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http://www.afwing.info/aircraft/2261.html，侵刪

注：本文原文刊載于2001年3月刊的美國《空天》雜志（AIR & ?SPACE）上，原作者是馮?哈迪斯蒂（von Hardesty），譯文所配圖片有改動。

　　毫無疑問，蘇聯(lián)人“復制”了美國的B-29轟炸機，這兩種飛機原本有可能是雙胞胎。不過，蘇聯(lián)的圖-4轟炸機真的是原封不動地照抄了波音的“超級堡壘”嗎？

　? 1945年6月的一天，莫斯科市民們紛紛抬頭向天上望去，他們看見一架巨大的四引擎飛機緩緩地傾斜機翼，降落在了伊茲梅洛沃（Izmailovo）地區(qū)——伊茲梅洛沃是位于莫斯科東北的一處限制進入的區(qū)域，是蘇聯(lián)海軍飛行試驗機構的所在地。地面上驚呆了的人群看到這架飛翔的龐然大物放下了起落架，以進行最后的進場。機翼和機身上噴繪的紅星表明這位不速之客是“自己人”，盡管一些目光敏銳的觀察者可能會注意到機頭側面的英文單詞“Ramp Tramp”（意為“不刮胡子的流浪漢”）。

　　駕駛這架飛機的飛行員是謝苗?賴德爾（Semyon Reidel），他是蘇聯(lián)海軍的高級試飛員之一，外加只有兩名空勤人員組成的骨干機組：副駕駛員和工程師。賴德爾飛越綠樹成蔭的伊茲梅洛沃郊區(qū)后，便操縱著飛機平穩(wěn)地降落，從而完成了從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開始的長途空中跋涉，他足足飛越了11個時區(qū)。

　　如果說，在1945年的那個夏天，對莫斯科市民而言，“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是作為一架神秘的飛行器而出現(xiàn)的，那么對于霍華德?賈雷爾（Howard R. Jarrell）上尉和他的機組乘員而言，這架飛機卻是朝夕相處的老伙伴了：這便是他們在1944年7月29日飛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進行緊急降落的那架B-29“超級堡壘”，同樣是在這一年，這架飛機成了被蘇聯(lián)人扣押的三架B-29當中的第一架。設在堪薩斯州威奇塔市的波音公司工廠里的工人們可能將其登記為B-29-5-BW（美國陸軍航空隊的序列號為42-6256）。該機是分配給部署在中國成都的第20航空隊的早期生產型“超級堡壘”當中的一架，用于對日作戰(zhàn)，不過這架B-29永遠不會再回到美國的土地上了。

　　“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之所以飛到伊茲梅洛沃，是因為蘇聯(lián)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希望將B-29用作在短短兩年后大量生產的新型重型轟炸機圖-4的“模板”。這種借鑒西方技術的重大科研計劃如果成功，將把蘇聯(lián)空軍打造為一支戰(zhàn)略空軍，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不安定的和平中，為蘇聯(lián)取得與西方平起平坐的軍事地位鋪平道路。通過復制B-29，蘇聯(lián)將擁有一種洲際轟炸機，能夠轟炸紐約市和美國的工業(yè)中心地帶，而且蘇聯(lián)人開發(fā)自己原創(chuàng)設計的時間也會大大縮短。

　　“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首次進入蘇聯(lián)領空是在一次空襲中國東北的返航途中。當時，賈雷爾上尉的機組人員遇到了電氣系統(tǒng)問題，其機載無線電設備能收報卻不能發(fā)報，這讓機組人員感到不安。為此，賈雷爾上尉決定飛往符拉迪沃斯托克，他天真地認為，只要轟炸機得到維修和加油，他和他的機組人員就可以飛回基地。像許多美國飛行員一樣，他認為蘇聯(lián)是與德國作戰(zhàn)的盟國，會歡迎他和他的機組人員。

　　然而，事實證明他錯了。自從愛德華?約克（Edward York）在1942年4月跟隨杜利特爾中?？找u東京并將其B-25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以來，所有進入蘇聯(lián)遠東領空的美國飛機均被扣押。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降落后，賈雷爾上尉再也看不到他的飛機了：他和他的機組人員與其他被扣留的飛行員被送到中亞的一座營地，并在那里待了幾個月，然后才通過伊朗被遣返回國。

　　蘇聯(lián)人扣留美軍B-29轟炸機的決定反映了戰(zhàn)時斯大林的優(yōu)先事項之一：維持與日本的脆弱的和平，因為莫斯科方面很難在兩條戰(zhàn)線上與軸心國交戰(zhàn)。1944年夏天，賈雷爾上尉和他的機組人員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時，蘇軍仍在與納粹德國進行著規(guī)模巨大的戰(zhàn)爭。斯大林擔心，在太平洋戰(zhàn)區(qū)，與美國進行的任何公開合作都將被東京方面視為軍事挑釁，蘇聯(lián)遠東地區(qū)較為薄弱的防御很容易受到日本在朝鮮和中國東北的駐軍的威脅。直到能夠按自己的條件進行戰(zhàn)爭，即1945年5月德國戰(zhàn)敗后，斯大林才對日本發(fā)起了戰(zhàn)爭。

