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旦 思 想 評 析

——寫在王旦逝世千年暨13屆世王大會召開之際

?王照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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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認為北宋宰相王旦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瑯琊王氏家族里是個承前啟后的關鍵人物。他的忠君思想、為民思想、廉潔奉公思想、正直處世思想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王氏祖先，對后世王氏族人的影響具體而巨大。在21世紀的今天，人們研究探索王旦思想的形成和發(fā)展軌跡及社會環(huán)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我們通過對王旦的研究不難發(fā)現(xiàn)，原始儒家的基本思想，不僅是中華文明的基本內容，而且是世界文明的組成部分。因此，中華文明在世界格局的構建進程中不會缺席，而是會發(fā)揮積極的作用。有中華文明在其中，世界文明會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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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常平倉? 守成? 忠君? 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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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旦（公元957年至1017年10月2日），字子明。大名莘縣（今山東省莘縣莘城鎮(zhèn)群賢堡村）人。北宋名相兵部侍郎王祜之子。太平興國五年（980年）王旦登進士第，以著作郎預編《文苑英華》，累官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景德元年（1003年）澶淵之戰(zhàn)時，從真宗至澶州，因東京留守、雍王趙元份暴疾，馳還權留守事。景德三年（1006年）拜相，監(jiān)修《兩朝國史》。王旦善知人，多薦用厚重之士，勸真宗行祖宗之法，慎所改變。掌權18載為相12年頗受真宗信賴，但未能阻止真宗的天書封禪之事。王旦晚年屢請遜位，天禧元年（1017年）因病罷相，以太尉掌領玉清昭應宮使。1017年10月2日卒，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謚號文正，因此后世稱其為“王文正”。乾興元年（1022年）配享真宗廟庭，至和二年（1055年）宋仁宗題其碑首為“全德元老”，為昭勛閣24功臣之一。有文集20卷（已佚），《全宋詩》錄其詩3首，《全宋文》收錄有其文。

在王旦逝世千年暨第13屆世界王氏宗親懇親聯(lián)誼大會在其故里召開之際，筆者試從王旦“常平倉”惠民、務行故事無為而治、忠君、任人唯賢、大度寬容、清廉等6個方面對其思想和為政方略脈絡做個粗線條的梳理，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1 “常平倉”惠民

常平倉源于戰(zhàn)國時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政府于豐年購進糧食儲存以免谷賤傷農、歉年賣出所儲糧食以穩(wěn)定糧價。在《范蠡》和《管子》等典籍中也有類似的思想。漢武帝時桑弘羊發(fā)展了上述思想創(chuàng)立平準法，利用政府掌握的大量錢帛物資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宣帝元康年間連年豐收谷價有賤到一石五錢的“農人少利”（《漢書·食貨志》），大約就在這之后大司農中丞耿壽昌把平準法著重施之于糧食的收貯，在一些地區(qū)設立糧倉收購價格過低的糧食入官以“利百姓”，這種糧倉已有常平倉之名。當時邊疆金城（今甘肅永靖西北）、湟水（今青海湟水兩岸）一帶谷每石八錢，耿壽昌曾在這帶地區(qū)收購谷物四十萬斛。五鳳元年到二年（前57～前56）耿壽昌鑒于過去每年從關東向京師漕谷四百萬斛用漕卒六萬人費用過大，建議從近處的三輔（今陜西中部地區(qū)）、弘農（今河南西部和陜西東南部地區(qū)）、河東（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區(qū)）、上黨（今山西和順、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東地區(qū)）、太原等地糴谷以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這一措施收到成效后耿壽昌又于五鳳四年（前54年）奏請在邊郡普遍設置糧倉“以谷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谷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常平遂作為1項正式的制度推行于較大范圍之內。元帝初元五年（前44）在位儒臣借口關東連年災荒常平倉與民爭利，遂與鹽鐵官、北假（今內蒙古河套以北、陰山以南地區(qū)）田官等一同廢罷。常平倉雖為利民而設，但施行既久確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之弊。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又擬設置常平倉，劉般即以上述理由反對作罷（一說于永平五年[公元62年]在全國各地推行，見《文獻通考·市糴考二》）。

“表請?zhí)煜陆ǔＦ絺}，以塞兼并之路”（《宋史·列傳第四十一·李沆（弟維）·王旦·向敏中》載：“上表請求普天興建常平倉，以杜塞兼并的途徑”）。王旦科舉出身進士及第對孔孟學說信奉甚篤，在當時是公認的儒臣。初涉官場對社會的弊端看得比較清楚，提出過很有見地的建議。宋朝初年土地兼并現(xiàn)象嚴重，“富者財產滿布州城，貧者困窮不免于溝壑（《新譯王安石文集·風俗》）”。每逢災荒富豪戶便乘機抬高糧價逼迫農民賣地買糧，時任鄭州通判的王旦深以為憂上書皇帝建議在全國建“常平倉”——糧價低時儲糧備荒糧價高時賣出以調節(jié)市場糧價防止富皇乘機盤剝農民。此奏獲太宗批準，致使兼并土地的勢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遏止，惠及廣大黎民百姓，這是王旦輔國安民方略的首次嘗試，也是十分成功的1次嘗試，這讓他在當時的官場嶄露頭角，引起了朝廷的關注，為后來在政治上大展宏圖作了很好的鋪墊。

