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的觀點當然認為瓦格納不是在演戲，因為沒有人會摔爛七架珍貴的戰(zhàn)斗機來演這出戲，更不用說人員損失了。如果這是一場戲，它將無法落幕，觀眾們也不會原諒如此荒誕的惡作劇，也沒有人可以承受如此高的信譽風險。因此，關于瓦格納事件是一場“兵諫”的結論就被廣為接受。

如果是“兵諫”，它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是使用武力；二是保持忠誠；三是領罪自罰。歷史上兩次著名的兵諫都有這三個特點。一是春秋時的楚國大臣鬻拳兵諫楚文王，并且還搞了兩次兵諫。第一次兵諫勸楚文王不要殺蔡候、第二次兵諫勸楚文王打了勝仗再回朝，兩次兵諫都起到了效果，每一次兵諫后，鬻拳都自己砍斷一只腳來謝罪，第二次兵諫在砍斷腳以后還自刎謝罪。鬻拳兵諫之所以青史留名，是因為他是一個忠臣而不是誤國欺君、篡權奪位的佞臣。

第二個比較著名的兵諫就是西安事變，張學良在事后甘愿領罪并被軟件54年。那么，如果從使用武力、保持忠誠和領罪自罰這來三個條件看，普里戈任這次行動僅滿足了一個條件，那就是“使用武力”。而事變過程中傳出瓦格納聲稱“我們會有一個新總統(tǒng)”，并且事變結束后，普里戈任說終止行動的原因是避免流血而沒說忠于普京，所以這很難說是忠心不二；至于“領罪自罰”就更加談不上了，普里戈任不但得到赦免，還被允許率部出走白俄羅斯，如果普里戈任通過這次事件讓自己找到一個安身之處，怎么能算領罪自罰呢？

除非普里戈任做出新的解釋，明確表示忠于普京、并甘愿戴罪立功或領罪自罰。否則，普里戈任就開了一個很壞的先例，會鼓勵更多人走上有罪不罰的非法兵變之路。因此，普里戈任事件是不是兵諫還要觀察一陣。如果他從白俄羅斯進攻基輔或者烏克蘭其他領土，這算是兵諫后戴罪立功的一種表現(xiàn)。但我認為，另一個選項或許更有可能，那就是瓦格納出兵波蘭或者立陶宛，以教訓北約幫兇還不引起北約跟俄白兩國的直接戰(zhàn)爭。

為什么呢？這跟目前瓦格納的特殊身份有關，他們是私人武裝，以前就以非國家身份參與武力行動。在因為兵變事件被驅逐以后，也切斷了跟俄羅斯的關系，白俄羅斯收容他們僅僅為了緩和俄羅斯的內(nèi)部危機，而不是讓瓦格納成為白俄羅斯的合法武裝。如果瓦格納活躍在加里寧格勒附近的波蘭跟立陶宛邊境上，會對波蘭和立陶宛形成嚴重的威脅。

總所周知，美北約已經(jīng)在烏克蘭境內(nèi)阻止了一支所謂的俄羅斯自由軍來騷擾俄羅斯城市別爾哥羅德，但俄方卻不能做出對等報復，俄烏戰(zhàn)爭已經(jīng)開打了，在烏克蘭境內(nèi)還可以報復誰呢？但如果有一支部隊活躍在白俄羅斯境內(nèi)，并安置在波蘭和立陶宛交界的邊境上，就可以隨時教訓北約這兩只獵犬。白俄羅斯已經(jīng)擁有俄羅斯的核武器，并且剛剛完成部署瓦格納就開始兵變，在時間點上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巧合。北約國家未必敢因為瓦格納的行為對白俄羅斯采取軍事行動。

部署在白俄羅斯的瓦格納經(jīng)過巴赫穆特一戰(zhàn)已經(jīng)威名遠揚，他們已經(jīng)消滅大量的北約部隊尤其是波蘭志愿兵，對北約部隊具有強大的震懾力，如果瓦格納闖入波蘭或者立陶宛交界處那條著名的走廊地帶，也就是蘇瓦烏基走廊的話，就可以打通俄羅斯飛地加里寧格勒與白俄羅斯的隔離帶，從而大大加強俄白聯(lián)盟對波羅的海的控制，同時懲罰波蘭跟立陶宛對烏克蘭的激進援助。

只要瓦格納迅速占領蘇瓦烏基走廊，它就不在白俄羅斯境內(nèi)了，白俄羅斯不需要為瓦格納負責，白俄羅斯甚至可以對瓦格納下達驅逐令，逼迫它進入蘇瓦烏基走廊，如此一來，俄白兩國對瓦格納的行為全都可以擺脫責任。如果不發(fā)生這次兵變，俄羅斯就需要對瓦格納的行為負責。

那么，讓我們再來看瓦格納事件，你覺得它還是一場兵諫嗎？

這就是為什么波蘭在瓦格納事件發(fā)生后，馬上要求加強戒備的原因。但波蘭這么做恐怕無濟于事了，誰也不能阻擋瓦格納完成它的使命。俄方在事件里損失了數(shù)架戰(zhàn)斗機和十幾名戰(zhàn)士，不管美西方再怎么強調俄羅斯的責任，俄方都可以反駁說它與瓦格納無關。因此，我還是那句話，普里戈任是個好演員。

立陶宛軍隊只有2萬人左右，與瓦格納旗鼓相當。德國也再次聲稱要在立陶宛駐軍4000人。看來，整個波羅的海都在發(fā)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