)模式，即在居住區(qū)以外的地方進口金屬錠而非礦石（另見Levy 1995；Golden等人，2001；Genz & Hauptmann 2002；Levy等人，2002）。這種生產(chǎn)的重新理解與我們對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的金屬生產(chǎn)的理解相似（Stech，1999年），那里的外圍高地資源區(qū)為低地消費者提供一系列有價值的金屬產(chǎn)品（Algaze，2008年）

黎凡特南部青銅時代早期的這種重要的社會轉變也包括技術上的變化。經(jīng)驗證據(jù)表明，在早期，鐵匠使用基于坩堝的技術和相對單一的富含鐵的瓦片礦石生產(chǎn)銅。后來，轉向使用富含錳的礦石和基于熔爐的冶煉，允許更大規(guī)模地生產(chǎn)相對純凈的銅（Hauptmann等人，1992：7；Craddock 2001）。也是在這一時期，黎凡特南部生產(chǎn)了第一批錫銅，這表明使用進口原生錫和銅礦的正式合金技術（Hauptmann 2003）。這與安納托利亞的情況有些不同，安納托利亞出現(xiàn)了類似程度的多樣化和等級化生產(chǎn)；然而，在安納托利亞，更多樣化的資源基礎擴大了技術的可能性。傳統(tǒng)上，人們認為青銅制造從公元前四至三千年使用砷作為合金材料自然過渡到公元前三千年使用錫。根據(jù)基于文本的證據(jù)，在公元前二千年早期，亞述商人在土耳其（古安納托利亞）尋找金銀的商隊從東方的異國土地上運來了錫，可能包括阿富汗和中亞。 在K¨ultepe發(fā)現(xiàn)的舊亞述文本證明了這一時期存在著高度組織化和復雜的金屬貿(mào)易，可能將中亞的錫資源（見Boroffka等人，2002年；Parzinger 2002年）通過巴比倫和亞述帶到安納托利亞中部（Larsen 1976；Dercksen 1996，2005）。隨著隨后幾十年的研究，這種簡單的情況被證明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對于青銅時代早期的安納托利亞。 20世紀80年代末，在尼?gde的C?amard?附近Taurus山脈中部的Kestel及其相關礦工村G¨oltepe的早期青銅時代錫礦的發(fā)掘，揭示了以前在Hatay的Amuq山谷的Tell Judaidah發(fā)現(xiàn)的5000年錫青銅器、工具和坩堝碎片的來源（Adriaens等人，2002年 ). Kestel礦是土耳其礦業(yè)和地質局在對金牛座金屬富集區(qū)進行礦物學調(diào)查時發(fā)現(xiàn)的；隨后的考古冶金調(diào)查的結果解決了幾十年來一直困擾學者們的一個重要謎團--古代難以捉摸的錫的來源。土耳其錫的發(fā)現(xiàn)在《科學》雜志上發(fā)表后引起了人們的注意（Yener等人，1989年），隨后進行了激烈的討論（Muhly，1993年）。意識到在近東可能有多個錫源被開發(fā)是令人驚訝的，從公元前二千年的環(huán)境中向后推斷錫源的可行性也受到質疑（Yener?2000, 2009）

在首次出版近30年后，作者進行了一次考古冶金學調(diào)查，記錄了土耳其的錫來源和冶煉情況；（新證據(jù)表明）高地錫生產(chǎn)模式現(xiàn)在已經(jīng)擴展到包括Hisarc?k-K?ranard?Kayseri Erciyes地區(qū)，該地區(qū)位于最初在金牛座山脈發(fā)現(xiàn)錫石的北部。 這個出乎意料的錫（錫石）多金屬礦床，與砷（雅茲甘石）相結合，位于開塞利平原的地層火山山麓，即開塞利平原的Erciyes（Roman Argaeus），距K¨ultepe遺址以南26公里。對確定安納托利亞中部最大的青銅時代早期定居點--古卡內(nèi)什（見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網(wǎng)站2013年）腹地的主要生產(chǎn)區(qū)有深遠影響。這些從公元前三千紀開始建造的據(jù)點為生產(chǎn)銅合金而開發(fā)和利用當?shù)睾屯鈦淼牡V物而起，可以被視作直到公元前二千紀元吸引亞述商人的手段之一。