2務行故事無為而治

老子認為“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道德經》），并且反復強調無為才能無不為。所以“無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過多的干預、順其自然、充分發(fā)揮萬民的創(chuàng)造力，做到自我實現(xiàn)。無為而治本意是不妄為，并不是不為，這一點在王旦從政生涯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北宋到了真宗時期，經太祖、太宗2朝經營各種制度臻于完備——“會契丹修和，西夏誓守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以無事治天下。旦謂祖宗之法具在，務行故事，慎所變改。帝久益信之，言無不聽，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為如何？’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及奏事，群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歸家，或不去冠帶，入靜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旦弟以問趙安仁，安仁曰：‘方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保ā端问贰ぞ硭氖弧ね醯罚骸斑m逢契丹倡和，西夏發(fā)誓駐守故地，二邊軍隊被解除不用，真宗以無事治理天下。王旦認為祖宗的法制都在，務必實行原有的成例，謹慎地有所改變。真宗更加信任他，言無不聽，凡是大臣有所請求，必定說：‘王旦認為怎么樣？’王旦與人交往很少言笑，終日默坐，等到奏議事情，群臣意見不一，王旦緩緩地說一句話來決定。回到家里有時不脫下帽子腰帶，進入靜室獨坐，家人沒人敢見他。王旦的弟弟因問趙安仁，趙安仁說：‘剛剛議論國事，王公不打算實行而沒有決定，這必定是憂慮朝廷了。’”）。由此可見，李規(guī)王隨成為王旦治國理政的圭臬，并且可以藉此抑制帝王的任意而為導致過度偏離國家正常的統(tǒng)治軌道。王旦“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彼粌H自己“務行故事，慎所改變”，還經常告誡同僚安分守己少生事端。王旦甚至告訴真宗：“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無，不可聽也?！比欢鐣F(xiàn)實往往是錯綜復雜的，祖宗典故并非一應俱全地與層出不窮的新事物、新情況一一對應，對于出現(xiàn)的新情況、新事物找不到對應的祖宗典故時，王旦采取的原則是：“當問諸有司?！闭f白了就是，要及時向上級請示回報不得擅自做主、自行主張。

“務行故事”不僅是王旦的行為方式，更是北宋前期特別是真宗時期信奉黃老思想的君臣的共識，使得這一方針成為宋代長時期的治國理政方略。據《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十三·景德三年六月戊子條》載：“知制誥朱巽上言：‘朝廷命令不可屢改。自今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者，請先付有司，議其可否，如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者止之。茍罔辨是非，一切頒布，恐失重謹之道。’上謂宰相曰：‘此甚識治體，卿等志之。且事有可否，執(zhí)政者所宜盡言，無有隱也?！彼握孀谥斝∩魑⒌男愿駴Q定了他只能走“務行故事”的路線，他竟然對王旦等宰執(zhí)大臣這樣說：“凡裁處機務，要當知其本末。朕每與群臣議事，但務從長。雖言不盡理，亦優(yōu)容之。所冀盡其情也。若果決行事，豈足為難？周世宗固英主，然用刑峻急，誅殺過當，享祚不永，豈不由此乎？”（《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六十三》）

關于王旦務行故事無為而治的思想《宋史·王旦傳》有詳盡的記述：“石普知許州不法，朝議欲就劾。旦曰：‘普武人，不明典憲，恐恃薄效，妄有生事。必須重行，乞召歸置獄。’乃下御史按之，一日而獄具。議者以為不屈國法而保全武臣，真國體也?！薄把鼮榻?、淮發(fā)運使，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硕唬骸嬖紫嘀砸病！薄皬埵窟d為江西轉運使，辭旦求教，旦曰：‘朝廷榷利至矣?！窟d迭更是職，思旦之言，未嘗求利，識者曰：‘此運使識大體?！薄皬堅佒啥?，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為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guī)。他人往，妄有變更矣?！薄袄畹?、賈邊有時名，舉進士，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于師論》以‘師’為‘眾’，與注疏異，皆不預。主文奏乞收試，旦曰：‘迪雖犯不考，然出于不意，其過可略。邊特立異說，將令后生務為穿鑿，漸不可長?！焓盏隙磉??！?

