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作為“產品”，勞動力當然可以出售獲得貨幣。同樣的，作為“產品”的出售價格，至少需要能夠維持勞動者“生產”這件產品的生命所需。

但“勞動力”這種產品是特殊的。它本身并非“實物”產品?！皠趧恿Α眱H僅是指一個人表現在工作中的某個能力，而這個能力卻可以有非常大的波動。

一個勞動者工作了8小時，他也就消耗了這8小時的體力和精力。但是，作為“工作表現能力”，他在這8個小時里生產的都是廢品，生產能力就只是“0”。

那么，雇主所支付的這8小時工資，是應該按照他在這8小時的消耗，還是應該按照他的工作能力呢？

即使雇主按照勞動者的消耗支付工資，可勞動者在其他的16個小時中也需要有一定的消耗，而這個消耗的補償費用當然要加入到這一個的工資總額之中。那么，這個額外消耗的費用的多少，又應該怎么算呢？

0.2

雇傭關系中，勞動者出賣的是自己的“勞動力”這種產品。就像前面所說，產品的價格由兩部分構成，一是購買維持勞動者生命的“生活必需品”，二是購買滿足勞動者其他需求的產品而必需的貨幣。

就“生活必需品”來說，又存在一個“品質高低”的差別。品質更高則所需的貨幣數量當然要多于品質較低的。

就“其他需求”來說，除了“品質高低”的差別外，還存在“需求數量多少”的差別。需求更多，當然需要的貨幣也更多。

因此，勞動力的價格，或者說“工資”，是一個有著較為寬泛的調整空間的“彈性價格”。

勞動者總是希望獲得更高的工資，因為這直接影響著勞動者自己的生活品質。

作為支付工資的雇主，考慮的更為直接。在雇傭關系中，勞動者并不占有生產所得的產品，產品都歸屬于雇主私人所有。雇主需要把產品出售獲取貨幣。這個貨幣總量可以直觀地分為兩部分，一，“支付工人的工資”。二，“除去工資的剩余貨幣”，這部分剩余貨幣首先歸屬于雇主私人。

因此，支付工人的工資多了，歸屬于雇主私人的貨幣就少了，這是每一個雇主都清楚明白的事實。

0.3

勞動者并不只是為了自己一個人而做工掙錢，他還要“養(yǎng)家糊口”，為家人特別是沒有勞動能力的孩子掙來生活物質。

勞動者的這種需求，當然也只能通過“工資”得到滿足。

可是，勞動者并非都有一樣的家庭狀態(tài)。有的勞動者只有獨生子女，有的勞動者干脆就是沒有成家的獨身者，但也有勞動者需要養(yǎng)育三個五個，甚至十個八個孩子。

在對工資的需求上，他們顯然不可能同樣多。那么，雇主支付工資時，會考慮到勞動者在家庭中的生活壓力嗎？比如，需要養(yǎng)育多個孩子的勞動者，雇主就給他更高工資，而單身漢就只能拿更少的錢呢？