Hisarc?k錫石礦床是由礦產(chǎn)研究和勘探總局，特別是由地質學家Evren Yazgan發(fā)現(xiàn)的（Pehlivan等人，2005；Yazgan，2005）。在開塞利省現(xiàn)代Hisarc?k和Zincidere附近的Erciyes Da?g東北坡上，觀察到錫石與其他鐵和砷的氧化物一起。錫在火成巖內(nèi)不均勻地礦化，火成巖的酸性成分由火山排放物噴入大氣形成，然后沉淀為沉積物，形成長脊的基礎，如Senir S?rt?（圖1），那里有大量的采礦通道。這些山脊在間歇性溪流的季節(jié)性侵蝕中形成，在一些地方留下了裸露的巖石露頭（圖2）。這些證據(jù)清楚地表明，錫和Erciyes火山之間有著復雜的關系（圖3）?？脊艑W家通常將土耳其的火山與黑曜石來源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不知道火山是金屬礦石的來源，更不用說錫了。鐵錫砷礦石沉積在柔軟的、容易雕刻的材料中，使得礦物很容易被提取出來，甚至用鹿角和牛角等骨骼都可以開采。新的礦物（NaFe3+2(Mg, Mn)(AsO4)3H2O）以發(fā)現(xiàn)者Evren Yazgan的名字命名為雅茲干石。這種礦物在安山巖火山群中是獨一無二的，與赤鐵礦、赤鐵礦、錫石、磁鐵礦、黃鐵礦和雄黃一起出現(xiàn)（Sarp & Cerny 2005）。對Hisarc?k附近的礦床進行的獨立分析（Yalc??n &¨Ozbal 2009）證實了錫在現(xiàn)存礦床中的存在。Erciyes火山巖呈現(xiàn)出從玄武巖到玄武安山巖、安山巖、大理巖或流紋巖的巖性組成。圖中含有錫石和雅茲甘石礦物的樣本（圖4和圖5）來自塞尼爾西特的斑巖輝石安山巖的裂隙邊緣。在塞尼爾西特，這些裂隙是在上更新世期間作為西北和東南側的近地表延伸裂隙發(fā)展的。錫石、雅茲甘石、赤鐵礦和尖晶石等礦物副產(chǎn)品在腔壁上發(fā)展，作為近地表開放裂縫的涂層材料。根據(jù)流體包裹體的研究，錫石和雅茲甘石的常見形成溫度在460-580攝氏度之間。400攝氏度是熱液溶液的臨界溫度；超過400攝氏度，所有的水溶液都轉化為氣態(tài)相（Yazgan正在出版）。金屬元素Sn（錫）、As（砷）、Fe（鐵）和Mg（鎂）與鹵族元素F（氟）、Cl（氯）、Br（溴）和I（碘）一起在富馬勒氣相中遷移，這就是為什么錫石和雅茲甘礦物在腔壁上形成涂層的原因。 氧化物在氣相中形成并沉積，估計是在接近表面溫度下冷卻后形成的。在玻利維亞也觀察到類似的淺層錫礦化沉積，與地層火山過程密切相關（Sillitoe等人，1975）。需要強調(diào)的是，與Kestel礦不同，許多Hisarc?kdeposits不是靜脈型礦床，而是更多地沉積在fumeroles和?ssures的內(nèi)部表面；在Zincidere觀察到的那些是例外。這些裂隙的自然暴露使礦床的開采不需要從堅硬的主巖中的礦脈中提取礦石所需大量時間和使用高耗能的開采技術。

2013年，作為K¨ultepe調(diào)查和挖掘的一部分，開始對Hisarc?k和Zincidere的Erciyes火山山腳下的第二個錫源進行調(diào)查。在進行調(diào)查的同時，還使用了一臺便攜式X射線熒光分析儀，以迅速確定主要礦石類型的存在與否。礦石的半定量分析是使用為礦石成分分析而開發(fā)的內(nèi)部校準程序進行的；這種分析是在采礦模式下使用儀器進行的，這是一種測量金屬元素主要和次要濃度的合適方法（關于目前便攜式X射線熒光技術的基本適用范圍，見Liritzis和Zacharias 2011）。新的工具也允許快速識別和表征復雜的金屬元素，如圖4。雙目顯微鏡下的錫石和雅茲甘石礦物；照片由E. Yazgan拍攝。在偏振光顯微鏡下，主巖薄片上的錫石（Cass）、赤鐵礦（Hem）和雅茲甘石（Yaz）礦物；照片由E. Yazgan.機構拍攝，以及發(fā)現(xiàn)新的和迄今未知的合金和博物館中古代金屬工藝品的復雜工藝。對Kerim家庭所在地的Hisarc?k礦石進行了多次半定量的便攜式X射線熒光分析（以重量百分比計），得出了重要但不穩(wěn)定的數(shù)值，包括90.7%的Fe2O3、20.4%的SnO2和11.8%的As，此外還有大量的銻、錳和鋅雜質（表1和圖6

錫和鐵的同時存在會給那些希望從這些礦石中還原錫金屬的古人冶煉者帶來巨大的挑戰(zhàn)。鑒于鐵和錫的氧化物的還原性相似，錫冶煉者將面臨一個平衡問題。在低還原性條件下，會產(chǎn)生富含錫的礦渣，即使可以回收錫的金屬顆粒，也大大降低了冶煉效率。相反，在高還原性條件下，為了減少富含錫的礦渣數(shù)量，大量的鐵也會被還原成一種叫做硬頭的產(chǎn)品（一種鐵錫合金）（Wright 1982；Grant 1994：456；Smith 1996：91）。Rovira等人在2009年展示了一種簡單的共熔技術，通過在坩堝中加入銅礦石和錫石進行實驗，生產(chǎn)出錫含量變化很大（最高達81%）的錫粉。在伊斯坦布爾的KUYTAM（表面技術中心），使用場發(fā)射掃描電子顯微鏡和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儀進行更精確的測量，證實了pXRF分析的結果。

在礦區(qū)長廊發(fā)現(xiàn)的青銅時代早期的II-III類甚至更早的晚期陶器（圖7和圖8：1-6）給出了礦區(qū)年代的初步測定。圖7（7和9）和圖8（3和4）中看到的類似的紅色滑石器，來自安納托利亞西部的青銅時代早期定居點。圖7（4和6）和圖8（5和6）中所示的紅色和粉紅色陶器也是在G¨oltepe出土的，年代為青銅時代早期II和III。如圖7（1-3）和圖8（1和2）所示，該地區(qū)的晚期石器時代到早期青銅時代也有斑駁和深淺不一的燒制的陶器。計劃在未來進行的探測將有望提供用于放射性碳測定的樣本。給出年代診斷的碎片是在Senir S?rt?發(fā)現(xiàn)的，該山脊有多個采礦通道。與Kestel礦和G¨oltepe礦的考古冶金發(fā)現(xiàn)相比較（Kaptan，1995年；Yener，2000年，2008年），陶器和磨石散落在礦道入口附近的地表上，估計是在礦場初步加工礦石的季節(jié)性工場的一部分。