我認為，歷史人物豐富多彩的生活和多姿多彩的社會實踐必然在他的治國理政理念里有所反應，王旦也是1個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歷史人物，他并不墨守陳規(guī)拒絕一切變革，相反他對那些不合理的典章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持開放態(tài)度，他只是主張慎重從事穩(wěn)扎穩(wěn)打，對于成熟的變革方案從不阻撓。據《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十·大中祥符六年六月甲子條》載：“監(jiān)察御史張廓上言：‘天下曠土甚多，請依唐宇文融所奏，遣官檢括土田。’上曰：‘此事未可遽行。然今天下稅賦不均，富者地廣租輕，貧者地蹙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茲大弊也。’王旦等曰：‘田賦不均，誠如圣旨。但改定之法，亦須馴致?；蛎紝ｎI，委其擇人，令自一州一縣條約之。則民不擾而事畢集矣。’”這就成為王旦等人非保守僵化的注腳，從中人們可以看到王旦審時度勢順應社會歷史發(fā)展潮流的1個生動的側面。

穩(wěn)健是王旦從政生涯的一以貫之的紅線，對于舊制的變革是這樣，對于新制的制定和推行更是如此——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樞密副使王嗣宗“請復天下幕職州縣俸戶”，王旦說：“此事恐未可遽行，俟檢詳奏聞?！?由于王旦的穩(wěn)健作風使得他在做宰相長達十余年的時間里保持了政策的一貫性，保證了大宋王朝這艘航船沿著正確的航向駛向鼎盛的峰顛。

3忠君

如何處理好君臣關系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里大臣們關乎身家性命的十分棘手的事情，是個很沉重的話題，對于王旦也是如此。通過對典籍的梳理不難看到，在這問題上王旦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始儒家”關于君臣倫理的真滴，受“后世儒家”的影響相對較小。在這里，我把先秦儒家稱之為“原始儒家”，把先秦之后的儒家稱之為“后世儒家”。

在處理君臣關系方面王旦和處理其他政務一樣采取謹言慎行的方針，雖做了一些違心的事但是非之感并未泯滅。王旦做的最大的1件違心的事就是贊同真宗東封并充當封禪的大禮使。為了把封禪活動變成“天意”，王欽若精心導演了1場轟轟烈烈的“天書”鬧劇——景德四年（1007年）冬真宗說曾夢見神人當降天書，不久果然在左承天門南發(fā)現(xiàn)黃帛二丈如書卷有文字，身為宰相的王旦只得率群臣跪拜祝賀。次年（1008年）六月王欽若聲稱泰山也發(fā)現(xiàn)“天書”。真宗說：“我五月間又夢見神人說來日當賜書于泰山?！?人一唱一和煞有介事。據說“天書” 的內容是：“趙受命，興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業(yè)，世七百，九九定。”王旦明知其偽也只有違心而從還親率百官及百姓上萬人請求封禪。為了紀念“天書”降臨真宗詔令改元“大中祥符”。就在這年（1008年）十月真宗親率龐大的儀衛(wèi)扈人隊伍登泰山封禪，王旦以大禮使身份隨行。當時丁謂掌財權為博得真宗歡心大肆揮霍，封禪歷時47天耗資800余萬貫。封禪后真宗令王旦撰《封祀壇頌》，在泰山廣建祠宇留下了岱廟和碧霞祠2大建筑群，岱廟中的主廟至今仍叫“宋天貺殿”（王旦撰文的碑刻現(xiàn)保存在岱廟中）?；鼐┖笳孀谙铝钚藿ㄓ袂逭褢獙m以安放“天書”，王旦被任命為玉清昭應宮使，景靈宮建成后王旦被任命為朝修使。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刻天書王旦兼刻玉使。真宗把王旦拉上了“天書”鬧劇的舞臺，王旦卻愁眉不展心懷凄凄，真宗要給他加官進爵他苦求得免，真宗在京師賜宴慶賀他借故拒絕參加。對此《宋史·王旦傳》載：“旦為天書使，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恒邑邑不樂?！蓖醯Ψ舛U活動的反感由此可見一班，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他也只能是有苦難言。