0.4

雇主得到的是全部產品的所有權。即使一部分產品能夠滿足雇主需要而消費，剩余產品還是要出售獲取貨幣。實際上，雇主總是把所有的產品都拿出來售賣。

出售產品得到的全部貨幣，稱為“毛收入”或者“營業(yè)收入”，其中一部分作為工資支付給雇傭工人。

可見，在雇主看來，工資應該是“營業(yè)收入”所扣除的部分。如果沒有營業(yè)收入，換句話說，產品賣不出去，雇主就必須自掏腰包發(fā)工資了。

既然雇主在一開始就打算著賣出所有產品，那么產品能不能賣出去這個問題，雇主已經事先考慮到了。

對于雇主來說，他需要得到的是“利潤”。“利潤”只能來自于從“營業(yè)收入”扣除各種“必要支出”（也稱為“成本”）的剩余部分。

“必要支出”（成本）通常分為四個部分：一，購買各種設備和原料。二，生產過程中無法避免的損耗。三，需要繳納的各種賦稅。四，支付給雇傭工人的工資。

前三個部分，通常都是雇主沒有能力直接改變的，所以也稱為“生產成本”或“固定成本”。

只有工人的工資，正如前面所說，它本身有著非常大的調整空間，所以雇主必然考慮，支付多少工資才是“適宜”的。工資通常稱為“人工成本”或者“可變成本”。

我們把“必要支出”中的前三個部分暫時拋開不管，那么營業(yè)收入中剩余的就只有兩部分了，雇主的“利潤”和工人的“工資”。

通常來說，雇主所謀求的利潤是整個“營業(yè)收入”的20%，這是人們在長期實踐中發(fā)現的“規(guī)律”。

假設雇主投入的全部“成本”，包括生產成本和人工成本，一共是1000萬元，那么他所謀求的利潤就是200萬元，因此，他必須賣出價格為1200萬元的產品，也就是至少要生產價值1200萬元的產品。

因為固定成本通常是不變的，假設需要800萬元，那么他支付給工人的工資總額就是200萬元。

生產過程很順利，雇主也得到了“價值”1200萬元的產品。

但是，這個價值現在只是產品的“出售價格”。產品必須賣出去，才可以獲取1200萬元的貨幣。

假如只賣出去了1100萬元的產品，因為800萬元的固定成本是必須支出的，然后再支付給工人200萬元的工資，雇主就只能得到100萬元的利潤，也就是只有總成本的10%的利潤。

如果雇主想要把利潤再提高一些，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壓縮工人的工資。比如，只支付150萬元的工資，雇主的利潤也就提高到150萬元了。

經過這樣的考慮后，雇主想要獲得總價值1200萬元的產品，他必須只為此付出150元的人工成本。所以，在招聘工人時，雇主愿意支付的工資都是有上限的。如果工人要求得到的工資超過這個上限，雇主寧愿不開工。

1

當前，大不列顛的勞動工資似乎明顯超過維持勞動者一家生活所需的數額。為證明這一點，我們無須做煩瑣或未必有結果的計算，去推定勞動者養(yǎng)活一家人所需的最低工資。

許多清晰的征兆表明，在大不列顛的任何地方，勞動工資并不受與普通人的最低工資一致的比率的支配。

首先，在大不列顛幾乎所有地方，夏季工資與冬季工資之間存在差別，即使是最低級的勞動。夏季工資總是最高的。

但是，由于數額巨大的燃料開支，所以一家人的冬季生活費是一年中最高的。

生活費最低時，工資反而最高，所以，很顯然，支配工資的，不是所需的生活費，而是工作的數量及其假定的價值。

的確，或許有人會說，勞動者應將夏季工資的一部分存起來，用以支付冬季的費用。勞動者全年的工資并未超過一家人全年所需的生活費。然而，奴隸或完全靠他人才能生存的人，也不會享受這樣的待遇。他的日常生活資料與他的日常需要成比例。

2

其次，大不列顛勞動工資不隨食物價格的波動而波動。

食物價格每年都在變，甚至每月都在變。但是，許多地方的勞動的貨幣價格，有時經過半個世紀還保持不變。

因此，如果這些地方的勞動貧民，在物價最昂貴的日子，能夠養(yǎng)活一家人，那么，在食物適度充足時，他們必定生活得很安逸；當食物價格便宜時，他們生活得很富裕。

在過去十年中，大不列顛許多地方的高物價并未造成勞動的貨幣價格的合理上漲。的確，有些地方的勞動的貨幣價格提高了，但那更多的是由勞動需求增加引起的，而不是由食物價格的上漲引起的。

3

再次，就不同年份而言，由于食物價格的變動大于勞動工資的變動，所以，就不同地方而言，勞動工資的變動大于食物價格的變動。

在大不列顛幾乎所有地方，面包和肉類的價格總體來說是相同的或大致相同的。這些商品以及大多數其他零售商品（勞動貧民購買所有物品的方式），在大都市和在偏遠地方，價格是同樣便宜，或者，大都市比偏遠地方更便宜。我將在后面說明其原因。