可以預見的是，與G¨oltepe和Kestel礦區(qū)的聯(lián)系和功能相關的遺址類似，距離Senir S?rt?上的礦區(qū)2公里處有一個分層處理的遺址，Teknekayas? H¨oy¨uk（圖9），這是一個主要的二級遺址。該土丘距離開塞利24公里，面積為250×180米，是在開塞利調(diào)查期間發(fā)現(xiàn)的（Kontani等人，2012，2014a和b）。2013年對該遺址進行了初步的地表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了青銅時代早期的陶器以及青銅時代中期、青銅時代晚期和鐵器時代的陶器（圖10）。此外，在地表發(fā)現(xiàn)的礦石加工臼、錘石、多空砧和研磨設備都是高原生產(chǎn)模式的組成部分，因此表明這是一個二級的專業(yè)加工和居住地

哦對了，我還得疊個甲，多放點坩堝冶煉遺址啥的，說實在的，巴爾干半島和安納托利亞是某些家伙抬杠時最不該碰的釘子，因為冶煉遺址和文物真的很多......很多......

等等等等，還有很多，不一一列出了

我也應該列出一些早中期青銅時代的典型青銅器物，免得有人說你這只有冶煉遺址沒有產(chǎn)物

如果想進一步研究，可以看The Use of Tin on Mycenaean Vases這本書

如果各位仔細看了貼在本章開頭的中文綜述的話，會注意到一點，那就是安納托利亞的錫由于地質原因在前兩千紀初生產(chǎn)力支持能開采的部分就已經(jīng)基本被開采完了，當然并非代表礦脈已經(jīng)枯竭，但是卻在接下來的青銅時代里保持一段時間的無法繼續(xù)產(chǎn)出錫的情況，那么這代表著小亞細亞的政權最多到赫梯，巴爾干半島和東地中海各政權最多到克里特和邁錫尼兩個文明可以獲得安納托利亞的錫，當然無論是巴爾干半島還是安納托利亞的銅礦采掘并未停止，那么我們所熟知的，古風時代和古典時期的希臘的錫是從哪里來的呢，請允許我引入另一篇文章。

作者我就不介紹了，這幾位還是有點名氣的，尤其是Gerhard Brügmann

歐亞青銅時代用于生產(chǎn)青銅的錫的來源仍然是史前考古學中的一個謎團。過去，為了確定錫的來源，對考古青銅器和錫器進行了許多研究，但都沒有找到合適的痕跡。在本文中，我們調(diào)查了一組來自地中海東部著名遺址（Mochlos、Uluburun、Hishuley Carmel、Kfar Samir南部、Haifa）的27個錫錠，這些都是以前考古學和考古冶金學研究的對象。通過使用錫和鉛的同位素以及微量元素的綜合方法，有可能首次縮小錫的潛在來源。來自以色列的錫錠中鉛的強放射性成分使我們可以計算出母體錫礦的地質模型年齡為291±17 Ma。這個理論上的形成年齡排除了安納托利亞、中亞和埃及的錫礦床作為錫源，因為它們的形成時間要么更早，要么更晚。另一方面，瓦里斯坎造山帶的歐洲錫礦床與這一時間跨度非常吻合，因此建議起源于歐洲礦床。在錫同位素組成和物體微量元素的幫助下，有可能進一步排除歐洲大陸的許多錫資源，考慮到目前的知識水平和現(xiàn)有數(shù)據(jù)，可以得出結論，康沃爾錫礦是13-12世紀以色列錫錠的最可能的供應商。盡管實際數(shù)據(jù)似乎表明來自Mochlos和Uluburun的錫有不同的出處，但這些發(fā)現(xiàn)對于考古學上解釋青銅時代晚期的貿(mào)易路線和錫的流通具有重要意義。它們表明，在公元前二千年前半期假定的地中海東部和東部一些地方之間的貿(mào)易網(wǎng)絡（如來自Kültepe/Kane?和Mari的文字證據(jù)所示），在這一千年的最后四分之一時并不以同樣方式存在。

（我前文似乎提過以色列的錫錠這茬？總之，這一路徑的演變是復雜的，作為科普這篇文章略微走的有點遠了）

（我們需要再深入些）

錫制品在考古記錄中極為罕見，只有極少數(shù)的史前背景下的錫制品是已知的（地中海東部和近東地區(qū)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手工藝品見圖1,錫制品發(fā)掘見[1]）。這可能是由于多種原因造成的。非合金錫在存在氯化物或硫酸鹽等腐蝕刺激物的潮濕環(huán)境中（例如在海邊）很容易被腐蝕[2-4]。在低溫下（低于13℃），當錫的晶體結構發(fā)生變化，將白色金屬變成灰色粉末時，惡化可能會加劇。這種所謂的錫害在考古文獻中經(jīng)常被提及[5-8]，但由于其在史前文物上的發(fā)生尚未被證實，其對這一問題的貢獻肯定很小。正因為如此，也因為腐蝕不會使物品簡單地消失，社會經(jīng)濟因素和錫在青銅器生產(chǎn)中的主要用途更有可能解釋古代錫器的普遍稀缺性。

