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1、一顆紅星的幼年

2、在動亂中成長起來

3、揭開紅史的第一頁

4、英勇忠誠和超人的忍耐力

附

5、毛澤東論中日戰(zhàn)爭

6、毛澤東夫人賀子珍小傳

7、斯諾眼里的毛澤東

8、編后：出版的前前后后

1、一顆紅星的幼年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縣的韶山沖。我的父親(1)是一個貧農，當他年輕的時候，因負債累累，便去投軍，他當了一年多的兵(2)。后來他回到我生長的村上，由于拼命地節(jié)省，他靠著做小生意和其他事業(yè)賺了一點錢，設法贖回了他的田地。

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成為中農了。在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獲六十擔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費三十五擔——這就是說，每人約七擔——這樣，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擔?？苛诉@個剩余，父親積聚了一點資本，不久又買了七畝田，使我家達到“富”農的狀態(tài)。這時，我們可以每年在田里收獲八十四擔谷。

當我十歲，我家只有十五畝田的時候，一家五口是：父親、母親、祖父、弟弟和我自己。在我們增加了七畝田之后，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個小弟弟和兩個妹妹。不過我們每年仍有三十五擔谷的剩余(3)，因此，我家一步步興旺起來了。

這時，父親還是一個中農，他開始做販賣糧食的生意，并賺了一點錢。在他成為“富”農之后，他大部分時間多半花在這個生意上。他雇了一個長工，并把自己的兒子們都放在田里做工。我在六歲時便開始耕種的工作了。父親的生意并不是開店營業(yè)的。他不過把貧農的谷購買過來，運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較高的價格出賣。在冬天磨米的時候，他另雇一個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時他要養(yǎng)活七口。我家吃得很節(jié)省，但總是夠飽的。

我七歲起，就在本村一個小學讀書，一直到十三歲。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讀《四書》。我的塾師管教甚嚴。他很嚴厲，時常責打學生。因此，我在十三歲時，便從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為那個城是在某處一個山谷里面的。我飄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這時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過繞來繞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過距家約八里。

但，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點。父親比較能體諒我了，而塾師也較前來得溫和。我這次反抗行為的結果，給我的印象極深。這是我第一次勝利的“罷工[罷課]”(4)。

我剛認識幾個字的時候，父親就開始要我記家賬了。他要我學習打算盤，因為父親一定要我這樣做，我開始在晚間計算賬目。他是一個很兇的監(jiān)工。他最恨我懶惰，如果沒有賬記，他便要我到田間做工，他的脾氣很壞，時常責打我和我的弟弟們。他們一個錢不給我們，給我們吃最粗糲的東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總給雇工是吃雞蛋和咸魚片，但很少給過肉。對于我，則既沒有蛋也沒有肉。

我的母親是一個慈祥的婦人，慷慨而仁愛，不論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憐惜窮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給那些跑來乞討的人。不過在父親面前，她就不能這樣做了。他不贊成做好事。家中因了這個問題時常吵鬧。

我家有“兩個黨”。一個是父親，是“執(zhí)政黨”?！?span id="s0sssss00s" class="c_b3">反對黨”是我，我的母親和弟弟所組成的，有時甚至雇工也在內。不過，在反對黨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之中，意見并不一致。母親主張一種間接進攻的政策。她不贊成任何情感作用的顯明的表示，和公開反抗“執(zhí)政黨”的企圖。她說這樣不合乎中國的道理。

但當我十三歲時，我找到了一種有力的理由和我的父親辯論，我引經據典，站在父親自己的立場上和他辯論。父親常(常)喜(歡)責(備)(5)我不孝和懶惰。我則引用經書上的話來和他相對，說為上的應該慈愛。至于說我懶惰，我的辯解是大人應較年輕的人多做工作，而父親的年紀既然比我大上三倍(6)，他應該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我說我到了他那樣大的時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這個老人繼續(xù)“積聚財物”，在那個小村里可以說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買田，但是他向別人押來很多的田。他的資本增加了兩三千元。

我的不滿增加起來了。辯證的斗爭在我們的家庭中不斷地發(fā)展著。(在說話的時候毛很幽默地引用這些政治術語，他一面笑一面追述這些事件——史諾(7))有一件事，我特別地記得。當我在十三歲左右時，有一天我的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中來。在他們的面前，我們兩人發(fā)生了爭執(zhí)。父親當眾罵我。說我懶惰無用。這使我大發(fā)其火。我憤恨他，離開了家。我的母親在后面追我，想勸我回去。我的父親也追我，同時罵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個池塘的邊上，對他威脅，如果他再走近一點，我便跳下去。在這個情形之下，雙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內戰(zhàn)”。我的父親一定要我賠不是，并且要磕頭賠禮，我同意如果他答應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這樣結束了這場“戰(zhàn)事”。從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當我以公開反抗來保衛(wèi)我的權利時，我的父親就客氣一點；當我怯懦屈服時，他罵打得更厲害。

回想到這一點，我以為我父親的苛刻，結果使他失敗。我漸漸地仇恨他了，我們成立了一個真正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來反對他。這對于我也許很有益處，這使我盡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記賬，讓他沒有把柄來批評我。

我的父親讀過兩年書，能夠記賬。我的母親則完全不識字。兩人都出身農家。我是家庭中的“學者”。我熟讀經書，但我不歡喜那些東西。我所歡喜讀的是中國古時的傳奇小說，尤其是關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輕時，我不顧教師的告戒，讀了《岳飛傳》[《精忠傳》]、《水滸傳》、《反唐》[《隋唐》]、《三國》和《西游記》等書(8)，而教師則深惡這些不正經的書，說它們害人。我總是在學校里讀這些書的，當教師走過面前時，就用一本經書來掩蓋著。我的同學大多也是如此。我們讀了許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夠背誦出來，并且一再地談論它們。關于這類故事，我們較本村的老年人還知道得多。他們也歡喜故事，我們便交換地講聽。我想我也許深受這些書的影響，因為我在那種易受感動的年齡時讀它們。

最后我在十三歲離開小學，開始在田中做長時間的工作，幫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著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親記賬。然而我還繼續(xù)求學，找到什么書便讀，除了經書以外。這使父親十分生氣，他要我熟讀經書，尤其是當他有一次，因對方在中國舊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適當的經書而使他官司打敗以后。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門遮蓋起來，使我的父親看不見燈光。我這樣讀了一本我很歡喜的書，叫做《醒世良言》[《盛世危言》](9)。該書的作者們都是主張革新的老學者，他們以為中國積弱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西洋的工具：鐵路、電話、電報、輪船等，并想將它們介紹到中國來。我的父親認為這一類的書是浪費時間的。他要我讀可以幫助他打贏官司的如經書那類的實際東西!

我繼續(xù)讀中國文學中的古傳奇和小說。有一天，我在這些故事中偶然發(fā)現一件可注意的事，即這些故事中沒有耕種田地的鄉(xiāng)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學者，從未有過一個農民英雄。這件事使我奇怪了兩年，于是我便進行分析這些故事的內容。我發(fā)現這些故事都是贊美人民的統(tǒng)治者的武士，他們用不著耕種田地，因為他們占有土地，顯然是叫農民替他們工作的。

在少年與中年時期，我的父親是一個不信神佛的人，但母親則篤信菩薩。她對自己的孩子們施以宗教教育，所以我們都因父親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而感覺難過。九歲的時候，我便認真地和母親討論父親沒有信心的問題了。(10)自那個時候以及以后，我們都想了許多辦法來改變他的心，但沒有效果。他只是責罵我們。因為我們受不住他的進攻，我們退而想新的計劃。但他無論如何不與神佛發(fā)生關系。

不過，我的讀書漸漸地對我發(fā)生影響：我自己愈來愈懷疑神佛了。我的母親注意到這一點，責備我不該對神佛冷淡，但我父親則不說什么。后來，有一天，他出去收賬，在途中碰見一只老虎。老虎因不提防而立即驚逃，但我的父親卻格外地害怕，后來他對于這次奇跡的逃生，仔細想過。他開始想他是不是開罪了菩薩。自那時起，他對于菩薩比較恭敬起來，有時也偶爾燒香。但是當我愈來愈不信神佛時，他老人家卻并不管。他只有在困難的時候才向神禱告。

《醒世良言》[《盛世危言》](11)引動我繼續(xù)求學的欲望。我也已經厭恨田里的工作了。這自然是父親所反對的。我們?yōu)榱诉@事發(fā)生爭執(zhí)。最后我從家庭中出走。我到一個失業(yè)的法律[法科](12)學生家里去，在那里讀了半年書。此后，我在一位老秀才面前攻讀了更多的經書，并讀了許多當代論著和幾本書。

在這時候，湖南發(fā)生一樁影響我的一生的事件。在我們讀書的小小私塾的房屋外面，我們一班同學看見許多從長沙回來的米商[豆商](13)。我們問他們?yōu)槭裁创蠹叶茧x開長沙。他們說是城中發(fā)生了大亂子，并把這件事告訴我們。

原來那年發(fā)生一個大饑荒，在長沙有好多萬人沒有東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舉了一個代表團去見巡撫，請求救濟，但他卻傲慢地回答他們：“你們?yōu)槭裁礇]有糧食?城里多得很，我向來就沒有缺少過。”當他們聽到巡撫的回答，大家都十分憤怒。他們召集民眾大會，舉行一次示威運動。他們攻進滿清衙門，砍倒作為衙門象征的旗桿，并把巡撫趕走。過后，布政使騎著馬出來了。他告訴老百姓，政府準備設法救濟他們。他這話顯然是誠懇的。但皇帝(或許是慈禧太后吧)不高興他，責備他與“暴徒”發(fā)生密切關系，并將他撤職。一位新巡撫來了，馬上下令捉拿為首的亂黨。其中有許多人被砍卻頭顱，掛在柱子上示眾。

這事件，我們在私塾里討論了數日之久。它給予我一個深刻的印象。許多學生都同情“亂黨”，但只是站在旁觀的立場。他們并不了解這對于他們的生活(有)(14)什么關系。他們不過把這事當做一個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覺興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記它。我覺得這些“叛徒”都是與我的家人一樣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對待他們的不公平了。

此后不久，“哥老會”(全國聞名的一種秘密結社)的會員和當地的一個地主發(fā)生沖突。他在法庭上控告那些會員，他是一個很有勢力的地主，判決自然是有利于他的?！?span id="s0sssss00s" class="c_b3">哥老會”會員失敗了。但是他們并不屈服，他們向這個地主和政府反抗，他們退到一個山(15)上去，在那里建筑了他們的山寨。官兵派來打他們，同時那地主散布一個謠言，說他們揭竿造反的時候殺死了一個孩童來祭旗。當時叛徒的領袖叫做“磨刀石彭”(16)。叛徒最后戰(zhàn)敗，彭被迫逃亡。結果他被捕砍頭。然而在我們這般學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為大家都同情這次造反。

第二年，新谷還沒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時候，我們一村發(fā)生食糧恐慌。窮人向富戶要求幫助，他們發(fā)動了一個“吃米不給錢”的運動。我的父親是一個米商，他不顧本村缺少糧食，將許多米由我們的鄉(xiāng)村運到城里。其中一船米被窮人劫去，他氣得不得了。但我對他不表同情。同時，我以為村人的方法也是錯誤的。

這時，還有一件事對我發(fā)生影響，即一個小學校中有一個“激烈”的教員。他之所以被目為“激烈”，是因為他反對神佛，想把神佛取消。他教人民把廟宇改為學校。他成為一個被大家議論的人。然而我欽慕他，并同意他的意見。

這些密切發(fā)生在一起的事件，給予我這已經有著反叛性的青年頭腦以一個永久的印象。在這個時期，我開始有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識，尤其是在我讀了一個談論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之后。我甚至現在還能記得這小冊子的開頭第一句：“嗚呼，中國將亡矣!”它講到日本的占領高麗與臺灣，中國的失去安南、緬甸等。(17)我讀了這本書之后，我為我祖國的將來痛心，開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國的責任。

我的父親要我在一個與他有關系的米店做學徒。最初我并不反對，以為這也許是很有趣的。但就在這個時候，我聽到一個有趣的新學校。于是不顧我父親的反對，立志進那個學校。這學校在我外祖母的縣城里(18)。我的一個姨表在那里當一個教員(19)，他將這個學校告訴我，并將“新法”學校的變遷情形講給我聽。那里是不大注重經書的，西方的“新知識”教授得較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進”的。

