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傅正，是一個傳說中只有23歲的B站青年UP主。前幾天我在準備講稿的時候，收到一條后臺私信：老師，快更新吧，生產(chǎn)隊的驢都不敢這么休息。今天中國國力蒸蒸日上，民族自信心空前高漲，大家反而對近代史更感興趣了，大家都想知道中國作為文明古國，為什么會在百年前受盡屈辱，又是怎么從百年前的積貧積弱，到今天迎來新的發(fā)展時期，這中間經(jīng)歷了何種艱辛歷程？

今年“答案”年終秀的主題是“新青年·新精神”。我們正在經(jīng)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也想聊聊，一百年前的80后、90后、00后是什么樣子的？或者說為什么一百年前會誕生一大批新青年，他們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驚醒，開始發(fā)憤圖強，拯救民族。是什么樣的時代力量造就了他們？

我在這里想跟大家討論這個問題，題目是《從梁啟超的“少年強”到今日中國》。為什么要從梁啟超開始說？因為他是中國近代最早的一批青年導(dǎo)師之一。

1900年初，流亡在日本的梁啟超寫下了名篇《少年中國說》，并給自己取筆名“少年中國之少年”。兩年以后，1902年大年初一那天，梁啟超正式出版了給近代中國影響力非常之大的《新民叢報》?！靶旅駞矆蟆钡拿郑瑏碜杂谥祆洹洞髮W章句》中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從這第一期《新民叢報》開始，梁啟超又給自己取筆名“中國之新民”，并連載了名篇《新民說》，喚醒了整整一代中國青年。

大家都知道，那個時候的中國正在遭受空前的民族危機。1900年八國聯(lián)軍打進北京，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第二年，清政府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了《辛丑條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嚴重不平等條約。

因此《新民說》一開篇就發(fā)出了這樣的感慨：人類從誕生至今，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的民族何止千千萬萬，但在今天世界地圖上能夠占據(jù)一塊顏色的民族也就百十個而已，這百十個民族之中，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影響人類歷史方向的民族，也就四五個而已。

梁啟超接著發(fā)出了這樣的大哉問：同戴一片藍天，同履一方大地，同樣都是方趾圓顱，為什么有的興盛，有的衰敗，有的強大，有的弱?。渴堑乩碓蛟斐傻膯?？但同樣都在地中海沿岸，為什么古代羅馬與現(xiàn)在的意大利判若云泥呢？是英雄人物造成的嗎？為什么今天的馬其頓再也出不了一個亞歷山大，今天的蒙古再也出不了一個成吉思汗呢？

梁啟超的回答是，興衰成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國民，而國民的未來和希望，在于青年。[1]

我不知道他得出這番結(jié)論的時候，有沒有預(yù)見到，中國大地上的巨大變革將培養(yǎng)一代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青年人。而他梁啟超本人也就在這場變革中成為中國近代最早的一批青年導(dǎo)師之一。

1901年1月29日，還在流亡途中的清朝最高統(tǒng)治者痛下決心變法了。在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達的詔書中這樣說道：“以為取外國之長，乃可去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師”。

慈禧太后為了顯示本次變法不同于兩年半以前被自己親手扼殺的百日維新，還特別在詔書中強調(diào)：“康逆之講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今則“一意振興，嚴祛新舊之名，渾融中外之跡”。[2]

說得挺容易，但真正做起來卻沒那么容易。變法千頭萬緒，應(yīng)該從哪里入手呢？培養(yǎng)人才，尤其是青年人才！怎么培養(yǎng)人才？從改革科舉制入手。

8月29日，朝廷下諭旨正式廢除八股取士，而改考策論。具體是將鄉(xiāng)試、會試分為三場。頭一場考“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第二場考西洋政治、自然科學五道題，第三場考“四書”義兩篇，“五經(jīng)”義一篇。[3]

