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化論的傳入，天演思潮為晚清進步人士帶來的思想上的飛躍
全面、系統(tǒng)地向晚清社會輸入進化論思想的是嚴復。與同時代的人相比，嚴復有著非凡的經(jīng)歷。他14歲考入福州船廠附設(shè)的船政學堂，光緒三年（1877年）被派往英國留學，此間，他受西方文化的洗禮，打下了深厚的西學功底。回國后，長期從事海軍人才的培育。甲午戰(zhàn)后，為警醒國民，挽危圖存，他開始翻譯英國哲學家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中文名為《天演論》），首次系統(tǒng)地向國人介紹了19世紀科學史上的偉大發(fā)現(xiàn)——達爾文的進化論。
《天演論》的最大特點在于它并不是系統(tǒng)介紹達爾文進化學說的著作，而是結(jié)合中國的國情，對原著做了選擇、評論和改造。
嚴復并不完全同意赫胥黎的觀點，所以還介紹了其他哲學家的思想，尤其對英國哲學家斯賓塞的觀點介紹尤多，當然，他對斯賓塞的觀點也不盡贊同。對此，他多以按語的形式加以說明。
《天演論》博大精深，魯迅后來說嚴復做《天演論》，一個“做”字，十分傳神。
總之，嚴復注重達爾文進化論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天演”發(fā)展觀點。《天演論》的中心思想是強調(diào)世界上一切生物都處在“天演”即進化的過程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再則，針對斯賓塞的"任天為治"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劣等”民族只有聽任淘汰的帝國主義理論，強調(diào)弱小民族只要發(fā)奮努力，就可轉(zhuǎn)弱為強。所以他在《天演論》自序中指出："此書之旨，本以救斯賓塞任天為治之末流，……且于自強保種之事，反復三致意焉?！?/p>
在晚清內(nèi)外交困的特定國情下，一句適者生存，敲響了救亡圖存的警鐘，加以嚴謹、科學的論述，使之擁有十足的說服力；而適合當時文人的流利暢達的桐城筆法又使該書洋溢著巨大的感染力。于是，以《天演論》問世為開端，天演進化思潮勃興于晚清思想界。
天演思潮的主要思想主張有兩大方面：
首先，認為進化規(guī)律是人類社會和萬事萬物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在《原強》的修訂稿中，嚴復把進化論推及人類社會，認為人類社會和生物界一樣是通過“物競”——生存競爭和“天擇”——自然淘汰來實現(xiàn)進化的。
他指出：“物資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為構(gòu)，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群與群爭，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觸桀，矯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
接著，他進而指出：“達爾文曰：物各競存，最宜者立。動植如是，政教亦如是。”康有為在《進呈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序》中更廣義地指出：“蓋變者，天道也”。認為“變”是宇宙的普遍規(guī)律，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都處在進化之中。
謂嗣同在《仁學》中也表達了進化的觀念，認為"以太"是處在不斷運動，天地是處在"日新"的過程中。孫中山后來也認為，無論是宇宙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史，都是處在進化過程之中，所以他在《三民主義·民權(quán)主義》中把人類的進化分為"洪荒時代"、"神權(quán)時代"、"君權(quán)時代"、"民權(quán)時代"。
從上述可見，這些觀點顯然是受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
其次，在進化的過程中，人并不是消極的被動者，人應(yīng)該發(fā)揮主觀能動性，與天爭勝。嚴復崇拜達爾文的進化論，也同意斯賓塞等人的許多觀點，但他不同意"任天為治"，即聽憑自然對人類加以選擇淘汰的思想。
達爾文的進化論強調(diào)環(huán)境的作用，認為進化的主動權(quán)在于自然環(huán)境。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也強調(diào)個體和種族之間的競爭，優(yōu)勝劣汰，自然淘汰，適者生存。若把這些理論機械地應(yīng)用于晚清的國際環(huán)境，中國差不多就沒有發(fā)展的機會了。嚴復等人不同意這種論調(diào)，他傳播進化論是結(jié)合中國國情而有所選擇的，這是其愛國進取的表現(xiàn)。
嚴復翻譯《天演論》是為了"自強保種"，他強調(diào)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是為了讓國人明白，當時中國面臨的危局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換代，而是個種族存亡的大問題，并希望以此警醒國民。他呼吁中國人民起而奮斗。
從康有為、梁啟超到陳天華、鄒容、孫中山都認為，只要奮發(fā)努力，就可后來居上，為此他們或主張維新變法，或主張革命共和，表現(xiàn)出一種強烈的政治上的進取欲望。
隨著時代的變遷，歷史的發(fā)展，天演思潮的倡導者們在思想上發(fā)生了分歧。
一種是以康有為、嚴復為代表的和平漸進論，強調(diào)社會進步的循序性，反對革命突變，明顯可見受了庸俗進化論的影響。
再一種是以孫中山等人為代表的革命突變論，注重質(zhì)變、飛躍，認為中國可以跨越一個時期而達于另一個時期。
平心而論，二者均有偏頗之處，前者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而后者則一定程度地夸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另外，還應(yīng)指出，以進化論或社會達爾文主義來解釋人類社會歷史并不科學。
盡管如此，天演思潮在晚清產(chǎn)生的積極影響仍是巨大的。首先，這一思潮的興起，是先進中國人向西方尋求真理道路上的里程碑，是先進中國人思想上的一次大飛躍。自道咸以來，仁人志士在追求富強，研究西方，從堅船利炮到政教制度，可以說還都是些西方富強的表象。至于西方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的東西，在嚴復之前人們還是茫然的。
而天演思潮的興起，一下子豐富了中國士人的頭腦，擴大了他們的眼界，使之由此開始獲得觀察事物、指導行為的較為科學的方法和態(tài)度。人們進一步把握了西方發(fā)展的內(nèi)在動因，一些難題迎刃而解，中國進步人士的思想出現(xiàn)了一大飛躍，思想由此獲得了一次大解放。
加之天演思潮所揭示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客觀世界的法則，對中國士人不啻是一聲驚雷，喚醒他們投身于救國的潮流中去。
其次，天演思潮為晚清進步人士的政治要求提供了科學的說服力，天演思想成了他們進行斗爭的理論武器。不論是要求變法維新者還是要求民主共和者都能以此說明問題。孫中山指出："吾儕不可謂中國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價也"?？傊@種思想構(gòu)成了他們的思想武器，反過來他們又賦予這種思想以很多時代內(nèi)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