但是，大都市及其附近地區(qū)的勞動工資，往往比數英里以外的地方的勞動工資高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即高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五。倫敦及其附近地區(qū)的勞動的普通價格，基本上是每天十八便士。而數英里以外的勞動價格即降至十四便士或十五便士。

愛丁堡及其附近地區(qū)的勞動的普通價格可以說是每天十便士，而數英里以外的地區(qū)就低至八便士。

八便士是蘇格蘭低地大部分地方的普通勞動的普通價格。在那里，價格的變動比在英格蘭小得多。

勞動價格的這種差異，似乎總是不足以使一個人由一個教區(qū)搬到另一個教區(qū)，但這種差異，必定會導致最龐大的商品運輸，不僅從一個教區(qū)到另一個教區(qū)，而且從大不列顛的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甚至從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不久就使它們降至大致相同的水平。

畢竟，人性善變，反復無常，但根據我們的經驗，人類顯然是安土重遷的。所以，假如貧民能在大不列顛的勞動價格最便宜的地方養(yǎng)活一家人，那么，他們在勞動價格最高的地方必定生活優(yōu)裕。

4

最后，勞動價格的變化在時間上或地點上與食物價格的變化不一致，而是常常相反的。

谷物是普通人的食物，其價格蘇格蘭比英格蘭高，因此，蘇格蘭幾乎每年都從英格蘭購進大量谷物。

可是，英格蘭谷物在其出售地蘇格蘭的售價必須高于其購買地英格蘭的賣價，但相同質量的英格蘭谷物的售價不能比在蘇格蘭市場上出售并與其競爭的谷物的價格高。

谷物質量的好壞主要取決于谷物在磨坊磨出的面粉量。在這方面，英格蘭谷物大大優(yōu)于蘇格蘭谷物，所以，從外表看或與其體積甚至同它的重量大小的比例看，盡管英格蘭谷物比蘇格蘭谷物貴一些，但就其質量或重量而言，通常比蘇格蘭谷物便宜得多。

相反，勞動價格在蘇格蘭比在英格蘭低。因此，如果貧民能在聯(lián)合王國的這一地區(qū)（即蘇格蘭）養(yǎng)活一家人，那么，他們在聯(lián)合王國的另一地區(qū)（即英格蘭）必定過著優(yōu)裕的生活。

的確，燕麥片是蘇格蘭普通百姓食物中最大量和最好的食物，其質量總體上比英格蘭同等級的鄰近區(qū)域的燕麥片要差得多。然而，這種生活方式的差異不是工資差異的原因而是工資差異的結果。

但由于奇怪的誤解，我常聽到有人將其說成是原因。一個人富有而其鄰居貧窮，不是因為前者坐四輪大馬車出行，而后者只能步行，而是因為前者富有才能擁有四輪大馬車，后者因為窮只能步行。

5

英格蘭、蘇格蘭兩地的谷物價格上個世紀比現在高。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其證據對蘇格蘭比對英格蘭更具決定性。在蘇格蘭，它是由政府檔案證明的，并根據市場的實際狀況每年對蘇格蘭各縣的不同谷物進行宣誓定價。

如果這種直接證據需要旁證來證實，那么，我會說，法國或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情況一直如此。對法國而言，我們有最明確的證明。

盡管可以肯定，上世紀英格蘭、蘇格蘭兩地的谷物價格稍高于現在，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紀的勞動價格比現在便宜得多。因此，假如貧民在上世紀能夠養(yǎng)活他的家人，那么，他現在必定過著更舒適的生活。

上世紀，蘇格蘭大部分地方的普通勞動的最普通日工資，夏季為六便士，冬季為五便士。在蘇格蘭高地及西部各島，工資還是一星期三先令或接近三先令。

現在，蘇格蘭低地的普通勞動的最普通工資為一天八便士。在愛丁堡附近地區(qū)以及毗鄰英格蘭的各縣（也許是這種毗鄰的關系），以及在勞動需求最近已大大增加的格拉斯科、卡朗和愛州等附近，普通勞動的最普通工資為一天十便士，有時為一先令。

由于英格蘭農業(yè)、制造業(yè)和商業(yè)的改進遠比蘇格蘭早，勞動的需求以及勞動的價格必然因此而增加。所以，無論上世紀還是現在，英格蘭的勞動工資均高于蘇格蘭。

