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倫文集》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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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秋，接到山東平邑王照倫先生發(fā)來的微信，要我為他即將出版的新書作序，隨后又發(fā)來了新書的電子稿。匆匆拜讀過后發(fā)現，該書以照倫先生退休前所從事的主要工作地方志編纂為核心，把他二十多年來撰寫的方志基礎理論、志書編纂、史志書評、史志雜談、年鑒研究等文章收錄在一起，附以編輯出版、凡例序跋、文學作品、年譜等精品佳作，可謂是一部既專業(yè)又涉獵廣泛、包羅宏富的文集。作為一個歷史專業(yè)畢業(yè)又長期從事相關工作的文化人，能有機會提前拜讀深感榮幸，同時也借此機會，把拜讀后的一些想法寫出來與照倫先生交流，請他批評指正。

通過拜讀這部新書使我知道，照倫先生喜歡讀書，熱衷藏書，在童年時就有把所寫文章變成鉛字的愿景。在專門從事史志編輯工作以后，除完成日常工作以外，還對文史志鑒的許多方面都進行了深入研究，年復一年日積月累，形成了本書的主要內容。故而，本書以文史志鑒為中心，自始至終都能看到他的所見所思，其中闡幽發(fā)微之處甚多，讓人如同在山陰道上走應接不暇。如在《新志人物的比較研究》一文中，通過對文學、新聞、史書、舊志和新志中各類人物的比較研究，發(fā)現了他們之間在記述上的不同，建議編修新志時要重視這種不同，這一建議便不乏借鑒意義。再如在《談方志現象中的馬太效應》一文中，他從梳理馬太效應在方志領域中的表現入手，分析了這種效應對方志編修的影響，進而提出從方志機構、方志刊物、志書編者、志書讀者、方志論文作者等多方面引導這種效應，這一建議同樣具有建設性。又如在《對年鑒學研究的透視》一文中，通過對年鑒學現狀的分析，指出它還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獨立學科，應努力促使它由原始狀態(tài)向常規(guī)狀態(tài)轉變，形成“年鑒學范式”和“年鑒學科學共同體”，這一建議也為他人所未發(fā)。書中諸如此類的力作俯拾即是，其他如《論方志的走向》提出的“后新方志”、《談地方志的信息化》提出的“金志工程”、《論修志主體》中提出的名義修志主體和實際修志主體、《談志書出版后的審讀》提出的把志書出版后的審讀作為志書編纂的最后一個環(huán)節(jié)、《入志物種的拉丁學名芻議》提出的新志書在記述物種時要夾注拉丁學名等概念或理念、命題，以及《網絡時代的眾手成志——談維基模式的方志》提出的維基模式的地方志編纂、《志鑒與WTO》提出的應對中國加入WTO后的新環(huán)境、《縣志應強化對農村和農民問題的記述》提出的方志工作者應該關注農村和農民、《新方志應使用新科技術語》提出的使用新科技術語、《Internet環(huán)境中的志書編纂》提出的基于Internet志書編纂環(huán)境、《外文縮寫入志鑒芻議》提出的在志書和年鑒編寫中處理外文縮寫建議，等等，也都是各有創(chuàng)見的方面之作，從中都可見到他的深入思考和真知灼見，以及求真務實、客觀理性的文風和態(tài)度，這些也都是本書給我印象最深并最值得稱道的地方。