于是我與我的另一個表弟進了那個學校，注了冊(20)。我自稱為湘鄉(xiāng)人，因為我知道那學校只收湘鄉(xiāng)籍學生。但后來我發(fā)現各地人都可以進去，我才把我的真籍貫說出來，我付了十四吊銅板，做我五個月的膳宿費及購買各種文具用品之用。我的父親終于讓我入學了，因為朋友勸他，說這種“高等”教育可以增加我賺錢的本領，這是我第一次遠離家鄉(xiāng)，離家有五十里。這時我是十六歲。

在這個新學校中，我讀到了自然科學和西洋學術的新課程。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教員中有一位日本留學生，他戴了一個假辮子。假辮子是很容易看出來的，每個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從未看見過那么多的兒童聚在一起。他們大多是地主的子弟，穿著華麗的衣服；很少有農民能將他們的子弟送到那樣一個學校去讀書。我穿得比旁的學生都蹩腳。我只有一套像樣的襖褲。一般學生是不穿長袍的，只是教員穿，至于洋裝，只有“洋鬼子”才穿。許多有錢的學生都輕視我，因為我常穿破爛的襖褲。但是，在這些人之中我也有幾個朋友，而且有兩個是我的好同志。其中有一個現在成了作家，住在蘇聯(lián)。

因為我不是湘鄉(xiāng)人，又不為人所喜。做一個湘鄉(xiāng)人非常重要，而且是湘鄉(xiāng)的某一區(qū)人也很重要。湘鄉(xiāng)分為上區(qū)、中區(qū)，與下區(qū)，上區(qū)的學生與下區(qū)的學生不斷地打架，完全是因為鄉(xiāng)土觀念。雙方好像要拼個你死我活似的。在這“戰(zhàn)爭”中，我總是采取中立地位，因為我不是那一區(qū)的人。結果三區(qū)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覺十分苦痛。

我在這學校里有很大的進步。教員都喜歡我，尤其是教經書的，因為我古文作得不錯。然而我的志趣并不在經書。我正在讀我表兄送給我的兩本關于康有為改革運動的書。一本是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這兩本書我讀而又讀，一直到我能夠背誦出來。我很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并十分感激我的表兄——當時我以為他是非常前進(進步)(21)的，但后來他變成了一個反革命分子，變成一個劣紳，并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間的大革命時代參加反動工作。

許多學生不歡喜“假洋鬼子”，因為他的辮子是假的，但我很歡喜聽他談日本的情形。他教音樂和英文。他教過一個日本歌，叫做《黃海之戰(zhàn)》。我記得當中幾句很美的句子：

麻雀唱歌，夜鶯跳舞，
春天的綠色田野何等可愛。
石榴花紅，楊柳葉青，
正是一幅新鮮的圖畫。

在那個時候，我感覺到日本的美，我又從這歌曲中感覺到它對于戰(zhàn)勝俄國的光榮和武功的發(fā)揚。我沒有想到還有一個野蠻的日本——我們今日所知道的野蠻的日本。

這一切，都是我從“假洋鬼子”那里學到的。

我又記得在這個時候，在新皇宣統(tǒng)[溥儀]已統(tǒng)治了兩年的時候，我才最初聽到皇帝[光緒]與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時我還沒有成為一個反君主的人。老實說，我認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誠實、良好，和聰明的人。他們只需要康有為的變法就行了。我心醉于中國古代的著名君主——堯舜、秦始皇、漢武帝的史實，讀了許多關于他們的書籍。同時，我還讀了一點外國的歷史和地理。在一篇論美洲革命的文章里，我初次聽到美國，記得文中有這樣一句：“八年之苦戰(zhàn)后，華盛頓勝利而造成其國家。”在一本《世界大英雄傳》的書中，我又讀到，拿破侖，俄國喀德琳[葉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靈登[惠靈頓]，葛拉德斯吞[格萊斯頓]，盧梭，孟德斯鳩，及林肯。(22)

我開始渴想到長沙去，那是一個大城市，是湖南的省會，離我家有一百四十里，我聽說這城市是非常大的，有許許多多居民，許多學校和一個巡撫的衙門。這簡直是一個偉大的地方!這時我很想到那里去，進那個為湘鄉(xiāng)人辦的中學。是年冬，我請求我在高小時的一位教員介紹我前去。他答應了，于是我步行到長沙，心中極端地興奮，一半生怕被摒，幾乎不敢希望真入那個偉大的學校做一學生。而使我驚異的，我很容易地就錄取了。但是政局變動得很厲害，我在那里只讀了半年。

附注：

(1)據據《西行漫記》載，毛澤東的父親叫毛順生，母親"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

(2)據《西行漫記》載："他當了好多年的兵。"

(3)據《西行漫記》載："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擔谷的剩余。"

(4)括號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5)括號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所加。

(6)據《西行漫記》載："我父親年紀比我大兩倍多。"

(7)史諾即埃德加-斯諾。括號內文字是斯諾筆錄時附注的。

(8)括號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9)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10)《西行漫記》載："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論過我父親不信佛的問題。"

(11)括號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12)括號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13)括號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14)括號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加。

(15)據《西行漫記》載，這個山叫"瀏山"。

(16)據《西行漫記》載："起義的領袖，是一個叫彭鐵匠的人?

(17)據《西行漫記》載："這本書談到了日本占領朝鮮、臺灣的經過，談到了越南、緬甸等地的宗主權的喪失。"

(18)即湘鄉(xiāng)縣。編者注。

(19)據《西行漫記》載："我的一個表兄就在那里上學。"

(20)據《西行漫記》載："我隨表兄到那所學堂去報了名。"

(21)括號內文字為新版責任編輯校訂。

(22)此段括號內文字均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2、在動亂中成長起來

當我在長沙的中學讀書時，我第一次讀到報紙，報名《民力》，是民族主義派的革命的報紙，里面有反抗?jié)M清的廣州起義及在一個湖南人(23)領導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難的情形。

我讀了以后，極為感動，并發(fā)現《民力》里面充滿了有刺激性的材料，同時我也知道了孫中山的名字和同盟會的會綱。這時，長沙正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動異常，就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學校的墻壁上。這是我第一次發(fā)表政見，可是有點糊里糊涂。我還沒有放棄對于康有為和梁啟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們和新領袖的區(qū)別。所以在我的文章中，我主張應將孫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總統(tǒng)，并以康有為任總理，梁啟超任外交部長!

其時“反對外資”建筑川漢鐵路的運動開始，成立議會制度的要求也普遍地展開，但結果皇帝只是下詔組織“咨議會”。于是同學們越來越激動了。他們以反對留辮的方式來表示他們的反滿的情緒。我和一個朋友毅然剪去發(fā)辮，但約好相繼剪去的一般人卻不履行他們的諾言。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擊他們并強力剪去他們的發(fā)辮，結果有十個人做了我們剪刀下的“犧牲者”。這樣，在短期內，我已經從嘲笑“假洋鬼子”的假發(fā)辮進步到要求普遍地剪發(fā)了。政治觀念是如何地可以轉變一個人的觀點啊!

關于蓄辮我和一個法律學校的朋友發(fā)生爭論，各人執(zhí)持了相反的理論。這法科學生引用經書上的“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等話來辯論。可是我和反對蓄辮的人們在反滿的政治基礎上造成了相反的理論，使他開口不得。

武漢起義(一九一一年十月)之后，湖南宣布戒嚴。政局在急遽地變動。一天，有個革命黨得了校長允許，到一個中學里面作煽動的演講。當場有六七個學生起來聲援他，痛斥滿清并號召大家起來建立民國。每一個人都專心一意地聽著。

聽過這個演講四五天之后，我決心加入革命軍，決定和幾個朋友到漢口去，同時我們向同學募一些錢。聽說漢口非常潮濕，必須穿雨鞋，我就向駐扎城外的一個軍隊朋友那里去借。我被衛(wèi)兵攔住，這個地方已經變成十分活躍了，士兵們第一次領到子彈，大批地在開到街中去。

當時，叛軍正在沿著粵漢路進窺長沙，戰(zhàn)事已經開始。在城外發(fā)生一次大戰(zhàn)。同時城內也起了叛亂。城門被中國的勞工們攻了下來。我靠了其中一個勞工的幫助，重新回進城中。然后站在一塊高地上觀戰(zhàn)，直等到最后看到衙門上飄起了寫著“漢”字的白旗。我回到自己的學校，那里已在軍隊的看守下了。

第二天，一個都督政府成立，但新都督和副都督并未做得長(24)，一般地主和商人不滿意他們。不到幾天后，我去訪問一個朋友時，看見他們的尸首橫陳街上。作為地主和軍閥們的代表，譚延打倒了他們。

現在有許多學生參加軍隊了。學生軍已經組成，不過我不喜歡學生軍，認為他們的基礎太復雜。決定還是參加正規(guī)軍隊來幫助完成革命。清帝尚未遜位，這正是奮斗的時候。

我的餉銀是七元一月——不過，已經多于目下我在紅軍的餉銀了——其中我每月要用去兩元吃飯。我還要買水，因為士兵都要從城外挑水進來，而我是學生，不屑做挑水的工作。

此外多余的餉銀都用在報紙上，我變成它們的熱心讀者了，在當時與革命有關的報紙就是《湘江日報》。其中討論到社會主義，我從這上面初次知道這個名詞。我也和其他學生士兵們討論社會主義，其實是“社會改良主義”。我讀了幾本關于社會主義和它的原理的小冊子，并熱心地寫信和同班的同學討論這個問題，但只有一個人的回答表示同意。

我同隊中有一個湖南礦工和一個鐵匠，我極歡喜他們。其余的人都是平庸之輩，而且有一個是流氓。我又勸了兩個學生參加軍隊，我和隊長及一般弟兄都合得來。我能寫，讀過一點書，他們很佩服我的“博學”。我能夠幫助他們做寫寫家信之類的事情。

革命的結局還沒有決定。滿清還沒有完全放棄政權，國民黨內部又發(fā)生了爭奪領導權的斗爭。在湖南聽說戰(zhàn)事是不可避免的了。當時有許多軍隊都組織起來反對滿清和袁世凱。湘軍就是其中之一?？墒牵斚嫒藴蕚淦鹗碌臅r候，孫中山和袁世凱成立了協(xié)定，預計的戰(zhàn)事停止，南北“統(tǒng)一”，而南京政府解散。我以為革命已經過去，決定繼續(xù)求學。這時，我已經做過半年兵士了。

我開始留心報紙上的廣告——彼時有許多學校開辦，而且都用廣告來吸收新生；我并沒有特別的標準來判斷學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一個警官學校的廣告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就去報名。但是，在受試以前，我看到一個制皂“學校”的廣告。不收學費，供給膳宿而且還可以有一點津貼。這個廣告是動人的。它指出制造肥皂有巨大的社會利益，可以富國富民。于是我變換了進警官學校的念頭，決定做一個制皂工程師。我又在這里交納一元報名費。

這時，我有一個朋友做了法科學生，他慫恿我進他的學校。我又讀了這法律學校的動人廣告，里面保證了許多了不得的事情。它答應在三年之內教完一切關于法律的學科，保證學成可以立即做官。我的朋友不斷地對我稱贊這個學校，直到我最后寫信回家，詳述廣告上的保證并請家人寄學費給我。我將自己的前途畫成一幅光明的燦爛的圖畫給家人看，將自己畫成一個法律學家和大官。于是我付去一元向法律學校報名，同時等待父母的回音。

但其中忽然又有了變動。這回是一個商業(yè)學校的廣告。另一個朋友勸我，以為國家正在作經濟戰(zhàn)爭，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夠建立國家經濟的經濟學家。他的理論得勝了，我再花一元到商業(yè)中學報名。我真的去注冊而且錄取了。不過，這時我還繼續(xù)留心廣告，有一天看到廣告，描寫一個高等商業(yè)公立學校的優(yōu)美。它是政府開辦的，課程繁多，聽說里面教員都是極能干的人。我斷定還是到那里學成商業(yè)專家比較好，出了一塊錢去報名，隨后將我的意思寫信告訴父親。他很高興。父親很知道有了商業(yè)智慧的好處。我進了這個學校而且留在那里——有一個月。

我發(fā)現在這新學校中的困難就是一大半課程都是用英文教的，而我和一般同學一樣，英文程度很壞，簡直只認識字母。此外還有一個困難，就是校中沒有英文教員。我討厭這種情形，就在月底退學，并繼續(xù)閱讀廣告。