自那時起，英格蘭的勞動工資已經大大上漲，但考慮到英格蘭各地工資支付方式的更多，所以，要確定究竟上漲了多少工資更加困難。1614年，一名步兵一日的餉銀與現在相同，都為八便士。最初規(guī)定軍餉數額時，自然會以普通勞動者的普通工資為標準，因為步兵通常來自這個階層。

查爾斯二世時代的高等法院院長黑爾斯計算了一個六口人（父親母親，能做些事情的子女二人，全不能做事的子女二人）的勞動者家的開銷為一星期十先令，或一年二十六英鎊。他認為，如果他們不能靠自己的勞動賺取這一數額，他們就得去乞討或盜竊來湊夠此數。他好像對這個問題進行過非常仔細的研究。

1688年，政治算數技能得到戴維南特博士稱贊的格雷戈里·金計算了勞動者與傭工的普通收入，每個家庭（平均為三個半人）一年為十五英鎊。

從表面上看，雖然他的計算與黑爾斯的計算存在差異，但實際上兩者非常接近。他們兩人均認為，這類家庭每人一星期的開銷約為二十便士。

從那時起，在英國的大部分地方，家庭的貨幣收入與貨幣費用均得到較大增長，但有的地方增長多一些，有的地方增長少一些。而且所增加的，不像最近公布的關于現在勞動工資增長的那些夸張報告所說的那么多。

必須指出的是，任何地方的勞動價格都不能精確地估算。因為，同一地方同一種類的勞動所支付的勞動工資是不同的。它不僅要考慮勞動者不同的能力，還要看雇主是慷慨還是吝嗇。

在工資沒有法律規(guī)定的地方，我們能確定的，只是最普通的工資。而且，經驗似乎表明，法律從來都不能對工作進行恰當的規(guī)定，雖然總是試圖那樣做。

6

在當今時代，勞動的真實報酬，即勞動所能給勞動者生產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實數量或許在比例上的增加已經超過了貨幣價格的增加。不僅谷物的價格較之以前略微便宜，而且為勤奮的貧民提供愜意和衛(wèi)生食物的許多其他東西的價格也已經便宜很多了。

例如，目前英國大部分地方的馬鈴薯價格只有三十年或四十年前的一半。以前用鋤頭，現在普遍用犁種植的蕪菁、胡蘿卜、卷心菜等的價格，可以說與馬鈴薯的情況相同。而且，各種各樣的蔬果價格也更便宜。

大不列顛上世紀所消費的大部分蘋果和洋蔥都是從佛蘭德斯進口的。麻布和呢絨初加工的大改進給勞動者提供了更好更便宜的衣服。同時，粗金屬制造的大改進，不僅給相關勞動者提供了更廉價更好的專業(yè)工具，而且提供了許多愜意便利的家具。

的確，肥皂、食鹽、蠟燭、皮革及發(fā)酵酒的價格因課稅而被抬高。然而，勞動貧民必須消費的物品數量卻極其有限，而且這些物品的價格上漲并不抵消其他多數物品價格的下跌。

世人普遍抱怨的奢侈之風已波及最下層的人民，勞動貧民現在也對以前滿足他們需求的相同食物、衣服及住所感到不滿足。這些可使我們確信，勞動的貨幣價格及其真實價格增加了。

7

下層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是對社會有利還是不利呢？

一看就知道其答案極為明顯。

在任何巨大的政治社會，傭工、勞動者和工人都占大部分。大部分人生活狀況的改善絕不能被視為對整個社會不利。

大部分社會成員處于貧窮與悲慘狀態(tài)的社會絕不能說是繁榮幸福的。

而且，當給整個社會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的人能夠分享一部分自己的勞動產品并使自己得到過去的食物、衣服和住所時，才能算是公正的。

