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于1月22日報道的“有人為明代大倭寇王直修墓立碑”新聞，在海內(nèi)外媒體中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議論。同時，也有媒體提出質疑，主要的話題是王直是個怎樣的人，為什么會有日本“友人”為他修墓立碑。為了幫助讀者了解這些疑問，記者采訪了一些專家學者。

　　嘉靖倭寇

首先，要向讀者介紹一個概念：嘉靖倭寇。

　　十四世紀初葉，日本進入南北朝分裂時期，封建諸侯割據(jù)，互相攻戰(zhàn)。在戰(zhàn)爭中落敗的一些南朝封建主，就組織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國沿海地區(qū)進行武裝走私和搶劫燒殺的海盜活動，歷史上稱為倭寇。

　　明朝300年，倭寇在中國沿海地區(qū)騷擾不斷，從遼東到廣東漫長的海岸線上，“島寇倭夷，在在出沒”，“沿海居民患苦之”。

　　明初國力強盛，統(tǒng)治者重視海防，倭寇未釀成大患。到嘉靖年間，倭寇又猖獗起來。時值日本“戰(zhàn)國”時代，眾多諸侯國爭相與中國通商，又受到“朝貢”貿(mào)易的限制，于是在中國沿海武裝搶掠，形成了比明朝初期更為嚴重的倭患。

　　嘉靖倭患有一個特點，就是中國海盜與日本倭寇兩相勾結。

　　王直(汪直)就是一個勾結倭寇的中國海盜，人稱“倭寇王”。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結伙到廣東打造海船，“置硝黃絲棉等違禁貨物，抵日本暹羅西洋諸國往來貿(mào)易”。起先王直加入許棟的海盜集團，許棟死后，王直成為首領，建造了更大的海船，船上武裝齊備，當時“海上之寇，非受(王)直節(jié)制者，不得存”。

　　王直與徐海、陳東、葉明等以日本平戶一帶海島作為他們海盜活動的大本營(大概就是長琦縣福江市，現(xiàn)改為五島市)。嘉靖時在中國沿海侵擾的倭寇，往往是與他們勾結在一起的。如徐海于嘉靖三十四年勾結和泉、薩摩、肥前、肥后、津州、對馬諸倭入侵，先后搶掠崇德、湖州、嘉興、蘇州、常熟、崇明等地。同年，陳東勾結肥前、筑后、豐后、和泉、博多、伊紀諸倭入侵，先后剽掠南匯、金山、崇明、上海等地。第二年，葉明勾結筑前、和泉、肥前、薩摩、紀伊、博多、豐后諸倭入侵，先后搶掠川沙、乍浦等地。王直則更為猖獗，以日本薩摩洲的松浦津為基地，“自稱徽王，部署官屬，咸有名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聽其指使”。他經(jīng)常派遣徐海、陳東、蕭顯、葉麻等勾結倭寇入掠。嘉靖三十二年王直“勾諸倭大舉入寇，連艦數(shù)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shù)千里，同時告警”。

　　嘉靖倭寇作惡多端，罪行累累，給東南沿海人民帶來的苦難罄竹難書。

　　倭寇“新”論

　　對嘉靖倭寇，從明代至今向有定評。但從上一世紀80年代起，國內(nèi)史學界出現(xiàn)了與以往觀點截然相反的一種“新”論。

　　倭寇“新”論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嘉靖倭寇的首領王直及基本成員大部分是中國人，為數(shù)不多的真倭，也受其支配，故嘉靖倭寇，不是外族入侵。

　　明王朝的海禁使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轉為寇、盜，所謂的嘉靖倭寇，實質上是由中國海商領導，廣大破產(chǎn)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和其他下層人員參加的一場反海禁的斗爭，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產(chǎn)生的標志。

　　16世紀中葉，對外通商代表著人民的利益和時代發(fā)展的方向，海禁與剿殺海商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由此造成的東南地區(qū)的社會破壞，主要責任應有明代統(tǒng)治者來承擔。