我在學業(yè)上的第二次冒險是在省立第一中學，我花了一塊錢報名，應了入學考試，以第一名被錄取。這是一個大學校，有許多學生，畢業(yè)的也很多。校中有一個國文教員十分地幫我，因為我有文學的傾向。這位先生借了一本《御批通鑒輯覽》給我，其中有乾隆的詔諭和批評。

這時，一個政府辦的刊物在長沙出版。這是一個巨大的烽火，我們學生覺得它非常有意味。不久，譚延被袁世凱趕走了。現在袁執(zhí)掌著民國的政務，同時準備他的登基。

我不喜歡第一中學。它的課程太少而規(guī)則繁瑣。并且，在我讀過《御批通鑒輯覽》以后，我斷定還是單獨求學的好。六個月后，我離開學校。自己訂立了一個讀書的計劃，規(guī)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圖書館中閱書。我十分地有規(guī)律和專心，在這個方式下費去的半年，我以為對我是極端可寶貴的。早上圖書館一開門我就進去。在中午只花去買兩個米餅來吃的時間，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圖書館中一直讀到閉館的時候。

在這自修的時期內，我讀了許多書籍，讀到世界歷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極大的興趣第一次閱讀了世界的輿圖(25)。我讀了亞當·斯密士[亞當·斯密]的《原富》和達爾文的《物種原始》[《物種起源》]和約翰·斯陶德·密爾[約翰·穆勒]所著的一本關于倫理學的書。我讀了盧騷[盧梭]的著作，斯賓塞的《邏輯學》和孟德斯鳩所著的一本關于法學的書。我將古希臘的詩歌、羅曼史、神話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國的(歷)史地(理)混合起來。(26)

那時，我住在湘鄉(xiāng)縣同鄉(xiāng)會館里。那里還有許多士兵——都是“退伍”或被解散的人，沒有事做，也沒有錢。會館中的學生和兵士總是在吵架，有一夜，他們之間爆發(fā)了武力的沖突。兵士們攻打學生并且要殺死他們。我逃到洗澡間里去躲避，一直等到打完。

這時我沒有錢用，因為家里不給我金錢，除非我進學校。又因為會館不能再住下去，我開始尋找新的托身之所。同時，我懇切地考慮了我的“職業(yè)”，并以為我最適宜于教書。于是我又開始留心廣告了?，F在我注意到湖南師范學校的一個動人的廣告，我高興地讀了它的優(yōu)點：不收學費，膳宿費很便宜。兩個朋友也勸我進去。其實是他們要我?guī)退麄冾A備入學論文。我將自己的意志寫信給家里，得到他們的同意。我代兩個朋友做了論文，自己做了一篇。結果一齊錄取——實際上，是我被取了三次。那時我并不以為搶替是一件不好的事，這僅僅是一種友誼。

在這個師范學校中，我做了五年學生，并且居然拒絕了此后一切廣告的引誘。最后，我真的畢業(yè)了。在湖南師范學校中，我的生活上發(fā)生許多事件。在這一時期，我的政治觀念開始確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會行動的經驗。

新校中有許多規(guī)則，只有極少幾條我是同意的。例如，我反對自然科學中的必修課程。我希望專攻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在我并無特殊興趣，我不讀它們，于是這些課程的分數大都很壞。我最討厭的就是必修的靜物寫生。我以為這是透底的愚笨。我總想畫簡單的東西，快快畫完就離開課室。記得有一次畫一幅“半日半石”(是李太白的一句名詩)(27)，我用一條直線和上邊半個圓圈來代表。還有一次，在圖畫考試時，我畫了一個橢圓就算數了，我稱之為雞蛋。結果畫圖得到四十分，不及格。幸虧我的社會科學的分數都非常好，這樣和其他課程的壞分數扯平。

這里有個國文教員、綽號“袁大胡子”，他揶揄我的文章，并斥為新聞記者式的作品。他看不起我的模范梁啟超，以為他只是半通。我只得改變我的風格，攻讀韓愈的文章，和熟記經史中的典故。所以，謝謝“袁大胡子”，必要時我現在還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

教員中給我最強烈的印象的就是一個英國留學生楊懷中[楊昌濟]，過后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倫理學。他是一個觀念主義[唯心主義]者，同時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響下，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心力》[《心之力》]。那時我也是一個觀念主義[唯心主義]者，我的文章大受楊教授的贊賞。給我那篇文章一百分。(28)

另外有一個教員常給我看舊的《民報》，我總是十分高興地讀它。從這上面我愈加清楚同盟會的活動和會綱了。一天讀《民報》，看到一篇記述兩個中國學生漫游中國的文章，并說他們已達(西藏邊境的)打箭爐。這使我大為感動。我要學他們的榜樣，不過沒有錢，我想還是先游歷湖南。

次年夏，我開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個縣城。有一個同學叫蕭瑜，陪伴著我。我們一文不名地走了這五縣，鄉(xiāng)下人給我們吃飯和睡覺的地方。不論我們到達什么地方，總是受到歡迎和善遇。這個和我一起旅行的家伙，蕭瑜，后來變成了南京國民黨的職員，在一個以前做湖南師范學校校長，后來變成南京高級官吏的人手下做事，并被委做故宮博物院的管理。后來蕭被人告發(fā)盜賣故宮中最寶貴的東西，并且在一九三四年帶了這筆款子潛逃?，F在他避居大連。

我感覺自己需要幾個親密的同道。一天，我在長沙報紙上登了一個廣告，邀請熱心于愛國工作的青年前來和我接觸。我指明要堅強不屈，愿意為國犧牲的青年。廣告登出后，我得到三個半答復。一是羅章龍，他后來加入共產黨隨后又背叛黨。其余答復是兩個青年的，后來變成極端的反動分子?！?span id="s0sssss00s" class="c_b3">半”個回答是一個不加可否的青年的。他叫李立三。李聽完我所講的一切話，然后一聲不響地走開，過后我們的相識并且進而成為友誼。(29)

但是，漸漸地我在我的四周建立了一群青年，這樣造成了日后一個團體的核心，后來這個團體(30)對于中國的革命運動和國事有極大的影響。這是一群嚴肅的青年，他們沒有時間去討論瑣細的事情。他們所說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有一個宗旨。他們沒有時間談戀愛或“羅曼史”，他們以為在國家如此危急，如此急迫需要知識的時候，是不能討論女人或私事的。我對于女人本無興趣。我的父母在我十六歲時就給我娶了一個二十歲的女人，不過我并沒有和她一起住過——此后也未有過。我不以她為我的妻子，那時根本也不去想她。除了不談女人——普通在這時期的青年的生活中極為重要——以外，(31)我的同伴連日常生活中的瑣事都不談的。記得有一次在一個青年的家里，他和我談起“買肉”的事情，并且當面叫用人(32)來和他商量，叫他去買。我動怒了，以后就不和他來往。我和朋友只談大事，只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

我們又是熱心的體育家，在寒假中，我們在田野里，山上山下，沿著城墻，跨越溪流地行走。天雨時我們就脫去衣服，名之為“雨淋浴”。陽光灼爍時，我也剝去衣服，名之為“日光浴”。春風和暖時，我們又算是一種新運動，叫“浴風”。在已經結霜的天氣，我們還露宿田陌間，或是十一月，我們還在寒溪中游泳。凡此種種，都算是“體格訓練”。也許這對我的身體大有裨益，后來我是何等的依靠它!在我屢次橫越華南，和從江西到西北的長征的時候。

我和其他城鎮(zhèn)里許多學生和友人建立了廣大的通信關系。漸漸地我開始了解一個有著更密切聯(lián)絡的組織的必要了。在一九一七年，我和幾個友人發(fā)起了新民學會。會員約七八十，其中有許多人后來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33)。會員的大部分，在一九二七年清黨時期都被殺了。同時，在中國其他部分，像這類的激進團體都由那時在中國政治上占有勢力的戰(zhàn)斗青年紛紛組織起來。

這許多團體大半都是在陳獨秀編輯的著名新文化運動雜志——《新青年》影響下組織起來的。我在師范學校讀書時，就開始閱讀這本雜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陳獨秀和胡適所作的文章。他們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經厭棄的康有為和梁啟超。

在這個時期，我的頭腦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及空想社會主義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紀民主主義”，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堅決地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

我是一九一三年入師范學校的，于一九一八年畢業(yè)。(34)

在師范學校讀書的幾年，我一共用了一百六十元——連所有學費在內!在這個數目里面，一定有三分之一是用在報紙上面的，因為經常訂閱書報費每月約需一元，此外我還時常向報攤購買書籍和雜志。父親責備我，說是浪費。他說這是在廢紙上花錢。不過我已經養(yǎng)成了讀報的習慣，而且從一九一一到一九二七，當我和中國最初的紅軍一部分爬上井岡山時，我從未停止閱讀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報。

我在學校的末一年，母親去世了，這樣，更打斷我回家的心向。是夏，我決定到北平——那時叫北京——去。當時，許多湖南學生都計劃到法國去工讀，在大戰(zhàn)時，法國就是用這個方法來招募中國青年的。在出國以前，這般青年預備先在北平讀法文。我?guī)椭麄儗崿F這個計劃，在這一群留學生中，有許多是湖南師范學校的學生，后來大半都變成了著名的激進分子。我陪了幾個湖南學生到北京去，不過，雖然我?guī)椭麄儗崿F這個計劃，并且他們受新民學會的幫助，但我本人并沒有到歐洲去，我認為我對于本國還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為在中國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時間……

北平在我看來非常浪費，我是向朋友借錢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時，從前師范學校的倫理教員楊懷中[楊昌濟](35)在北京大學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幫我找事。他將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長，這人就是李大釗，后來變成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立人，結果被張作霖處決。李大釗給我工作做，叫我做圖書館佐理員，薪俸是每月八塊大洋。

我的職位如此之低，以致人們都不屑和我來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記來館讀報的人名，不過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這許多人名之中，我認得有幾個是新文化運動著名的領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們討論關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過他們都是極忙的人，沒有時間來傾聽一個南邊口音的圖書館佐理員所講的話。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喪氣，我仍然參加哲學研究會和新聞學研究會，想藉此能聽大學里的課程。在我服務北大時所遇的人中，有兩個現在是南京的高級官吏，一個是中國蘇維埃政府的副主席，還有個加入共產黨隨后又成了所謂“第三黨”的黨員，再有一個則后來加入加利福尼亞的“三K黨”。(36)在這里我也遇到了楊開慧，而且發(fā)生戀愛，后來結了婚。她是我的好友楊教授的女兒。

我對于政治的興趣繼續(xù)增高，同時我的頭腦愈來愈激烈。至于所以會如此的背景則上面已經講過了。不過，當時我還在彷徨，還在“找出路”。我讀了幾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和一個常來看我的北大學生(37)，時時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不過在公園和故宮的宮址我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在堅冰還蓋著北海的時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樹木引起了我無窮的欣賞。

一九一九年初，我到上海去，和準備赴法的學生一起，我只有到天津的車票，也不知道怎樣可以走下去。不過，中國有句老話，“天無絕人之路”，一位同學借了十塊錢給我，使我能買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車訪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門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時所居的小村，我看見孔子手植的樹。我又訪問顏回的住處和孟子的生地。在旅途中，我還登游過泰山，就是馮玉祥將軍退隱時寫愛國詩的地方。

不過當我到達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車票也沒有。沒人有錢借給我，也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離開這個地方。不過最倒霉的就是一個賊偷去了我僅有的一雙鞋子!啊呀!怎么辦呢?可是“天無絕人之路”，我的運氣非常好。在車站外面，我碰到一個湖南的老友，他借給我足夠買一雙鞋子和到上海車票的錢。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筆款子資助學生留法，并且可以資助我回湖南。

回轉長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積極的活動了。自五四運動以來，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學生政治活動上。我是湖南學生報紙《湘江評論》的編者，這個報紙對于華南的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在長沙，我?guī)椭闪⑽幕瘯纾@是一個研究新文化和政治動向的團體。這個書社和新民學會都激烈反對當時的湖南督軍大混蛋張敬堯。新民學會更是厲害，領導了一次學生大罷課來反對張。要求將他撤換，同時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去煽動反對張敬堯，當時孫中山在西南活動。張為報復起見，就禁止《湘江評論》出版。

