〇自專門表章以後，儒者之於六經(jīng)，盡心焉矣耳。為之訓(xùn)詁，為之正義，為之集解，使後之學(xué)者識所指歸，此其所以配享先聖廟廷者也。若魯論之何晏，左氏之杜預(yù)、范甯，皆目之曰集解，惟何晏併著姓氏，固優(yōu)於杜、范矣。近世之解經(jīng)者盛於前古，一經(jīng)之說，多至數(shù)百家，要其發(fā)明之功能增益於先儒者蓋寡。且聖人諄諄誨人以學(xué)詩，良以其未易學(xué)也。呂成公盡取諸家之說，繫以名氏，而謂之《詩記》。其所特見，則疏其後，纂輯去取，遂成其書。參以前例，皆得謂之譔，如蕭德施之於《文選》者也。良由識見之得失，學(xué)問之高下，皆於是發(fā)焉。故纂輯之工得以居譔製之名，然則《詩記》其呂成公所譔歟？

〇小雅之詩，凡七十有四，世傳毛氏之詩，而六亡詩不與於什，附見於《鹿鳴》《南有嘉魚》之中。呂成公依蘇氏更之，六亡詩得與於什，遂有《彤弓》《祈父》《小旻》《北山》《桑扈》《都人士》之什，而其次序則依《六月》詩序之文，謂與鄉(xiāng)飲酒、燕禮、奏樂次皆合，其果孔子之舊乎？蘇氏之由庚崇丘仍毛氏之次第者，呂成公皆釐正之矣?！读隆分颍止敃r詩人之辭乎？是未可知也。

〇漢之專門在詩，雖有齊魯韓之異，班固謂魯最近之，恨未獲見爾。以諸家雜引驗之，四家之詩，不過音字與說之異耳，其刪次之本於古先者，不得而異也。

〇自古聖王以詩立教，其形於聲歌，播於音樂，相告語於學(xué)士大夫，與天下之所傳誦講習(xí)者，唯詩而已。其必出於聖賢，盡於情性，關(guān)於天下國家，而後其詩傳焉。自聖賢不作，吾夫子將使後死者得與於斯文，列之於經(jīng)，而加刪定焉。一辭一義，少有未合，則從而折衷之，如“素以為絢”，止以先後之非次，而刪之矣。如“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又以義理之舛而刪之矣。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雖詩之所存，已微其義，不但以此進子路也。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其能三復(fù)之者，則任其兄子終身之託，此又羣弟子學(xué)詩之實事也。若子貢問荅貧富之說，以迎解於切磋琢磨之語，雖一時許以言詩，而子貢實未之達，乃於《大學(xué)》自發(fā)之。由是以推，豈非聖人終未嘗與子貢言詩乎？

〇春秋之際，諸大夫之歌詩，皆今之所學(xué)也。于時未折衷於聖人，而諸國固已通習(xí)之矣。似若出於詩人之所詠嘆，傳之其國，傳之天下，已若今之所謂經(jīng)乎？今之所謂經(jīng)者，未必通習(xí)之也。詩之在當時，皆已傳誦習(xí)熟，若後世之以詔立是學(xué)者焉。是公天下之所共學(xué)者，皆詩也。《書》藏於故府，《易》寓諸卜筮，惟詩者，學(xué)士大夫之所通習(xí)。至吾夫子，而後有所折衷，春秋所歌皆不類者，道散學(xué)失，才質(zhì)不足以有知，雖聖門猶難予言，況夫人乎？此聖人所以諄諄誨人以學(xué)詩者也。