　　1944年和1945年間，同盟國之間開始出現(xiàn)深層次的分歧和利益沖突，這也是二戰(zhàn)后期的特征之一。華盛頓方面悄悄地默許了蘇聯(lián)方面扣押B-29的行為，并將此事保密，沒有采取一致的外交努力讓蘇聯(lián)人交回飛機，因為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與莫斯科保持親密的關系是美國的高度優(yōu)先事項。美國陸軍部甚至要求回國的被扣押飛行員對他們在蘇聯(lián)的經歷保持沉默。不過，“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恰逢自戰(zhàn)爭爆發(fā)以來蘇聯(lián)與盟國之間首次出現(xiàn)摩擦的時刻。

　　如果說盟國方面在1944年與莫斯科的關系出現(xiàn)了困難，那么隨著西線盟軍于1945年進入納粹德國境內，雙方的關系出現(xiàn)了進一步的惡化。“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事恰好發(fā)生在“狂暴行動”（Operation Frantic）期間，所謂“狂暴行動”是指美軍轟炸機在空襲納粹德國的領土后降落在蘇聯(lián)烏克蘭加盟共和國境內的作戰(zhàn)行動。這項聯(lián)合作戰(zhàn)行動引發(fā)了蘇聯(lián)對美國人動機的懷疑，1945年在雅爾塔和波茨坦舉行的同盟國會議進一步加劇了美國與蘇聯(lián)之間日益疏遠的分歧。這樣一來，將三架B-29轟炸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轉交”給蘇聯(lián)人就成了既成事實。然而，在華盛頓，沒有人能想到，這幾架飛機將在兩年內對蘇聯(lián)空中力量的轉變發(fā)揮關鍵性的作用。

　　蘇聯(lián)人第一次獲得關于B-29的公開信息是在1942年美國著名王牌埃迪?里肯巴克（Eddie ?Rickenbacker）造訪之際。里肯巴克公開談論了這款新型轟炸機，但這只是讓蘇聯(lián)情報部門進一步證實了自己已經知道的情況——他們是通過搜集飛行手冊、照片和公開的技術資料而知道這些情況的。

　　斯大林根據(jù)《租借法案》向美國提出了三條建議，意在使B-29成為讓蘇聯(lián)獲得重型轟炸機的一項普遍倡議的一部分?！蹲饨璺ò浮肥敲绹?941年啟動的一項法案，意在向友好盟國提供物資。華盛頓拒絕了所有提供重型轟炸機的要求，但對提供中型轟炸機、戰(zhàn)斗機和運輸機很慷慨。蘇聯(lián)甚至在1943年嘗試著耍了一次詭計，將B-29添加到了它想要的一長列飛機清單上，但感到自己被戲弄的租借法案官員拒絕了這一請求。

　　此時，蘇聯(lián)的空中力量已壓倒納粹德國空軍，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最具戰(zhàn)斗力的戰(zhàn)術空中力量之一。在1944年和1945年對德國發(fā)動的全面攻勢中，蘇聯(lián)人使用戰(zhàn)斗機和強擊機，將其組織成了龐大的空軍集團軍。到1945年春季，蘇聯(lián)空軍已經積累起了巨大的打擊力量，擁有多達15000架作戰(zhàn)飛機。然而，蘇聯(lián)完全缺乏戰(zhàn)略能力：據(jù)估計，他們只能集中起32架堪用的四發(fā)轟炸機，即老舊過時且非常不可靠的佩-8轟炸機。因此，根據(jù)蘇軍轟炸機飛行員瓦西里?雷謝尼科夫（Vasiliy Reshetnikov）在其回憶錄中的說法，蘇聯(lián)人將突降到他們領土上的三架B-29視為意外的收獲，稱其為“從天而降的禮物”。

　　蘇聯(lián)空軍的戰(zhàn)爭規(guī)劃人員和斯大林本人對盟軍對德國的轟炸印象深刻，B-29則向人們展示了戰(zhàn)略空中力量在未來戰(zhàn)爭中的重要性?，F(xiàn)在，這架突然來到的B-29飛機為蘇聯(lián)人提供了第一次親自檢查最先進的美制轟炸機的機會。斯大林命令海軍人民委員、蘇聯(lián)海軍總司令尼古拉?格拉西莫維奇?庫茲涅佐夫上將開始進行飛行試驗，這是因為“超級堡壘”降落在了蘇聯(lián)太平洋艦隊的中烏格洛瓦亞（Tsentral'naya uglovaya）航空基地里，因此在海軍的管轄范圍內。

　　庫茲涅佐夫任命謝苗?鮑里索維奇?賴德爾（Semyon Borisovich Reidel）中校領導試飛工作。在整個1944年和1945年，作為一名飛行員兼工程師，賴德爾中校積累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飛行小時數(shù)——當時他的任務是將根據(jù)《租借法案》運來的飛機渡運到前線。賴德爾中校在戰(zhàn)爭期間擔任蘇聯(lián)海軍飛行測試項目的副主管，并贏得了廣泛的尊重。當賴德爾和他的小組研究美國技術文獻時（包括學習被扣留的B-29飛機上的幾本手冊），他對英語的熟練掌握就顯得非常有用了。