本文的主題--錫錠，是一種特殊的工藝品。它們代表了一種特殊的貿(mào)易品，在地中海東部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少量的青銅時代晚期（LBA）的產(chǎn)品（表1和圖1）。一個罕見的例子，也是迄今為止整個地中海地區(qū)唯一一個來自陸地的例子，就是來自Mochlos的錫錠（圖1）。這個米諾斯人的定居點位于離克里特島東北部海岸非常近的一個小島上。該島通過一座橋與克里特島大陸相連，該橋一直到古典時期都是裸露的。該遺址在整個青銅時代是一個重要的商業(yè)中心，特別是在新奧巴拉蒂亞時期（公元前1700-1425年）。它有豐富的金屬和陶器傳統(tǒng)，是往返于塞浦路斯和黎凡特的重要貿(mào)易門戶，也是一個宗教中心[7；9]。它在新大陸時期被地震摧毀，特別是在Santorinieruption（大約公元前1530年）時，大量的建筑不得不被重建，金屬和陶器作坊被轉移到克里特大陸的海岸[10-11]。2004年，在Mochlos定居點的一次發(fā)掘中，在一個屬于大型禮儀建筑西翼的儲藏室里出土了錫錠[7,12-13]。這座被命名為B.2的建筑有許多房間，在存放錫錠的儲藏室（1.7）旁邊有一個大房間（1.3），估計是用來舉行飲酒儀式的（圖2A）。在對面，還有一個空間（1.4），里面發(fā)現(xiàn)了六個銅盆[13]。在儲藏室1.7內(nèi)，有3個Pithoi被埋在地下，因此它們的嘴剛好在地面上，這是米諾斯人房屋中儲存食物或飲料的常見做法。在最大的也是最里面的一個坑道下面，大約低于地面0.4米的地方，有一個已經(jīng)完全碎裂的錫錠，旁邊是一個青銅三叉戟（圖3）。它和三叉戟一起被放置在坑道中，然后泥土被填到原來的地面上（圖2B和2C）。這塊錫錠屬于珍貴的地基沉積物，是獻給建筑所供奉的女神的，由三叉戟保護。作為地基的一部分，它是在公元前1530年晚期Minoan IB時期開始建造該建筑時鋪設的，并在100年后該建筑被毀時被埋藏起來。它比本文所討論的其他錫錠大約早200年（表1）。

錫錠更常從水下環(huán)境中被發(fā)現(xiàn)（表1）。最有名的例子是1982年在土耳其沿海發(fā)現(xiàn)的烏魯布倫船的殘骸中發(fā)現(xiàn)的LBA[14-17;18]，該船在公元前1318年左右沉沒（圖1）。除了10噸的銅錠之外，貨物中還有玻璃錠、陶器和樹脂、金、銀、象牙和琥珀制成的物品，特別是一噸的錫。在這些發(fā)現(xiàn)中，還有一個青銅三叉戟，是與在莫克洛斯發(fā)現(xiàn)的三叉戟最相似的類型[14]。這批獨特的錫貨物本身包括大約160個不同形狀的錫錠，其中包括牛皮形狀的錫錠，以及4件成品錫器。這些錫錠很可能是用來與船上的銅合金化的，但它的目的地是哪個港口以及錫來自哪里，仍然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Pulak[18]認為是一條東西向的地中海路線，母港位于以色列卡梅爾北部或黎巴嫩南部海岸。幾年前，在土耳其Gelidonya角附近發(fā)現(xiàn)了第二艘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沉船，船上有大量貨物（圖1）。除了原材料、成品和折疊的錫箔之外，Bass[19]還記錄了幾公斤的白色物質，Dykstra[20]認為這是錫的腐蝕產(chǎn)物。然而，Maddin等人[21]和Charles[22]對這種解釋提出質疑，因為這種材料主要含有鈣（71%為CaCO3），只有少量的錫（約14%為SnO）。因此，一些學者假設，該材料可能是錫石礦，被設計為與金屬銅混合[22]。從那時起，似乎沒有進行過其他的分析，所以現(xiàn)在還不清楚Gelidonya船是否真的攜帶了錫錠。也不知道這艘船走的是哪條路線，貨物來自哪里。

后者也適用于從以色列Hishuley Carmel海岸的沉船中分四次發(fā)現(xiàn)的15個錫錠（圖1和4A），以及兩個皮層銅錠和幾個石錨[23-27]。由于考古環(huán)境的缺失，這些發(fā)現(xiàn)的確切年代是不確定的，但是刻在幾個銅錠表面的 "塞浦路斯-米諾 "符號表明，LBA的年代大約是公元前1300年[23-24；26]。出于同樣的原因，Maddin等人[21]和Stech-Wheeler等人[28]將在海法附近的以色列海岸發(fā)現(xiàn)的兩個長方形錫器歸入LBA（圖4B，8251和8252）。然而，Artzy[29]對他們的假設提出了質疑，他報告了來自以色列的兩個非常相似的錠子（在文獻中，發(fā)現(xiàn)這些錠子的地方被誤稱為Dor或Atlant），上面有Cypro-Minoan的銘文（圖4B，CMS 6）。其中一個錠子的上表面刻有Arethusa（希臘的一個噴泉女神）的頭像；因此，在她看來，所有這四件物品的年代都應該是公元前5世紀。然而，作者之一（EG）對Are-thusa頭像的仔細檢查表明，這個圖像是隨機的金屬痕跡，并不是故意制作的。此外，最近的調(diào)查（未發(fā)表的信息）證明了這四個錠子是屬于同一個組合的。它們是20世紀70年代由漁民（Adib Shehade）在以色列Kfar Samir近海發(fā)現(xiàn)的一套原為30個長方形錫錠（截面為梯形）的遺跡（表1）[30]。漁民后來將這些錫錠賣給了一個錫匠，他用這些錫來修理汽車散熱器。從這套裝置中，幸存的四塊錫錠是代表海法大學從錫匠那里買來的。進一步的調(diào)查顯示，這些錫錠是在另一個水下遺址（Kfar Samir北部）以北約60米處找到的，該遺址出土了一些破碎的銅（表皮）和鉛錠[25]。然而，盡管發(fā)現(xiàn)的地點相對較近，這些長方形的錫錠可能屬于一個單獨的沉船。錫錠的確切背景仍不確定，因為該遺址沒有用考古學方法進行調(diào)查。在文獻中，為這些錫錠指定了幾個發(fā)現(xiàn)地（海法、多爾、阿特利特），即使我們現(xiàn)在知道確切的位置，我們在這里使用 "海法"，以便不因引入一個新的位置而產(chǎn)生進一步的混亂。Dor[31]和Atlant[32-33]位于海法以南更遠的地方，絕對不是正確的位置。