〇國風皆以國繫，未有以義與人繫之者?！镀咴隆穭t以豳繫之，如邶、鄘者也。然則以地繫之，則猶以國也。惟二南不然，以南言，則以義繫也；以周、召言，則以人繫也。說詩者大抵以分陝為言，分陝之說，實不可盡據(jù)。周官以三公為鄉(xiāng)老，則以鄉(xiāng)分也，非若公羊所謂陝之東西也。設(shè)若果為分陝，必在武王成王之後，若文王安得有之？如謂二南之詩，各出於周召所分之地，召南有召伯之詩，周南未嘗及周公，何哉？二南皆文王之詩，而有后妃夫人之異，又何哉？王化有淺深，有終始，繫之二公，必有大旨。要之，周南召南，則自有此詩，已有此義矣。義在南者，南，言王化也。武王未勝殷之前，不敢以王化自居，託南以言化，放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蹦峡梢詠K於雅矣?；a者，周禮之豳籥也，二詩皆王業(yè)之基也，皆籥師之所掌，籥以豳為主，興王之本故也。子夏所謂王者之風，諸侯之風，抑以后妃夫人為詩序，故演為此說耶？然所謂先王之所以教，若指大王、王季爾，于斯時也，召伯安在哉？不然，以先王為文王，則《關(guān)雎》《麟趾》非先王矣。此粗跡也，猶不免於舛。

〇二南之均為大姒，不可指為他人決矣。二南之首，皆以鳩為比，若豐鎬自有王雎，其曰雎鳩，亦鳩類也，皆指大姒人之同於文王也。周南詩辭，自是天子之事；召南詩辭，自是諸侯之事?；蛘呶耐踔疄槲鞑?，風化之所形如此，國人歌之矣。迨其虞芮質(zhì)成，受命作周，王者之制既備，應(yīng)門、皋門、靈臺、靈沼，追王之禮，上及后稷，國人歌之，文王之始終如此，不可得而一也，亦不可得而沒其實也。以前日之詩，別異於受命之後，是以不容於不分。蓋周之至德，十亂之力也，故以周公為王者之風。召康公相文武日，闢國百里，是以不容不以召公為諸侯之風。周公為首，召公次之，欲繫之周公，繫之召公，理亦宜爾。文王之詩，王者之事，不可以為諸侯；諸侯之事，不可以為王者，遂以二南別之。後世以私說為勝，謂文王決不受命，以小儒之見，揣摩數(shù)千載之上，事之窒礙，皆以強辭勝之。至於二南，其說不通，豈復(fù)顧計哉！往往專以《泰誓》無文王之辭，而《武成》有之，以此為證，曾不思《武成》曰：“先王建邦，大王王跡”，縱以為出師告名山大川之辭，豈有師未及商，勝負未決，倉猝軍旅中，已備追王之禮如此？但後世習(xí)見秦漢以後玉璽之說，乃謂自堯舜以來皆若是，雖不以此立論，而大意似矣。豈知三代之前，以諸侯之歸為受命之實，堯舜之朝覲亦然?？遂稌f論證甚多，非若儒者偶見《泰誓》無文王之辭，遂藉以亂聖人之大典也。

〇詩序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者，大氏模倣孔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一語耳。以孔子之意而觀子夏之言，子夏失聖人之旨多矣，其累《關(guān)雎》也，不亦深乎！今觀二南之序，大抵皆類子夏之文，他詩皆然。夫子既亡，子夏老於西河，西河之人疑於夫子，當時之所尊事者，視吾夫子不及焉。是以果於自信，□亂聖人刪詩之旨，後學(xué)因襲而不能自悟耳。

〇二南立名之旨，是有大焉者，非深得文武周召一時王道之本原，未易可知也。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亙古大聖人會聚於一家之內(nèi)，其所形見，必有大過人者，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矣。吾夫子發(fā)明取商一事，旨趣甚深，克於書說備言之矣。當時所謂至德者，不獨文王一人，有周公，有武王，是以其事如此醇懿?！遏斦摗吩唬骸拔渫踉唬何嵊衼y臣十人?？鬃釉唬翰烹y，不其然乎？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何嘗專歸之於文王？是文武周公之外，又有十亂共成此至德。蓋一代之盛節(jié)，唐虞之所不及，此吾夫子之所重歎也。後世不足以知此，強以此事歸之文王，而後吾夫子之旨大繆矣。知此而後可以言文王之詩，繫之周召者為可推矣。

