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訪英雄熱土、領略紅色傳奇，很多人常常想到的是遠方那些著名的地方。而對自己腳下這片土地，卻感到平淡無奇。

也不奇怪，每次打開歷史教科書，彩頁、插圖都是南昌起義、四渡赤水、翻雪山過草地、飛奪瀘定橋、狼牙山五壯士等等。這些地名深深烙進了我們的腦海，讓人有幾分羨慕，也感到遺憾，因為我沒有看到自己腳下土地的名字。

二十多年前，因工作關系，我來到大嶺山。我知道這里曾經是東江抗日游擊隊根據地，不禁心里涌起一股激動的暖流，在革命先輩戰(zhàn)斗過的地方工作、生活，實現自己人生夢想，無疑是幸運和幸福的。

以前只知道大嶺山是抗日根據地，也聽說過曾生、王作堯，但其中的歷史知之甚少。到來大嶺山后，我找到一本《大嶺山豐碑》的書，秉燭夜讀，對七、八十年前發(fā)生在大嶺山的轟轟烈烈的革命故事、對這塊紅色土地的烽火歲月有了進一步的了解。作為有文化探寶興趣的寫作者，我總是感覺到，星空之下大嶺山大地上躺著許多迷人的歷史碎片，碎片閃爍著令人炫目的厚重光斑。讓這些碎片重新拼接，拂拭塵埃，重現文化光彩，是我們的使命與責任。

工作之余，我喜歡四處行走，親近和聆聽這片土地。有時周末跑到村落祠堂，與老人聊天，一耗就是大半天。如果時間充裕，還約上志同道合老友，驅車莞城、深圳、廣州、羅浮山等地，拜訪老前輩、東縱老戰(zhàn)士，聽他們講當年在大嶺山根據地烽火歲月與奮斗人生。如此尋找先輩的足跡，感受紅色土地的溫情，敬意總是在心間流淌。

在這座城市不停奔忙，家庭、工作的壓力，不時讓我心生苦惱。這時，我就會去大嶺山公園烈士紀念碑獨坐一陣、在青松翠柏樹下散散步，到東江縱隊紀念館前廣場彳亍徘徊，或到到大王嶺抗日舊址小巷中盤桓勾留，去靜心閱讀每一塊石碑上滾燙的文字，熨平內心那份躁急與煩惱，然后，將那份輸送給我的力量妥妥存放，在心中氤氳成一種不竭動力。

如此，我不斷地認識大嶺山，我感到自己仿佛在閱讀一本厚厚的書冊，從中清晰可見共產黨人帶領廣大人民為革命事業(yè)前赴后繼、奮斗犧牲的身影，讀到了大嶺山身上永遠洗不掉的標簽——“東縱精神”。我將大嶺山土地上盛放過的顏色、自己在行走中萌發(fā)的思緒和激情，播撒在文字里復活。歷史的車輪在建設的號聲中滾滾向前，變化的是時間，不變都是精神，

它成為一直激勵著大嶺山人民奮勇前進的不竭動力。

紀念碑抒懷

初來大嶺山時，我住在大嶺山公園附近。公園是鎮(zhèn)區(qū)中心的一座小山，占地 80 多畝，那里是晨運、散步的好去處。有位老人聊天時對我說，上世紀 60 年代公社林業(yè)隊在此植樹造林種果，所以市民叫它花果山。1966年，大嶺山公社在此建立面積 100 平方米的革命烈士公墓，1983 年 10 月，政府重修，擴建為大嶺山革命烈士紀念碑，幾十年來，大嶺山籍人為革命事業(yè)犧牲的有 120 多位烈士。紀念碑總占地面積擴大到 400 平方米，由東莞市人民政府撰寫碑文。2001 年 7 月，大嶺山人民政府投資 1200 多萬元建成此公園，同時，再次撥款 100 多萬元，拆舊重建起占地面積 2997 平方米的紀念牌。我感動當地政府對大嶺山紅色文化資源的高度重視與傳承，更感動大嶺山老人對這片土地的珍愛，如數家珍般說出這一串數字。