這件事過后，我代表新民學會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組織了一個反軍閥的運動，新民學會將反張的斗爭擴大而為普遍地反軍閥的運動了。在北平我做了一個通訊社的社長，來推動反軍閥工作。在湖南，這個運動得到了相當的成功。張敬堯被譚延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個新政體。這時，學會中開始分成兩派，左翼和右翼——左翼主張實行一個社會、經濟，及政治的徹底改革的綱領。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碰到陳獨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見是在北京，當我在北大的時候，他給我的影響也許比那里任何人所給我的都大。那時，我也見過胡適，訪問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學生斗爭。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我們的計劃，組織一個“湖南建設協(xié)會”。隨后我回長沙，開始組織這個協(xié)會。(38)我在那里得到一個教員的位置，同時，繼續(xù)我在新民學會里的活動，那時學會有一個湖南“獨立”的計劃。

一九二○年冬，我第一次將工人政治地組織起來，并開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及蘇聯(lián)革命史的影響下領導他們。我第二次到北平時，我讀了許多關于蘇聯(lián)的事情，同時熱烈地尋找當時中國所能見到的一點共產主義書籍。三本書特別深印在我的腦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歷史的正確解釋后，此后絲毫沒有動搖過，這幾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馬克思主義書籍，考資基(39)的《階級斗爭》和吉古柏(40)的《社會主義史》。一九二○年夏，我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變成馬克思主義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同年我與楊開慧結婚。(41)

附注：

(23)此"湖南人"即黃興。新版責任編輯注。

(24)據《西行漫記》載，新都督和副都督分別是"哥老會"的兩名首領焦達峰和陳作新。

(25)輿圖，即地圖。新版編輯注。

(26)此段括號內文字均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27)據《西行漫記》載，李白的這句詩為：半壁見海日。

(28)此段括號內文字均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29)此處《西行漫記》中有不同記載為："我們的友誼始終沒有發(fā)展起來。"新版編者注。

(30)這個團體即后來建立的新民學會。新版編者注。

(31)這句話表達的意思是：談論女人，通常是當時那個年齡的青年人生活中的一件占有重要位置的事情。新版編者注。

(32)用人，即仆人。新版編者注。

(33)參加過新民學會的較為知名的共產黨人有：羅邁、夏曦、何叔衡、郭亮、蔡和森、蕭錚等。新版編者注。

(34)據《西行漫記》載，毛澤東是1912年進湖南師范學校的。

(35)括號內文字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36)據《西行漫記》載，這幾個人依次分別是陳公博、張國燾、譚平山和康白情。

(37)據《西行漫記》載，這個北大學生名叫朱謙之，原文為Chu Hsun-pei。

(38)在《西行漫記》中這個協(xié)會叫"改造湖南聯(lián)盟"。

(39)一譯考茨基。

(40)一譯柯卡普。

(41)此段括號內文字為新版編者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3、揭開紅史的第一頁

一九二0年夏，我赴滬參加會議，共產黨就在這個會議上成立。(42)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中，陳獨秀和李大釗占著領導的地位，無疑地，他們都是中國知識界中最燦爛的領袖。

我在李大釗手下做圖書館佐理員時，已經很快地傾向馬克思主義了，而陳獨秀對于引導我的興趣到這方面來，也大有幫助。我第二次赴滬時，我曾和陳獨秀討論我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本人信仰的堅定不移，在這也許是我一生極重要的時期，給我以深刻的印象。

在這個歷史的上海第一次會議中，除我以外，只有一個湖南人。參加會議的一共十二人。是年十月，共產黨第一省支部在湖南組織起來了，我是其中的一員。當時在其他省縣中也有組織成立……(43)同時，在法國，許多工讀生組織了一個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的組織幾乎同時成立……在德國也有一個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不過較遲，黨員中有朱德。在莫斯科和日本也有支部成立。(44)

到了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支部已經在礦工、鐵路工人、公務人員、印刷工人及造幣廠工人中組織了二十個以上的工會，當時我是支部的書記。是冬，猛烈的勞工運動開始。那時共產黨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學生和工人之間，在農民中的工作極少。多數大礦山和全部學生實際上都已組織起來。在學生和工人的戰(zhàn)線上都有許多斗爭。一九二二年冬，湖南趙省長[趙恒惕]下令處決兩個工人領袖(一個叫黃愛，一個叫龐人銓)，結果引起了一個廣大的激動，開始反對他。在這兩個被殺的工人中，有一個是右翼勞工運動的領袖(即黃愛)。右翼運動的基礎是工業(yè)學校的學生，而且是反對我們的。不過在這一次和許多次其他的斗爭中，我們援助它。在工會中，無政府主義者也有相當勢力，當時各工會已經組織到“全湘勞工組合”[湖南全省勞工會]里面。可是，我們和他們妥協(xié)，并且用協(xié)議的方法阻止了他們許多次魯莽而無用的舉動。(45)

我被派到上海來幫助組織反趙運動。是冬(一九二二年)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二次會議。我心中想去參加，可是我忘掉開會地點的地名，找不到任何同志而失去參加的機會。我回轉湖南，并竭力推動工會的工作。是年春，發(fā)生許多次罷工，為了爭取較高的工資、較好的待遇，和爭取工會的承認。多數罷工都是勝利的。五月一日湖南發(fā)動了一次總罷工，這件事指出了中國勞工運動空前力量的成功。

共產黨第三次大會是一九二三年在廣州召開的，通過了那歷史的決議案：參加國民黨，和它合作，并組織聯(lián)合戰(zhàn)線以反對北洋軍閥。我跑到上海去，并在黨中央委員會中工作。次春(一九二四年)我到廣州去，并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大會。三月間回滬，將我在共產黨執(zhí)行部的工作和我在上海國民黨執(zhí)行部中的工作合并起來。當時部中還有的幾個人，就是汪精衛(wèi)和胡漢民。我和他們一起工作，調整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步驟。是夏，黃埔軍官學校成立，加倫(現在叫伐西里·布留契爾將軍，任蘇維埃遠東紅軍總司令之職)擔任顧問，還有其他從蘇聯(lián)來的蘇維埃顧問。國共的合作開始采取一個全國規(guī)模的革命運動。是年冬，我回湖南休養(yǎng)——在上海時，我生了病?？墒腔氐胶虾?，我組成了本省偉大農民運動的核心。

在以前我還未充分了解農民中階級斗爭的程度，可是在五卅慘案(一九二五年)以后，和在隨之而來的政治活動的大浪中，湖南農民變成十分地活動了。我利用我所休養(yǎng)的家庭，發(fā)動一個農村組織運動，在僅僅幾個月內，我們組織了二十個以上的農民協(xié)會，同時引起了地主的怨毒，要求將我逮捕。趙省長派兵來抓我，我逃到廣州。到達廣州時，黃埔學生剛打敗了兩個著名的軍閥(46)，全城和國民黨都充滿了樂觀的空氣。孫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后，蔣介石先生被任為總司令，汪精衛(wèi)任政府主席。

我成了《政治周刊》的主編，這是一個國民黨的刊物，后來曾極力攻擊國民黨右翼。我同時又成了訓練農民運動組織者的負責人，并開了一個訓練班來訓練他們。聽講的有二十一個省份的代表，包括從內蒙古來的學生。在我到廣州后不久，我成了國民黨宣傳部的部長。

我寫作越來越多了，同時在共產黨農民工作中負有特殊責任。根據我的研究和在組織湖南農民的工作中所得經驗，我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叫《中國社會各階層(級)的分析》，另一本叫《趙恒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在第一本小冊中，我主張在共產黨領導下實施激進的土地政策和積極地組織農民，陳獨秀反對這個意見，并拒絕以共產黨中央機關的名義出版。后來，它在廣州的《農民月刊》和《中國青年》上發(fā)表。至于第二本書則是以小冊子的形式在湖南出版的。這時我開始不滿意陳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我們漸漸遠離了，雖然我們之間的斗爭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才達到最高峰。

我繼續(xù)在廣州國民黨中工作，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一九二六年春，在國民黨左右翼和解而國共也重行合作以后，我回到上海。是年五月，國民黨在蔣介石先生領導之下開第二次大會。在上海，我指導著共產黨的農民部，并被派到湖南做農民運動的視察員。同時，在國共合作之下，于一九二六年秋開始這歷史的北伐。

在湖南，我視察了五個縣份(47)的農民組織和政治狀況，并作就報告，主張在農民運動方面采取新路線。次春初旬，當我抵武漢時，那里正在舉行各省農民代表會議，我就去參加并討論建議我的主張，即實行廣泛的土地分配。大會決議把我的建議提交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但黨中央將它否決了。

當第五次大會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漢召開時，黨還是在陳獨秀的把持之下，他不顧一切地反對，還是堅持他的右傾機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政策。當時我對于黨的政策非常不滿。今日之下，我想假若當時農民運動能更徹底地組織和武裝起來作反地主的階級斗爭，那么現在的情勢就要大大地不同了。中國蘇維埃的勢力必定較現在大為強盛。

可是陳獨秀十分不同意我的見解。他不了解農民在革命中的任務，并將當時農民的前途估計過低，因此，在大革命的危機前夜所召開的第五次大會上，不能通過一個適當的土地政策。我的意見，迅速加強土地斗爭，竟不加以討論，因為黨的中央委員會，也為陳獨秀所把持，拒絕將它提出考慮。大會將“地主”定為擁有五百畝以上的人——要在這種基礎上發(fā)展階級斗爭，是全然不適合和不切實際的，而且忽視了中國土地經濟的特質——這樣就撇開了土地問題。不過，在大會過后，一個“全中國農民協(xié)會”組織起來，我成了它的第一任主席(48)。

到了一九二七年春，農民運動在湖北、江西、福建，尤其是湖南，發(fā)展成為一個驚人的軍事力量，雖然共產黨的態(tài)度對它很冷淡。高級官吏和軍事長官開始要求鎮(zhèn)壓它，說農民協(xié)會是“流氓協(xié)會”(49)，它的行動和它的要求都是非分的。陳獨秀將我調開湖南，因為那里發(fā)生了幾樁事件，他要我負責，并且猛烈反對我的觀念。

四月間，南京和上海開始了反共的運動。在廣州也發(fā)生了同樣的情形。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發(fā)生了一次暴動，有幾十個農人和工人被殺。此后不久國共就分裂了。

許多共產黨領袖現在都奉命離開武漢，到蘇聯(lián)或上?；蚱渌踩牡胤饺?。我奉命到四川，我請求陳獨秀派我到湖南去，任省委員會的書記，但是十天之后，陳命我速回，責備我組織一個反對當時統(tǒng)治湖南的人的運動。(50)黨里的事務現在是一塌糊涂了。幾乎每個人都反對陳獨秀的領導和他的機會主義路線，而國共合作的解體不久也使他沒落。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賀龍和葉挺的部隊，與朱德合作，領導了歷史的“南昌暴動”(51)，并組成了后來變成紅軍的第一個部隊。一星期后，八月七日，黨的中央委員會召集了一次特別會議，罷免陳獨秀書記之職。自一九二四年廣州召開的第三次大會起，我一直是黨的政治局中的人員，并促成了這次決議(罷免陳獨秀)。黨采取了一個新路線，放棄所有合作的希望。開始了長久的公開的爭奪政權的斗爭。

我被派到長沙去組織一個運動，就是后來叫做“秋收暴動”(52)的。我在那里的計劃是要實現五點：共產黨省黨部完全與國民黨脫離；組織農工革命軍；沒收大中小地主的財產；脫離國民黨，在湖南建立共產黨政權；組織蘇維埃。當時第五點為共產國際所反對，直到后來才進展成為一個口號。