除了這45個原始產(chǎn)品外，還有10個錫錠來自以色列Kfar Samir附近的一個離岸遺址（稱為Kfar Samirsouth）。它們也被認為屬于LBA，年代約為公元前14-13世紀[25；27；34]。在對Hishuley Carmeland以北900米、"海法 "遺址以南550米處的一艘沉船進行水下勘察時，它們與埃及石錨、青銅器、一把青銅鐮刀和五鉛錠一起被打撈上來（圖1）。與錨一樣，一些錠子上有銘文。這艘沉船的貨物組合被認為是來自埃及[34]，而HishuleyCarmel的物品可能與塞浦路斯或敘利亞-巴勒斯坦海岸有關[24,35]?？偠灾壳耙阎s有215個錫錠來自BA或假定的BA背景，重量約為1.5噸。在本文中，我們用最現(xiàn)代的科學設施調(diào)查了這組材料，以闡明它們的歷史和錫的來源。

由于它們的稀有性，不同的研究小組在過去對上面列出的許多錫進行了分析，有些甚至分析了好幾次（表2），這一點并不奇怪。其主要目的是揭示錫的來源，但也出現(xiàn)了關于貿(mào)易路線的問題，因為錫必須經(jīng)過長途運輸和貿(mào)易，因為地中海世界的錫石資源不多。盡管有許多含錫的礦物（如錫石、穆希斯頓石和凱斯特石），錫石是史前時代唯一可用于經(jīng)濟的錫礦石。除了土耳其Kestel和Hisarc?k有爭議的錫礦點[36-41]以及撒丁島和意大利MonteValerio的小型礦床[42-46]之外，在發(fā)現(xiàn)錫錠的地方附近沒有大規(guī)?？砷_采的錫礦床（圖1）。錫礦資源的問題也適用于地中海東部地區(qū)和近東的大量BA青銅器[47-51]。地理上不太遠的大規(guī)模錫礦床位于埃及的東部沙漠（圖1），但它們似乎在史前時期沒有被開采[48,51-52]。西歐和中歐的大型礦床，如英國康沃爾/德文郡、法國布列塔尼和中部高原、伊比利亞半島和薩克森-波希米亞錫省的厄爾茨山脈（Kru?né hory）、菲希特爾山脈、沃格特蘭和凱澤瓦爾德（Slavkovsky′les）的礦床，被認為是地中海和近東含錫物品所用錫石的可能來源。然而，中亞的大型礦床，特別是阿富汗的礦床，目前被認為是最可能的錫源。這一觀點主要基于文本文件、罕見的貿(mào)易品，如青金石和青銅器的鉛同位素數(shù)據(jù)[47-48；53-55]。除了一些微弱的跡象[56]，在阿富汗開采錫礦的令人信服的考古學證據(jù)是離子，近東還不能用這些錫礦來確定。到目前為止，對來自Uluburun、Hishuley Carmel、Kfar Samir south和Haifa的錫錠的化學分析還沒有提供合適的指紋來揭示錫的來源（參考文獻參見表2）。這主要是因為非合金錫通常是相當純凈的，只有少數(shù)微量元素在錫礦的冶煉過程中被分割到金屬相中[ 62-64]。七次研究確定了地中海地區(qū)錫錠的鉛同位素比率（參考表2），但由于錫礦石和錫通常含有非常低的鉛濃度，低于約100 μg g-1，來自冶煉結構、燃料或聚集體的鉛污染很容易改變同位素特征[65]。因此，如果不能排除鉛污染，僅根據(jù)鉛同位素比率得出的出處結論是不明確的。因此，使用錫錠的主要成分，即錫本身的同位素成分更為有利。最近的研究證實，礦石和金屬的錫同位素組成對于錫的來源和文物之間關系的建立具有重要價值[1；66-71]。對Hishuley Carmel、Kfar Samir South、Haifa和Uluburun的一些礦床進行的錫同位素研究，已經(jīng)揭示了同位素組成的相似性和差異性[31-33；72-73]，但由于缺乏礦石數(shù)據(jù)，在這些研究中無法對錫的來源作出結論。在那些日子里，只有來自非常不同地點的十幾種礦石被描述出來。在本文中，我們打算跟進早期研究的方法，提出錫錠的新錫和鉛同位素數(shù)據(jù)，并將其與擴大的錫礦石數(shù)據(jù)庫進行比較。這里重新考慮了以前研究過的幾乎所有來自地中海東部的錫錠（表2），并對較早的數(shù)據(jù)進行了嚴格審查。同時，我們對Mochlos錫錠進行了更詳細的調(diào)查，因為這在以前是沒有的。這包括金相檢驗和掃描電子顯微鏡和能量分散X射線光譜（SEM-EDX）以及X射線衍射儀（XRD）的分析。該研究通過確定許多錫錠的化學成分來完成。這種綜合方法的最終目標是再次揭開錫錠中錫的歷史和來源。