　　賴德爾只有幾個星期的時間來研究“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了解其機載設備和預期的飛行特性。他和一群技術人員使用英語詞典對“超級堡壘”進行了仔細的檢查，并重新標注了每個開關和系統(tǒng)。1945年1月9日，賴德爾和切爾諾夫（A. ?F. Chernov，坐在右邊的副駕駛座位上）將這架飛機飛到了羅曼諾夫卡（Romanovka）附近的基地。兩天后，另一位參與該項工作的試飛員馬魯諾夫（V. P. ?Marunov）駕機進行了短暫的飛行。在幾天的時間里，這三名試飛員輪流坐在左側的機長座位上，完善了他們操縱“超級堡壘”的技能。羅曼諾夫卡附近的基地跑道較長，地面平坦且通暢，能夠有效地應付各種緊急突發(fā)情況，但試飛工作直到完成都未發(fā)生過任何事故。

　　對B-29上采用的新技術感到驚訝的庫茲涅佐夫向莫斯科發(fā)去了一封熱情洋溢的報告。“超級堡壘”大量使用了輕質鋁合金、增壓座艙、遙控機槍、功率強大的增壓發(fā)動機、“諾頓”轟炸瞄準具、雷達、電子設備和儀器，這些都代表著當時蘇聯(lián)工業(yè)所無法企及的先進技術。諸多報告只是加強了斯大林建立一支戰(zhàn)略空軍的決心，他下令，將“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轉移到莫斯科。于是，1945年6月22日，蘇聯(lián)正式啟動了B-4計劃，即研制一架“由四臺發(fā)動機推動的轟炸機”。B-4轟炸機（不久將改名為圖-4）可以看作是B-29“超級堡壘”轟炸機的精確復制品。

　　同時，斯大林還取消了“飛機64”計劃，該計劃是一個新的遠程轟炸機項目，于1945年1月啟動，由安德烈?圖波列夫擔任總設計師。斯大林個人對航空的興趣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初，當時他首次以巨額政府補貼的形式扶持了蘇聯(lián)的航空工業(yè)。1940年，斯大林從上到下重組了蘇聯(lián)的軍用航空業(yè)，并要求研制新一代戰(zhàn)斗機和強擊機。新機型的研發(fā)工作在1941年納粹德國入侵蘇聯(lián)的“巴巴羅薩行動”前夕便開始了，并且這種搶先一步的做法使蘇聯(lián)空軍得以從當年的災難中迅速恢復實力——要知道，當時蘇聯(lián)大部分的空軍兵力均被摧毀。在戰(zhàn)爭的最后一年，斯大林再次動員起了已被戰(zhàn)爭折磨得精疲力竭的飛機設計師、工廠負責人和空軍官兵，這次的目標是打造戰(zhàn)略航空兵。

　　斯大林本人很害怕飛行。實際上，他寧愿根本不出行；當他必須出行時，都是乘坐經過仔細檢查的豪華轎車或專列。1943年的德黑蘭會議給他乘坐火車出行造成了問題，因為伊朗的軌距與蘇聯(lián)的不同。于是，兩架根據(jù)《租借法案》獲得的C-47運輸機從巴庫飛抵莫斯科，以便載著斯大林飛往德黑蘭。其中一架由戈洛瓦諾夫空軍中將駕駛，另一架由格拉切夫（M. ?Grachev）中校駕駛。在與飛行員見面之后，斯大林說：“那么，誰來帶我飛往德黑蘭呢？也許我和格拉切夫中校一起飛行會更好，因為空軍中將更多地是在辦公桌上工作，而不是在駕駛艙內?！彼勾罅衷陲w行結束后握了握格拉切夫的手，緊隨其后的是對格拉切夫的晉升。

　　我們對圖-4轟炸機的了解主要基于已故的列昂尼德?科波爾（Leonid Kerber）的著作，我（譯者注：指原文作者馮?哈迪斯蒂）在1991年首次采訪了他。科波爾專門研究無線電和導航儀器，他在20世紀30年代一直在圖波列夫身邊工作。科波爾撰寫了關于圖-4轟炸機項目的第一手資料，他在他的上級圖波列夫的非官方傳記中講述了這個故事，書名為《圖波列夫的監(jiān)獄工作室》（Tupolev’s ?Prison Workshop），該書屬于“斯大林的航空古拉格”系列，由史密森學會出版社于1996年重印。

　　科波爾對圖波列夫職業(yè)生涯的描述包括對B-4計劃的坦率回憶：圖波列夫最初認為復制B-29的努力是在蠻干，他更有信心的是，他自己的“飛機64”計劃在航程和有效載荷等關鍵指標上有超過B-29的更大潛力，并且他的這種自負抵制了對某些外國設計的盲目照搬。圖波列夫想把西方的最新技術融合到一架飛機上，這架飛機將代表蘇式航空設計體系日趨成熟的技術優(yōu)勢。就這一關鍵問題而言，盡管新型B-4轟炸機最終以圖波列夫的名字命名，但圖波列夫并未取得勝利。

　　斯大林要求，這架新型轟炸機應當是B-29的精確復制品，因為他明智地理解這一點：即使作出一次讓步也會導致一系列的修改，并且任何與這一點不符的要求都會拖慢復制B-29轟炸機的過程。圖波列夫希望保持一種“正式遵守斯大林的命令”的姿態(tài)，但他決定不嚴格按照字面上的意義接受任務。在圖-4計劃啟動的第一年里，圖波列夫可以說是在斯大林的要求和實際讓步之間走鋼絲。