　　明代海禁政策是倭患的根子，真正解決倭患是取消海禁，而不是靠戚繼光、俞大猷的“平倭”戰(zhàn)爭。

　　對二十世紀90年代出版的《中國歷史大辭典》的“倭寇”條目：倭寇是指“明時騷擾中國沿海一帶的日本海盜”提出質疑，認為這個結論代表“傳統(tǒng)的史學觀”，應予改寫。

　　其實，倭寇“新”論并非新論。因為早在上一世紀的50年代，少數(shù)日本學者就率先提出類似觀點。

　　60年代，個別臺灣學者也相繼發(fā)表論文，闡述倭寇“新”論。80年代起，大陸學界出現(xiàn)倭寇“新”論的論文。

　　倭寇“新”論在學術界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據(jù)悉，去年8月份在安徽黃山市舉行的一次國際徽學討論會上，就有學者把王直說成是“徽商的杰出代表、反海禁的先鋒”。

　　專家辯駁

　　“新”論出現(xiàn)后，中國史學界很多學者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中國明史學會會長張顯清認為，那些穿倭服、襲倭衣，“頂前剪發(fā)，而椎髻向后”，“挾倭為雄”的中國海盜“實際上充當了外國海盜侵略自己祖國的工具。他們并無明確的反封建統(tǒng)治的政治目的和要求，而只是四處奔襲，燒殺搶掠，因此不僅未能起到調(diào)解生產(chǎn)關系、促進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作用，反而使東南半壁血流千里，殘破糜爛”。

　　軍事史研究專家、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范中義、仝晰綱等人認為：“所謂新觀點受日本人的影響很明顯”，“那種把嘉靖年間倭寇的入侵歸結為中國內(nèi)部斗爭的觀點，實際是有意無意為侵略者開脫，應予摒棄”。

　　研究倭寇史數(shù)十年的資深專家、浙江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前所長、中國明史學會理事陳學文認為：“從倭寇的發(fā)生，以及掠奪的行為來看，它無疑是掠奪戰(zhàn)爭。他們還勾結一部分中國的奸商、豪奸、海盜，蒙蔽一些失業(yè)的勞動人民，結成倭寇隊伍，騷擾我國，破壞了我國經(jīng)濟與擾亂了人民生活的安寧，是明代一大禍患。因此，御倭戰(zhàn)爭是完全正義的愛國自衛(wèi)行動，并不是國內(nèi)戰(zhàn)爭?！?/p>

　　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中國明史學會常務副會長南炳文說：“真倭假倭也不是像他們說的，真倭也不少。里面有走私商，但也不是單純的走私商，是亦商亦盜。不然的話無法解釋東南沿海那么多的燒殺搶掠。反海禁，怎么能殘害自己同胞？嘉靖以來，從朝廷到沿海鄉(xiāng)村，上上下下記載的那么多關于倭寇罪行的歷史難道都弄錯了？”

　　南炳文與復旦大學歷史系前主任湯綱合著、去年再版的《明史》中只字未提倭寇“新”論，南炳文說：“我無法接受這些觀點。”他說：“不深入讀史，是很容易接受這些觀點的?！?/p>

　　史實說話

　　嘉靖倭寇，真倭為少，假倭為多，“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這是倭寇“新”論的一個支撐點。

　　歷史真相是如何的呢？

　　南炳文教授說：“不能光看數(shù)字，要看真倭、假倭兩者的關系”。他告訴記者，《明史》“日本傳”有這樣一個記載：“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倭戰(zhàn)則驅其所掠之人為軍鋒，法嚴，人皆致死?！?/p>