我在紀念碑駐足瞻仰，只見碑柱、公墓及一顆高大的紅棉樹同在南北走向的一條軸線上，碑柱的正面對著烈士們當年戰(zhàn)斗過的巍峨大嶺山。碑柱高 9.7 米，主體骨架為鋼筋混凝土，碑身用花崗巖石塊圍砌至頂。正南面刻著 " 革命烈士紀念碑 " 七個鎦金大字，北面刻著 "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個字。碑柱底座北面為黑色大理石，上面刻著反映革命烈士事跡的碑文，其余三面均為反映大嶺山軍民在各個革命時期戰(zhàn)斗場面的青石雕刻。

紀念碑周圍均種上青松翠柏，使整個紀念碑顯得莊嚴肅穆。老人指著公墓南面那棵高大巍峨的紅棉樹說 ：“這棵樹可有故事呢。1990 年 7 月 19日，這里是為原東江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作堯將軍舉行骨灰撒灰儀式的地方，種上他生前喜愛的紅棉樹，現在已經長成參天大樹了，與周圍的青松相互映襯，形成好風景，我們來到這里走一走，看一看?！?/p>

記得 2008 年，筆者曾到廣州采訪王作堯將軍的妻子、東縱老戰(zhàn)士何瑛，何瑛老人說起一件往事，令人感慨萬千。

王作堯是東莞籍的第一位共和國將軍，被授予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1990 年 7 月 3 日，在廣州逝世。享年 77 歲。

何瑛老人動情地說，作堯同志是我的上級和親密戰(zhàn)友，也是我風雨共舟 50 年的老伴。他的一生光明磊落，無私無畏，對黨對人民赤膽忠心，鞠躬盡瘁。他逝世前提出的四個遺言：“一是要相信黨能夠建設好社會主義。

二是定要歸還建房借款。三是送子報效家鄉(xiāng)。四是死后不開追悼會、不舉行向遺體告別儀式、不送花圈、不留骨灰，將骨灰撒到大嶺山、陽臺山我戰(zhàn)斗過的地方?！?/p>

是的，王作堯以一個有著 54 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身份，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驗證偉大真理，有著無可辯駁的說服力。事實上，他的一生，不僅經歷了革命的崎嶇艱難，也經歷了個人的坎坷曲折，但他具有堅定的政治信念，從來沒有對黨、對革命、對社會主義產生過絲毫動搖。

1976 年 2 月起，王作堯全家從武漢回到廣州居住。隨著年紀越來越大，他經?；貣|莞休養(yǎng)。由于他早已將祖屋捐獻給村里興辦學校，回到老家已無落腳之地，每次都住在東莞的招待所里，他心里總是感到不安。在戰(zhàn)友們的勸說下，他決定集中全家的財力，在莞城買一塊地蓋房子，以便回東莞可自行解決住宿問題，免得麻煩當地政府。雖然當時買地建房價錢不算貴，但由于家里經濟并不富裕，資金一時籌措不足，只好向家鄉(xiāng)厚街村委會暫借部分建房款。王作堯一生為官清廉，甚少積蓄，加上體弱多病，用錢較多，故這所房子建好后，拖了一年多還沒還清這筆借款，臨終時還念念不忘此事。何瑛老人緊記他的遺愿，在他逝世三個月后，將他的撫恤金連同逝世時應發(fā)的半年工資共 7000 多元，再墊上自己的工資，總算湊足了 1 萬元還給了村里。

王作堯是那樣的熱愛家鄉(xiāng)，熱愛鄉(xiāng)親，總想為家鄉(xiāng)多他點好事，報效家鄉(xiāng)，卻又為自己無能為力而深感遺憾。后來，他便想起兒子王小民是西安工業(yè)大學電子系本科畢業(yè)生，可以對家鄉(xiāng)有所作為，可以代替自己報效家鄉(xiāng)。王小民也聽從父囑，繼承遺志，辭掉了在廣州工作了十多年的省級事業(yè)單位，取消了科級干部和工程師待遇，回到東莞一個農場，從職員做起。“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經過多年的努力工作，小民在平凡的崗位上做出了成績，贏得了組織和群眾的信任，被重新提了干，并被選為東莞市第十二屆人大代表。為家鄉(xiāng)建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為父親了卻了報效家鄉(xiāng)的心愿。