　　圖波列夫選擇的不是“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而是“特別的阿諾德將軍”號（General Arnold ?Special，序列號42-6365）進行拆解。這項工作是在莫斯科傳奇般的中央機場進行的，該機場有當時全蘇唯一一個能夠容納B-29轟炸機的機庫。第三架B-29“頂好”號（Ding ?How，序列號42-6358）被停飛，作為復制時的參考。只有“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會繼續(xù)飛行，圖波列夫將該機送到了位于茹科夫斯基的蘇聯(lián)空軍飛行測試中心。

　　“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于1945年7月1日被轉交給蘇聯(lián)空軍，并應亞歷山大?戈洛瓦諾夫空軍中將的命令，被分配給了駐奧爾沙（Orsha）的精銳部隊：轟炸航空兵第890團。這支特殊的部隊擁有在美制飛機上飛行經驗最豐富的飛行員，其機隊包括19架B-25、12架B-17（F型和G型）和1架B-24，該團的許多飛機都繪有頗具美國風格的“機鼻藝術”。于是，好幾架飛機的機鼻被重新涂滿了油漆，盡管一位曾在890團飛過B-17F的蘇聯(lián)飛行員伊科尼科夫（I. ?Ikonnikov）還記得，曾經有一幅機鼻藝術作品描繪的是“帶著一枚炸彈的兔子”的形象，該形象毫無爭議地打動了政委，并幸存了下來。在奧爾沙，“不刮胡子的流浪漢”這一綽號（Ramp ?Tramp）曾使許多蘇聯(lián)飛行員和工程師感到困惑，即使是那些熟悉英語的人也是如此。向他們提供的一個粗略翻譯是“胡子拉碴的流浪漢”，但該綽號仍然使蘇聯(lián)飛行員感到困惑。

　　1945年夏季晚些時候，兩位著名的蘇聯(lián)試飛員馬克?加萊（Mark Gallai）和伊申科（N. A. Ischenko）駕駛著“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進行了一系列示范飛行。加萊和另一位飛行員尼古拉?雷比科（Nikolai S. ?Rybko）享有極高的聲望，屬于精英團體蘇聯(lián)試飛員“兄弟會”。加萊來自一個猶太家庭，在蘇聯(lián)體制下，這對他的職業(yè)發(fā)展構成了挑戰(zhàn)，但加萊作為飛行員的出色技能和引人入勝的性格贏得了他人的尊重。加萊飛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不久最重要的一些飛機：他駕機進行了蘇聯(lián)第一種噴氣式戰(zhàn)斗機米格-9的首飛，并參加了米格-15噴氣式戰(zhàn)斗機的驗收計劃。加萊總共駕駛過200多種飛機，他甚至還駕駛過納粹德國空軍危險的Me ?163截擊機。

　　加萊在莫斯科以東約32千米處的茹科夫斯基蘇聯(lián)空軍飛行試驗場進行了這些示范飛行，蘇聯(lián)專家們還對萊特R-3350發(fā)動機進行了仔細檢查。后來，他們用什韋佐夫發(fā)動機設計局的ASh-73TK發(fā)動機改裝了“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這種發(fā)動機可視為蘇聯(lián)對采用早期設計的萊特發(fā)動機的克隆版本，蘇聯(lián)方面已獲得生產這種發(fā)動機的許可，并有可用的零部件。

　　圖波列夫對“特別的阿諾德將軍”號的首次考查是在1945年7月10日的晚上進行的，這標志著B-4項目的正式開始。在考查的過程中，身材較胖的圖波列夫被卡在了轟炸機前、后增壓座艙之間的通道中。后來他開玩笑說，美國人顯然沒有給他們的飛行員提供足夠的伙食。緊接著，工程師、技術人員和制造飛機的技工專家隊伍也接踵而至，紛紛爬進了“特別的阿諾德將軍”號的機艙中。這個過程是緩慢而系統(tǒng)的，蘇聯(lián)人測量了每個零部件的尺寸并拍照存檔，以便進行復制。技術人員小心地拆下機載設備和控制裝置，并標記好液壓管路和接線的位置。每個零件和子部件均進行了編號、標注和記錄，然后將各個零件分發(fā)給相應的設計小組進行復制。

　　在此過程中，科波爾在轟炸機的座椅旁邊發(fā)現(xiàn)了一塊牌匾，上面寫著：“應堪薩斯州威奇塔市波音工廠工人們的要求，這架B-29被命名為‘特別的阿諾德將軍’號?！边@塊牌匾是為了紀念阿諾德將軍于1942年對威奇塔工廠的一次視察?？撇栕罱K將這塊牌匾贈給了一位同事鮑里斯?索克（Boris ?Saukke）的兒子，而索克家族仍然保留著當年迫降在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三架B-29轟炸機中碩果僅存的這件遺物。

　　作為管理人員，圖波列夫希望獲得斯大林的認可，因為這將使他有獨特的進入蘇聯(lián)航空工業(yè)界的機會。圖波列夫重新獲得斯大林的青睞也表明了他的主要競爭對手亞歷山大?雅克福列夫以及在戰(zhàn)爭年代與蘇聯(lián)戰(zhàn)術航空工業(yè)發(fā)展有關的人的式微。不過，圖波列夫發(fā)現(xiàn)自己此時仍然處在危險的十字路口。他知道，成功將鞏固他的地位，甚至可能讓他在戰(zhàn)后的航空領域獲得廣泛的機遇 ?。