　　南炳文說：“一個從字，就點清了真倭、假倭的主奴關系。這句話也說明了假倭與自己同胞作戰(zhàn)為何如此拼命的原因?！?/p>

　　從表面上看，王直是個威風八面的“倭寇王”，連“三十六島之夷皆聽其指使”。實際上不是那么回事。南炳文教授說，當時明朝廷派員出使日本，要求日本國王制止倭寇入犯中國。使臣回來“言至其國五島，遇王直、毛海峰，謂日本內(nèi)亂，王與相俱死，諸島不相統(tǒng)攝，須遍諭乃可杜其入犯”。這說明，王直在日本五島說話并不算數(shù)，要杜絕倭寇“入犯”，還得“遍諭”諸島統(tǒng)治者才行。

　　蕭顯是個極其兇殘的倭寇頭目，連王直見了都懼他三分，即便如此，他一見日本船主也得乖乖趴下叩頭，一副奴才相。這條記載證明，假倭不管怎樣耀武揚威，頤指氣使，最后還得聽日本主子的，他們不過是奴才而已。因此，嘉靖倭寇中的假倭就其本質而言，就相當于20世紀中國抗戰(zhàn)中的偽軍，蕭顯不過是個偽軍大隊長之類的角色。

　　在假倭中，為數(shù)不少的“小民”是被脅迫的，并非是因為“生路受阻”而參加“反海禁”的。史料記載，倭寇“隨處掠劫人口，男則導行，戰(zhàn)則令先驅”，“賊以擄民為先鋒，使敵我兵而自脫去”?！翱軗镂颐瘢啡∷?，早暮出入，按籍呼名”。

　　有一條史料更能說明問題：“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xiāng)里，但已剃發(fā)，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為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p>

　　但王直一伙就不同了：“許二、王直輩通番渡海，募島夷之驍悍而善戰(zhàn)者，蓄于舟中”，這些倭人“遇船即劫，遇人即殺，至其本國，道中國劫奪之易，遂起各島羨慕之心，而入寇之禍不可遏矣”。

　　王直“傾資勾引”的倭奴門多郎、次郎、四助次郎等就是他劫掠的得力助手。明人指出：“自陷黃巖，其(王直)志益驕。其后四散劫掠，不于余姚，則于觀海，不于樂清，則于瑞安。”

　　關于海禁，南炳文、陳學文和范中義、仝晰綱都認為，明代的海禁主要就是為了對付倭寇騷擾，對東南亞各國并沒有實行海禁。歷史的真相應當是倭寇入侵在前，明朝海禁在后。那種倭患起于海禁的認識是顛倒了因果。南炳文還強調(diào)指出，倭患那么嚴重，不管行嗎？他說，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朝代總是將國家的安全放在首位的。如果老百姓的基本生命與生活都得不到保證，怎么談得上發(fā)展經(jīng)濟呢？

　　專家們認為，說王直棄商從盜是反海禁，與實際情況不符。因為到了嘉靖年間，海禁已經(jīng)名存實亡，“海上番船出入無盤阻”，無需再反。實際上王直不是反海禁，而是燒殺搶掠老百姓。他是自愿為盜的，因為無本“買賣”對他吸引力更大。

　　對王直的墮落，范中義、仝晰綱在他們?nèi)ツ瓿霭娴膶Ｖ睹鞔量苁仿浴分惺沁@樣分析的：“王直墮落的三部曲即海商、亦商亦盜和海盜的軌跡十分明顯，他墮落成漢奸的三部曲也很清楚。第一步是與日本通商，進行接觸；第二步是雇用倭奴，充當羽翼；第三步是與倭奴合伙，劫奪百姓?！?/p>

　　范、仝認為，說王直一伙的所作所為是資本主義萌芽，那是更談不上的事?！八麄児匆量?，在江南這塊富庶的土地上，變樂土為丘墟，變殷實為貧窮，變商賈輻輳為凄慘荒涼。廣大民眾肝腦涂地，避難逃亡，手工業(yè)、農(nóng)業(yè)和商業(yè)遭到極大破壞?！币虼?，“如果當時江南這一富庶之地有一些微弱的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萌芽的話，也會被他們的燒殺搶掠所摧毀。”