8

毫無疑問，貧窮不鼓勵人們結婚，但未必總是阻止人們結婚。

它甚至似乎對繁衍后代有利。蘇格蘭高地處于半饑餓狀態(tài)的婦女常生育二十多個子女，而嬌生慣養(yǎng)的闊太太們往往不能生育，即使生，一般只生兩三個。

不孕癥在上層社會的女人中極為普遍，但在下層社會的女性中極為少見。女性的奢侈，雖能刺激享樂的欲望，但往往會削弱，甚至常常會徹底摧毀生育能力。

雖然貧窮不阻止生育，但對養(yǎng)育子女極為不利。不耐寒植物生長出來，在寒冷的土壤和惡劣的氣候環(huán)境中不久也會枯死。我常聽說，在蘇格蘭高地，一位母親生育二十個子女，但活下來的只有兩個。

幾個經驗豐富的軍官告訴我，在他們團出生的士兵子女遠遠不能補充本團的士兵人數，甚至連吹鼓手都不能提供。然而，在兵營附近經常見到大量在別處很少見到的可愛孩子。看來這些孩子很少能活到十三四歲。有些地方的孩子在四歲前就死去一半；許多地方的孩子在七歲前死去一半；在幾乎所有地方，孩子在十歲前死去一半。

然而，在所有地方的普通百姓的孩子中都會見到這么高的死亡率，這些普通百姓不能像上層社會的人那樣去照料和養(yǎng)育自己的子女。盡管他們婚后所生的孩子比那些上層社會的人所生的孩子要多，但他們的孩子能活到成年的比例卻較低。在育嬰堂及教區(qū)慈善會養(yǎng)育的孩子的死亡率仍然要比普通人的孩子的死亡率高。

各種動物的繁殖都自然地與其生活資料成比例，沒有任何一種動物的繁殖會超過這一比例?？墒牵谖拿魃鐣?，只有下層社會的人的生活資料的缺乏才能限制人類進一步繁殖。要限制進一步繁殖，除了殺死他們多子女婚姻所生的大部分子女外，沒有其他方法。

通過使勞動者能夠給孩子提供更好的給養(yǎng)從而養(yǎng)育更多的孩子，勞動的豐厚報酬，自然會加寬和擴大上述限度。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擴大上述限度盡可能保持勞動需求所需要的比例。如果勞動需求持續(xù)增加，勞動報酬勢必鼓勵勞動者結婚和生育，使他們能夠持續(xù)增加人口數量，以滿足不斷增加的勞動需求。

如果勞動報酬在任何時候低于該目的所需要的，那么，人手缺乏很快就會提升勞動報酬。如果勞動報酬在任何時候超過該目的所需要的，那么，過量的人口生育很快就會使勞動報酬降至其必要的比率。

一種情況下，市場上勞動供應不足，而在另一種情況下，市場上勞動供應過剩，其結果都會很快迫使勞動價格回到社會需要的合理的水平。

正是采用這種方式，勞動者的需求就像對其他商品的需求一樣勢必支配勞動者的生育。生育過緩時，則加快其生產；生育過快時，則抑制其生產。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國家，無論在北美，在歐洲，還是在中國，支配和決定人口繁育的正是這一需求。這種需求成為北美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成為歐洲人口緩慢而逐漸增加的原因，成為中國人口不增不減的原因。

9

據說，奴隸的損耗使其雇主蒙受損失，而自由雇工損耗則使其自身蒙受損失。然而，后者的損耗實際上與前者的損耗一樣都使雇主蒙受損失。

支付給各種工匠和傭工的工資，必須使他們能夠按照社會對其需求的增加、減少或停滯等情況，維持其人口數量。

但是，雖然自由雇工的損耗使其雇主遭受損失，但與奴隸的損耗相比，雇主遭受的損失又少得多。用于補充或彌補奴隸損耗的資金通常由疏忽的雇主或粗心大意的監(jiān)工管理，而彌補自由傭工損耗的資金卻由自由傭工自己管理。在富人家中普遍流行的經濟管理混亂自然造成前者管理的混亂，而窮人的厲行節(jié)約與精打細算也會自然地在后者的管理中得以實施。

于是，在不同的管理方式下，相同的目的需要有大不相同的費用去實施。因此，從不同時代和國家的經驗來看，我相信，自由人完成的工作最后比奴隸完成的工作便宜。即便在普通勞動工資很高的波士頓、紐約和費城，情況也是如此。