莘莘學子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原先費盡力氣學習的東西突然沒有什么用了，考試居然要考全新的東西，該怎么復(fù)習？

第一場“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禮部尚且劃定了考試范圍：按照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出題。但第二場西洋政治、自然科學呢？禮部在奏折中就講得很有意思了，大概是說，那些平時就關(guān)心時事政治、博通中外的人士，當然沒有問題啦，對于那些風氣未開的邊遠省份，應(yīng)該先出一些比較簡單淺顯的題，等到將來風氣漸開之后，再慢慢加強深度。[4]

這不是一番廢話嗎？其實禮部官員自己都不懂西洋政治、自然科學，能不把各省考官、考生弄得一頭霧水嗎？

現(xiàn)在我們有很多西方學者的譯著，也有介紹西方的書，要自學西方政治、自然科學并不難。但在當時，為數(shù)不多的翻譯著作主要集中在軍事類、醫(yī)學類和工業(yè)技術(shù)類，極少有人去翻譯和介紹西方政治制度、自然科學。沒書可用，怎么辦？

抄報紙、雜志啊。那幾乎是當時人了解西方社會的唯一渠道。用近代著名報紙媒體人汪康年的話說，“所謂實務(wù)策論，主試者以報紙為藍本，而命題不外乎是。應(yīng)試者以報紙為兔園冊子，而服習不外乎是”。[5]命題人自己不懂各國政治、藝學，只好從報紙上抄；考生也不懂這些，只好從報紙上學。

現(xiàn)實的需要，一下子促成了中國近代報刊媒體的繁榮，有學者就指出，“1902—1905年間，是國人辦報的另一個高潮期，也是政論報刊市場又一繁榮時期?！?/span>[6]這么多報紙一口氣如雨后春筍辦出現(xiàn)，但它們當中有多少是真正具有專業(yè)記者進行獨立新聞報道的呢？其實很少很少。

于是我們看到一個滑稽的現(xiàn)象，考官抄報紙出題，考試抄報紙備考，內(nèi)地的報紙抄沿海的報紙，沿海的報紙抄梁啟超的《新民叢報》，《新民叢報》又在處處模仿日本人的《太陽》雜志。

清政府一方面斥責康有為、梁啟超是亂黨，另一方面，卻不自覺地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讓全中國的青年讀書人都去學梁啟超。用李劍農(nóng)先生在《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中的話說，辛丑年廢除八股、改用策論，“一班應(yīng)考的秀才童生驟然失了向來的揣摩工具，《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就變成了他們的小題文府三山合稿了”，“千千萬萬的“士君子”，從前罵康梁為離經(jīng)叛道的，至此卻不知不覺都受梁的筆鋒驅(qū)策作他的學舌鸚鵡。”[7]

歷史的有趣之處就在這里，梁啟超受清政府的通緝，不得不逃亡日本，卻又是清政府把他樹立成了全國青年的偶像。這個諷刺的現(xiàn)象背后，是現(xiàn)代大眾傳媒的興起，這對于當時的中國人而言，是一種全新的力量。

據(jù)學者統(tǒng)計，1906年中國有報刊113種，1910年為136種，1911年就突然上升到了209種。[8]可以說，以報紙、雜志為代表的新式現(xiàn)代大眾媒介的出現(xiàn)，深刻地改變了中國政治的形態(tài)。

舉個例子，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武昌起義之所以成功，得益于四川保路運動，而保路運動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報刊媒體作為基本動員渠道的。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鐵路國有。6月26日，《保路同志會報告》創(chuàng)刊，號召四川各界聯(lián)合起來，“破約保路”，一開始就每日發(fā)行上萬張，從第13號增加到每日發(fā)行一萬五千張，運動高潮時，甚至能達到每日發(fā)行五、六萬張。[9]