　　而且，王直并沒有把掠奪來的大量財富投入國內(nèi)，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而是轉往日本的大本營，以求寄人籬下。從這一點看，王直之輩還不如西方海盜。

　　倭寇惡行

　　嘉靖倭寇究竟在東南沿海干了些什么，下面提供的一些史料有助于讀者認清倭寇本性。

　　殺人嘉靖三十三年，寇“犯嘉興，午間在錢給舍宅吃飯，殺三四農(nóng)夫”，下午，“又返回海鹽，在經(jīng)馬家堰時，入一姜姓家，殺伯侄5人。一侄孩提宿床上，殺之，取血漬酒飲之?！?/p>

　　倭寇侵掠漳州時，因有敗類引路，“凡有名士大夫及巨室，悉素知之。拘系一大寺中，命以金帛贖身，各限以數(shù)。不如數(shù)者，腰斬鋸解之”。

　　放火“劫掠將終，縱之以火，煙焰燭天，人方畏其酷烈”。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在昆山“分掠村鎮(zhèn)，殺人萬計”，“燒房屋二萬余間”，“各鄉(xiāng)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內(nèi)房屋十去八九，男婦十失四五”。

　　搶劫殺人放火的目的，一是劫財，一是掠人。倭寇對絲、絲織品、錦繡等最感興趣，“見絲綿庫廣，踴跳而喜”。棉布、紅線、水銀、針、鐵鍋、磁器、古文錢、古名畫、古名字、古書、藥材都是他們著意要搶的，因為這些東西日本缺少，有的價格十倍于中國。

　　倭寇擄掠人口，男女均搶，成人兒童都難幸免。“最可憾者，倭性喜兒童，其韶秀警敏，得即目為奇貨，雖數(shù)十百金往贖，不與也?！辟量軗锫尤丝谟卸囗椖康模阂?，用于戰(zhàn)爭；二，為其工作、供其取樂?！皨D女晝則繅繭，夜則聚而淫之”；三，索取贖金；四，帶回日本，轉賣為奴。

　　倭寇到底從中國掠去多少人口，已無法統(tǒng)計，但從戚繼光救出的被掠人口，可見一斑。嘉靖四十五年，臺州大捷5000人，長沙之戰(zhàn)1200人，上烽嶺之戰(zhàn)1000人；嘉靖四十一年橫嶼之戰(zhàn)男女800……戚繼光在抗倭戰(zhàn)爭中大小80余戰(zhàn)，沒有打過敗仗，幾乎每戰(zhàn)都會救出被擄的民眾。

　　戚繼光是剿滅王直集團的主要將領，如果把王直說成是“徽商的杰出代表”，民族英雄戚繼光豈不成了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劊子手？

　　嘉靖倭寇的種種倒行逆施，激起了東南沿海全民的抵抗。據(jù)記載，不但是普通民眾，就連僧人、商人也都參加了抗倭斗爭。

　　貪婪的倭寇也沒放過王直的家鄉(xiāng)——徽商故里歙縣。據(jù)記載，倭寇曾從浙江沿海竄犯到徽州、休寧、桐鄉(xiāng)和歙縣一帶。而徽商恰恰是當時很重要的一支抗倭力量。他們慷慨解囊，出資筑城，提供軍隊糧餉與賞賜。有的徽商為窮人代交筑城費，有的徽商還出謀劃策，訓練士兵，親自領導抗倭斗爭。歙縣許谷就是這樣一位徽商。當倭寇潛入歙縣地界時，守令驚慌失措，許谷自告奮勇，組織群眾據(jù)守東門。他領導的守城軍民，軍容嚴整，紀律嚴明。倭寇探知此狀，知道有備，只好撤退。歙縣父老鄉(xiāng)親也因此躲過一劫。

　　這樣一位徽商，如果有人為他修墓立碑，倒是得人心的。本報記者李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