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留給我們自己的設備：主體機器

1.?本章和下一章都強調針對專著的技術使用者的民族志研究。

2.?從支配的問題轉移到培力（empowerment）的問題，工作領域到休閑領域，以及從宏觀層次到微觀層次，階級集體的焦點讓位給單獨的個體。

3.?重點聚焦于三種技術設備，被視為現代生活的隱喻：個人計算機（Turkle，2005，p66）、索尼隨身聽（Sony Walkman）（Du Gay et al.,1997，p11），以及蘋果iPod（bull，2007，p4）

4.?“客體的（objective）”技術大致上被視為物理力量的延伸，“主體的（subjective）”技術執(zhí)行認同的工作。我們將主體技術定位為心靈和感官的延伸，它們不會被當成分離的工具，而是我們存有的一部分。

5.?我們會以有關技術和私密性的一些思考作結。技術協助創(chuàng)造了私密空間。

察覺變遷

1.?1970年代起，愈來愈多學者開始主張西方世界有全新的社會形構正在形成：

（1）貝爾（Daniel Bell，1973）：在《后工業(yè)社會的來臨》（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中標示了深層的經濟變遷。新社會是以生產時做的轉變來定義的，從傳統(tǒng)制造轉型為服務部門和知識經濟。這些現代生活的轉型是由信息技術的創(chuàng)新推動。

（2）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79，p4）：經由計算機霸權達成的知識之技術轉型，標志了后現代狀況的浮現，在其中，信息超越了土地、自然資源和勞動而成為首要商品。

（3）曼德爾（Ernest Mandel）：在《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1975）中提出了另一種類型學，及資本主義的三個階段歷史，包括市場、壟斷和后工業(yè)。每個階段以特定類型的技術為特征。（蒸汽推動的機器→不懂電力和內燃發(fā)動機主導→電子和核能驅動的發(fā)動機）

（4）詹明信（Fredric Jameson，1991，p36）：參照曼德爾提出的發(fā)展，稱當前時期是“第三機械時代”，而計算機是“我們時代的技術”。

（5）維希留（Paul Virilio，2003b，p50）：也提出了一種變化中的技術“拓撲學”。工業(yè)時代的大機器讓位給后工業(yè)技術領域的較小機器。這包括持續(xù)進展的電子通訊革命中的各種裝置，象是隨身聽、行動電話、攜帶式計算機以及它們的后繼者。

（6）布什亞（Jean Baudrillard，1999，p77）：認為機器是工業(yè)社會的象征，精巧裝置是后工業(yè)社會的象征。

（7）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2005，p48-9）：認為技術將我們的身體與生理力量延展到世界中。而電子時代以后，他們也延展了我們的感官。并強調（McLuhan，2005，p57），每個新發(fā)明都會創(chuàng)造它自己的環(huán)境。2.新技術改變了人類感官的比例，亦即人類的感知模式；它們改變了尺度、社會力量和條件。這就是它們的“訊息”。

其1964年著作《認識媒體（Understanding Meida）》在2001年重新發(fā)行時，麥克盧漢提出了一個頗有爭議的說法，主張媒介即訊息，換句話說，意義出現于手段中。對麥克盧漢而言，作為一條規(guī)則，媒介內容不會指涉特定文本，反而會指涉其他媒介。于是，書寫文字包含了語言，而電報包含了印刷（McLuhan，2001，p8）。不同的媒介有不同效果，麥克盧漢（McLuhan，2001，p24）將他們區(qū)分為“熱”和“冷”：①熱媒介以高度定義的方式延伸特定感官。資料十分豐富。（比如照片）熱媒介（廣播、電影）要求低度的參與，由于信息豐富，它們沒給觀眾留下太多補充的余地。

②冷媒介的情況則相反。信息水平較低。（比如漫畫）冷媒介（言談、電話、電視）則有高度參與，受眾必須積極填補空白。

（8）艾瑞克（Eric McLuhan）：與其父親麥克盧漢合作的續(xù)篇中，其父辨認出思想科學法則，可以運用于任何媒介，雖然它們可以擴張到任何科技，事實上是任何人類產品。他們稱之為“媒介法則”。艾瑞克認為（Eric McLuhan，1988，p.ix-x）他們的發(fā)現“構成了不只是我們時代、還至少是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最重大知性發(fā)現。”他們父子倆（McLuhan and McLuhan，1988，p7）指出，雖然我們不會經常這樣做，但我們探究我們的技術，詢問：它們強化了什么，它們取代了什么，嗯重現了什么，以及當它們推到極致時會導致什么？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解釋一項技術提升，逆轉，取回或廢棄了什么（McLuhan and McLuhan，1988，p129）。