到了九月，靠了湖南的農民協(xié)會，我已經組成一個普遍的暴動，并成立農工軍第一隊。我的部隊有三個主要的來源——農民本身，安源的礦工和國民黨中叛變的軍隊。這個早期的革命軍隊叫做“第一農工軍第一師”(53)，是經過省委員會批準后組織起來的。但是湖南省委會的和我部隊的總綱領為黨的中央委員會所反對，不過，它好像只采取一種觀望的政策并未作切實的反對。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礦工及農民自衛(wèi)軍之間時，我被幾個民團捕獲。那時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槍斃。他們命令將我解到民團總部，要在那里殺死我。不過，我曾向一個同志借了幾十塊錢，我想用它賄賂護送兵來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傭的兵，他們并沒有特殊的興趣看我被殺，所以他們同意釋放我。但是那個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應，因此我決定還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團總部二百碼的地方才有機會。在這個地點，我掙脫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塊高地，在一個池塘的上面，四周都是很長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士兵們追趕我并且強迫幾個農民一同搜尋。好幾次，他們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兩次近得我?guī)缀蹩梢耘龅剿麄?，可是不知怎樣地沒有發(fā)現我，雖然有七八次我拋卻希望，覺得一定再要被捕了。最后，到了薄暮的時候，他們不搜尋了。我立即爬越山嶺，走了整夜。我沒有鞋子，我的腳傷得很厲害。在路上我碰到一個農民，他和我很要好，給我住宿，隨后又領我到鄰縣去。我身上還有七塊錢，拿它來買了一雙鞋子、一把傘和食物。當我最后安抵農民自衛(wèi)軍的時候，我的衣袋中只有兩個銅元了。

隨著第一師的成立，我成了它的前敵委員會的主席，一個武漢軍校的學生成了它的指揮員，不過他多少是因了他部下的態(tài)度而不得不就任這個職位的。(54)不久，他就棄職加入國民黨。現在他在蔣介石先生手下，供職南京。

這個小小的軍隊，領導著農民暴動，向湘南移動。它沖破了成千成萬軍隊，作了許多次戰(zhàn)爭，吃了許多次敗仗。當時的軍紀很壞，政治訓練的水準很低，而官兵中有許多動搖分子，所以“開小差”的人很多。在第一屆司令逃走后，軍隊改組，剩下來的隊伍約有一團人，換了一個新的司令。后來他(55)也叛變了。但是在最初的團體中有許多人還是忠誠到底，到今天還在軍隊中。(56)當這一小隊人最后爬上井岡山(一個近乎不毛的山寨，以前為盜匪盤據)時，軍隊的數目只有一千左右了。

因為“秋收暴動”(57)的計劃沒有被中央委員會批準，又因為部隊受了嚴重的損失，同時從城市的觀點看來這個運動好像一定要失敗的，現在中央委員會堅決地排斥我了。將我從政治局和前敵委員會中革出。湖南的省委會也攻擊我，稱我們?yōu)椤?span id="s0sssss00s" class="c_b3">劫掠運動”(58)?？墒俏覀円廊粠е覀兊能婈?，留在井岡山上，一面確切覺得我們在執(zhí)行正確的路線，而以后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我們的正確。新的兵士添加進來，這一師又補充起來了。我成為它的司令。

從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秋，第一師以井岡山為根據地。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最初的蘇維埃，成立于茶陵，在江西、湖南省邊境上，同時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也選舉出來。(59)在這個蘇維埃，及以后幾年中，我們依據了遲緩但是有規(guī)律的發(fā)展，建立了一個民主的綱領，伴隨著一個溫和的政策。這使井岡山備受黨中央“盲動主義者”譴責，他們要實施一個恐怖政策，劫掠和殺戮地主并焚燒他們的財產以摧毀他們的膽量。第一師的前敵黨委會拒絕采用這種策略，于是被一般盲動者戴上了“改良主義者”的帽子。我備受他們的攻擊，因為不實行一個更“激烈”的政策。

一九二七年冬，兩個以前盤據井岡山附近的盜魁加入了紅軍。這使我們的力量增加三團左右。這兩個人(60)雖然以前是盜匪，曾率領部下投效國民革命軍，現在更準備與反動勢力斗爭。當我留在井岡山上的時候，他們始終是忠實的共產主義者，執(zhí)行黨的一切命令?？墒堑胶髞恚剿麄儐为毩粼诰畬綍r，他們又回復了昔日的強盜脾氣，結果被農民殺死。因為那時他們已經組織起來，已經蘇維?；?，能夠保衛(wèi)自己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來到井岡山，我們的力量合并起來了。我們共同擬了一個計劃，要建立一個六縣的蘇維埃區(qū)，我們要穩(wěn)定和加強湘贛粵三省接境區(qū)域的共產黨政權，并以此為根據地逐漸發(fā)展到更廣大的區(qū)域中去。這種策略與黨中央辦法相反，他們有著迅速擴展的妄想。在軍隊本身，朱德和我不得不與兩種傾向搏斗：第一，要想立即進攻長沙，這我們以為是“冒險主義”；第二，要想退到廣東省境之南，這我們以為是“退卻主義”。當時我們的見解，以為我們的主要工作有二：平均地權和建立蘇維埃政體。我們要武裝群眾以加速這種過程。我們的政策要實現自由貿易和善遇被俘的敵軍，一句話，就是民主的中庸。

一九二八年秋，一個代表會議在井岡山召開，到會的有井岡山以北的蘇區(qū)代表。當時各蘇區(qū)的黨員對于上述的政策還存在著幾種不同的意見，在這次會議上，這種異點徹底地消除了。一小部分人以為在這種基礎上，我們的前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大多數人信仰這個政策，因此，黨決議提出，宣布蘇維埃運動一定會勝利的時候，很容易地就通過了。不過黨中央還沒有對這個運動批準。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冬，當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在莫斯科召開的決議錄的報告到達井岡山時，才得到批準。

關于在那個會上所采取的新路線，我和朱德是完全同意的。從那時起，黨的領袖和在鄉(xiāng)村中從事蘇維埃運動的領袖間的爭點完全消除，而黨的調和與一致又重新建立起來了。

第六次大會的決議案綜括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經驗，南昌、廣州和秋收暴動的經驗，決定應該強調土地革命運動。這時，紅軍開始在中國其他部分出現，賀龍在西面，徐海東在東面，開始建立他們自己的農工紅軍。同時，在一九二七年冬，在鄰近福建的江西省東北境上，也發(fā)動了一個運動，后來并由此發(fā)展成為一個強大的蘇維埃根據地。在“廣州暴動”失敗之后，有一些紅軍部隊都跑到海陸豐去，并在那里成立了一個蘇維埃，但因為它信奉盲動主義，很快地就被破壞了。一部分部隊從那個區(qū)域里出來，與朱德和我取得聯(lián)絡。(61)

當我們在井岡山上“對冒險主義斗爭”的時期中，我們擊敗了兩次軍隊奪山的企圖。井岡山證明了是我們所建立的這一種流動部隊的絕好根據地。那里有很好的天然防御，并出產足夠的收成來供給一個小小的部隊。它的周圍有五百里，直徑約八十里。在當地，它的名字是另外一個，叫“大小五鎮(zhèn)”(真正的井岡山是附近的一個山)(62)。

山上的情況，因來了這樣多的軍隊，變得十分惡劣了，軍隊沒有冬季制服，食糧也極度稀少。有幾個月，我們簡直靠南瓜過日子，士兵們喊出一個他們自己的口號：“打倒資本主義，吃盡南瓜!”——因為在士兵看來，資本主義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留下彭德懷在井岡山，我和朱德沖破了軍隊的封鎖，一九二九年一月，我們在這個久經戰(zhàn)陣的山上所造的第一個居留地就算是終結了。

現在紅軍開始在江西一帶作戰(zhàn)，并且順利地迅速發(fā)展起來了。我們在閩西建立了一個蘇維埃，并和當地的紅軍聯(lián)合起來。我們分出軍力，繼續(xù)占領三縣并建立了蘇維埃。因為在紅軍到達之先，那里已經有了武裝的群眾運動，這樣，保證了我們的勝利，并且使我們能在一個穩(wěn)定的基礎上，很快地加強了蘇維埃政權。

附注：

(42)這里明顯有誤?！段餍新洝酚涊d為："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

(43)據《西行漫記》載，當時其他黨中央組織有：上海的陳獨秀、張國燾、陳公博、施存統(tǒng)、沈玄廬、李漢俊、李達和李森；湖北的董必武、許白昊、施洋；陜西的高崇裕；北京的李大釗、鄧中夏、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廣州的林伯渠、彭湃；山東的王盡美和鄧恩銘等。

(44)據《西行漫記》載：在法國，黨的創(chuàng)始人有周恩來、李立三、向警予、羅邁和蔡和森；在德國，有朱德、高語罕和張申府；莫斯科支部的創(chuàng)始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45)此段括號內文字為編者根據《西行漫記》校訂。 (46)這兩個軍閥即云南的楊希閔和廣西的劉震寰。新版編者注。 (47)這五個縣即：長沙、醴陵、湘潭、衡山和湘鄉(xiāng)。新版編者注。

(48)在《西行漫記》中，"第一任主席"譯為"第一任會長"。 (49)"流氓協(xié)會"在《西行漫記》中譯為"痞子會"。

(50)在《西行漫記》中，此處為："指責我組織暴動反對當時在武漢當權的唐生智。" (51)即南昌起義。編者注。

(52)即秋收起義。編者注。 (53)這個軍隊在《西行漫記》中稱做"工農第一軍第一師"。 (54)《西行漫記》中，這個"前敵委員會的主席"譯作"前敵委員會書記"，而那個"武漢軍校的學生"名叫余灑度。

(55)此人叫陳浩。編者注。 (56)例如：羅榮桓、楊立三等將領。編者注。 (57)即秋收起義。編者注。 (58)《西行漫記》譯為"槍桿子運動"。編者注。

(59)據《西行漫記》載，這個蘇維埃政府"主席是杜修經"。 (60)據《西行漫記》載：這兩個人就是王佐和袁文才。王、袁都被任為團長，毛澤東任軍長。

(61)據《西行漫記》載：江西的運動是由方志敏和邵式平領導的；海陸豐的運動是彭湃領導的。"廣州暴動"即"廣州起義"。編者注。

(62)"大小五鎮(zhèn)"在《西行漫記》中稱做"大小五井"，"五井這個名稱是從山麓五口大井得來的，即大、小、上、下、中五井，山上的五個村就是以這五口井相稱"。編者注。

4、附 毛澤東論中日戰(zhàn)爭

記者于去年七月初旬踏進陜北，在那里停留了四個月。曾遍游陜西、甘肅、寧夏等地，并與前線紅軍相處一月。在保安我遍訪了其中高級官吏，并與毛澤東先生詳論許多事情?，F在把關于中日問題的議論用問答體寫出，以饗讀者。

記者問：你們主張全國聯(lián)合起來，以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戰(zhàn)而將其驅出中國。這是不是說中國現在已無須外援而能單獨戰(zhàn)勝日本?

毛答：首先我要提醒你，中國和日本都不是一個孤立的國家，東方的治亂問題是一個世界的問題。日本暗中自有其同盟國——如德、意等——同時中國要想抗日成功也必須在其他強國中找到援助。但這并不是說沒有外援，中國就不能和日本決戰(zhàn)，這并不是說我們在抗日以前一定要找到外援。

中國蓄有巨大的潛力，在偉大的斗爭期中，一定能經組織而成為無比的抵抗線。中國人民在過去的斗爭中已經深切地了解這種力量，并且找到了運用它的良方。中國的大眾靠了長久的政治經驗，已能熟練地運用他們極有效的武器去反抗他的敵人。

我們堅信中國人民決不投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堅信在戰(zhàn)場中，他們要動員他們的巨大潛力以抵抗日本，以他們最大的精力和侵略者的挑戰(zhàn)周旋，在這個斗爭中，最后的勝利一定是中國的。假如中國單獨地作戰(zhàn)，自然犧牲較大，戰(zhàn)期較長，因為日本有精良的軍備，此外它也有它的同盟國。所以要想用最短的時間，最少的犧牲去戰(zhàn)勝日本帝國主義者，中國首先要在自己的境內組成聯(lián)合戰(zhàn)線，其次還要將它擴展到關心太平洋和平的列強。

問：在何種條件之下，中國人民能戰(zhàn)勝日本的軍力?

答：三個條件能保證我們的勝利：一、中國反日本帝國主義聯(lián)合戰(zhàn)線之成立。二、世界反日戰(zhàn)線之組成。三、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人民革命之發(fā)動。但其中最主要的自然還是中國人民本身的聯(lián)合。

問：請問這樣的戰(zhàn)爭要拖延到多久?