在這里應該強調指出的是很多人對于儒家的認識很偏頗，認為儒家只是一味地培養(yǎng)效忠君主的沒有獨立人格的奴隸，王旦對于“天書”的態(tài)度就是很好的例證?！盾髯印ぷ拥馈分?段對話講述了儒家關于“忠君”的真滴：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xiāng)者，君問丘也，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笨梢娍鬃硬⒉徽J同無原則的忠于君命的思想，孟子說得更透徹：“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儒家確講究忠但儒家并不忠于君而忠于社稷，如君王對社稷不利，儒家會制衡君權，甚至認為民有更換禍國殃民的君的權力——“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梁啟超在論述儒學的著作中援引歷史認知嚴厲抨擊那些反儒學的學者，指出他們理論的荒謬。歷史之中真實的儒家并不討官方喜歡甚至最為崇敬儒學的王朝對于儒家學者的打擊也是極為嚴厲的。如東漢的黨錮之禍（黨錮之禍指東漢桓帝、靈帝時士大夫、貴族等對宦官亂政的現(xiàn)象不滿與宦官發(fā)生黨爭的事件，因宦官以“黨人”罪名禁錮士人終身而得名，前后共發(fā)生過2次。黨錮之禍以豪族誅殺宦官幾盡結束長期宦官專權結束）以及兩宋的慶元黨禁（慶元黨禁亦稱偽學逆黨之禁，指中國宋代宋寧宗慶元年間韓侂胄打擊政敵的政治事件。寧宗趙擴即位后宗室趙汝愚以參與擁立趙擴有功升為右相，外戚韓侂胄遷樞密都承旨，2人嫌隙日深。公元1195年[慶元元年]二月韓侂胄使諫官奏趙汝愚以宗室居相位不利于社稷，趙擴就貶趙汝愚至永州[今屬湖南]后死于貶所。趙汝愚被貶朱熹、彭龜年等奏論韓侂胄事，趙擴亦加貶逐。韓侂胄當政凡與他意見不合者都被稱為“道學之人”，后斥道學為“偽學”，禁毀理學家編著的書籍，并規(guī)定科舉考試中稍涉義理之學者一律不予錄取，《六經》《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列為書禁。不久趙擴下詔訂立偽學逆黨籍，名列黨籍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凡與他們有關系的人也都不許擔任官職或參加科舉考試。從公元1195開始的禁偽學前后歷時6年）、元祐黨人（亦稱“元佑黨籍”，北宋元豐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九歲的哲宗繼位由宣仁太后同處分軍國事，同年司馬光任宰相，全面廢除王安石變法、恢復舊制，前后歷時9年。支持變法的政治派別被時人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的則被稱之為“元佑黨人”），程頤、程顥、朱熹、司馬光、葉適、謝良佐等儒家大學者，往往成為黨爭打擊的主要對象。明代王陽明的學說雖風靡一時，但他本人不受朝廷重用。即便在東鄰朝鮮，也先后發(fā)生了四大士禍（1是戊午士禍[韓語：????]發(fā)生于1498年7月[明弘治十一年，燕山君在位]，因當時屬新進勢力的士林派名臣金宗直[???]的1名學生金驲孫[???]在編寫《成宗實錄》時將金宗直文稿《吊義帝文》收入，曾被金宗直得罪的勛舊派有名人物柳子光[???]、李克墩[???]指責該文影射端宗被世祖篡位之事。勛舊派大臣利用國王的憤怒慫恿燕山君把士林派全部驅逐出政府并誅殺相關者30多人。2是甲子士禍[????]。1504年朝鮮王朝第10代君主燕山君對文士進行第2次大規(guī)模肅清，任士洪[???]向燕山君進讒當年生母廢后尹氏被殺原因，燕山君大怒整肅當年參與殺母者，手刃當時成宗時期向成宗進讒言的淑儀嚴氏和淑容鄭氏，鄭氏所育2子安陽君和鳳安君及26位參予其中所謂的“奸臣”也被賜死，羞辱躺在病榻上的祖母仁粹大妃導致仁粹大妃因受驚嚇病情加重而過世，甚至連一手撫養(yǎng)他長大成人的慈順大妃都險遭毒手，就連包括韓明澮[成宗恭惠王后之父]等已故者8人也不得幸免。廢除由史官、諫官及議政大臣行使的制約。3是己卯士禍亦指與趙光祖相關的事件。趙光祖出身官僚家庭父親趙元綱是下級官吏，本貫漢陽趙氏是開國功臣良節(jié)公趙溫[良節(jié)公溫，????]的玄孫，19歲時喪父事母至孝，孝行令其國內揚名。中宗五年[1510年]趙光祖中進士1515年殿試文科[進士試]及第[狀元]進入朝廷任官官拜同副承旨。趙光祖認為中宗的功臣過份濫封要求削去部份“靖國功臣”封號史稱“偽勛削除案”，中宗猶疑未決但在眾多士林派官員威脅辭官后答應，導致趙光祖在政治主張上過份強調道學思想令中宗反感，“偽勛削除案”激發(fā)勛舊派功臣聯(lián)手反擊趙光祖，1519年農歷十一月十五洪景舟等人得到中宗詔書后派人捉拿了趙光祖及一些士林派官員。在領議政鄭光弼等人求情下趙光祖等8人暫時免死流放外地，趙光祖不久后在流放地被中宗以毒藥賜死。4是1545年支持王世子[仁宗]的尹任等和支持慶源大君[明宗]的尹元衡等因王位繼承而引發(fā)的明爭暗斗），對儒家一再禁毀。特別是在明代朱元璋無知無畏到了極點，對《孟子》中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孟子·騰文公上》）”“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孟子·離婁上》）”等思想和主張怒不可遏，上演了1出“罷孟”“刪孟”的人間鬧劇——“罷免孟子配享孔廟”（即將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廟取消他在孔廟里和孔子一起享受祭祀的資格）、命令臣下“刪孟”將自己看著不順眼的“反動文字”盡皆刪去（共砍掉孟子原文85條只剩下100多條編了1本《孟子節(jié)文》，還專門規(guī)定科舉考試不得以被刪的條文命題）。所以說，儒家在本質上是君權恣意妄為的絆腳石。