按照王作堯簡辦喪事遺囑，何瑛婉言謝絕了王作堯生前所在部隊及單位表示要送花圈、派人參加追悼會的愿望。很多親朋同事都不知他離去的消息，偌大的告別廳，只有家人及王作堯的兩位東縱老戰(zhàn)友，獻的花圈也只有三個，顯得凄清而空蕩。對于這樣一位有極高榮譽且有聲望的老將軍，遺體告別儀式卻是如此的簡單，這在當時是極少有的。連廣州殯儀館的工作人員也感動地說 ：“從來沒有見過一個高級干部逝后殯儀那么簡單。”遺體火化后，何瑛又遵照他的遺愿，來到東莞和寶安，把他的骨灰撒到大嶺山和陽臺山上，撒骨灰的儀式也從簡，不請當地領導同志參加，不驚動當地群眾。大嶺山干部群眾知道這事后，無不動容，所以就種上這顆老將軍生前最喜愛的紅棉樹。

每次來公園散步，我總是遠遠就會朝那顆紅棉樹望去，特別是花開時節(jié)，只一眼，你的心便被震懾住了。你會走近它，仿佛有什么力量在拉著你、拽著你。及至樹下，仰頭看去，木棉花簇擁綻放，火紅熱烈，透著一股子勁。

看他壯碩高大的樹干，頂掛著朝霞一樣繁密鮮艷的紅，那便是木棉花！我想，是因為那花瓣是火紅的，像英雄的鮮血；挺拔的樹干，像英雄的脊梁，難怪人們都叫它英雄花。我端詳著這樹，32 年了，樹干直徑足有 1 米之粗，枝葉繁茂，象是一個天然的大帳篷，遮擋住西照的陽光，呵護著烈士墓。它更像一位慈祥的老人，無私無畏，無怨無悔，守護著自己戰(zhàn)斗過的地方，看著千家炊煙、萬家燈火，看著人們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微風吹過，樹葉沙沙作響，那是老人爽朗的笑聲。

每年清明節(jié)，我們都會到紀念碑瞻仰。猶記得有一次，李培森老人給我們講述東江縱隊歷史故事，同時闡述馬克思“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所蘊含的道理，令我心里久久不能忘平靜。從此，這個位于鎮(zhèn)中心區(qū)的小公園我也不覺得“小”了，反倒有種豐富的“大”。

十幾年前，我曾在大嶺山公園見到一位老人，是東縱老戰(zhàn)士，住在廣州，每年清明節(jié)必定帶著全家老小一起回來大嶺山烈士紀念碑走一次。每次回來，老人都會在那棵紅棉樹下徘徊良久，顫巍巍的手輕輕地摸著大樹，他說：“看見這樹，就像又見到王作堯老首長，來到這里，與老首長說說話，與早我而去的那些老戰(zhàn)友說說話，把他們奮斗犧牲換來的好日子告訴他們，

讓他們也高興高興，我心里也就舒坦了?！崩先说暮芏鄳?zhàn)友，都曾經血灑疆場，在公墓里，就有幾位他熟悉的戰(zhàn)友，他說 ：“愈到暮年，愈懷念自己的戰(zhàn)友，愈珍惜自己所過的生活。自己如果見馬克思去了，也希望子孫常回來看看 ......”

是的，蒼茫暮色之中，有很多人，如他一樣，在紀念碑前徘徊流連。

紀念碑東邊不遠處，依小山而鑿出一堵墻，有一幅“大嶺山豐碑”的主題浮雕，東縱烽火、軍民抗敵、百花洞大捷、民運后勤等場景栩栩如生，每當公園散步時，我時常長時間在此駐足，總是仿佛看到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共產黨不忘初心，奮勇向前的身影，感受到廣大人民跟黨走、鬧革命、何懼熱血灑東江的豪情壯志。在此憑吊，我似乎聽到了遠去的車轔轔馬蕭

蕭，聽到了鏗鏘在耳的“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聽到了李大釗同志振聾發(fā)聵的名言 ：“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紀念碑平臺居公園最高處，可以看到公園周圍高樓林立，街道上車水馬龍，人民群眾在為創(chuàng)造美好生活奔波忙碌。我想到毛澤東同志說過一句話，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我想，為建立新中國，反抗外國侵略、抗擊國民黨反動派而犧牲的是英雄，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犧牲是英雄，新時代下的人民是英雄，我個人理解應該是不分黨派，不分意識形態(tài)，更不分階層，凡是為了捍衛(wèi)中華民族利益而獻身的中華兒女都是人民英雄。由此增強整個民族的認同感，更增加國民對國家的歸屬感。“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當所有捍衛(wèi)民族利益而捐軀的中華兒女都得到應有尊重，當那為些保家衛(wèi)國而與日寇、國民黨血拼，又幸運活下來如今已經風燭殘年的老兵活得有尊嚴，此時的人民英雄才真的是永垂不朽。站在紀念碑前，我向所有為捍