除Gelidonya沉船外，上述遺址的錫錠被選入本研究，并在德國曼海姆的Curt-Engelhorn-Zen-trum Archa¨ometrie（CEZA）實驗室進行分析。這包括Hishuley Carmel沉船的15個金屬錠中的14個，Kfar Samir南部沉船的總共10個金屬錠中的7個，以及海法海岸附近的沉船的2個，所有這些都是保存完好的金屬錫。對Uluburun沉船的三件樣品（其中兩件樣品來自同一塊KW203）也進行了檢驗，但它們完全被腐蝕了。如表3所示，幾乎所有的樣品都經(jīng)過了化學和鉛錫同位素成分的分析（參見確認）。Mochlos錫錠是唯一取了新樣品的物體。

Mochlos錫錠樣品被嵌入環(huán)氧樹脂中，在拋光后的部分進行金屬學檢查。它用SiC紙研磨到1200粒度，用金剛石和氧化鋁懸浮液拋光到0.25微米。使用光學（OM；Axioskop 40，蔡司）和掃描電子顯微鏡（SEM；Evo MA 25，蔡司）研究微觀結構。用集成在SEM中的能量色散X射線顯微分析儀（EDX；Quantax 400，BrukerAXS）進行了無標準分析，以確定金屬和非金屬相，并估計鋼錠的整體化學成分。此外，使用激光燒蝕四極桿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法（LA-Q-ICP-MS; ATL ArF 193nm，Resonetics和XSeries II Thermo Scientific）。被嚴重腐蝕的Uluburun物體被以同樣的方式處理，但其中只有一個被制備成金相（FG-883208）。來自烏魯布倫錫錠的其他強烈腐蝕的粉末樣品是用無粘結劑的壓制顆粒來分析的。瞬態(tài)信號用Thermo PlasmaLab軟件記錄下來。NIST 610玻璃被用作定量的外部標準，上述方法（EDX）的122Sn被用作內(nèi)部標準。數(shù)據(jù)處理使用了內(nèi)部的EXCEL電子表格。

以色列錫錠的化學成分是用同樣的四級裝置測定的，但使用的是樣品溶液。為此，對金屬鉆頭進行了機械清洗，以去除表面的污染。所有的樣品（2-10毫克）都溶解在6N鹽酸和少量H2O2的混合物中，放在熱板上（80℃）的特氟隆燒杯中。此后，將樣品的等分試樣稀釋至0.5N HCl，并加入鈧、鉭和錸（均為Merck KGaA，德國達姆施塔特）作為內(nèi)部標準。在溶液測量的情況下，錫的濃度是基于100%的歸一化。用于質量控制的錫鉛金屬標準品（NF-2，Alpha分析實驗室，美國澤西市）大多獲得了與報告值一致的結果（Au, Bi, Sncalc<5%；As, Cu, Sb, In在5-10%以內(nèi)；Cd, Ag 10-20%）。據(jù)報道，鐵（20%）、鋅（400%）和鎳（90%）的值受到偏析效應的強烈影響，因此對于質量控制來說并不可靠。 樣品溶液的等分試樣在稀釋了去離子水和0.4N HNO3+濃縮HF后被用于錫同位素分析（TIA），并按照Bru¨gmann等人[74]的詳細描述進一步處理。在進行同位素測定之前，沒有必要進行化學分離，因為該金屬幾乎由純錫組成，而且沒有觀察到鎘、銻、砷或碲的潛在同位素干擾。在樣品溶液中加入已知同位素組成的銻溶液（Specpure ICP-AES，批號：PSBH24/13，由Fisher Chem-icals提供）作為內(nèi)標，以校正在質譜儀中測量時發(fā)生的質量差異。同位素分析采用了Neptune Plus (Thermo Scientific, Bremen, Germany)電感耦合等離子體電離的多收集器質譜儀（MC-ICP-MS）。它配備了九個法拉第杯，同時測量七個穩(wěn)定的錫同位素（116Sn,117Sn,118Sn,119Sn,120Sn,122Sn,124Sn）和兩個銻同位素（121Sb,123Sb），用于質量偏差校正。由于目前還沒有國際認證的錫參考材料，我們用超凈金屬錫（Puratronic, Batch W14222,Johnson Matthey, Royston, GB）溶解在鹽酸中制備了一個內(nèi)部標準。這里報告的同位素比率與內(nèi)部標準有關，并以德爾塔符號為單位，以120Sn為常見的分母，以permil（‰）為單位。δ124Sn，在下面的討論中使用，因此代表δ124Sn/120Sn[74]。為了更好地與其他研究進行比較，在補充材料（S2表）中，同位素組成也以每原子質量單位（‰u-1）的δSn表示。 與金屬樣品相反，Mochlos和Uluburun鑄錠的腐蝕樣品在TIA之前必須轉化為金屬錫，因為錫的常見腐蝕產(chǎn)物，如氧化錫（SnO2）和水合氧化錫（SnO2nH2O）[82-83]，幾乎不溶于酸（雖然氧化錫與錫石相同，但我們使用腐蝕產(chǎn)物的術語，以區(qū)別于天然礦石礦物）。根據(jù)Bergeret al.制定的協(xié)議[ 70]，通過在馬弗爐中在950?C下還原少量的粉狀材料（約10毫克）來實現(xiàn)向金屬錫的轉化。為了防止加熱過程中由于揮發(fā)性SnO的形成而導致的錫損失[84]，使用石墨坩堝在氰化鉀（KCN）存在下進行還原（圖5）。這是錫石/氧化錫還原的最可靠的程序，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觀察到由于蒸發(fā)造成的錫損失和同位素裂解[ 64;70;85]。在還原之后，錫金屬像以色列的標本一樣被加工成TIA。本研究中采用的歐亞錫石礦石的制備和特征分析方法是相同的，這些礦石被用于比較。礦石樣本在S3表中進行了總結，但沒有說明其錫同位素組成的數(shù)值。數(shù)值和地質解釋將在即將發(fā)表的博士論文中提供（J. Marahrens）。由樣品處理和測量產(chǎn)生的經(jīng)認證的青銅參考材料（BAM 211，IARM-91D）的綜合分析不確定性（2SD）為δ124Sn的±0.02‰[74]。大多數(shù)錫錠的鉛同位素比率也是使用溶液等值物和已建立和改進的分析協(xié)議[86]測定的，所有比率的精度都大大改善，優(yōu)于0.003%。這些測量也是在曼海姆實驗室用Neptune Plus質譜儀進行的。除了化學和同位素調(diào)查，X射線衍射分析也用于確定礦物學組成。