在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里制衡皇帝權力的辦法通常有鄉(xiāng)約、宗法與附署等，而儒家則是制衡皇權的1股很大的力量。中國的政治體制不同于西方，其中最獨具特色的就是皇帝為了制衡朝廷上下官員的權力會發(fā)展1批以親信宦官、外戚為核心的聯(lián)盟作為制衡朝臣的手段，這種方式被稱為隱權力。今日中國對于歷史的研究普遍使用了學者金觀濤的觀點——中國古代是超穩(wěn)定的專制體制、歷代皇帝都在全力加強皇權、中國是個皇權至上的社會。這個說法并不被國際漢學家普遍認可——原因顯而易見：如果中國傳統(tǒng)社會真的是“超穩(wěn)定”結構就不會有這么頻繁的改朝換代了（日本是世界歷史上最長的君主制國家，從第1代神武天皇[前 660年2月11日任職]到現(xiàn)在的明仁天皇歷經125代、歷時2677年），因此中國自古以來的王朝都在加強皇權的觀點是不可信的。儒家對于皇權的制衡主要采取2種手段——1是道德手段2是政治手段。道德手段主要依靠的是經筵（漢唐以來帝王為講論經史而特設的御前講席。宋代始稱經筵，置講官以翰林學士或其他官員充任或兼任）和清議（東漢后期宦官專政不僅使政治黑暗而且也壟斷了仕途，這時的選舉、征辟都要按照他們的愛憎行事嚴重侵奪了士人的上進之路。這一時期太學生已發(fā)展到3萬余人，各郡縣的儒生也很多，他們上升無門就與官僚士大夫結合，在朝野形成1個龐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宦官專權的社會政治力量，他們“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zhí)政。”這就是所謂的“清議”。一言蔽之“清議”就是公正的議論），政治手段主要使用的方式是鄉(xiāng)約、附署。鄉(xiāng)約是地方自治的手段也是儒家最為推崇的社會治理法，鄉(xiāng)約與宗法和小共同體的建立是分不開的，鄉(xiāng)約之說古已有之，據《周禮·地官》載：“五家為比，十家為聯(lián)，五人為伍，十人為聯(lián)，四閭為族，八閭為聯(lián)。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1鄉(xiāng)約是鄉(xiāng)民自治的制度不是皇帝要求你怎么樣你就必須怎么樣，2鄉(xiāng)約是1個實體性組織鄉(xiāng)民自愿加入或退出民主選舉鄉(xiāng)約長，3傳統(tǒng)鄉(xiāng)社通過這樣1套制度與組織維系地方秩序實現(xiàn)互濟互助，這就是鄉(xiāng)約之治。民國時期著名學者楊開道曾經詳細分析了明清以來中國農村社會組織的基本形式并撰寫了《中國鄉(xiāng)約制度》1書。當時正值民國時期自治運動高潮，作者立足鄉(xiāng)土社會指出自治組織必須自動發(fā)起、自行組織，農村自治將是國家構成的條件。鄉(xiāng)約萌芽于北宋時期，北宋最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在復興儒學的同時，也建立了范氏義莊，義莊田地的地租用于贍養(yǎng)同宗族的貧窮成員。他給義莊訂立章程，規(guī)范族人的生活，養(yǎng)育范氏1族。

附署權是中國相權的1種獨特形式，著名學者許倬云說過：在中國的儒家理性里面，永遠有忠誠有抗爭。漢朝的制度迫使皇帝向文官系統(tǒng)讓步，宋朝的集權導致皇帝向士大夫讓步，從漢到宋沒有宰相的附署皇帝詔書不算數。自秦始皇吞并6國以來，丞相制度有效地將皇權壓制在了士權的下面，漢武帝時起用了1批儒生當丞相辦理日常行政事務導致政務中心轉到了內廷，出現(xiàn)了丞相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無所不管與當時皇權基本上處于平等狀態(tài)的中國政治史上的奇觀，蕭何、曹參等1批名相在西漢的政治舞臺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儒家的理性社會中中國從隋唐時期建立的三省六部制，提出了1種獨特的權力觀——附署權。附署權本質上是指皇帝的詔書下發(fā)后由中書省宰相為首的文官團隊審批，審批后由宰相附署，詔書即為生效方能下發(fā)，否則詔書無效，有權被駁回，而文官體制又受御史臺諫的制衡，形成了皇權、相權、御史權制衡的三權體制。