　　在這種情況下，圖波列夫作為管理者的技巧將面臨最嚴峻的挑戰(zhàn)。在對“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進行飛行測試時，他為圖-4項目招募了自己的行政管理團隊，任命迪米特里?馬爾科夫（Dmitry ?S. Markov）為首席代表。馬爾科夫是圖波列夫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他擁有廣泛的技術專長，并以自己的設計能力贏得了聲譽。馬爾科夫曾與圖波列夫一起在監(jiān)獄設計局中任職，對美國飛機技術有第一手的了解，并曾參與過對一架“伏爾梯”（Vultee）飛機的改裝工作。馬爾科夫后來因為另一個高優(yōu)先級的冷戰(zhàn)設計項目而在西方聞名，該項目就是圖-22M3“逆火”超音速轟炸機。

　　圖波列夫有時候比較豪放，或者說有點“粗野”，而馬爾科夫則比較紳士。馬爾科夫在圖-4項目中始終保持著低調，但他也是一位親自動手的管理人員，可以激勵所有的人按時完成高強度的任務。在通過用消費品和住房獎勵工人的技巧來推進工作的過程中，馬爾科夫在鼓勵手段和影響力方面與他的領導圖波列夫不相上下。馬爾科夫贏得了參加圖-4項目的所有人的持久忠誠，并在戰(zhàn)后時代脫穎而出，成為了蘇聯(lián)航空工業(yè)中備受尊敬的人物。

　　圖波列夫在建立組織機構方面面臨著巨大的困難，他需要召集約64家設計局以及900多家工廠、研究機構和技術單位，以保持一切工作運轉正常，并確保質量控制。根據(jù)協(xié)定，馬爾科夫負責處理圖-4項目的日常工作，圖波列夫的工作重點則是動員早已厭倦了戰(zhàn)爭的航空工業(yè)人員、空軍官兵、黨的官員和主要政府部門。

　　在與德國的四年戰(zhàn)爭中，蘇聯(lián)航空工業(yè)滿足了斯大林對大批量生產飛機的非凡需求?，F(xiàn)在，則要求它掌握復雜的飛機系統(tǒng)，并負責10萬多個零件的復制工作，每個零件都必須滿足重量要求并準時交付。

　　圖波列夫構思了一套巧妙的規(guī)劃體系來委派責任。首先，他尋求了當時的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的幫助，以解決協(xié)調問題。圖波列夫不希望零件提供方直接向他報告。讓政府部門的實權人物訂購零件使他擁有了兩全其美的優(yōu)勢：零件訂購的背后有國家的全部權力支持，再加上每個零件提供方直接向米高揚報告，并滿足他自己的質量控制要求。

　　為了實施該計劃，他要求米高揚任命每個部委的一名人員負責零件的及時交付工作。每個項目的負責人都必須向貝利亞解釋任何錯過的截止日期或做工較差的問題。米高揚迅速同意了圖波列夫的意見，并任命較高級別的官員（通常是副部長）承擔責任。后來，謝爾蓋?科羅廖夫在蘇聯(lián)的航天計劃中也套用了相同的模式。

　　圖波列夫在操縱政治的同時，也從未放棄對該項目關鍵方面的控制：他保留了日程表，并且擅長解決問題。列昂尼德?科波爾回憶起了圖波列夫預判哪里出問題的超常能力，每當出現(xiàn)問題時，圖波列夫都會直接進行干預。圖波列夫還聘請了才華橫溢的斯科萊揚斯基（I. ?M. Sklyanskiy）擔任協(xié)調員。這一人選被證明是鼓舞人心的，不過在圖波列夫那些緊張的同事們看來有些“危險”。斯科萊揚斯基是位工程師，他精力充沛，專注于細節(jié)，并且擁有敏銳的記憶力，沒有其他人比他更適合監(jiān)督時間進度表了。這張時間進度表貼滿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無線電大街圖波列夫設計局中一堵專門用于展覽的墻。作為協(xié)調員，斯科萊揚斯基為訂購的每個零件填寫了四張卡片：一張給圖波列夫，一張給航空部，另一張給協(xié)作部門，最后一張給現(xiàn)場的實際制造單位。

　　當圖-4轟炸機的第一批零件和備件被送達并接受檢查時，圖波列夫在莫斯科舉行了一次特別的展覽，以實物的方式顯示進度，并指出哪些已經達到了最后期限和仍要實現(xiàn)的里程碑，外加負責的管理人員的名字。為了把每個主要零件或子零件完全展示出來，足足占用了他的設計局兩層樓的空間。通過電話，圖波列夫與負責生產相關零件的工廠保持著聯(lián)系，后者可以向他報告最新的進度。展覽提供了一種方便的手段，可以向來訪的官員展示該項目，并能讓圖波列夫覺察出任何潛在的故障。

　　新轟炸機所需的文件量非常龐大。逆向復制工程要求對約10.5萬個零件進行分析和拍照。圖波列夫的團隊共繪制了約4萬張詳細的圖紙，這由1000多名制圖員完成。嚴格的質量標準 ?使整個設計局筋疲力盡。在該項目的最關鍵階段，有時每個月只允許工作人員休息一天。