因此，勞動的豐厚報酬既是財富增加的結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對勞動的豐厚報酬的抱怨就是對最大公共繁榮的必然結果與原因的悲嘆。

10

也許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進步狀態(tài)下，不是在社會達到絕頂富裕的時候，而是在社會日益富裕的時候，勞動貧民，即大多數人的條件似乎是最幸福最舒適的。

在社會靜止狀態(tài)下，他們的生活條件是艱難的；在退步狀態(tài)下，他們的生活是痛苦的。

對于社會不同階層的人來說，進步狀態(tài)實際上是一種歡樂和熱誠的狀態(tài)。靜止狀態(tài)是呆滯的狀態(tài)，而退步狀態(tài)則是凄涼的狀態(tài)。

由于勞動的豐厚報酬鼓勵普通百姓生育，因而也增加了他們的勤勉。勞動工資是勤勉的鼓勵。勤勉像人類的其他品質一樣，越受到獎勵就越勤奮。

豐富的生活資料增加勞動者體力、改善條件和豐衣足食地終其一生的美好希望，以及促使其最大限度地發(fā)揮自己的能力。因此，在勞動工資高的地方，我們總是發(fā)現工人比低工資地方的工人更積極，更勤奮，更快速高效。

例如，英格蘭的勞動者比蘇格蘭勞動者更積極，更勤奮，更快速高效；大城市附近的勞動者比偏遠農村的勞動者更積極，更勤奮，更快速高效。

的確，當一些勞動者能在四天中賺取維持其一星期的生活資料時，他們便會在其余三天無所事事。然而，就大部分勞動者而言，情況并非如此。相反，當工人通過計件工資獲得豐厚報酬時，他們極易操勞過度，沒幾年就把身體搞垮了。

在倫敦及其他一些地方，木匠的最佳精力不能持續(xù)八年以上。這種事情在許多其他按件計酬的行業(yè)里時有發(fā)生。制造業(yè)通常按件計算工人工資，連農村勞動在工資比普通情況高的地方，也是按件計算工資。幾乎所有技工都會因操勞過度以及從事某種特殊工作而患上某種特殊疾病。意大利著名醫(yī)生拉馬齊尼寫過一本關于這類疾病的專著。

我們不把我們的士兵看成我們中間最勤勞的人，但當他們從事某些特殊工作并按件領取豐厚的工資時，他們的軍官常常必須與他們約定，他們每日的報酬按照支付的比率不允許超過一定數額。在訂立這項規(guī)定之前，士兵們因相互競爭以及渴望得到更多報酬常常操勞過度，以致?lián)p害了自己的健康。

一星期中有四天過度操勞往往是造成其余三天無所事事的真正原因。這無所事事的三天是世人大聲抱怨以及抱怨最多的。連續(xù)幾天從事大量的勞動（腦力勞動或體力勞動）之后，大多數人自然會強烈地想放松一下。

除非受到外力或某種強大需要的抑制，這種欲望幾乎是不可抗拒的。這是天性的要求，在緊張勞動之后，必須用某種嗜好去緩解，有時只是悠閑自得一下，有時卻是閑游浪蕩和消遣娛樂。如果不這樣做，其后果常常是很危險的，有時甚至是致命的，不然，遲早會患上某種職業(yè)的特殊疾病。

如果雇主老是聽從理性及人道的命令，那么，他們應當鼓勵工人們適度工作，而不是操勞過度。我認為，在每個行業(yè)，一個適度工作以便能夠繼續(xù)工作的人，不僅能長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能完成最大量的工作。

11

有人認為，在物價便宜的年份，勞動者普遍更懶惰；在物價昂貴的年份，勞動者則更勤奮。他們于是得出結論：生活資料豐富時，勞動者的勤奮程度就降低；生活資料缺乏時，勞動者的勤奮程度就提高。