大家想想，當時社會的識字率才多少？一份成都地區(qū)的報紙居然能達到每日五、六萬張，可以說相當驚人了。除了《保路同志會報告》以外，還有《西顧報》、《蜀報》、《啟智畫報》等一系列報紙在宣傳保路運動。

針對當時國人識字率很低的實際情況，四川保路同志會專門派人拿著報紙四處演講。[10]成都茶館林立，這時大家聚在一起喝茶，不聽戲、不聽說書了，聽人演講《保路同志會報告》。據(jù)說資州某小茶館的掌柜，經(jīng)營生意時，聽人拿著報紙宣講保路運動情況，聽到動情處，不禁“捶胸頓足，號哭而去”，回家以后推掉婚約，傾盡家產(chǎn)，統(tǒng)統(tǒng)把錢捐給了保路運動。[11]

以至于成都人早上見面，相互問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詢問對方，讀了今天報紙沒，了解川漢鐵路的最新進展嗎？對方回答：“讀，惟每讀令人欲哭耳?！?/span>[12]

保路運動如此，1919年的五四運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媒介技術(shù)革命改變了知識傳播的載體，也改變了知識的形態(tài)。對于中國傳統(tǒng)讀書人而言，經(jīng)學是最高的學問，解釋經(jīng)典、箋注經(jīng)文是最重要的學術(shù)研究方式。但新式報刊媒體發(fā)達之后，報紙上的政論、學論，越來越受到關(guān)注。經(jīng)文箋注越來越邊緣化，議論文寫作越來越重要的知識形態(tài)。

梁啟超、章太炎等人正是中國第一代通過報刊媒體成名的學者。他們的讀者，那些上上個世紀的80后、90后，比如新文化運動的骨干魯迅、錢玄同、周作人、胡適，比如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毛澤東、周恩來、蔡和森、瞿秋白，都是在新興現(xiàn)代大眾傳媒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新青年。

媒介技術(shù)革命的出現(xiàn)成就了梁啟超這樣的青年導(dǎo)師，也成就了一大批新青年，為昏暗混亂中國探索出了一條新的道路。

應(yīng)當承認，100年前的80后、90后、00后有超越時代的偉大之處，也時代留給他們的局限。這些局限在哪兒呢？

1905年，清王朝廢除了延續(xù)一千二百年的科舉制，全盤引入西方學堂教育和西方學術(shù)分科體制。設(shè)立了小學堂、高等小學堂、中學堂、大學堂，設(shè)立了國文、數(shù)學、外語、物理、化學、歷史、地理等現(xiàn)代學科門類。

問題是當時哪有那么多師資，有多少人能教得了數(shù)學、物理、化學呢？上海當然不成問題，但蘇南農(nóng)村呢？舊式私塾能夠把教育普及到最基層的農(nóng)村，但新式學堂卻只能局限在城市里面。

毛主席在著名的《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說，“農(nóng)民反對‘洋學堂’”，“農(nóng)民寧歡迎私塾，不歡迎學校，寧歡迎私塾老師，不歡迎小學教員。”[13]這些新式現(xiàn)代教育和新式現(xiàn)代媒體熏染出來的新青年，不是與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根基更近了，而是更遠了。

與科舉停廢相適應(yīng)的是，海外留學生，尤以留日學生數(shù)量激增。按照南開大學李喜所教授的統(tǒng)計，1904年留日學生約為2400人，至1905年則到了8000人，1906年更是猛增到12000人。[14]

這些留日學生大多進入了法政速成學校，以希望通過迅速掌握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體系，來變革中國的體制。他們把自己稱為“中等社會”，既不同于由達官顯貴構(gòu)成的上等社會，也不同于由販夫走卒組成的下等社會。用他們的話說，自己的職責是“提契下等社會以矯正上等社會”，“破壞上等社會以卵翼下等社會”。[15]

中等社會中的一部分人成為了立憲派，其中如楊度等人甚至參加憲政編查館，參與到了清末預(yù)備立憲的工作當中去。當時也有一些人擔心讓這些初出茅廬的留日法政速成學校學生介入國家體制的根本改革，會造成不可收拾的效果。