在照倫先生的新書中，還有一些是關于姓氏文化方面的力作，所涉及的姓氏有王、歐陽、喬、孫、牛、時等，僅與王姓有關的就有《王家莊王氏族源》《姬姓王氏》《平邑縣歷史文化展覽館·王禪》《王剪和王離的武城緣》《王吉孝的踐行者》《王旦思想評析》《〈蘭陵王氏族譜·序〉評析》等，基本都是他在這一領域耕耘和開拓的結晶，其中不少還具有他自己的獨特風格。如他在《王家莊王氏族源》中對這支王姓人的始遷祖以前由黃帝經太子晉至瑯琊王氏代表人物王祥、王覽之間代際傳承關系的增補，在《姬姓王氏》中關于秦朝將軍王離晚年經歷的推論，在《平邑縣歷史文化展覽館·王禪》中對王禪隱居之地的認定，在《王剪和王離的武城緣》中對二人與武城關系的論述，等等，都可見他對姓氏文化研究工作的兢兢業(yè)業(yè)和對家鄉(xiāng)的一往情深。只是在此想就教于照倫先生的是，關于王翦和王離祖孫與武城關系的研究，似乎還有進一步深入下去的余地。僅就王翦是否被封為武城侯一事而言，其實并未明確見于《史記·王翦列傳》及《秦始皇本紀》的記載，其他早期文獻中也不見只言片語。何況在《王翦列傳》中還明確提到，王翦在出兵滅楚前曾對秦始皇說“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可知當時還有功臣不得封侯的禁令。只是在后來的秦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東巡瑯琊的刻石中有“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不僅可證秦始皇并沒有嚴格執(zhí)行功臣不得封侯的禁令，王翦有可能被封侯；而且“列侯通武侯王賁”還是同樣立了大功的王翦的兒子。至于這段刻石中的“列侯武城侯王離”，郭沫若在《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一文中認為王離是王翦之誤，在引用這段刻石文字時直接改動并加括注為“列侯武成侯王翦（原誤為王離）”（《群眾》周刊1943年22期）。對于郭沫若的這種說法，今人張斌在《戰(zhàn)國時期秦國封君的特點和法律地位析論》一文中充分肯定，說“郭沫若先生認為王離為王翦之誤，甚確”（《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5年第5期）。今天看來，郭、張二人的說法都不無道理，但似乎有些過于武斷，如果理解為王離以武城侯繼承人的身份隨駕東巡更為直接。據此也可推知，至少在王離時可能因為王翦的功勞而被封為武城侯，王離的父親王賁別封通武侯，祖孫三人一門兩侯。也正是因為王離被作為王翦的繼承人，政治身份高于父親王賁，名字才會排在父親之前。另外，按照秦國的二十等爵制，王翦的武城侯及王賁的通武侯都是封爵的最高等級，相當于縣侯，但是否有封地、封地在哪里等都因為早期文獻記載語焉不詳而同樣值得研究。至少，“武城”這一名稱在王翦封侯以前已經存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晉、魯、楚、申、趙等國也都建有防御意義的“武城”，屬于城邑性質。由于使用這一名稱的地名很多，為了加以區(qū)別，有時還在二字前面加上表示方位的南、東、北等字，成為南武城、東武城、北武城等。春秋戰(zhàn)國以后，又有武城縣、武城侯國、武成縣等名稱。另據《左傳》《史記》《漢書》《水經注》等早期文獻記載，今陜西渭南市華州區(qū)（原華縣）東北有一個被稱為武城的地方，春秋時是晉國城邑，在周襄王三十三年（前619年）被秦國攻占，到秦朝時又在這里設立武城縣，屬于內史管轄的24縣之一。這里距王翦的家鄉(xiāng)頻陽（今陜西富平）不遠，如果王翦當年果真封武城侯并有封地，封在這里的可能性很大。至于在今天平邑鄭城鎮(zhèn)武城村一帶的武城，據《左傳》《孔子家語》《論語》《史記》等書中相關資料及注顯示，在王翦和王離生活的戰(zhàn)國末年乃至秦朝，似乎被稱為南城或南武城，屬于“邑”一級的地名，與他們受封的縣級武城侯還不是一個級別。因此，王翦或王離的武城侯封地是否可以肯定就在平邑，以及是否可以進一步推論王翦的后代遷居了當地，似乎還需要有更多的發(fā)現。至于新書中對歐陽、喬、孫、牛、時等姓的研究，也都具有不同的價值，因此也都不乏可供參考之處。

另外，通過拜讀這部新書還使我知道，照倫先生是一個既勤奮又有開拓精神、知識面寬又多才多藝的人。他早年畢業(yè)于山東水利學校，先后從事水利、職業(yè)教育、城鄉(xiāng)建設、黨史、方志等工作，擔任平邑縣史志辦公室編輯、華夏文史志鑒工作室主任、《發(fā)現》雜志社副理事長、平邑縣歷史學會會長，出版著作20余部，發(fā)表論文近百篇、文學作品數十篇，制作紀錄片數百部。所編著的《驛頭村史》《喬志友圖志》《歐陽士美家族圖志》等都開創(chuàng)了平邑縣歷史上的第一次，所主編的《平邑縣志（1989－2013）》《平邑縣城鄉(xiāng)建設志》及撰寫的《論方志學的研究對象》《高校學報不能自我封閉》《春訪雷澤湖》《吟龜蒙》《不老的常青樹——寫在商務印書館百年華誕之際》《恩澤萬代》等都是頗有影響的力作。因貢獻突出，先后獲得省方志編委員會頒發(fā)的修志榮譽證書、縣政府通令嘉獎和先進個人，事跡收入《中國當代方志學者辭典》等，都可謂名至實歸。

總之，作為照倫先生從事文史編寫和研究工作的同行，能有機會提前拜讀這部新書確實榮幸，能就共同關心的話題進行交流也屬難得。更為重要的是，照倫先生在書中提出了很多具有開拓性的見解，為推進文史志鑒研究工作做出了積極貢獻。相信，隨著這部新書的問世，不僅對于一般讀者，即使對文史志鑒研究工作者都不乏借鑒價值。也正因如此，在本書即將出版之際，受照倫先生的邀請略寫小文如上，借以聊表祝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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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一年一月于北京

（序者是著名姓氏和家譜文化研究專家，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