生活資料比平時稍稍豐富一些也許使一部分勞動者變得懶惰，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如果說它會影響到大部分人，或者說人們吃得好時比吃得不好時總體上要工作得更好，或者說人們在意志消沉時比興致勃勃時工作得更好些，或者說人們在生病時比健康時工作得更好些，似乎是不大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饑荒年份往往是普通百姓生病與死亡的年份，而生病和死亡勢必減少他們的勞動產物。

在生活資料充足的年份，傭工往往離開他們的主人，靠自己的勤奮去獲得生活資料。但是，通過增加維持傭工的資金，同樣廉價的食品價格鼓勵雇主，尤其是農場主，雇用更多的傭工。在這種情況下，農場主希望通過維持稍多的勞動傭工從谷物中獲取比在市場上出售更多利潤。傭工需求量增加，但由于供應這種需求的人數減少了，所以勞動價格往往在物價便宜時上升。

在生活資料缺乏的年份，生存的困難與不確定使所有這些傭工渴望回到原來的雇主那里去工作。但是，通過減少用于維持傭工的資金，昂貴的食品價格使雇主們傾向于減少而不是增加現有傭工。

在物價昂貴的年份，貧窮的獨立勞動者往往把他們用來給自己提供工作的材料的少量庫存全部消費，于是，他們?yōu)榱松姹黄瘸蔀楣凸ぁＳ捎谇舐毜娜藬党^了所能提供的就業(yè)機會，許多人只好接受比平時更低的條件，以求找到工作。因此，在物價昂貴的年份，傭工和幫工的工資往往很低。

所以，各種雇主總能在物價昂貴的年份比在物價便宜的年份從他們的傭工那里獲得更多的好處，而且，雇主們發(fā)現傭工們在物價昂貴的年份比在物價便宜的年份更謙恭更具依賴性。

于是，雇主們自然認為物價昂貴的年份對他們更為有利。而且，地主和農場主這兩個最大的雇主階級還有另外的原因喜歡物價昂貴的年份，那就是，前者的地租與后者的利潤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食物的價格。

然而，想象人們在為自己工作時比在為他人工作時的工作要少些，那是再荒謬不過的了。貧窮的獨立勞動者通常要比按件計資的幫工勤奮，因為，前者享有自身勤奮的全部產物，而后者須與其雇主分享。當處于分開獨立狀態(tài)時，前者不太容易受到壞同伴的引誘。這種同伴在大制造廠中常常敗壞他人的道德；獨立勞動者比起那些按月或按年雇用的無論干多干少工資和生活費都一樣的傭工，優(yōu)越性可能更大一些。

在物價昂貴的年份，獨立勞動者對各種幫工和傭工的比例會增加，而在物價便宜的年份，其比例會下降。

12

麥桑斯是一位博學多才的法國作家，在圣埃蒂安選舉時擔任稅收官。他試圖通過比較三種不同的制造業(yè)生產的產品的數量與價值，來說明窮人在物價便宜時所做的工作比物價昂貴時所做的工作要多。這三種制造業(yè)分別是：埃爾伯夫的粗毛織業(yè)以及盧昂各地的麻織業(yè)與絲織業(yè)。

根據他從官署登記簿抄寫的報告，在物價便宜的年份，這三類制造業(yè)生產的產品數量及價值一般都比物價昂貴的年份高；在物價最低的年份生產的產品數量與價值往往最大，而在物價最昂貴的年份，生產的產品數量與價值最小。

這三類制造業(yè)似乎均處于停滯狀態(tài)，或者，盡管其產量一年不同一年，但總體來說，既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

蘇格蘭的麻織品業(yè)以及約克郡西區(qū)的粗毛織業(yè)都是正在發(fā)展的制造業(yè)，其產量與價值雖時有變動，但總體上一直在增加。然而，當考察它們已經公布的年度生產報告，我未能發(fā)現產量的變化與四季的物價高低有什么合理的聯(lián)系。

的確，在物資十分匱乏的1740年，這兩種制造業(yè)的產量極大地下降，但在物資仍然十分匱乏的1756年，蘇格蘭制造業(yè)的產量卻比普通年份高。在美國印花稅法廢止之后，約克郡制造業(yè)減少了，但直至1766年，其產量才恢復到1755年的水平。在1766年和1767年，其產量大大超過以往任何一年，而且從那時起持續(xù)增加。