答：這要看中國政治動員的力量，中國及日本的許多有條件的因素，和國際援助中國的程度以及日本革命發(fā)展的遲速而定。假如中國的政治動員是強有力地勻稱，假如在縱的和橫的方面都是有效地組織起來，假如明了自身利益受日本帝國主義威脅的國際方面大量地予中國以援助，假如日本革命很快地爆發(fā)的話，那么戰(zhàn)期是短的，而且很快地就能得到勝利。假如這些條件不能具備的話，那么這次戰(zhàn)爭是非常長久。但結局日本還是要敗的，只不過我們的犧牲重大，且成為全世界的一個苦痛的時期，所以中國政府以及中國人民都已準備和任何國家聯(lián)合以縮短戰(zhàn)期。但假如無人與我們聯(lián)合，我們還是要單獨地干的。

問：請問此種戰(zhàn)爭之政治及軍事的發(fā)展趨向?

答：這里包括有兩個問題——列強的政策，和國軍的戰(zhàn)略。

現在，日本的大陸政策大家知道它是已經決定的了。那些以為再犧牲一點中國的主權，作經濟上、政治上或領土上的妥協(xié)和讓步，就可以停止日本的侵略的人，是在運用烏托邦的戰(zhàn)略。

我們深知不僅是華北，連長江下游，南方的?？诙及ㄔ谌毡镜拇箨懹媱澙锩?。同樣地清楚，日本海軍是要封鎖中國沿海及奪取菲律賓、安南、暹羅、馬來和荷屬東印度的。在戰(zhàn)爭中，日本必企圖將那些地方作為軍事根據地，將英法美和中國隔斷，同時獨占南太平洋中的幾個海，這些計劃都包括在日本海軍戰(zhàn)略中，這是我們在幾本小冊子上看到的。而且這種海上戰(zhàn)略必與陸上戰(zhàn)略相互協(xié)調。

在那時，中國自然要處于一種極端困難的地位。但中國大眾是相信可以去克服這種困難的，只有住在中國?？诘拈熑瞬攀潜財≌撜?。他們怕失去他們的財產。

關于中國的經濟問題，軍火的供給等，即日本海軍的封鎖及商業(yè)停頓等問題，一定會引起列強的反應。假如他們袖手旁觀，讓日本很容易地封鎖中國如封鎖“滿洲”一樣，那么，日本方面的工作自然是大大地減輕了。

理論地說，我們的戰(zhàn)略自然是“內部戰(zhàn)線”的戰(zhàn)略。這就是說，假如外國——英、美、法、蘇等國要沖破日本的封鎖，他們自己會組織成一個“外部戰(zhàn)線”的。那時日本帝國主義者就要受到內外夾攻。這樣在短時期內，就可以包圍和粉碎日本的“皇軍”了。

有許多人以為只要日本抓到幾個中國的沿海要鎮(zhèn)，實行封鎖以后，中國就不能和日本繼續(xù)作戰(zhàn)了。其實這是不通的。只要看我們的戰(zhàn)史就能駁倒它了。這解釋就是，我們已在境內的全體人民中，組成了一個巖石般的堅體。因為每一個人都準備為他們的政府而戰(zhàn)，每個人都是自動的，有意識的為著本身的利益和正義而戰(zhàn)。此外人民都是被有才能、有力量、有決斷，同時對于他們的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需求有著深切了解的人所領導的。

在抗日戰(zhàn)爭中，中國人民所得的便利，更十分巨大。中國是一個很大的民族，只要還有寸土未在侵略者的軍刀之下，就還不能說是被征服。就算日本能占據擁有一二萬萬人口的土地，要打敗我們，還差得很遠。我們仍有很大的力量去抵抗日本軍閥，而且叫日本在整個戰(zhàn)期中要非常艱苦地去防御后方。

關于軍火方面，因日本不能奪取我們內地的兵工廠，這已經夠中國軍隊用許多年了，同時它也不能禁止我們從它的手中奪取大量的軍火。只要全中國的人民聯(lián)合起來反日，那么運用這種戰(zhàn)策以戰(zhàn)勝日本是有多大的可能性啊!

在經濟方面，中國自然不統(tǒng)一?？墒侵袊@種經濟的不平衡的發(fā)展和日本高度集中的經濟相比，在戰(zhàn)時反而于我有利。譬如將上海和中國其他部分隔絕，對于中國，并不如將紐約隔絕時使美國所感受的困難。而且，日本要隔絕中國是不可能的，它就不能封鎖中國的西北，因為日本即使在大陸上也還是靠著海軍力的。所以問題的中心還是在中國人民的統(tǒng)一和動員。

問：在中日戰(zhàn)爭中，你以為日本會不會發(fā)生革命呢?

答：日本的革命不僅可能而且是必然的。在日本碰到第一次大敗后，革命就要不可避免地發(fā)動了。

問：你以為蘇聯(lián)及外蒙是否要參加這次戰(zhàn)爭以助中國?并發(fā)生于何種情勢之下?

答：當然蘇聯(lián)也不是一個孤獨的國家，它不能漠視遠東的事變。它是不得不動的。還是讓日本征服全中國后，以之為攻擊蘇聯(lián)的根據地呢?還是幫助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以獲獨立，而與中國的人民建立友好的關系呢?我想蘇聯(lián)一定是采取后一條路途的。

我們相信只要中國人民開始抗戰(zhàn)，并需要和蘇聯(lián)以及其他友邦建立友好的同盟時，那么蘇聯(lián)一定會做與我握手的先鋒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是一個世界的事業(yè)，蘇聯(lián)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它自然不會較英美更守中立。

問：中國人民是否立須奪回全部失土還是僅將日本驅出華北及長城之外?

答：中國必須立即奪回全部失土，不僅要保衛(wèi)長城以內的土地，還要奪回“滿洲”。但我們并不將朝鮮包括在內，雖然從前是中國的殖民地。但是，假如朝鮮的人民想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鎖鏈的話，我們自然要加以熱烈的援助。

問：假如戰(zhàn)爭延至極久而日本不敗，那么能否承認日本征服滿洲以求和平?

答：不可能的!中國人民決不能讓日本占有中國寸土!

問：如何才可以將人民至善地武裝，組織及訓練起來以參加戰(zhàn)爭?

答：人民必須有組織自己及武裝自己的權利，當大眾獲得經濟的、社會的，及政治的自由時，他們力量將十分地偉大，在那時才可以看出我們民族的真正力量。

反日義勇軍從日本侵略者的手中獲得行動的自由，武裝了他們自己，遂成了不可征服的力量，假使中國人民一旦有了訓練、武裝及組織，他們一樣的也會成為不可克服的力量的。

問：在此次“解放戰(zhàn)爭”中當用何種戰(zhàn)略?

答：這戰(zhàn)略就是游擊戰(zhàn)，在一條邐的、流動而不定的戰(zhàn)線上，戰(zhàn)略的成功全靠在困難的地域中能有高度流動性，就是迅速地攻擊和迅速地退卻，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將是一種大規(guī)模的游擊戰(zhàn)，而非單純的陣地戰(zhàn)，非長壕重兵、堅壘之戰(zhàn)。我們的戰(zhàn)略是依戰(zhàn)地而定的，即游擊戰(zhàn)。

但這并不是放棄重要的軍事點，那還是可以看情形而作陣地戰(zhàn)的。但是，中樞戰(zhàn)略一定要是游擊戰(zhàn)，而且對于別動隊和游擊隊要有重大的信賴。堡壘戰(zhàn)必須利用，但只是輔助的，在戰(zhàn)略上根本是次要的。

在地理方面來說，戰(zhàn)場是如此廣大，所以我們能以最高的效率和效力，和日本從事流動的戰(zhàn)爭，因為他們的軍事機構是呆滯的，時時要防御當前的掩襲。在狹隘的戰(zhàn)場上，極度集中和盡力防御一二要鎮(zhèn)，會失去我們在地理上、經濟組織上的利益，而且正重復了阿比西尼亞的錯誤。在戰(zhàn)爭初期，我們的戰(zhàn)略必須注意避免重大決戰(zhàn)。同時要漸漸地摧絕敵軍戰(zhàn)斗精神、軍紀以及現有的軍事效率。

阿國的錯誤，姑不論其內部政治上的弱點，正在他們想保有一條深廣的戰(zhàn)線，使法西斯蒂能轟炸，能使用毒氣，能將技術上較強的戰(zhàn)事機構作滯重的集中，給阿國以致命的有機的傷害。

除去中國正規(guī)軍外，我們還須在農民中組成，指導，以及政治地、軍事地建立大量的游擊隊和別動隊。在滿洲，這種典型的反日義勇軍的成功，只不過是全國農民中可以動員起來的潛力的極小表現而已。有適當的領導和組織，這種隊伍可以使日人朝夕奔忙，憂愁得要死。

要曉得這次戰(zhàn)爭是在中國境內的，這就是說日本的周圍全是“敵愾同仇”的中國人，這樣日人必須積藏他們所有的給養(yǎng)，同時還要看守它；各交通線上都要有兵駐守，而且在他們根據地——滿洲——日本也要駐有重兵。

在戰(zhàn)程中，中國軍隊可以捕獲許多日本俘虜、槍械軍火。這樣，到了某時期，我們就可以漸漸和日本作陣地戰(zhàn)，可以利用堡壘、深壕了。因為在戰(zhàn)程中，反日軍力的技術設備一定會大大地進步。同時還可以從重要外援中加強起來。在長期占領中國的糜費重壓下，日本的經濟是要崩潰，同時在無數不定的艱苦戰(zhàn)爭之中，他們的軍心是要渙散的。當日本帝國主義的浪潮粉碎于中國抵抗的暗礁上以后，中國人民中潛伏大量的人力，還可以送出無數為自己的自由而戰(zhàn)斗的人民到前線來。

這些以及其他因素，決定了這次戰(zhàn)爭，使我們能對日本的堅壘和軍事根據地加以最后的決定的打擊，將占領的日軍驅出中國。

我們將歡迎并款待被俘的，被解除武裝的日本官兵。我們將不殺他們而兄弟一般地款待他們；因為我們和日本的無產階級士兵并無仇恨。我們要用盡方法使他們覺悟，和他們聯(lián)合起來，打倒他們國內的法西斯軍閥。反法西斯的日本士兵是我們的朋友，因為他們和我們的目的是相同的。

5、附 毛澤東夫人賀子珍小傳

在外表看起來，毛澤東夫人賀子珍女士簡直是一個弱不禁風的少婦。其實，她的性格是非?；顫姷?。很少有人看見她穿長衣服，十年來總是穿著那一套紅軍的制服，皮帶上掛著手槍；她曾與(國民黨)中央政府的剿共軍隊對過陣，在前線上運傷兵。到后方去，調護病人，組織女軍，而且，在北上戰(zhàn)役中曾受過傷，甚至幾乎送了性命。(1)

自與毛澤東同居以來，九年之中終日是奔走勞碌，七年之中生過五個孩子，但這些孩子全送給了人家，她自己一個也不要。

紅軍由江西總退卻時，她隨軍同行，直到陜境，步行二萬五千里。她先后被炸傷廿幾處，到現在，身上還找得到累累的創(chuàng)痕。

她現在二十七歲，但反抗的火焰毫未消滅。在這八千英里的退卻中，她受盡了人間的痛苦。受傷以后，先叫人抬著走，以后換人背著，用騾馬馱著，到最后人和馬全沒有了，便只好步行。而同時，在長征途中又產生了一個小孩，她真是受盡痛苦的人了。

在紅軍中大家都叫她“女司令”。本為江西永新縣云山人，是一個小地主的女兒，她父親也曾當過一任縣長。

她曾進過教會小學，她妹妹嫁給毛澤東的弟弟澤覃。澤覃為國軍所殺，而她的妹妹也至今生死不明。

她由小學校出來后，就在本縣參加婦女運動，一九二七年加入共產黨。是年八月一日至廿日之南昌女共軍抵抗國軍一役，即由她領導。

她同毛澤東是在民國十七年結的婚。她在共軍中曾先后擔任政治教授，看護，婦女組織的領袖；而在戰(zhàn)時，她又是軍人——總之，隨時隨地，她全有工作。

附注：

(1)括號內文字為編者加。

6、附 斯諾眼里的毛澤東

斯諾眼里的毛澤東(見附注1)

小村莊在西北很多，但是城市不論大小卻不常見。除了紅軍草創(chuàng)的工業(yè)以外，西北完全是個農業(yè)區(qū)，有些地方，還是半游牧區(qū)。因此，縱馬登上崎嶇的山頂，看到下面蒼翠的山谷中保安的一片古老城墻，確實使人覺得十分意外。