（是否有些啰嗦了？而且我也無法保證翻譯的準確，為了篇幅，抱歉，我將略去一些過程）

我將略去第四部分，而是將其中比較直觀的部分貼在這里，供有需要的人自行查閱

還有一部分，但是和以前不同的是，我這次跳過這部分，直接選擇進conclusion（前文我往往選擇舍棄conclusion，只出示證據(jù)，讓諸位自己得出結論，而對于這篇，我決定來個痛快的）

Conclusion:

對來自地中海東部地區(qū)五個遺址的27個LBA錫錠（公元前1530-1300年）進行了考古冶金檢驗，首次通過化學和同位素分析確定了錫礦石的潛在供應商。在這方面，錫的鉛同位素成分是最重要的指紋。它清楚地確定了歐洲礦床是以色列錫錠的來源，因為大約290Ma的錫的Pb-Pb模型將瓦里斯坎造山帶與用于生產(chǎn)錫錠的母體錫礦聯(lián)系起來。錫的同位素組成有助于進一步縮小錫的來源，并與微量元素相結合，指出康沃爾錫礦（可能來自卡門尼斯花崗巖地區(qū)）是最可能的來源。然而，也不能斷然排除其他歐洲來源，如厄爾士山脈或法國中部山地。因此，為了驗證這些結論，需要對錫礦和錫制品的同位素和化學成分進行補充的系統(tǒng)分析研究，并結合微量元素在熔融過程中的表現(xiàn)進行實驗。如果僅考慮分析數(shù)據(jù)，伊比利亞的錫礦石也將代表地中海錫錠的潛在來源。反對這些來源的初步論據(jù)是，在伊比利亞礦石的實驗性冶煉錫金屬[69]和西班牙韋爾瓦的青銅器晚期Agetin箔（未發(fā)表）中，銦和銻的濃度都非常低。但也因為在公元前二千紀后半期，地中海東部人民與伊比利亞半島西部和西北部地區(qū)之間的接觸證據(jù)稀少，從考古學的角度來看，利用這些礦石來生產(chǎn)金屬錠的可能性不大[47；142-144]。特別是，缺乏證據(jù)表明存在能夠組織和控制影響深遠和長期貿(mào)易網(wǎng)絡的精英或社區(qū)?？滴譅柨ず偷挛目さ那闆r也是如此，盡管至少有一些微弱的物質證據(jù)表明不列顛群島和地中海中部地區(qū)（尤其是西西里島）之間通過中間的土地進行接觸[133]。不列顛群島和東地中海之間的直接接觸目前還沒有保證，而后者與歐洲北部和中部之間的區(qū)域間和國際貿(mào)易網(wǎng)絡則在公元前二千紀的后半段有充分的記錄[145-148]。這些聯(lián)系主要是通過與波羅的海琥珀、美索不達米亞或埃及玻璃珠的貿(mào)易以及圖標證據(jù)來記錄的，但正是Muhly[47;142]提出并發(fā)展了與錫貿(mào)易的想法。雖然我們不能提供任何新的考古學證據(jù)，但我們的分析研究結果可能會對這個關于錫來源的老問題帶來新的啟示。以色列的錫錠可能是西北歐和地中海東部地區(qū)之間新出現(xiàn)的錫網(wǎng)絡的例子--可能是通過邁錫尼政權下的希臘大陸--可能已經(jīng)持續(xù)了幾百年。上述結論乍一看似乎與來自Ku¨ltepe/Kanesˇ和Mari的文本證據(jù)不一致，這些文本可追溯到公元前2千紀早期（約公元前20-18世紀）。這些文本指向安納托利亞和萊萬特以東的某處錫源，特別是那些來自馬里的文本表明，向克里特島交易錫是可以想象的[47]。此外，克里特島和近東之間的聯(lián)系是有據(jù)可查的[149-150]，Muhly[47]和Pigott[55]認為除了米諾斯時代錫的東方來源外沒有其他選擇。因此，這也應該適用于來自Mochlos的16世紀中期的錫錠，因為它的鉛同位素組成似乎表明了這一點。這方面的進一步證據(jù)來自Mochlos定居點本身，它產(chǎn)生了幾顆藏在象牙托盤內(nèi)的青金石珠子。這些珠子是與錫同時發(fā)現(xiàn)的，是在發(fā)現(xiàn)錫錠的B.2號建筑隔壁的A.2號房屋（"帶象牙托盤的女士之家"）發(fā)現(xiàn)的[151-152]。這些材料明確地將莫克洛斯與亞洲中部，特別是阿富汗聯(lián)系起來[153]，而且有理由認為，來自該地區(qū)的錫與公元前二千年前半期的錫以同樣的方式到達克里特島。但是，亞述和蘇美爾的文本是否也適用于公元前二千紀以后的幾個世紀？我們必須記住，這些文本是在以色列（和土耳其）鑄幣生產(chǎn)前約500年編寫的。因此，根據(jù)我們的研究結果，提出從公元前二千紀后半期開始的地中海東部貿(mào)易網(wǎng)絡的變化是不太大膽的。Kas-sianidou[35]在談到帶有塞浦路斯-米諾斯銘文的以色列錫錠時已經(jīng)提出了這一點。她認為塞浦路斯在銅和錫貿(mào)易中處于主導地位，這可能是由于黎凡特國家的衰落導致東部貿(mào)易路線的崩潰而產(chǎn)生的。錫貿(mào)易中斷的一個后果是必須尋找新的錫資源，這些資源可以在歐洲大陸甚至不列顛群島上找到。同位素和化學證據(jù)表明，錫貿(mào)易從近東轉移到歐洲，特別是康沃爾，與米諾斯人的消亡和公元前1430年邁錫尼人的興起相對應，這并非偶然。與米諾斯人不同，邁錫尼人向西航行，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島、撒丁島和伊比利亞南部建立了幾個貿(mào)易港口，這些港口是通往英國和歐洲內(nèi)陸的新貿(mào)易路線的門戶[154]。然而，不確定的是，Uluburun和Gelidonya沉船上的錫貨是如何融入這幅畫面的。它們被嚴重風化，目前只能斷言，Uluburun錫的化學成分與以色列和Mochlos的錫錠不同，并與撒丁島的錫器（和礦石）相比較。許多錫錠的表面形狀以及印記[18]可能包含了更多的信息，但這些細節(jié)是否表明錫的不同來源，仍然是一個未解決的問題。幸運的是，未腐蝕的金屬樣品應該為未來的研究提供良好的前景。盡管許多問題仍未得到解答，而且出現(xiàn)了新的問題，但使用微量元素、錫和鉛同位素的綜合方法被證明是證明古代錫器來源和指紋的重要工具。通過這種形式，我們的研究應該激發(fā)對歐亞BA錫的出處的新討論，而不是假定其來源于一個特定的礦床。