王旦在處理相權與皇權關系時與漢代著名政治家、經學家王吉有很大的相似性，顯現(xiàn)出瑯琊王氏家族的承傳關系，古今瑯琊王氏族人普遍認為愚忠不是忠。這個問題筆者在拙文《王吉，孝的踐行者》1文中有詳盡的論述，因篇幅所限，本文不準備展開談。

4任人唯賢

王旦任人唯賢的思想貫穿于他的整個政治生涯，為后世稱道。王旦推薦人才與他在其他方面風格一樣一貫持慎重態(tài)度——既不盲目定論又不圖被薦人的回報。他推薦人才在堅持德才兼?zhèn)涞那疤嵯缕赜诜€(wěn)健的一類人士，因此那些言語間流露出才華或一向知名的人他并不忙于推薦而是先暗中察其言行，數日后再叫來談話詢問對朝政利弊的看法（有的則讓它們寫成文字呈上），從中選出較為優(yōu)秀的人暗中把名字記下來向皇帝舉薦，最終由皇上決定是否錄用，而王旦從不張揚致使被舉薦的人不知道是王旦所為。譬如原參政李穆的兒子李行簡以將作監(jiān)丞的虛職在家閑居，但素有賢良之名被委任為太子中允，送詔命的人不知道李行簡的住處真宗叫到中書省去問王旦大家才知道李行簡是王旦推薦的。王旦逝世后史官為撰修《真宗實錄》檢閱內廷保存的奏章底稿，才發(fā)現(xiàn)朝中的官員有很大一部份是由王旦推薦提拔的。

在知人方面王旦有獨到的眼光。例如王欽若是個善于耍兩面派的人物——他在外辱面前堅持逃跑在皇帝面前竭力邀寵對忠良之臣又百般詆毀。史稱北宋朝中有“五鬼（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規(guī)、林特）”，而王欽若則是“五鬼”之首——1個世所公認的奸詐之輩，曾一度得到皇帝的厚愛，真宗欲啟用王欽若為宰相王旦堅決反對，他說：“欽若遇到陛下這樣的明君，得到的恩惠已經不算少了。大宋朝中還沒有南方人執(zhí)掌國政的先例。雖然古語說任賢不講籍貫，但起碼必須是賢人。我作為宰相，不敢輕易說人壞話，可這是朝中大臣的共同看法。”王旦話雖委婉卻認定王欽若不是賢人。因王旦反對真宗打消了任王欽若當宰相的念頭，直到天禧元年（1017年）王旦去世后王欽若才爬上宰相的寶座，因此王欽若常恨恨地對別人說“王旦使我晚做了十年的宰相。”

對于王旦的品德《續(xù)資治通鑒》有很高的評價：“旦為宰相，務遵法守，重改作，善于論奏，言簡理順。其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居家賓客滿座，必察其可言及素知名者，別召與語，詢方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密籍其名以薦，人未嘗知?！彼e賢深思熟慮并悄然進行，做伯樂不張揚不求回報，成為中國歷史上的一大亮點。

我們從1件“小”事上也能看出王旦在用人上的過人之處——王旦有個馬夫為他趕了5年馬車，服役期滿馬夫向王旦告辭王旦竟不認得，馬夫轉身走時王旦卻馬上叫出了馬夫的名字，并給了馬夫很豐厚的賞賜。原來這馬夫平常趕車時王旦看到的只是他的后背看不到他的面目，以致完全忽略了這個人，當馬夫轉身而去的時候王旦才看出他的背影，所以才回憶起來。細想起來這個馬夫是個只會干事、不會來事的人——1是馬夫很敬業(yè)知道自己的崗位職責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所以5年來一心一意地給王旦趕車，默默工作默默生活心無旁騖；2是馬夫業(yè)務熟練最起碼5年行車無事故不然王旦不可能看不到他的面目，更不可能在他告辭的時候給他“豐厚的賞賜”。如何讓人們把心思用在會干事上而不是用在會來事上，關鍵就要看用人制度和用人導向。中國有句老話說得好：“能者舉能、賢者薦賢”，在這個方面王旦做得十分到位——知道這個馬夫不會賣乖討巧給了他豐厚的賞賜不僅沒讓干事的人吃虧而且讓干事的人占了便宜，這就是王旦的高明之處！可以預見，王旦以這樣的標準選擇下任馬夫也差不到哪里去。王旦作為北宋的賢相喜歡踏實干事的人，在他身邊工作就得靠真本事立身、靠干實事吃飯，只會來事的人在他身邊根本沒法混，正因為如此這馬夫才本分做人、踏實做事?？梢?，制度比人強，最關鍵是要形成1個好的用人環(huán)境——有1個“好人能夠出人頭地、壞人無法生存”的人事制度，才是國之大幸、民之大幸！

5大度寬容

“宰相肚里能行船”，這句在中國家喻戶曉的俗語是宋名相王旦雅量的真是寫照，不但讓當時的人嘆為觀止，而且使后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王旦與寇準的關系這一歷史事實，佐證了這句俗話所包含的讓人信服的哲理。