衛(wèi)中華民族利益而獻身的中華兒女深深鞠躬。

漫步大王嶺

巍峨聳立在大王嶺小山之巔的廣東東江縱隊紀念館和與之東南面一路之隔的大嶺山抗日根據地舊址 , 是我業(yè)余休閑的打卡地。每每來到這里，總會有一股激情在心中激蕩。

這天下班后，我再次來到抗日根據地舊址，感受這一片客家民居里的傳奇往事和封存的文化內涵。

從大王嶺村村民近年來所建的高樓大廈的夾縫蜿蜒穿過，曲徑通幽處，就看見了一個青磚黃瓦的古村落，這便是大王嶺客家古村落民居，也就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大嶺山抗日根據地舊址。小村落像一位飽經憂患滄桑的老人，隱沒在小山腳下和新建村莊之間，靜靜地打量著生龍活虎的兒孫群體。

也許是快到黃昏的時刻，沒有游人了。我沿著巷子中略有凹凸而又磨得光滑的青石板路，慢步往前走。夕陽下，靜謐巷子與古老的房舍相映成輝，有些老墻上粉飾的灰漿已經斑駁脫落，靠近水渠的墻延沿也長起了青苔，戰(zhàn)爭年代在墻上留下的槍眼依稀可見。一磚一瓦記錄著這里曾經歷過的不平凡光陰。路旁輕輕搖擺的花草告訴我，有風正從這里路過。

這是一個清末民初形成客家村落，村民均為劉氏，清朝年間從廣東興寧遷入此風水寶地，數百年繁衍，目前該村已有人口已 3000 多人。村民早已搬出該古村落，陸續(xù)外遷或住進附近新建樓房。

看著這個屋舍儼然、背倚青山的美麗村落，我可以感受到劉氏先民曾在此開疆擴土，應著太陽的召喚墾荒種植，重建亙古生活、建設美好家園的情景。仿佛看見他們辛勤勞作，“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發(fā)垂髫，并怡然自樂?！?/p>

村民們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世外桃源般生活。我們常說，中華文明歷史，源遠流長，五千年光輝歷史舉世矚目。但從整個長時期來看，中華文明發(fā)展、進步還是十分緩慢的，特別是近現代，內憂外患，每前進一步，都要花費很長的時間，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沒想到這個曾經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落，到了上世紀四十年代，由于它的特殊地理位置、也或許由于民風淳樸，這里聚了一幫胸懷愛國熱情、勇敢抵御外侮的仁人志士，演繹了一幕幕感天地、泣鬼神、彪炳史冊的歷史傳奇。

大嶺山鎮(zhèn)的抗日舊址包括九處文物點。其中這個古村落里的就有第三大隊大隊部、會議室、大家團結報社、交通站、糧食加工場、操場六處，另外三處醫(yī)務所、中山書院、連平聯鄉(xiāng)辦事處，分別位于甕窯村、油古嶺村和連平髻嶺村。1940 年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大隊根據中共前線東江特委的指示，挺進東莞大嶺山地區(qū)，開辟了大嶺山抗日根據地。該村舊址是抗日游擊隊主要領導人指揮東寶地區(qū)的抗日游擊戰(zhàn)爭的機關所在地，在中國華南地區(qū)的抗戰(zhàn)歷程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舊址于 1978 年、2002 年分別被列為市、省文物保護單位。2006 年 5 月被國務院批準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我來過多次抗戰(zhàn)舊址參觀，每一次都會有不同的感受。這些雖有修繕，保存完整，但仍是老舊的磚瓦房，冷靜的古巷，也許激不起多少游人的興趣。然而，無言的大地，有多少地方值得我們跪身，又有多少地方值得我們謝恩。

