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潘恩的名言“我的國家是世界，我的宗教是行善”直到今天依然會引起很多人情感上的不快，而近現(xiàn)代世界的國際主義運動也都以“民族國家”宣告收場。

對于后者，米歇爾斯在為他的名著《寡頭統(tǒng)治鐵律——現(xiàn)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1915年第2版所作的序言中，談到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馬克思主義領(lǐng)導人之所以會在自身地位改變之后迅速轉(zhuǎn)變了立場，“黨的生存是····…第一位的……該黨出于自保的需要，很快拋棄了國際主義信念，并轉(zhuǎn)變成一個愛國主義政黨”。這一觀點不斷得到歷史的驗證以及新一代有識之士的共鳴，以至于我們甚至可以由此推測，無論是中國儒家所夢想的大同世界，還是西哲如但丁所鼓吹的世界帝國，即便終有成功的一天，那樣的世界恐怕也不會是我們真正想要的。

事情的另一面是，米歇爾斯雖然言之成理，卻不曾慮及“圈內(nèi)人偏袒效應(yīng)”這一至關(guān)重要的

心理因素，即便那些政黨領(lǐng)袖都有圣賢一般的品德，但國際主義很難贏得普羅大眾的長期好感。

18世紀的法國哲人費內(nèi)隆曾對歷史學家提出過一項離經(jīng)叛道的要求，即歷史學家應(yīng)該在祖國與外國之間保持中立，當然，政治家最好也能夠具備這種道德素養(yǎng)。如果我們從全人類的角度來看，這的確是一種偉大的博愛情懷，但換到民族國家的角度來看，可想而知，會有太多人痛斥這種離心離德的謬論。

更為我們當代同胞所欣賞的是錢穆在《國史大綱》的序言里開宗明義的著名主張：“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應(yīng)該略有所知。所謂對其本國以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云對本國史有知識。)”

人們更容易喜愛錢穆而厭憎費內(nèi)隆，這實在是天性使然。人若脫離社會組織便會感覺到無所依托——依照涂爾干的研究結(jié)果推測，這甚至會使得自殺率顯著上升。所以，抱持國際主義態(tài)度的人，不僅需要有強大的理性，還需要有強大的意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