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將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本書并不復雜，用語也很普通，基本能供想要初涉歷史的人得以窺中國近代史的一角天地。

其中，頗引我感興趣的是李鴻章和左宗棠的海防塞防之爭。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西北邊境局勢岌岌可危，在英、俄兩國的扶持之下，阿古柏政權已經在新疆地區(qū)站穩(wěn)了腳跟。

在1871年，沙俄借著自己的地理優(yōu)勢派兵強占中國的伊犁地區(qū)，并且以承認阿古柏政權為條件向中國提出一些無理要求，甚至在談判未果之下?lián)P言要進一步攻占烏魯木齊，邊疆戰(zhàn)事一觸即發(fā)。

而正當清政府對邊疆之事焦頭爛額之際，日本這個東洋島國竟然強占臺灣，一時間，要求加強海防建設的言論又甚囂塵上。

清政府財政已經不濟，難以兼顧，所以海防塞防之爭便一時間成為決定這個古老國家的一次大辯論。

本書中蔣先生的態(tài)度不難看出，他是支持李鴻章的，并且認為李鴻章是位既有戰(zhàn)略眼光的大政治家，而左宗棠只是言論比較動聽，順應當時士大夫階層的思潮。李為低調，左為高調，李較合理，左較動聽。

將廷黻先生之所以這么認為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點李鴻章之所以明智，且極有戰(zhàn)略眼光是因為他早早預料到中國當時真正的大敵遠不是相隔萬里之遙的英，美，法等國，這些國家離中國太遠，一般不會擅動兵戈，勞師萬里來攻打中國，反而會因為他們的各自利益不同發(fā)生矛盾，中國可以利用各國矛盾，緩求自強。

而真正的大敵是當時正在明治維新的日本，日本雖為蕞爾小國，然立志改革以求強大，一心謀我，他無所圖。

日本離我國很近，動兵較容易，且東南沿海地區(qū)是我國的精華，若東南沿海不保，國家大勢便去了，內地亦難以獨存。反之如果東南沿海的腹地得以強大，則邊省自然得以保存。所以李鴻章力主海防論，優(yōu)先著眼于東南沿海地區(qū)。

第二點則是因為在李鴻章看來自乾隆年間占領新疆，中國每年徒費兵費，并未得到一絲一毫的好處?？v使收回了新疆，那么從伊犁到高麗東北角的圖們江止，沿中，俄的交界線處處都要設防，哪里有那么多的軍隊呢？

第三點則是新疆面積如此浩大，民族成分如此復雜，又有英國煽風點火，俄國強占入侵，成敗在此時似乎毫無把握。中國在這時已經經歷了太平天國運動，二十五年間，中國無時不在內亂內戰(zhàn)之中，早已經兵疲力盡，難以顧及新疆之事了。

況且古時候中國列各藩屬國的目的不外乎是作為我們的國防外線。所謂天子守在四夷，此誠慮遠憂深之計。近代的局勢已經大為改變，所謂的國防外線簡直沒有用處，倘若應該保留這些國防外線也應該改變方式，幫助這些國家獨立，因為這些國家弱小，絕不可能侵略我們，我們害怕的不是他們獨立，而是他們甘做帝國主義的傀儡。

左宗棠則力主海防塞防并重，在注重東南海防建設的同時也不能忽視西北邊陲地區(qū)的塞防建設，將收復新疆同海防建設并重，不可厚此薄彼，拆了西墻補東墻。

他認為這些都是祖宗留給我們的土地，不可以輕棄。而且重視新疆就是保衛(wèi)蒙古，保衛(wèi)蒙古就是衛(wèi)護京師，倘若新疆不保，陜甘就不能保，陜甘不能保，山西就不能保，山西不能保，河北就不能保。

所以海防我們自然要看重，因為各列強之所以能馳騁無阻之緣故在于重海防；但塞防也關系國家安危，海防塞防要并舉，并重。

將廷黻先生對于它們之間的分歧敘述的還是比較淺顯易懂的。但似乎含有個人喜好，有尊李貶左的傾向。

僅把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原因歸為他的運氣很好，新疆發(fā)生了內訌，并沒有遇到堅強的抵抗則讓人萬萬無法贊同。

左宗棠能夠收復新疆怎么能簡簡單單歸咎于運氣原因？在清政府缺兵少錢的現(xiàn)狀上，他想方設法籌集軍餉，左宗棠又上書于中央，明確提出了對新疆邊事應該“從內布置,從新籌度?！?/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