　　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是美國制造商使用的英制單位和蘇聯(lián)使用的公制單位之間的差異。在研制工作之初，圖波列夫就決定不將美國的英制單位轉換為公制，因為這將非常耗時。鋁板的制造是這一問題的典型反映：B-29上鋁質蒙皮的標準厚度為1/16英寸（1.5875毫米），蘇聯(lián)工廠當時還難以精確制造出這種尺度的金屬薄板。于是，圖波列夫選擇將圖-4轟炸機的蒙皮厚度改為在0.8毫米至1.8毫米之間變化，這實際上在某些部位增強了飛機的結構強度。盡管進行了此類更改，但圖-4的重量卻僅比B-29重了1%，這是因為在電氣線路、液壓壓力和油耗方面作出的其他折衷也同樣重要。

　　盡管圖波列夫仍然關注飛機某些外部結構的研發(fā)工作，以表明他嚴格遵守了斯大林下達的“精確復制”的命令（包括機身上的一處檢修口蓋，并且圖-4轟炸機精確地“復制”了B-29的內部油漆方案），但在一些更重要、也更不引人注目的零部件上，圖波列夫還是經常選擇“走自己的路”。斯大林默許使用公制單位是一個重大讓步，在發(fā)動機、雷達和軍械方面也做出了其他讓步。列昂尼德?科波爾在其書中將圖-4轟炸機恰當?shù)孛枋鰹槭恰澳７隆?，或者說得更形象一點是對B-29的“傳真”。如果這架飛機有遺傳密碼的話，那么可以這樣說：顯性基因是波音的，而隱性基因是圖波列夫的。

　　在所有的讓步中，為新型圖-4轟炸機選擇發(fā)動機是至關重要的。蘇聯(lián)的發(fā)動機設計師阿卡迪亞?什韋佐夫（Arkadiy ?Shvetsov）從圖波列夫那里得知，他不必復制B-29功率強大的2200馬力萊特R-3350發(fā)動機。相反，圖波列夫批準了什韋佐夫的要求，將為圖-4裝配一種新發(fā)動機，該發(fā)動機為之前設計的M-71發(fā)動機的一種改進型，也可以視為萊特發(fā)動機的一種“克隆型號”。最終的ASh-73TK發(fā)動機將擁有2300馬力的動力，不過，至少在最初的生產中，什韋佐夫的設計被證明尚不足以趕上萊特R-3350的性能。發(fā)動機過熱和螺旋槳頻繁發(fā)生故障是一直存在的問題。饒是如此，ASh-73TK在設計上是可靠的，隨后的改進消除了問題。

　　蘇聯(lián)人在某些復制工作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令人驚訝的成功。B-29轟炸機上較為復雜的裝置之一就是中央火控系統(tǒng)，這是一套計算機化的遙控射擊系統(tǒng)，水泡狀有機玻璃座艙內只有瞄準設備、控制裝置和炮手，他們通過電纜連接著安裝有航空機槍的遙控射擊炮塔。該系統(tǒng)集成了復雜的電路和開關，對B-29上的任何一位炮手而言，只要他可以正確地瞄準，那么他就能控制任何一座炮塔開火。托羅波夫（I. ?I. Toropov）在仿制此系統(tǒng)上投入了大量的才華和精力。他的成功使圖波列夫大為驚訝，并令西方的觀察家感到震驚，因為他們原本認為這種先進的系統(tǒng)超出了蘇聯(lián)人的能力范圍。

　　同樣重要的，是決定用蘇聯(lián)的NS-23航炮取代B-29上的12.7毫米口徑機槍，這是斯大林批準的另一項讓步。圖波列夫還希望，為圖-4轟炸機配備一個比以往蘇聯(lián)制造的所有飛機的彈艙都要大的彈艙。起落架的收放系統(tǒng)也存在不小的問題，而且蘇聯(lián)的航空工業(yè)當時無法生產用于B-29起落架的超大輪胎。面對復制B-29的超大輪胎和復雜設備的任務，蘇聯(lián)人采取了一種獨特的方法：派特工到西方國家，在戰(zhàn)爭剩余物資市場上購買這些東西。

　　在西方，關于蘇聯(lián)人如何研制圖-4轟炸機的傳聞有很多。這些流傳了幾十年的說法給人們造成了這樣的印象，即B-29轟炸機是被嚴格、甚至是以一些荒唐的方式被復制的。這些傳聞向人們暗示，圖波列夫和他的團隊盲目地復制了波音設計的各個方面。如前文所述，圖波列夫確實批準了對諸如機身口蓋之類的細節(jié)的精確復制，以及精確保留了“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上采用的內部噴漆方案的色調。還有傳言稱，就連機翼上的破損也都被仔細地復制了，這些傳聞無疑夸大了真實的情況。