所以下次如果有人問青銅時代晚期，東地中海的錫從哪來？好吧這仍然是個復雜的問題，但至少你可以給出幾個參考，而不至于被抬杠了，對了，實際上雖然歷史學上晚期青銅時代（前12世紀以前）對伊比利亞的錫并未有所染指，但是古典時期是有的，不過很明顯我不會在這篇文章中繼續(xù)展開

（對了，這篇文章引用了156篇其他的著作，我才不要列出來呢）

哦對了，如果有人還有其他疑問，比如康沃爾錫礦的冶煉和開采遺址啥的，順著這篇文章的引用，基本都能找到

我只貼一張圖

嗯，讓我們回到科普來（離科普不能說近在咫尺，只能說漸行漸遠）

畢竟是青銅時代，那青銅當然是主流了，那么這玩意當然會被大量的應用，我來貼幾張吧

對于盔甲發(fā)掘的數(shù)量，我只能給出我知道的數(shù)字，那就是阿提卡地區(qū)遺址發(fā)掘出來的留存的較完好的青銅盔甲，是青銅頭盔三百多，青銅胸甲三十多，青銅脛甲一百多，以及矛頭箭頭上千

像什么青銅的頭盔刀劍、甲胄矛頭啥的都一抓一大把，不知道為啥有人會說人家沒青銅時代，無論是考古學還是歷史學上都是有的啊喂，不過青銅鑄造的人像，大件的經(jīng)常被指責造假，對這群不知道地層學也不認類型學的**我能咋辦呢，那就貼個極大概率不可能是造假的吧

1972年出水的里亞切青銅武士像(Riace_bronzes)，其年代一直有不同的看法，研究者利用從青銅像內(nèi)部殘留的鑄芯中找到的碳化有機物進行了AMS碳十四測年，一定程度上支持其公元前5世紀左右的年代判斷。

L. Calcagnile, M. D’Elia, G. Quarta, M. Vidale, Radiocarbon dating of ancient bronze statues: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the Riace statues, Nucl. Instr. Meth. Phys. Res. B 268 (2010) 1030–1033.

?G. Quarta, L. Calcagnile, M. Vidale, Integrating Non-Destructive Ion Beam Analysis Methods and AMS Radiocarbon Dating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Bronze Statues, Radiocarb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Radiocarbon and Archaeology Symposium, 54, 3–4, 2012, pp. 801–812

里亞切青銅武士像，它長這樣

哦對了，中歐的部分用這個入門吧

嗯，沒有總結，直接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