〇南之為言，無他義也?！兑住吩唬骸奥}人南面而聽，天下鄉(xiāng)明而治。”義止於此。文王之化，自閨門以達之天下，道化之行，格於人心，及於動植，聖人之盛德也。文王未嘗改物，而化極於聖人之所難能，故以南言之，不以王化言，而託之於南者，臣事之節(jié)未改也。不繫之文王，而繫之周召者，蓋所以共成周家之至德者，二公之力，故以是明文王之心焉。若其詩，則當時詩人之所歌詠，而不可掩沒者也。然周南之化深於召南，周南之旨大於召南，其詩及於召公而不及於周公者，道本文王，不以周召為斷，所以成周家之至德者，周召為之冠，固宜居之而不辭也。

〇吾夫子謂伯魚“為周南召南”者何也？三百篇之多，獨有取於是，蓋當時之可學(xué)者，唯有詩而已爾。二南者，猶今世小學(xué)之蒙求爾，人而不學(xué)，是宜其無知也。猶“小子何莫學(xué)夫詩”之意，人而不學(xué)二南，則猶未之學(xué)也，故曰“猶正墻面而立”，非謂二南能盡天下之理，備為學(xué)之能事也。

〇介甫之辨二南，似專以詩序為斷，而以詩辭證之。此卻正為見理未明，徇詩序而不知詩意耳。若詳味詩意得明，則詩序可略矣。詩意本也，詩序末也，徇末而棄本，可乎？但觀召南詩序，便似與詩意相遠，若周南之序，與詩意背繆特甚，但作為文辭以夸之耳，害於詩之大者也。

〇言易者類以象數(shù)，極其推演，而出於易書之外。言詩者類以名物，極其推廣，又出於詩辭之外，皆儒者之深累也。易之理義，詩之旨趣，終若銷蝕，其有存焉者寡矣。

〇詳觀詩序，其間似若採詩中一辭以為據(jù)，而後之儒者，遂依序之辭演而歸之於詩，此固差舛之大者也。今世類以序與詩為一人之言，渾而同之，愈遠愈差，但見詩序之義之易通，而詩人之旨，不暇問也。詩序顯而易見，詩意隱而難知，能通其序，遂以自多，又將以教人也，惜哉惜哉！

〇邶、鄘、衛(wèi)之詩，似以地為別，均之為衛(wèi)也，其事則相參錯焉。若二南則不然，周南之風雖異於召南，皆文王之時也。係之周公召公者，託之以為別耳。

〇詩序演文，固後來講師之辭，其支離者，呂成公言之矣。若美若箴，若刺若疾，亦恐非當時所書。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何等語哉！使果有之，豈恥言人過之義？又有以謚書而述其生平行事，皆若後人追述之辭。然詩之為追刺者亦鮮，大抵臆而為之說爾。文之卑陋，止似唐世文章，未可望晉宋也。

〇春秋諸大夫之歌詩，若不與事類。甚矣，其不足以知詩也！詩之不易知，於是以詩序之易曉而求其旨，而詩意遂大遠矣。不足以知詩猶可略，繆認詩意，浸以訛舛，流而不可返，其害於詩深矣！又不止如春秋諸大夫之失也。

〇吾夫子之言詩，大抵推廣詩之旨趣，極於精微，類出於詩人本旨之外，豈害於言詩哉！如許商、賜以言詩，皆為其能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以“切磋琢磨”為告往知來，以“素以為絢兮”之為禮後，其為充類至義者也。後之學(xué)詩，固不可望，遂以子夏能發(fā)詩旨之所未及，至於理義皆馳，則莫之敢議，其何取乎學(xué)？

〇詩人之作詩也，固有不能言者，不但託物喻意，又加深且婉焉已若是矣。猶有言外之旨存焉，豈容自揭其不可形言者，而為之序乎？其為序者，大抵子夏、毛公於數(shù)百年之後，名謚已彰，事效已應(yīng)，然後有此序，欲其聞聽不失，意趣相契，如之何而可哉！若聽聞差矣，意見異矣，乃專以是言詩，其大相背繆，不足多恠。如魯文姜既謂莊公不能防閑為二國患，又謂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事之至粗者差舛如此，況其精微者乎？