沿著小巷穿行，來到古村落里最氣派的一座建筑物前，大門上方懸掛“劉氏宗祠”牌匾。它是是三開間兩進四合院式布局，長 11 米，寬 16.5 米，面積 184 平方米。這間屋子算是當時村子里面積最大的建筑了，所以被游擊隊作為會議室使用。當年抗日游擊隊“東移”回到后，拉起“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大旗，1940 年 10 月，曾生帶領第三大隊挺進大嶺山。在此后一年多時間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領導人林平、梁鴻鈞等與第三大隊負責人曾生、鄔強和盧偉良等，經常在此開會。他們在這里展示文韜武略，運籌帷幄，研究部隊和抗日根據地的建設，討論敵后游擊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等問題。黃潭戰(zhàn)斗、百花洞大捷這兩場最有名的戰(zhàn)斗，就是在這個時期的杰作。

1941年5月，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軍事訓練班在此開班。白天，三大隊、五大隊精英們來此學習理論、時事，研讀毛澤東《論持久戰(zhàn)》等著作，培訓軍事知識，提高殺敵本領。晚上，他們就住在會議室內。同年 7 月，在附近一公里處油古嶺村的清代天主教堂創(chuàng)辦中山書院，仿照陜北公學的辦學方法，舉辦了一期干部訓練班，招收東莞、廣州、香港、九龍等地的知識青年數十人，學員經過短期培訓，結業(yè)后分配到部隊和各地擔任領導工作，為后來的抗戰(zhàn)和民運工作發(fā)揮了重大的作用。因此大嶺山曾稱為“軍政干部的紅色搖籃”。

將宗祠開辟成辦公點、會議室、培訓點，很多革命隊伍發(fā)展過程中都是如此，既是物盡其用，也是革命隊伍的工作生活條件艱苦的寫照。由此，我也想到另一方面含義。在古代，中國社會最基層的組織，就是家族，整個國家，就是有眾多家族支撐起來的。祠堂便是我國古代家族中禮制性建筑，是家族的象征和文化中心。家族之中，逢年過節(jié)，要來向祖宗請安；家里娶親、添丁，或者有人科舉提名，要來向祖宗報喜；家里出了不俏子孫，要來向祖宗請罪 ；家里有人生病或者多災多難，要來請求祖宗庇佑 ...... 一些盛大、隆重的家族活動，比如豐收、商議族內事務、族內子弟入學等，往往也在祠堂舉行。也有在祠堂開設私塾，郎朗書聲寄托著家族的希望。

伴隨著近幾年傳統文化熱的不斷升溫，祠堂被學術界稱為“鄉(xiāng)土文化之根”而頗受重視。隨著改革開放經濟條件好轉，重修祠堂也熱了起來。

一些文化人及生活富足起來的人們開始對家族歷史進行研究，他們走進祠堂，打開那些塵封的家譜、家族傳記、前人著述等，去用心解讀他們背后的故事，去發(fā)現那些正史上沒有記載的秘密。因此，祠堂本身的意義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它所負載的文化內涵，一座祠堂所能呈現出的歷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社會史。它能反映出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

由此，這座劉氏宗祠，便比其他宗祠更多了一層豐富含義，一段紅色歷史的鮮活教材，一本內涵豐富的弘揚愛國主題的教科書，這確實是大王嶺村劉氏族人之幸，亦是廣大市民之幸。

信步而行，我來到了《大家團結報》社舊址。這是一座泥磚民房 , 長9.3 米，寬 11 米，面積 102 平方米。一直以來，重視輿論宣傳，教育群眾、團結群眾是我黨一貫方針。而知識分子多是東縱隊伍的一大特色，它為開展抗日宣傳工作提供了更為便利條件。但我也奇怪，當時戰(zhàn)爭期間，條件這么艱苦，物質這么匱乏，隊伍遷徙頻繁，他們是如何辦報的？

原來，曾生帶領第三大隊 70 多人挺進大嶺山，建立抗日根據地。剛剛立足，曾生就指示省委派來做軍政委員會秘書的杜襟南辦一份報紙?？吹酵緜儾唤猓阏f ：“辦報紙很重要，可以宣傳我們的政策。你們在東莞應該很清楚，這里很多土匪，每個都占了一定的地盤。為了表示我們共產黨和別人不同，我們必須辦個報紙。”1941 年 1 月，杜襟南與何太兩人就把《大家團結報》辦起來了，這是抗戰(zhàn)時期廣東敵后地區(qū)第一份革命報紙，每個星期出版一期，后來報社逐步發(fā)展到五個人。