　　圖波列夫還必須與蘇聯(lián)航空工業(yè)中一些“官僚主義”的習慣做法作斗爭。幾十年來，蘇聯(lián)設計師設計出了一大批出色的飛機或原型機，但一大問題是，這些飛機在進行批量生產時往往無法達到設計標準。蘇聯(lián)的航空工廠在飛機的批量生產中難以維持質量控制，飛機越復雜，結果越令人失望。在戰(zhàn)爭年代，大量生產設計簡單的軍用飛機是較為容易的，例如，蘇聯(lián)在二戰(zhàn)中生產了3.3萬多架伊柳辛設計局設計的伊爾-2“斯圖莫維克”強擊機，該機以其堅固耐用和簡單的機載設備而著稱。這樣的飛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大批非熟練工來制造。相反，生產圖-4轟炸機則要求與數(shù)十年的工業(yè)實踐積淀相對應的精密工業(yè)生產水平。然而，蘇聯(lián)人在工業(yè)方面取得了西方人所沒有料到的進步，他們成功了：該項目啟動不到兩年，第一批圖-4轟炸機就按計劃于1947年下線了。隨著生產規(guī)模的擴大，更多的工廠也被動員了起來。

　　圖波列夫挑選了三名杰出的試飛員——尼古拉?雷比科、馬克?加萊和瓦西里琴科（A. G. ?Vasil'chenko）進行第一架下線的圖-4轟炸機的首飛工作。最終，雷比科獲準（作為主駕駛）駕機執(zhí)行首飛計劃，定于1947年5月進行飛行。保衛(wèi)工作很嚴密，但是等相關消息傳出后，工人們就涌向了工廠附近飛機跑道的邊緣。在研制圖-4轟炸機的過程中，工人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他們不想錯過親眼目睹第一次飛行的機會。成千上萬的人擁擠在道路和工廠機場的外部，一眼就能看到飛機。當雷比科駕駛這架嶄新的圖-4升空時，工人們當中爆發(fā)出了一陣陣歡呼聲。

　　科波爾還說，后來馬克?加萊曾駕駛著一架嶄新的圖-4從喀山飛往莫斯科，而他（科波爾）曾作為乘客搭乘過這架“航班”。在飛行過程中，增壓機艙內充滿了熱空氣，沒人能使空調正常工作。科波爾還記得取消了地面上的歡迎接待會時的尷尬，因為機上的每個人身上都浸透了汗水，看起來就像是“剛剛從索契海灘上走出來的一樣”。

　　圖-4轟炸機在1947年8月舉行的“航空節(jié)”上首次公開亮相，舉辦地點是在莫斯科的圖西諾機場。包括西方各大國在內的外國觀察員（特別是他們的軍事人員）都受到了邀請。先是三架圖-4轟炸機，緊接著是一架圖-70客機從600英尺（約183米）的高度飛過。其中一架圖-4轟炸機是由戈洛瓦諾夫空軍中將親自駕駛的。當西方觀察員們數(shù)出三架轟炸機時，他們以為蘇聯(lián)人正在駕駛的是“消失”已久、在戰(zhàn)爭期間被蘇聯(lián)方面扣押的B-29轟炸機。但是，圖-70的出現(xiàn)清楚地表明，蘇聯(lián)人正在飛的是他們“克隆”的B-29。這個精心策劃的活動頓時成了西方報紙上的頭條新聞，盡管很少有人意識到為了讓這四架飛機升空，蘇聯(lián)方面有多么地捉襟見肘：圖-70客機裝有從拆解后的“特別的阿諾德將軍”號那里獲得的同類零件，這樣才使其具備了適航性。

　　圖-4轟炸機的作戰(zhàn)部署導致了一系列故障或者說近乎災難的發(fā)生，原因是飛機遇到了諸如發(fā)動機過熱等初期問題，這些故障也是美國人在使用第一代B-29時得到的經驗。蘇聯(lián)工程師還對許多其他問題感到擔憂，如螺旋槳失控、除冰系統(tǒng)故障以及起落架長期故障等。

　　拉斐爾?卡普雷揚（Rafael I. Kapreylan）是首批駕駛這款新型轟炸機的人之一，在一次飛行中，他的起落架無法完全放下，但他最終設法成功地放下了右側的主起落架，從而挽救了自己、機組人員和飛機。試飛員瓦西里琴科在飛行中曾發(fā)生過發(fā)動機起火的險情，由于擔心發(fā)生最壞的情況，因此他命令機組人員跳傘。在11名機組人員中的9名跳出機艙后，大火熄滅了，他得以安全地駕駛轟炸機降落。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問題相繼得到了解決，但是在該項目的初期，圖-4轟炸機總是讓人缺乏信心。

　　圖-4轟炸機在1948年和1949年真正具備了作戰(zhàn)能力，其生產工作也進入了滿負荷運轉的狀態(tài)。到1950年，蘇聯(lián)遠程航空兵已經部署了9個圖-4轟炸機團，每個團裝備32架轟炸機。北約給圖-4起的綽號為“公?！保˙ull）。20世紀50年代初期，蘇聯(lián)向中國移交了一批圖-4A轟炸機，此舉使中國首次獲得了可靠的轟炸機力量。蘇聯(lián)還在其遠東地區(qū)部署了大約32架圖-4轟炸機，以執(zhí)行偵察任務。在朝鮮戰(zhàn)爭期間，蘇軍圖-4轟炸機的數(shù)量急劇增加，最近發(fā)現(xiàn)的檔案顯示，蘇軍裝備的“公?！睌?shù)量高達845架。