〇詩人之旨，類不易知，其物異也，其言異也。物有產(chǎn)於其地，而非他方之所均有；言有出於方言，而非異時之所通識，又況古今相去之遠哉？今之訓(xùn)詁，有雜得於他經(jīng)者，有他經(jīng)之所絕無者，雖以詁訓(xùn)為準，而詩人之旨意殆未必然，說詩者乃若親見而耳傳之，何也？

〇子夏之在聖門，學(xué)問甚淺。所謂文學(xué)者，非學(xué)也，以詩序言之，其為文固已降於魯論，他詩之序文大較相似。果使皆子夏之筆，然其論交而見詆於子張，其喪明而見攻於曾子。曾子固晚成，子張又有兩焉。觀子夏終身未嘗少進於道，晚年遇魏文侯，始尊而大之。西河之人疑於夫子，而子夏亦亢然以言詩自命，後世宗之，莫之敢異，豈吾夫子之所折衷者哉！況雜出於毛公諸儒之手乎？

〇詩有自然之旨，人不能精求之爾，儻精求之，則得之矣。且如人君之詩，而詩辭乃以臣為重，便是所重在臣；詩意在福，其間一二辭乃以德為重，便是所重在德。若是者甚多，人皆忽之，此詩旨之所以愈晦也。

〇詩以情性為主，行乎禮樂教化之微者也。蓋禮樂教化，皆所以強其民也，若其形於性情者，惟詩見之，情非所可強也。出於一性之真者不能不發(fā)，故於理義也常切近焉。聖王取之，以觀盛衰治忽之判，故情之至者，莫之可易，治亂之兆，常先見焉。如大雅多言喜樂，國風多言憂思，而上之賢否，下之好惡，皆不可掩，率出於自然而然，此其為義理之真實者乎？三代之時，自堯舜以來，教化其民，道德一，風俗淳，下多賢才，必其至言確論，而後傳焉，天下皆通習(xí)之矣。孟子所謂詩亡者，無復(fù)前日詩人之旨，雖有存焉者，寡矣。夫是謂之詩亡。

〇六經(jīng)之教，肇於《易》，信於《書》，嚴於禮，法於春秋，凜乎不少恕，所以從乎人情者，詩而已爾。人情者，非所可強，亦非可假，最可以久長而共安之者也。故凡經(jīng)之所甚嚴者，皆少寬焉。諷刺箴規(guī)，顯議隱訕，闈闥之私昵，家室之懽愛，酒食燕樂之事，憂勤勞苦之思，皆於是發(fā)焉，不少遏也。然後以此觀政，以此察民，以此判治忽之幾，明得失之理，是以吾夫子之論道，專以詩為主，而非學(xué)詩者所可預(yù)也。

〇吾夫子之言自有微旨，儒者多以其小者而棄其大者。且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其道富矣。夫興與觀可以盡己，羣與怨可以盡人，五常之大綱也若是備矣。此詩之道所謂“雖多”者也，況又能識鳥獸草木之名，是識鳥獸草木之名特其微者耳，故末乃及之。今儒者往往專以識鳥獸草木之名，然後為得詩之道，其失聖人之旨多矣。

〇近世之說詩者，大抵以詩序為宗，凡詩之辭，盡牽合與序同，然後曲為之辭，使皆盡出於子夏之手，則亦未折衷於吾夫子者也，況其失浸遠乎？

〇世之學(xué)詩，先以詩序存於腹中，安得不自障蔽？雖欲不奪於序，亦不自覺矣。惟先去詩序，深求詩旨，得其醇一無礙，皆已融暢，然後看序，始知序之所失為多。

〇文武周公肇造王業(yè)，綱維道化，類皆純懿精密，要於極至，夏商聖賢，殆有未至者焉。故仲尼論十亂之才，上與唐虞之尤盛者並稱，若又過之矣。故其達之邦國臣民，流行於事物政化，皆不能不形見。詩人作詩，豈徇於言辝之末哉！三百篇之旨，可謂博矣，其根原於立國之意者，不過十數(shù)大節(jié)，學(xué)詩者安得不推本而參求之？克於諸詩，有合原其所本者，皆不容以辭之重複為嫌，以詩之本原皆同故也。覽者不詳其故而厭棄之，其於詩人之旨，安能敷暢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