比如有個叫作趙炳麟的御史就上奏朝廷，反對將憲政編查館的重責交給十幾名留日學生。用趙炳麟的話說，“此等留學生原無學問根底”，既不懂中國數(shù)千年的官制沿革和中國社會的人情世故，又對西方政治體制的了解又十分片面，把國家變法的重任交給他們，豈不要壞事？[16]

除了立憲派以外，其他一部分人走上了宣布革命的道路。其實無論立憲派還是革命派，他們都是清王朝現(xiàn)行體制的反對者。1911年，清政府出臺皇族內(nèi)閣，這兩部分人又重新合流，共同構(gòu)成了推翻清朝統(tǒng)治的力量。

因此，陳旭麓先生把辛亥革命稱為“中等社會的革命”。[17]其實從這里，你就能理解魯迅《阿Q正傳》中的假洋鬼子，就能明白辛亥革命的根本缺陷在哪里。革命的主要力量向往現(xiàn)代社會，卻遠離中國的基層。

受現(xiàn)代報紙媒體和新式學堂影響的新青年、新式知識分子，具備之前人沒有的現(xiàn)代意識，他們向往西方文明，希望用西方文明改造中國。這是他們的優(yōu)勢和長處，也是他們的短處。他們的現(xiàn)代意識與古老中國的社會基礎(chǔ)就像油和水的關(guān)系，油浮在上面，水沉在下面，涇渭分明，判然有別。

從這個角度來講，青年導(dǎo)師梁啟超指出，20世紀的世界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號召新式知識分子應(yīng)該著力培養(yǎng)新國民，確實發(fā)人深省。然而說起來容易，但實踐起來卻沒有那么容易。

這個現(xiàn)象直到二三十年以后，才發(fā)生了一些改變。1937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

陜北的抗日軍政大學從第2期開始向全國各地招收知識青年609人，到了1938年，抗大第4期5562名學員中，來自全國各省市的知識青年達到了4655人。[18]

陜北公學校長成仿吾這樣回憶當年全國知識青年奔赴延安的盛況：“幾乎每天都有幾十人甚至上百人涌到陜北公學來，幾天就可以編起一個隊?！?/span>[19]這些人后來成為了我黨歷史上的“三八干部”。一方面，他們使全黨的素質(zhì)提升了一個臺階，另一方面，軍事斗爭和生產(chǎn)實踐，又不斷教育了這些出身優(yōu)渥的知識青年，讓他們能夠真正做到與勞動群眾相結(jié)合。

中等社會的革命由此才真正完成了向人民革命的轉(zhuǎn)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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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過去了，新一代的80后、90后已經(jīng)登上了社會舞臺，00后也開始嶄露頭角。我們對比上一代的80后、90后、00后，與這一代的80后、90后、00后，會得出一些有趣的結(jié)論。

第一，兩個時代的80后、90后、00后都處于歷史的轉(zhuǎn)折當中。區(qū)別在于今天的中華民族早已渡過最危險的時刻，我們不用再擔心民族危亡了。但是今天的世界仍然不太平，逆全球化的浪潮此起彼伏。我們要面臨新的挑戰(zhàn)，需要思考中國將要在這個世界中發(fā)揮什么新的作用。

第二，與上個世紀的80后、90后、00后一樣，這一代的新青年同樣成長于媒介技術(shù)革命的時代。我想，新青年之所以“新”，在于他們比上一代更了解外面的世界。區(qū)別在于，這次了解世界的新渠道新媒介不是報紙、雜志，而是網(wǎng)絡(luò)社區(qū)和自媒體平臺。

