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上面一些正反的史料講過了，現(xiàn)在我們再來研討《孟子》本節(jié)的重點。首先要了解，孟夫子生當戰(zhàn)國時期，而且也遠游過各國，難道他真的是那么迂闊不懂現(xiàn)勢嗎？難道他對騶衍，甚至如當時風(fēng)尚游說之士們縱橫捭闔的作風(fēng)，一點都不會嗎？ 我們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說：不是的。他對那些只圖個人進身之階的做法，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貴的辦法，完全懂得。他之所以不肯那樣做，實在是“非不能也，是不為也”。而且可以加重語氣地說：是不屑于那樣做。為什么呢？因為他是抱著古圣先賢的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義，完全從濟世救人的宗旨出發(fā)。他希望在那個只講霸術(shù)、爭權(quán)奪利的時代中，找出一個真肯實行王道仁政，以濟世為目的的領(lǐng)導(dǎo)人物，促使他齊家、治國而平天下。 所以他針對梁惠王的問題，當頭一棒，便先提出政治哲學(xué)上義利之辨的中心思想。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他還是存著梁惠王也許能接受的希望。此所謂“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乃圣人之用心也。再說，無論是謀國謀身，“仁義之道”的確是真正大利。只是人們都只貪圖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顧及長遠的巨利。所以都變成心知其為然，而行有所不能也，如此而已。 其次要研究的是，根據(jù)司馬遷的《史記》等史料的記載，當時孟子是先到齊國而后才到魏（梁）國的?！睹献印愤@部書，不問它是孟子自己寫的，還是他門下弟子們記錄了他的話而編成的，為什么發(fā)生在后的事情，卻編放在最前面呢？因為孟子的思想學(xué)說中，義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點之一。 孟子與梁惠王各言其利，在梁惠王的一面來說，根據(jù)前面所說的魏國的歷史背景，所處的地理形勢，西有強秦，東有剛打敗了他的齊國，南有強大的楚國，北接的韓、趙，雖然同是自晉分出，獨立的同源邦國，但亦各有懷抱。在客觀形勢中，又恰逢弱肉強食的時代，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邦國強大起來，甚至于最好成就霸業(yè)。假使你我是當時的梁惠王，大概也同樣會有這種想法。所以他一見到孟子時，不談仁義，開口就問：“亦將有以利吾國乎？”這句話，又怎能指責(zé)他是錯的？這實在是人情之常。 這也是我們讀書要注意的地方。讀任何書，先要絕對的客觀，然后再設(shè)身處地地，作主觀的研究分析。譬如對于梁惠王一見到孟子，就問孟子對于魏國有什么有利的貢獻，經(jīng)過前面一番較為客觀的分析，就不會主觀地認為他完全不對了?？上б郧按蠖鄶?shù)的讀書人，多半不作這樣絕對客觀的分析，乃至于把自己一生都在誤解仁義中埋沒了。 孟子答復(fù)梁惠王說，你梁惠王何必談利呢？你只要行仁義就好了。這是中國文化千古以來，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義利之辨的最大關(guān)鍵。而在后世的讀書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聯(lián)想到“對我生財”的錢財之利這一方面去了；站在國家的立場來說，也很可能誤認為只是經(jīng)濟財政之利。至于義，則多半認為和現(xiàn)實相對的教條。因此便把仁義之“利”錯解了，而且把仁義的道理，也變成狹義的仁義觀念了。如此一來，立身處世之間，要如何去利就義，就實在很難辦了。 舉一個實例來說，我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錢，這是利，我要不要把這些錢拾起來呢？這就發(fā)生了義利之辨的問題了。以我們傳統(tǒng)文化來說，這些錢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來據(jù)為己有，就是不義之財，是違背了義的道德，是不應(yīng)該的。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里認為，路上的這些錢，乃是無主之財，我不拾起來，他人也會拾去，據(jù)為己有，也沒有多大關(guān)系。但是到底該不該拾為己有？儒家對這種問題，在個人人格的養(yǎng)成上就非常重視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非常嚴謹?shù)膫€人的道德觀念。 但是，由于這種義利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后世讀《孟子》的人，大致統(tǒng)統(tǒng)用這個觀念來讀《孟子》，解釋《孟子》，于是就發(fā)生了兩種錯誤。第一是誤解了梁惠王問話中的利，只是狹義的利益。第二是只從古代精簡的文字上解釋，而誤解了孟子的答話，以為他只講仁義而不講利益，把“利”與“義”絕對地對立起來了。其實并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現(xiàn)代江浙一帶的方言來讀，就可從語氣中了解到他的涵義，知道孟子并不是不講利，而是告訴梁惠王，縱使富國強兵，還都是小利而已；如從仁義著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