寇準與王旦同年中進士，早年受宋太宗賞識，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任宰相。是年冬遼國蕭太后和圣宗親率大軍南下侵入宋境圍攻定州，消息傳到汴京朝野震驚。真宗召集群臣商討對策，主戰(zhàn)、主和2派各抒己見莫衷一是。王欽若、陳堯叟等人主張遷都金陵或成都避難，寇準力排眾議促成真宗御駕親征。真宗抵達澶州，宋軍士氣大振，打退遼軍進攻，射殺遼軍先鋒蕭撻凜。最終雙方議和訂立澶淵之盟。對宋朝而言澶淵之盟是在有利的軍事形勢下簽訂的屈辱求和條約，不僅沒有收復燕云16州的失地，而且以輸金納絹換取遼軍不再南侵，雖賠了一些財物以此換來2國邊境的相安無事（真宗認為值得）。為此真宗對主戰(zhàn)的寇準心存感激，在戰(zhàn)后1段時間內非常倚重寇準幾乎是言聽計從。這引起了王欽若的嫉妒與不滿，刻意在真宗面前挑撥離間進讒言構陷寇準使真宗逐漸疏遠寇準，不久真宗找了個借口免除寇準的宰相職務。王旦接替寇準出任宰相，在很長時間內寇準多次抨擊王旦，而王旦并不介意，反而經常在真宗面前稱贊寇準。真宗曾對王旦說：“你雖然常稱贊寇準的優(yōu)點，可他專門反映你的缺點?！蓖醯┨寡裕骸斑@很正常，因為我擔任宰相職務很久，處理政事很多過失也必然多?？軠蕦Ρ菹虏浑[瞞，表明他忠誠正直，這就是我看重他的原因。”在寇準擔任樞密使期間王旦所在中書省有1文件送達樞密院，寇準發(fā)現(xiàn)文件違反格式馬上報告真宗，真宗隨即召見王旦狠狠批評了1通。王旦主動承擔責任并對辦事人員進行問責，還到寇準家表示認錯和致謝。不到1個月樞密院有文件送達中書省，辦事人員發(fā)現(xiàn)這份文件也違反格式，欣然將它交給王旦建議他報告皇上也讓樞密院出洋相，王旦反叫部下把文件退還樞密院?？軠暑H為慚愧，見到王旦忍不住問道：“我的老同年，您怎么有如此大度量？”王旦笑而不語。后寇準被免去樞密使，私下托人求王旦希望能出任使相（“使相”創(chuàng)設于晚唐，當時朝廷為了籠絡跋扈的節(jié)度使授予他們同平章事的頭銜，與宰相并稱，號為使相。五代沿用，實際上不行使宰相職權。宋代的親王、留守、節(jié)度使等加侍中、中書令、同平章事者，都稱為使相；雖然不參預朝政，但地位顯赫），當著說客的面王旦神情嚴肅地說：“將相的任命，豈能通過私下求人得到？請轉告寇大人，我不接受這樣的請求?！蓖醯┑木芙^讓寇準感到遺憾與不滿，稍后寇準被任命為武勝軍節(jié)度使、同平章事。上任前寇準拜謝真宗說：“如果不是陛下了解我，我怎么能獲得如此重任？”真宗說這是宰相王旦舉薦的結果，寇準聽后深表慚愧自嘆不如，心里對王旦更加敬佩。王旦曾經患病久不愈，真宗詢問誰可以替代他，王旦懇請真宗自主抉擇，真宗提出幾個人選他都不認可，最后真宗要他發(fā)表意見他竭力推薦寇準。

也許時人和后人對王旦的所作所為百思不得其解，但“心底無私天地寬”是他坦然而為的基本原因，這在中國的典籍里可以找到根據。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 說白了就是：“季康子向孔子問怎樣治理政事。孔子回答說：‘政的意思就是端正。您帶頭端正，誰敢不端正呢？’”）對此孔子曾三番五次地論說：“自身的行為端正，就是不發(fā)命令，下面的人也知道該怎么做；自身的行為不端正，即使三令五申也沒有人聽從?！保ā墩撜Z·子路》）“如果自身行為端正，從政治國有什么困難呢？如果自身行為不端正，又怎么能夠去端正別人呢？”（《論語·子路》）孟子也說：“自己不正直是不可能使別人正直的?！保ā睹献印る墓隆罚┤寮业倪@一思想也與世界文明的基本準則相吻合，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均認為公正或正義是1種基本的美德。他們指出公正就是在理想的城邦中各個階層成員各盡其職各守其序，否則適得其反。公正是關于1個社會的全體成員相互之間恰當關系的最高概念。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公正原則是政治學的最高準則，“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公正則依歸于全體公民的共同利益。

6清廉

王旦為官清廉生活節(jié)儉，他倡導踐行的家風對王氏后人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王旦在宋真宗時期長期為相終生為真宗皇帝敬重，清廉應該是皇帝器重他的基本原因之一。