我讀中學時，也就是20世紀與21世紀交界的幾年，網(wǎng)吧悄然流行起來，我們開始接觸BBS和其他社交平臺。讀大學時，網(wǎng)絡(luò)購物平臺開始流行。讀碩士時，智能手機開始流行。等到讀博士時，自媒體平臺開始蓬勃涌現(xiàn)。

所有這些東西真正改變了信息的交流方式，改變了知識的傳播方式。我們可以通過各種自媒體平臺的up主第一時間了解到西方國家社會最普通群眾的社會生活、了解到西方國家政治文化的氛圍。因此我們發(fā)現(xiàn)，原來中國人并不丑陋，發(fā)現(xiàn)“中日夏令營的較量”、“德國下水道的油紙包”、“普通猶太人一年能讀上百本書”等等西方神話，原來都是虛假的。

可以這么說，報刊媒體的普及和新式學堂教育的出現(xiàn)，讓一個世紀前的新青年有條件“睜眼看世界”，有條件充分意識到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強盛不僅在于堅船利炮，更在于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和社會風尚，報刊媒體的出現(xiàn)為這一切提供了物質(zhì)基礎(chǔ)。

今天新的網(wǎng)絡(luò)自媒體革命，則讓現(xiàn)在的新青年有能力除去西方社會的神圣光環(huán)，有條件以更全面的方式了解西方的歷史、文化和政治。這種了解的過程，就是一個祛魅的過程。

總之，一個世紀前的新青年開始仰望西方，今天的新青年則逐漸學會了平視西方。一個世紀前的新青年極力想要擺脫古老中國對于他們的羈絆，處處展現(xiàn)出自己是現(xiàn)代人、文明人的樣子。今天新青年的任務(wù)則是擺脫固定西方現(xiàn)代化模式的羈絆，開辟中國自己的現(xiàn)代化道路，并對人類文明做出獨特的貢獻。

從丟掉天朝上國的盲目自大，開始仰視原來被我們視為蠻夷的西方，到丟掉對于西方現(xiàn)代化道路的迷信，開始思考中國對于世界的獨特貢獻。兩代新青年都在破除迷信，都在經(jīng)歷思想解放運動。正是這種思想解放，才讓青年們展現(xiàn)出了不同于父輩的特別的朝氣。

我相信，正是這種朝氣，讓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始終保持青春的活力。“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我的演講就到這里，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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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中國之新民：《新民說》，《新民叢報》1902年第1期，第1頁（文頁）。

[2]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下詔變法》，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頁。

[3] 《光緒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諭以策論試士禁用八股文程式》，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頁。

[4] 《政務(wù)處、禮部：會奏變通科舉事宜折》（節(jié)錄），《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第33頁。

[5]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3479頁。

[6] 唐海江：《清末政論報刊與民眾動員：一種政治文化的視角》，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99頁。

[7] 李劍農(nóng)：《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98頁。

[8] 黃瑚：《中國新聞事業(yè)發(fā)展史》，上海：復(fù)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61頁。

[9] 匡珊吉：《保路同志會報告》，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3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03頁。

[10] 參見《關(guān)于演講之要聞》，戴執(zhí)禮編：《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匯纂》中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688頁。

[11] 《資州小茶館主人讀<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后退婚以款報效國家》，《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匯纂》中冊，第693頁。

[12] 《<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的宣傳作用》，《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匯纂》中冊，第692頁。

[13] 毛澤東：《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40頁。

[14] 李喜所：《辛亥革命前的留日學生運動》，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學術(shù)討論會論文集》上冊，湖北武漢，1981年10月，第607—608頁。

[15] 湖南之湖南人：《新湖南》，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下冊，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60年，第615頁。

[16] 參見《御史趙炳麟奏新編官制權(quán)歸內(nèi)閣流弊太多折》，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匯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443—444頁。

[17] 參見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75—276頁。

[18] 黃道炫：《抗戰(zhàn)時期中共干部的養(yǎng)成》，《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29—30頁。

[19] 成仿吾：《戰(zhàn)火中的大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