在唐朝和金朝的時候，保安曾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邊防要塞。至今人們猶可在一條狹仄的隘口兩旁，看到堡壘的殘跡，被下午的陽光染成一片火紅色。當年蒙古人的征略大軍，就是通過這條隘口大舉傾入這個山谷里來的。保安還有一座內城，從前駐扎過邊防軍；最近經過紅軍修繕的一道高大的用作防御的磚墻，圍繞著約莫一英里見方的地方，就是現在保安城所在。

我在這里終于找到了南京同他打了十年仗的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用最近采用的正式頭銜，就是“中華人民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舊名“中華工農蘇維埃共和國”已在共產黨開始實行爭取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新政策的時候放棄了。

周恩來的電報已經收到，他們正等待著我，“外交部”里已替我預備好一個房間，我暫時成了蘇維埃國家的客人。我到了后，保安外僑的人數頓然劇增。另外的一個西方僑民就是一個稱做李德同志的德國人。

我到后不久，就見到了毛澤東，他是個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個子高出一般的中國人，背有些駝，一頭濃密的黑發(fā)留得很長，雙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顴骨突出。我在一剎那間所得的印象，是一個非常精明的知識分子的面孔，可是在好幾天里面，我總沒有證實這一點的機會。我第二次看見他是傍晚的時候，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做著手勢。我起先認不出是他，后來等到別人指出才知道。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關于毛澤東，我可以單獨寫一本書。我跟他談了許多夜晚，談到各種廣泛的問題，我也從士兵和共產黨員那里聽到關于他的許多故事。我同他談話后寫的訪問記錄就有大約兩萬字。他幼年和青年時代的情形，他怎樣成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一個領袖，為什么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紅軍怎樣成長壯大起來，他統(tǒng)統(tǒng)告訴了我。他向我介紹了長征到西北的情形，并且寫了一首關于長征的舊詩給我。他又告訴我許多其他著名的紅軍戰(zhàn)士的故事，從朱德一直到那個把藏有蘇維埃政府檔案的兩只鐵制文件箱背在肩上走了長征全程的青年。

從這樣豐富的未經利用、不為人知的材料中，我怎么能夠用寥寥數百個字把這個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轉變?yōu)楦锩业墓适赂嬖V你們呢?我不想作這樣壓縮的嘗試。毛澤東生平的歷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個豐富的橫斷面，是要了解中國國內動向的原委的一個重要指南，我以后還要根據他所告訴我的情況，把他個人歷史的那個豐富的激動人心的紀錄寫進本書。但是我在這里想要談一些主觀的印象，還有關于他的令人感到興趣的少數事實。

首先，切莫以為毛澤東可以做中國的“救星”。這完全是胡說八道。決不會有一個人可以做中國的“救星”。但是，不可以否認，你覺得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并不是什么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么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于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饑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于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使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么，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但是我并不想宣布歷史的判決。同時，除了他的政治生活以外，毛澤東作為個人也是一個使人感到興趣的人物。因為，雖然他的名字同蔣介石一樣為許多中國人所熟悉，可是關于他的情況卻很少知道，因此有著各種各樣關于他的奇怪傳說。我是訪問他的第一個外國新聞記者。

毛澤東有能夠從死里逃生、大難不死的傳說。南京曾經一再宣告他死了，可是沒有幾天以后，報上的新聞欄又出現了他的消息，而且活躍如昔。國民黨也曾經好幾次正式宣布“擊斃”并埋葬了朱德，有時還得到有“千里眼”的傳教士的旁證。盡管如此，這兩個著名人物多次遭難，可并不妨礙他們參與許多次驚人壯舉，其中包括長征。說真的，當我訪問紅色中國的時候，報上正盛傳毛澤東的又一次死訊，但我卻看到他活得好好的。不過，關于他的死里逃生、大難不死的傳說，看來是有一些根據的，那就是，他雖身經百戰(zhàn)，有一次還被敵軍俘獲而逃脫，有世界上最高的賞格緝拿他的首級，可是在這許多年頭里，他從來沒有受過一次傷。

有一個晚上，一個紅軍醫(yī)生——一個曾在歐洲學習、精通醫(yī)道的人——給他作全面體格檢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里，結果宣布他身體非常健康。他從來沒有得過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癥”，并不像有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所謠傳的那樣。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盡管他跟大部分紅軍指揮員不一樣，吸煙沒有節(jié)制。在長征路上，毛澤東和李德(另一個煙癮很重的人)進行了獨特的植物學研究，遍嘗各種的葉子，要尋出煙葉的代替品來。

毛澤東現在的夫人賀子珍——從前是小學教員，現在本人也是個共產黨的組織者——卻不及她丈夫幸運。她受到過十多處傷，是炸彈碎片造成的，不過都是表面的傷。正當我離開保安以前，毛氏夫婦新生了一個女孩子。毛澤東的前妻楊開慧曾生了兩個孩子。她是一個中國名教授的女兒，數年前被何鍵殺害。

毛澤東現年(一九三七年)四十四歲。在第二次中華全國蘇維埃大會上，他被選為中央蘇維埃臨時政府主席，這次大會的出席者，代表著當時生活在紅色法律1下的九百萬左右的人民。說到這里，我要附帶插入幾句話。據毛澤東的估計，中央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三四年直接控制下的各區(qū)最高人口數字如下：江西蘇區(qū)三百萬；鄂皖豫蘇區(qū)二百萬；湘贛鄂蘇區(qū)一百萬；贛湘蘇區(qū)一百萬；浙閩蘇區(qū)一百萬；湘鄂蘇區(qū)一百萬；總共九百萬。有些估計高達此數的十倍，令人難以置信，大概是把紅軍或紅色游擊隊所活動的各個地區(qū)全部人口加在一起而得出來的。我把中國蘇區(qū)人民有八千萬的數字告訴毛澤東的時候，他就笑了起來，并且說，要是他們真的有這樣廣大的面積，革命就差不多勝利了。不過當然，紅色游擊隊的地區(qū)，人口還有好幾百萬。

毛澤東在中國的共產黨勢力范圍內的影響，今天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在幾乎所有組織里，他都是一位委員——如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央政治局、財政委員會、組織委員會、公共衛(wèi)生委員會，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實際影響是通過在政治局的支配地位發(fā)揮出來的，因為政治局有著決定黨、政、軍政策的大權。不過雖然每個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沒有——至少現在還沒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我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口中老是叨念著“我們的偉大領袖”。我沒有聽到過有人把毛澤東的名字當做是中國人民的同義語，但是，我卻也從來沒有碰到過一個不喜歡“主席”——個個人都這樣叫他——或不景仰他的人。他個人在運動中的作用，顯然是很大的。

在我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復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他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這一點——大概是不錯的。然而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于工作卻事無巨細都一絲不茍，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zhàn)略家。許多日本人都認為他是中國現有的最有才干的戰(zhàn)略家，這是令人很感到興趣的事。

紅軍正在保安蓋起幾所新建筑，但當我在那里的時候，住處是非常原始的。毛澤東和他的夫人住在兩間窯洞里，四壁簡陋，空無所有，只掛了一些地圖。比這更差的他都經歷過了，但因為是一個湖南“富”農的兒子，他也經歷過比這更好的。毛氏夫婦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頂蚊帳。除此之外，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戰(zhàn)士沒有什么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地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布制服。他雖然除了主席以外還是紅軍的一個指揮員，他所佩的領章，也不過是普通紅軍戰(zhàn)士所佩的兩條紅領章。

我曾幾次同毛澤東一起去參加過村民和紅軍學員的群眾大會，去過紅色劇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觀眾的中間，玩得很高興。我記得有一次在抗日劇社看戲，休息的時候，群眾一致要求毛澤東和林彪來一次合唱。林彪是紅軍大學的校長，只有二十八歲，他以前是蔣介石參謀部里一個著名的年輕軍校畢業(yè)生。林彪像一個小學生似的漲紅了臉，講了幾句很得體的話，請女共產黨員代替他們唱支歌，逃脫了“點名表演”。

毛澤東的伙食也同每個人一樣，但因為是湖南人，他有著南方人“愛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夾著饅頭吃。除了這種癖好之外，他對于吃的東西就很隨便。有一次吃晚飯的時候，我聽到他發(fā)揮愛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論。他首先舉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產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舉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國和法國來證明他的說法，可是后來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愛吃紅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來反駁他，他又只得笑著認輸了。附帶說一句，“赤匪”中間流行的一首最有趣的歌曲叫《紅辣椒》。它唱的是辣椒對自己活著供人吃食沒有意義感到不滿，它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渾渾噩噩，沒有骨氣的生活，終于領導了一場蔬菜的“起義”。這首《紅辣椒》是毛主席最愛唱的歌。

他似乎一點也沒有自大狂的征象，但個人自尊心極強，他的態(tài)度使人感到他有著一種在必要時候當機立斷的魄力。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生過氣，不過我聽到別人說，他有幾次曾經大發(fā)脾氣，使人害怕。在那種時候，據說他嬉笑怒罵的本領是極其杰出和無法招架的。

我發(fā)現他對于當前世界政治驚人地熟悉。甚至在長征途上，紅軍似乎也收到無線電新聞廣播，在西北，他們還出版著自己的報紙。毛澤東熟讀世界歷史，對于歐洲社會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實際的了解。他對英國的工黨很感興趣，詳盡地問我關于工黨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來了。他似乎覺得很難理解，像英國那樣工人有參政權的國家，為什么仍沒有一個工人的政府。我的答案恐怕并沒有使他滿意。他對于麥克唐納表示極端的蔑視，他說麥克唐納是個“漢奸”——即英國人民的頭號叛徒。

他對于羅斯?？偨y(tǒng)的看法是令人很感興趣的。他相信羅斯福是個反法西斯主義者，以為中國可以跟這樣的人合作。他又問到許多關于美國新政和羅斯福外交政策的問題。他所提問題表明他對于這兩個政策的目標都有很明白的了解。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做走江湖的騙子，但認為墨索里尼能干得多，一個真正的權術家，有歷史知識，而希特勒，卻不過是資本家的沒有意志的傀儡。

毛澤東讀過許多關于印度的書，對于那個國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主要的一點，就是認為印度不經過土地革命是永遠不會實現獨立的。他問到我關于甘地、尼赫魯、查多巴蒂亞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領袖的情況。他知道一些美國的黑人問題，把黑人和美國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蘇聯(lián)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相對照。我指出美國的黑人和蘇聯(lián)的少數民族在歷史和心理背景上有著某些很大的不同，他對此也表示有興趣。有興趣——但是并不同意我。

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產黨的黨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了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于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專心讀了這幾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讀書的范圍不僅限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而且也讀過一些古希臘哲學家、斯賓諾莎、康德、歌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著作。

我常常在想毛澤東自己對于武力、暴力以及“殺人的必要性”等問題的責任感。他年輕的時候，就有強烈的自由主義的和人道主義的傾向，從理想主義轉到現實主義的過渡只能是在哲學上開始的。雖然他出身農民，但在年輕時候，本人卻不曾怎么受過地主的壓迫，像許多共產黨員那樣。還有，馬克思主義雖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據我的推想，階級仇恨對他來說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學體系中的一種理性的產物，而不是本能的沖動。

他的身上似乎沒有什么可以稱為宗教感情的東西。我相信他的判斷都是根據理性和必要作出的。因此我認為他在生與死的問題上，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大概基本上起著一種節(jié)制的作用。我覺得他想把他的哲學，即“長期觀點”的辯證法，作為任何大規(guī)模行動中的權衡標準，而在這個思想范圍內，人命的寶貴只是相對的。這在中國的領袖人物中間顯然是很不平常的，因為從歷史上來說，他們往往置權宜于倫理之上。

毛澤東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常常到深夜兩三點鐘才休息。他的身體仿佛是鐵打的。他認為這要歸因于他在少年時代在父親的田里干過苦活，要歸因于他在學校讀書的刻苦時期，當時他與幾個志同道合的人組織斯巴達俱樂部一類的團體。他們常常餓著肚皮，到華南山林中作長途的徒步跋涉，在嚴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著脊梁——這一切都是為了要鍛煉他們自己。他們憑直覺知道，中國的來日需要他們有忍受最大的艱難困苦的能力。

有一次，毛澤東曾經花了整整一個夏天走遍他的家鄉(xiāng)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戶替農家做工換飯吃，有時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幾天不吃飯，只吃些硬豆和水——這又是一種“鍛煉”腸胃的方法。他早年在這次農村漫游中所結交的友誼，日后對他是有很大價值的，因為十年以后，他開始把湖南的成千上萬的農民組成了有名的農民協(xié)會，這到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后，成了蘇維埃最初的基礎。