對于王旦的清白廉潔，《宋史》有極為詳盡且生動的記述：“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橐霾磺箝T閥。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錦飾氈席，不許。有貨玉帶者，弟以為佳，呈旦，旦命系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系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故所服止于賜帶。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但不食而已。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啜羹，則曰：‘我偶不喜肉。’后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恢锰镎?，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為不義爾?！孀谝云渌勇?，欲治之，旦辭以先人舊廬，乃止。宅門壞，主者徹新之，暫于廡下啟側門出入。旦至側門，據鞍俯過，門成復由之，皆不問焉?！庇冒自捳f就是：“王旦事奉寡嫂有禮節(jié)，與弟弟王旭友愛甚篤?；橐霾磺箝T第。被子衣服質樸，家人打算用絲綿裝飾氈席，王旦不同意。有人賣玉制的腰帶，弟弟認為很好，呈給王旦，王旦命弟弟系上，說：‘還見得好不好？’弟弟說：‘系著它怎么能自己看見？’王旦說：‘自己負重而讓觀看的人稱贊好，這不是勞煩嗎！’弟弟趕快歸還玉帶。因此王旦所系的止于賜給的帶子。家人從沒有見他生氣，飲食不干凈，只是不吃而已。曾試著以少許埃墨投放肉湯中，王旦只吃飯，問他為什么不吃肉湯，就說：‘我偶爾不喜歡吃肉?！髞碛职涯诺斤堉校驼f：‘我今天不想吃飯，可以另外備辦稀飯?！醯┎毁徶锰锂a住宅，說：‘子孫應各念自立，何況田地第宅，僅僅是讓他們爭奪財產為不義而已?！孀谡J為王旦所居的房子簡陋，想要修治，王旦以先人的舊舍為借口辭謝，才停止。住宅門壞了，負責的人把門徹底更新，暫時在走廊下開側門出入。王旦到側門，憑依馬鞍俯身經過，宅門修成又由宅門進去，都不過問?！?/p>

王旦身為宰相并且家境富裕，終生只娶妻趙氏，不納妾、不蓄聲妓，以瑯琊王氏先人（如王羲之等）為榜樣踐行瑯琊王氏家訓。王旦在子女婚嫁方面也堪為時人和后人楷模，以德為重不講門當戶對。王旦告誡子弟：“我們王家素有清名，你們一定要保持廉潔勤儉的門風，任何時候都不能奢侈腐化。我死后，不要厚葬，棺中不許裝金銀珠寶?！保ā端问贰罚骸嬲]子弟：“我家盛名清德，應致力于儉樸，保守門風，不得太奢侈，不要搞厚葬把黃金財寶放入棺柩中?！保?/p>

王旦把自己的清廉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后1刻，這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對此《宋史·王旦》有十分精當的描述：“……表上，真宗嘆之，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之，藁末，自益四句云：‘益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呆ㄖ羶汝Y，詔不許。還至門，旦已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慟，廢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又別次發(fā)哀。后數日，張旻赴鎮(zhèn)河陽，例宜飲餞，以旦故，不舉樂。錄其子、弟、侄、外孫、門客、常從，授官者十數人。諸子服除，又各進一官。已而聞旦奏藁自益四句，取視，泣下久之。旦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初，詔配享真宗廟廷。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說白了就是：“……（王旦的）表呈上，真宗為之感嘆，于是臨幸王旦的住宅，賜給五千兩銀子。王旦寫奏狀辭謝，稿子末尾自加四句說：‘更加害怕多藏財物，況且沒有什么用處，現(xiàn)在想要散發(fā)施予，以平息罪責禍害?！R上讓人抬他到宮內小門，詔令不準許?；氐郊议T，王旦已經去世，終年61歲。皇帝親臨其喪悲傷，停廢上朝3天，贈王旦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號文正，又另外停留發(fā)喪哀悼。幾天后，張旻前往鎮(zhèn)守河陽，按照成例應飲酒餞行，因王旦的原因，沒有舉行宴樂。錄用其兒子、弟弟、侄兒、外孫、門客、常從，十多人被授予官職。眾子守喪期滿，又各自進升一官。不久聽說王旦奏稿自加四句，皇帝取來看，流了很長時間的淚。王旦有文集20卷。乾興初，詔令配享真宗廟廷。等到建造墓碑，仁宗用篆書寫碑頭說：‘全德元老之碑。’”

7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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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link?url=RFIxEjKEJhEBioPj7EkFuqaMhdkVhnuK0beHzzcolbf6mnN8yQTNd6g28BTlowym9Wmd0TKYnzQ5Syqul3SVP7LFKqGrEv5Y_wnAhaACq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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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zwww.com/2013/sdwsdt/lcwsdt/sxwsdt_95838/sxrwcq/201312/t20131222_93821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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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9ae454b30102x3j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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