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孟子說（魏）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但是照這段《孟子》記述的文字來講，其中含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上政治哲學(xué)兩個大道理，必須特別留意，不可只為了一句“不似人君”的評語，就輕輕地蓋過去，認(rèn)為孟子對梁襄王的問題，并沒有用心去答復(fù)。其實他說梁襄王“不似人君”是一回事，他以誠懇的教化對人，又是一回事。 第一個問題，當(dāng)然就是梁襄王提出的“天下惡乎定”，這個定天下的問題。他問的是如何“定”天下，并不是說如何“安”天下。就中文的含義來講，這一個“定”字與“安”字，用在這里，就大有分別了。如照曾子所著《大學(xué)》一書的觀念來講，“定而后能安”，也是有它程序上不同之差別。 我們只要了解了前面梁惠王所說，他自己國家的處境，和他個人心理上的煩悶，便可知道梁襄王父子當(dāng)時在戰(zhàn)國互相吞并局勢上的困難和不安。再看一看《戰(zhàn)國策》上所記載蘇秦說梁襄王的一段，對于魏國當(dāng)時情勢上的分析，便可知道梁襄王問孟子的“天下惡乎定”的問話，并沒有錯。錯只錯在他問孟子這個問題時的誠心和態(tài)度而已。 我們大家都很欣賞《三國演義》上所描寫劉備三顧茅廬問計于諸葛亮的一幕，此景此情，也正是梁襄王當(dāng)時的寫照。只是劉玄德冒著寒風(fēng)大雪，三顧諸葛先生的茅廬之中，他所表現(xiàn)的誠懇和謙卑，首先便具備了一副“君人之度”、“有容德乃大”的卓越風(fēng)范，不得不使那高臥隆中的諸葛孔明，為了感遇知己，而為他破格出仕了。 梁襄王所問的如何能定天下，這正是周秦以后千余年來，生當(dāng)亂世，每一個具有武力，具有野心者的初心動機，也就是所謂霸業(yè)思想的原動力。天下一定，便可化家為國，“四海之內(nèi)，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奔姨煜碌耐?quán)，便從此建立。劉邦做了皇帝以后問他的父親，我掙的財產(chǎn)比哥哥多吧？李世民要起義，他的父親李淵對他說，希望你這一舉，便能“化家為國”。這些觀念，也都是由一個“定天下”的觀念而來。 孟子深深知道這種心理的錯誤，所以他不從如何“定天下”的霸業(yè)思想上去答復(fù)梁襄王的問題。他要從王道的思想上去誘導(dǎo)梁襄王行仁政開始。所以從表面看來，便大有驢唇不對馬嘴，所答非所問的味道，自然就不能投當(dāng)時人主們的喜好了。由于古文寫作，重在濃縮簡化，對此要點語焉不詳。因此我們在此加以申論，才能把孟子弘揚傳統(tǒng)王道學(xué)術(shù)思想的精神，更明顯地表達出來。 第二個問題，便是孟子所提出天下“定于一”的重心。孟子只是說天下定于一，并沒有說只靠一人來定，或者說定在哪一個“一”上。這句話看來真是相當(dāng)含糊，因此也難怪梁襄王為之茫然，于是顛倒了它的邏輯，跟著便問：“孰能一之？”哪一個人才能一定呢？因此，孟子只好將錯就錯，他知道這位“望之不似人君”的梁襄王很難懂得這個高深的政治哲學(xué)，于是把它向當(dāng)時時代病，極其需要的一劑消炎藥上去引導(dǎo)，希望他施行仁政，所以就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其實，天下真正好殺人的并不多。不敢殺人，與不好殺人的人很多。難道那些不好殺人的便都能統(tǒng)一天下嗎？這個道理，上面已經(jīng)約略講過，不必重復(fù)討論。 如果要認(rèn)真講來，古文寫作的文法和邏輯，實在是很認(rèn)真的。只是古今文法運用不同，就顯出它的邏輯也有點矛盾。尤其古代由于印刷不發(fā)達，所以古文盡量要求文句簡練，一個字往往代表了一個觀念，含義又深又多，于是后世就難得讀懂了。 例如宋代歐陽修奉命修《唐史》的時候，有一天，他和那些助理的翰林學(xué)士們，出外散步，看到一匹馬在狂奔，踩死路上一條狗。歐陽修想試一試他們寫史稿作文章的手法，于是請大家以眼前的事，寫出一個提要——大標(biāo)題。有一個說：“有犬臥于通衢，逸馬蹄而殺之?！庇幸粋€說：“馬逸于街衢，臥犬遭之而斃?！睔W陽修說，照這樣作文寫一部歷史，恐怕要寫一萬本也寫不完。他們就問歐陽修，那么你準(zhǔn)備怎么寫？歐陽修說：“逸馬殺犬于道”六個字就清楚了。這便是古今文字不同的一例，再看第一個人的文句，就好像明代一般文字的句法。第二人的，好像宋代的句法。其實，時代愈向后來，思想愈繁復(fù)，文字的運用也就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