毛澤東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有相當深邃感情的人。我記得有一兩次當他講到已死的同志或回憶到少年時代湖南由于饑荒引起的大米暴動中發(fā)生死人事件的時候，他的眼睛是潤濕的。在那次暴動中他的省里有幾個饑餓的農民因到衙門要糧而被砍了頭。有一個戰(zhàn)士告訴我，他曾經親眼看到毛澤東把自己的上衣脫下來給一位在前線受傷的弟兄穿。他們又說當紅軍戰(zhàn)士沒有鞋穿的時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懷疑，他是否能夠博得中國上層知識分子的敬仰，也許這并不完全因為他有非凡的頭腦，而是因為他有農民的個人習慣。巴萊托1的中國門徒們也許要嫌他粗魯的吧。我記得有一天我和毛澤東談話的時候，看見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褲帶，搜尋著什么寄生物——不過話得說回來，巴萊托要是生活在同樣的環(huán)境中可能也非搜尋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斷定，巴萊托決不會當著紅軍大學校長的面前松下褲子的——我有一次訪問林彪的時候，毛澤東卻這樣做過。小小的窯洞里非常熱。毛澤東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脫下了褲子，向著壁上的軍用地圖，仔細研究了二十分鐘——偶然只有林彪插口問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澤東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隨便的習慣和他完全不在乎個人外表這一點相一致，雖然他完全有條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將軍和《中國名人錄》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樣。

在六千英里的長征途中，除了幾個星期生病以外，毛澤東和普通戰(zhàn)士一樣都是步行的。在最近幾年中，他只要“叛變”投向國民黨，就可以升官發(fā)財，這也適用于大部分紅軍指揮員。這些共產黨人十年來忠于主義的堅定性，你如不知道中國收買其他造反者的“銀彈”的歷史，是無法充分估計的。

在我看來，他說的話是真誠、老實的。我有機會核對他的許多話，結果往往發(fā)現這些話是對的。他對我進行了幾次不太過分的政治宣傳，但是同我在“非匪區(qū)”所受到的政治宣傳比起來，卻算不得什么。無論對我寫的文章，或拍的照片，他從來不加任何檢查，對這優(yōu)待，我非常感激。他盡力使我弄到能夠說明蘇區(qū)生活的各個方面的材料。

由于在今天中國政局上的極大重要性，他的關于共產黨政策的一些主要講話，是值得認真考慮的。因為在今天，西北全境以及其他各地武裝和非武裝的中國人民似乎都擁護他們的許多政策，因此，這些政策很可能成為造就中國命運發(fā)生根本變化的重要手段。

附注：

(1)此文是《西行漫記》中文版重譯本第三篇《在保安》的第一節(jié)《蘇維埃掌權人物》，有刪節(jié)。據編者考證，此篇曾以《毛澤東印象記》為名，出版過單行本。題目為編者所加。

7、編后：出版的前前后后

偉大的人物 偉大的故事

本書責任編輯：丁曉平

在毛澤東誕辰108周年和逝世25周年前夕，塵封64載的傳奇之書《毛澤東自傳》，日前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今年4月19日，一本1937年出版的《毛澤東自傳》驚現于古城西安。10天之后當我從北京飛赴西安，看到這本塵封了64載的傳奇之書的那一刻，我仍然按捺不住我這顆因激動而顫抖的心靈，它仿佛是一位飽經滄桑的圣者，給我講述那穿越歷史時空隧道的悠遠而有神奇、神秘而有新鮮的故事。

《毛澤東自傳》是一本十分珍貴的革命歷史文物。而在解放前的"國統(tǒng)區(qū)"以單行本形式出版發(fā)行《毛澤東自傳》非常罕見，這是因為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領袖的傳略只能以別的書名或以"隱蔽"的方式出版。而且由潘漢年親筆題寫書名的也是第一次發(fā)現。

《毛澤東自傳》是一本真實生動、自然親切，又撼人心魄的好書，捧讀它，就好象是在面對面地聆聽毛主席他老人家給你講述他自己的故事，沒有做作，沒有浮躁，沒有功利，也沒有傳奇。這些故事有的平常得猶如發(fā)生在我們自己的童年，有的意外得超乎我們的膚淺的想象，但讀起來仍然是那么的從容而又漫不經心，寬容中又蘊藏著堅忍不拔，善良、英勇、頑強、自信、拼搏等等這些形容詞，在毛澤東的故事面前已經黯然失色。

全書以第一人稱口述，就好象是在講咱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毛澤東其特殊的經歷和磨難，在其述說中也變得平靜如水，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感到是在聆聽自己朋友的故事，真實可信，又風趣幽默。經過查閱考證各種文獻資料，《毛澤東自傳》出版的前前后后還有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毛澤東為什么向一個外國人講述自己的生平？

美國進步記者埃德加·斯諾是第一個到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西方新聞記者。1936年7月15日，他在宋慶齡先生和我地下黨的幫助下，到達當時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所在地陜西保安縣(即志丹縣)。第二天毛澤東就接見了他，并與他進行了關于抗戰(zhàn)形勢的談話，即本書附錄中的《毛澤東論中日戰(zhàn)爭》。

同時毛澤東還建議斯諾到前線去看看。斯諾遵照毛澤東的意見，到前線生活了一個月，對中國紅軍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把自己在陜甘寧邊區(qū)所聽、所看、所記的事情寫了一系列通訊，首先在英美報刊發(fā)表，客觀公正地報道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擴大了中國革命在國內外的影響。而《毛澤東自傳》就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篇。

在此期間埃德加·斯諾給毛澤東列了一個關于毛澤東"個人歷史"的問題表，請求毛澤東談談自己的革命經歷。但毛澤東對此不感興趣。"不管怎樣，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傳的?斯諾就非常著急，力爭說"在一定程度上，這比其他問題上提供的情況更為重要。"斯諾說："大家讀了你說的話，就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再說，你也應該糾正一些流行的謠言。"

在當時，國民黨多年來把紅軍描繪成墮落、愚昧無知的土匪，只知道燒殺搶掠，共產共妻，四處散布謠言迷惑人民大眾。毛澤東仍不表態(tài)，斯諾就接著說："外邊還有許多關于你已經死去的傳說，有人說你說流利的法語，有些人說你是一個無知的農民，還有人說你是一個病得半死的肺結核病人，有的強調說你是一個發(fā)狂的狂熱分子。"毛澤東對此感到非常意外，"人們竟然會花費時間對他進行種種猜測。"為了避謠，正人視聽，糾正這類傳說，以便有利于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毛澤東再一次審閱了斯諾列的那些問題。最后毛澤東說："如果我索性撇開你的問題，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訴你，你看怎么樣？我認為這樣會更容易理解些，結果也等于回答了你的全部問題。""我要的就是這個！"斯諾叫道，非常的高興。毛澤東第一次把自己的身世盡可能地告訴了這個外國記者。斯諾按照當時在場給毛澤東任英文翻譯的吳黎平的口譯，認真記錄下來，寫了《毛澤東自傳》。斯諾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每次和毛澤東談話時"全由一個留學生吳黎平任翻譯。我的記錄用英文寫出后，交吳氏譯為中文，然后讓毛澤東加以修正。毛氏對于任何條文節(jié)目，都一定要求其詳盡和精確?而據吳黎平1979年所講："關于毛澤東個人革命經歷部分，斯諾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整理成文，由黃華譯成中文，經毛澤東仔細審閱后做了少數修改，交黃華照改后退給斯諾。"而斯諾在寫作時為使用第一人稱敘述和妻子海倫·斯諾還有過爭議，斯諾要妻子把毛澤東的生平材料壓縮一下，為他的書做些摘要，他準備用第三人稱把其中某些部分重新寫一下，海倫驚呆了，當即提出異議"這可是經典著作，是無價之作！"海倫認為毛澤東的生平材料是斯諾著作的心臟和脊梁，不能改動原材料，而應用毛澤東的原話，用第一人稱才更完美。斯諾采納了妻子的建議。因此，在《毛澤東自傳》及以后的斯諾寫毛澤東生平的作品中都用的是第一人稱。

-《毛澤東自傳》當年是怎么出版的？

《毛澤東自傳》是1937年11月1日當時的進步書社--上海復旦大學文摘社出版，上海四馬路黎明書局(現在的福州路)經售。據山西太原的郝三丁先生提供的有關《毛澤東自傳》當年出版后的"廣告資料"中介紹，"本書是毛澤東先生親向美國著名記者史諾氏(即斯諾)口述身平事跡的忠實記錄。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重要文獻。原文首先在《亞西亞》(英文雜志，即Asia)上分四期發(fā)表，經本社譯出在《戰(zhàn)時旬刊》中連續(xù)刊出，曾引起讀者莫大的注意?，F原文最后一章已由航空寄到本社，經汪衡先生全部譯出，并請周民先生詳加校正……"據考證，1937年2月1日，由上海復旦大學文摘社編輯的《文摘》月刊創(chuàng)刊，16開，彩色封面，每期達200頁，共出版8期，名譽社長錢新之，社長吳南軒，主編為孫寒冰等人，總經售是黎明書局。1937年8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2期，在"人物種種"欄目內，開始刊載"毛澤東自傳(特譯稿)"。

盧溝橋事變后，隨著形勢的發(fā)展，《文摘》月刊改版為《文摘戰(zhàn)時旬刊》，在其第1號(1937年10月14日出版)繼續(xù)刊載《毛澤東自傳(2)》，直到第6號全部刊載完畢。而黎明書局創(chuàng)辦于1930年，孫寒冰是負責人，徐毓源為經理，起初規(guī)模很小，只有四五個人，沒有出過多少書，在1936年前后，上海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后，伍蠡甫、馮和法先后加盟黎明書局。出版時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阻撓，孫寒冰四處奔走活動，并得到在上海負責統(tǒng)戰(zhàn)工作的潘漢年(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的大力支持，《毛澤東自傳》才得以出版，并在19天之后再版，發(fā)往當時的北平、南京、開封、安慶、成都等15個分發(fā)行所和全國各大書局代售。

-《毛澤東自傳》中"解放后未公開發(fā)表過的照片"的來歷更令我們驚喜的是，《毛澤東自傳》中那張毛澤東站在陜北農家小院中的全身照片，照片中還有一只覓食的母雞，這是解放后還沒有公開發(fā)表過的，十分珍貴。據陜西省檔案館資料，此照片的拍攝者是全國政協(xié)第五、六、七、八屆委員，香港建義利有限公司董事長田一明先生。

1937年，當時只有23歲的田一明先生受當時國民黨陜西省政府秘書長杜斌丞派到陜北處理公事，4月，在當時七賢莊紅軍聯(lián)絡處李克農主任的安排下乘一輛裝滿補給品的篷布卡車，一路顛簸到達延安。時任蘇區(qū)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安排他晉見毛澤東等領導人。

毛澤東當時住在延安北門靠左邊的土山下的一所小院落里，陪田一明同去的還有延安縣縣長王正身。田一明先生在一份贈送給陜西省的資料中說："記憶中的窯門是朝東開的，窯洞的土炕上放了一塊擔任床用的木板，上邊放著潔白的棉被和臥具，顯示著毛主席還不習慣睡土炕?？谎厣戏胖粡堥L方形的小桌，桌上放著幾本書和茶具。室內靠門窗亮處放著一張長方形方桌和椅子，墻上釘著一幅大的作戰(zhàn)用的軍事地圖。室中央放著一張長方形的條桌和幾把木制椅子。落座后，毛主席還和我們來家常，問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在談話快要結束的時，我提出想為毛主席照一張相，他概然應允。我們一同走出窯洞的門，在院中選一光線比較好的角度。我當時用的是德國AGFA牌的相機，膠片是Film Pack，一張一張地抽換。

因此，對光和抽換膠卷要費一點時間，毛主席站在天井中毫無著急之意，還一再說：慢慢來。當我要按下快門時，忽然有一只小雞走到毛主席的身后，我正要趕那只小雞時，毛主席搖搖手說：不要趕，留上小雞在身后更有生活氣息。"據說，這張照片的底片目前保存在新華社。

此外，《毛澤東自傳》插頁中有毛澤東關于"抗日"的手書題詞，落款處有一朱印"毛澤東印"，此印章的作者目前不知是誰，還是一個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