產品銷往遠方的所有大制造業(yè)的產品，與其說必然取決于產地四季物價的貴賤，倒不如說必然取決于消費國中影響其需求的各種情況，取決于和平或戰(zhàn)爭，取決于其他競爭制造業(yè)的興衰，取決于主要消費者的心情好壞。

而且，可能在物價便宜的年份完成的大部分臨時工作從未記錄在制造業(yè)的公開登記簿上。離開雇主的男傭工變成獨立勞動者，而婦女們回到其父母家中，普遍從事紡織，給自己和家人加工衣服。甚至連獨立勞動者也未必都生產公開出售的商品，而是被鄰居雇用，生產家庭用品。所以，他們的勞動產品，經常沒有記錄在公開登記簿上。這些記錄有時極其夸張，而我們的商人和制造業(yè)者卻往往據此妄斷最大帝國的興衰。

13

雖然勞動價格的變化并非總是與食物價格的變動一致，有時甚至完全相反，但我們不能因此誤認為食品價格對勞動價格沒有任何影響。

勞動的貨幣價格必定受以下兩種情況的支配：

一是勞動需求；

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價格。

勞動需求，按照它是增加、減少或不增不減，即按照它所需要的人口增加、減少或不增不減，決定著必須向勞動者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數量，而勞動的貨幣價格取決于購買這一數量所需要的金額。

因此，在食物價格便宜的時候，雖然勞動的貨幣價格有時候很高，但在食物價格昂貴而勞動需求持續(xù)不變的情況下，勞動的貨幣價格會更高。

勞動的貨幣價格，在突然和特別充裕的年份，有時上升，而在突然和特別匱乏的年份，有時下跌，正是因為在突然和特別充裕的年份，勞動需求增加，而在突然和特別匱乏的年份，勞動需求減少。

在突然和特別充裕的年份，許多雇主手中的資金足以維持并雇用比上一年更多的勤奮勞動者，而超過平時需求的勞動者未必都能被雇用。于是，為了雇用更多的勞動者，雇主們便相互競爭以求雇到需要的工人，進而有的時候抬高了勞動的真實價格及貨幣價格。

在突然和特別匱乏的年份，情況正好相反。用來雇用勞動者的資金較上一年少，大量的工人失業(yè)。于是，他們?yōu)楂@得職業(yè)而相互競爭，這在有的時候就降低了勞動的真實價格與貨幣價格。

在生活資料特別匱乏的1740年，許多人只要有飯吃就愿工作。在接下來的幾個生活資料充裕的年份，要雇到勞動者和雇工就比較困難了。

通過降低勞動需求，物價昂貴的年份的物資匱乏會降低勞動價格，就像食物的高價會抬高勞動的價格；相反，通過增加勞動需求，物價便宜的年份的物資充裕會抬高勞動的價格，就像食物的便宜會降低勞動的價格一樣。

在食品價格正常變化的年份，兩種對立原因似乎互相抵消。這也許就是勞動工資比起食物價格來，到處都更穩(wěn)定更持久的部分原因。

通過增加價格中工資那一部分增高的比例，勞動工資的增長必然抬高許多商品的價格，并按照價格增高的比例，減少國內外這些商品的消費。

然而，造成勞動工資增長，即資本的增加的原因，會提高勞動生產力，使較少的勞動生產出較多的產品。出于自己利益的考慮，雇用大量勞動者的資本所有者勢必盡力妥當地劃分和分配他們勞動力，使其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由于相同的原因，他力圖把他和他的工人們所能想到的最好機械提供給他們。

在某一特定工場內勞動者中發(fā)生的事實，由于相同原因，也會在整個社會的勞動者中發(fā)生。勞動者的人數愈多，他們的分工當然就愈精細。

更多的人參與發(fā)明完成各自工作的最適用的機械，所以這種機械就容易發(fā)明出來。因此，由于這種改進，許多商品能用比以前更少的勞動生產出來，勞動價格的增加被勞動量的減少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