　　1949年8月29日，蘇聯(lián)人在一座鐵塔上引爆了他們的首個核裝置。隨著蘇聯(lián)核炸彈的不斷完善，斯大林批準進行一些優(yōu)先級較高的實驗，即將圖-4轟炸機改裝為能投擲原子彈的空中載機。1951年10月18日，一架圖-4轟炸機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投下了一枚原子彈；不過，直到1955年11月，一架圖-16轟炸機才投下蘇聯(lián)的第一枚氫彈。對于北約觀察員來說，這些事件證實了蘇聯(lián)戰(zhàn)略航空力量的提升。

　　西方國家對此作出的反應也日益強烈。圖-4轟炸機從未擁有過能夠真正對美國構成威脅的航程——該機只有在單程飛行時才可以威脅到芝加哥或紐約市。饒是如此，圖-4轟炸機及其噴氣式后繼型號的存在迫使美國打造了一系列防空系統(tǒng)，包括“奈基”地對空導彈和20世紀50年代研發(fā)的“天掃”（Skysweep）雷達指引高射炮。

　　蘇聯(lián)人還試驗了將圖-4作為空中加油機使用，并在1952年10月完善了探頭-錐套式空中加油系統(tǒng)。在此之前，蘇聯(lián)人還嘗試過多種其他系統(tǒng)。最終，探頭-錐套式空中加油系統(tǒng)被用于為米格-15戰(zhàn)斗機加油，此舉旨在努力擴大蘇聯(lián)空軍的打擊范圍。隨著噴氣機時代的到來，蘇聯(lián)人意識到圖-4已經過時了，朝鮮戰(zhàn)爭中美國B-29轟炸機的戰(zhàn)損進一步堅定了蘇聯(lián)人的這種看法。

　　蘇聯(lián)方面曾威脅要對圖-4轟炸機進行戰(zhàn)斗部署，不過這只發(fā)生在冷戰(zhàn)早期的20世紀50年代，而且相關細節(jié)尚不清楚。

　　“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飛行了將近十年，并堪稱是冷戰(zhàn)初期蘇聯(lián)戰(zhàn)略空軍的“鼻祖”，因此該機很快在蘇軍轟炸機機組成員中獲得了傳奇般的地位。許多曾參加過圖-4項目初期工作的蘇聯(lián)轟炸機飛行員都對這一點感到非常自豪，因為他們的飛行記錄中包含了在這架從威奇塔工廠下線的“超級堡壘”上的飛行小時數(shù)。更有甚者，“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還曾被短時間地用作蘇聯(lián)X系列飛機（火箭動力的“飛機346”）的空中載機。1947年5月，前德國試飛員沃爾夫岡?齊澤斯（Wolfgang ?Ziese）坐在“飛機346”的座艙中升空了，當時“飛機346”就掛載在這架轟炸機的右側機翼下。在高空，“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釋放了“飛機346”，后者當時達到的速度估計為0.93馬赫，這是當時蘇聯(lián)人為突破音障而付出的最不懈的努力。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盡管對什韋佐夫發(fā)動機進行了諸多改裝并進行了許多升級，但“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還是變得越來越難以維護了。到1954年，蘇軍的圖-4機隊逐漸被退役拆解，美國的B-29轟炸機差不多也在同一時期停飛報廢。今天，在莫斯科郊外的莫尼諾航空博物館里，一架形單影只的圖-4轟炸機矗立在外面，它唯一的作用是提醒人們那段充滿激蕩的歲月。

　　斯大林復制B-29的決定讓蘇聯(lián)獲得了臨時可用的遠程轟炸機，即使該機還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洲際戰(zhàn)略武器。圖-4轟炸機使蘇聯(lián)人可以在冷戰(zhàn)前線可靠地投射力量，而這一切發(fā)生在蘇聯(lián)與美國的關系日益惡化，以及核武器的出現(xiàn)給蘇聯(lián)的國家生存帶來嚴重威脅之際。

　　這些事件還有第二層意義，不過許多西方人對此不太了解。圖-4項目已成為蘇聯(lián)航空工業(yè)實現(xiàn)快速現(xiàn)代化的一條捷徑，并傳達出了斯大林更宏大的目標：保障蘇聯(lián)的國家安全，甚至與西方保持軍事均勢。在圖-4項目中，斯大林證明了關于布爾什維克的一條真理：個人的無情并不一定會消除靈活性或為了生存下去而尋求某些能力。盡管斯大林的直覺并不總是十全十美的，但他無疑具有非凡的戰(zhàn)略意識，包括對正確的飛機的關注，這決定了他的所有政策。

　　斯大林為了適應戰(zhàn)后的環(huán)境而重組了蘇聯(lián)的航空工業(yè)，并迫使后者采用了一系列新技術、新材料和新工藝。誠然，相對于西方國家而言，蘇聯(lián)人在技術上的劣勢仍然存在，但他們已經為建立更先進的航空工業(yè)奠定了基礎。

　　圖-4項目的成功離不開圖波列夫在其中發(fā)揮的作用：他是位罕見的、融設計和管理方面的才能于一身的人才。圖波列夫對圖-4項目的領導表明，蘇聯(lián)相對落后的航空工業(yè)可以改頭換面，制造出與西方同等水平的現(xiàn)代化飛機。正如今天的許多俄羅斯歷史學家所承認的那樣，圖波列夫在圖-4項目上的成功為謝爾蓋?科羅廖夫隨后開展的導彈和火箭科研項目提供了榜樣和靈感。可以說，“不刮胡子的流浪漢”號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為蘇聯(lián)鋪就了一條通往未來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