當時只是一支不足百人的游擊隊，就辦起了報紙，確實是非常不簡單的一件事。

報紙的內容主要是進行抗日游擊宣傳，報道國內外抗戰(zhàn)新聞及日偽軍的活動，游擊隊打擊日偽軍戰(zhàn)況等。國內外抗日新聞從何而來？是靠地下交通員歷盡艱辛，把香港出版的報紙拿回來，從香港報紙中了解國內外的新聞，再有選擇地的重新采寫、組稿。然而，香港報紙出來后交通員要一個星期左右才能送到大嶺山，這樣報紙登的也是一個星期以前的消息了。

雖然遲一點，但大家總算能了解到國內外的抗戰(zhàn)形勢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一些情況。

看抗戰(zhàn)影視劇時，我們不時可以看到國民黨高官、中共領導人在收聽廣播。但是游擊隊實在太窮了，連一臺收音機也沒有。然而，當時有一種特別的新聞發(fā)布途徑，延安的新華通訊社、國民黨中央通訊社都有采用明碼電臺發(fā)布新聞，如果有無線電臺的話，就可及時接收到各方新聞。曾生想起在惠陽建立游擊隊時，前從香港帶回一部電臺，因為比較笨重，“東移”是被埋藏起來。這時，曾生派人去把電臺取回來了，準備把電臺建起來，既可以收到各方明碼電報新聞，也方便與上級或延安聯系。但是沒有技術員，電臺搞不起來。香港地下黨組織曾派一名女報務員過來，但她只是報務員，設備技術問題搞不好，只要作罷。后來廖承志送來一部收報機（只能收報、不能發(fā)報）。杜襟南以前學過一些電信知識，懂得接收，但又沒有密碼本。何太去莞城買印刷報紙用的紙張和油墨材料時，正巧在大街上買到了一本明碼對譯本。有了這個對譯本，要獲得外界新聞就簡單多了，也不用專門派人去香港取報紙了。1941 年 6 月 22 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德國和蘇聯開戰(zhàn)，他們第一時間就就收到了新聞。

《大家團結報》出版了 20 期后，1941 年 9 月，與第五大隊在寶安陽臺山抗日根據地創(chuàng)辦的《新百姓報》合并，起名叫《東江民報》，后來又改叫《前進報》。印刷方面，也是經歷艱難的過程。一開始用的是很原始的石印機，叫鐘靈機。操作起來比較復雜，效果也不好，只能印八開紙，還不太清晰。后來，買回來比較先進的油印機，還可以兩張蠟紙粘在一起變成大蠟紙，版面可以印到四開版，而且一次可以印到幾千份。游擊隊還經常搬遷、轉移，工作人員也得背著機器、紙張等四處游擊。

可想而知，當時這支孤懸敵后，遠離黨中央、遠離八路軍、新四軍主力的抗日游擊隊生活是非常艱苦，工作條件也是極其困難的。但是，憑著一股抗戰(zhàn)熱情、一股革命精神，新聞工作者經過艱苦努力，克服重重困難，創(chuàng)造了一個奇跡。

香港淪陷后，東江縱隊把 800 多名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搶救回來，當茅盾等一批文化人來到報社參觀指導時，他們驚嘆 ：“你們真是了不起！”

鄒韜奮先生還留下“曾生大隊長，以文士奮起”的題詞，這是對曾生司令員的贊譽，也是對東縱部隊文化建設，對這份了不起的報紙的褒獎。

“以筆為劍，當得三千毛瑟槍”，他們在抗日烽火中用赤子丹心筑起了一道向敵人猛攻的新聞輿論戰(zhàn)線，喚起了華南民眾的愛國熱情，團結起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加入到抗戰(zhàn)的滾滾洪流中。短短幾年，東江縱隊發(fā)展壯大到 11000 多人，抗日自衛(wèi)隊 12000 多人，難怪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將東江縱隊、瓊崖縱隊與八路軍、新四軍，并稱為“中國抗戰(zhàn)的中流砥柱”。

晚霞褪去了最后一抹余暉，我沿著小巷走出小村落。這時，小巷子路燈亮起來了，雖然沒有大街上的路燈那么輝煌，但讓人走得的踏實、安穩(wěn)。我想起了余秋雨的一句話 ：“一座城市既然有了歷史的輝煌，就不必再用燈光來制造明亮?！?/p>

（作者／陳建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