2.?*喬治·奧威爾在〈詩與麥克風〉（Poetry and the Microphone）中已經注意到了技術對于感官和感受性的沖擊。藉由一個談詩的節(jié)目（詩人要朗讀自己的作品），奧威爾開始思考廣播如何作為推廣詩的載具。依他之見，詩向來是所有藝術中評價最低者。他宣稱：詩人通常不會想到他們的作品是要大聲念出來的。詩是以文本為基礎的，是印刷文化的一部分，不屬于聽覺文化。是要觀看而非聆聽的。通過麥克風來讀他們的詩，詩人“受到影響去設想作品是聲音，而非紙面上的圖案”（Orwell，1961，p318，強調為原文所加）

由此，奧威爾發(fā)現，廣播影響了詩人和聽眾。麥克風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重要性。

“在現代時期——譬如過去兩百年里——很尋常的是詩變得愈來愈少和音樂或口語有所連結。詩需要印刷出來才得以存在，我們也不再期待詩人知道如何吟唱或是朗誦，就像不會期待建筑師知道如何粉刷天花板。（Orwell，1961，p317）”

麥克風與無線電廣播的混合體。將詩人帶入與他們作品的新關系中。新的感受成為可能。雖然廣播是一種公共播放媒體，但它擁有某種私密性。無線電廣播聽起來象是一種個體化的技術。詩人的朗讀播送給獨處的個人或一小群家庭團體，而非大眾。朗讀者也可以認定有某種程度的善意。如果聆聽者不感興趣，他們可以做其他事情，最有可能是調整旋鈕，觀眾決定了基調，這里的權力關系比較衡平。觀眾不會凌駕朗讀者。負面情緒也排除了。無線電廣播消除了緊張（怯場）和羞恥感（公開朗讀的尷尬）。詩對于詩人意義重大。麥克風與廣播容許了面對觀眾時不可能有的精湛技藝，因為現場觀眾也是表演的一部分。觀眾的接受（或不接受）會反饋于詩人的表演，或者，無論如何詩人都被迫要注意觀眾。而在廣播中，詩人可以完全專注于詩作本身。對奧威爾來說，這就是為藝術而藝術。

3.?并非所有理論家都同意麥克盧漢和奧威爾關于技術設備問題的看法，也有許多人認為，精巧裝置是縮減而非延伸且提升了人類能力。

（1）米爾斯（C.Wright Mills，1971，p194）在《社會學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一書中主張，技術性精巧裝置的累積削弱了人類心智。文化生活遭受損害，因為使用者不理解這些不斷增加的技術，而其設計者卻在技術之外少有認識。因此，技術豐裕無法用來衡量生活質量或社會進步。精巧裝置展現了理性的非理性。文藝復興人由歡樂機器人取代。

（2）馬庫塞（Herbert Marcuse，1967，p6）也同意這種觀點。先進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也是心理經濟學；它制造了它所要滿足的需求。人們在精巧裝置中發(fā)現了自己。但這是一種虛假的主體性。其在《愛欲與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中延續(xù)了這條思路。我們販賣自己的勞動力和自由時間以便擁有這些事物。它們消耗了我們，海玲我們的注意力偏離真正的議題：技術到達了一個階段，令我們可以做更少工作，并且界定我們自己的需求和愿望。精巧裝置的功用就是引導我們的欲望，并且僵化我們的能力（Marcuse，2006，p100）

（3）布什亞（Baudrillard，2002，p41）主張這些精巧裝置從社會紋理中汲取了眼中代價。我們實際上亦自身的自由來換取它們。這就破壞了社會存在和社會交流。其預言這種情況的一項后果，就是：未來的公共空間會充斥著“活尸”，接上各式各樣的移動設備?！懊總€人都同時在其他地方（Baudrillard，2003，p24）”【札記】何其然也！

（4）桑內特（Richard Sennett，2006，p154,172）也提出了技術脫離的主題。其以Ipod能儲存上萬首歌曲為例，力陳信息超載引發(fā)的消極性。

（5）齊美爾（Simmel，1971，p234）的觀點呼應了一些比較民粹主義的評論（我們正在生產更聰明的機器和更愚笨的人），其但又的是工業(yè)社會生產出日益精致的物體，人類文化則奮力追趕，但其實已經趕不上物體的步調了。

4.?但需要明確的是，那些精巧裝置的批評者對于他們反對的事物似乎很少有或根本沒有直接經驗，也未曾有系統(tǒng)地研究過它們。例如當維希留（Paul Virilio，2005）被問到他對于新媒體設備（他批判其為冷戰(zhàn)軍事復合體的發(fā)散，并且比喻為新占領）的使用時，他說：“我寧愿保持距離，在一旁參與”。而深度使用者則會提出非常不一樣的解讀。

【札記】人的再度異化

5.?*意義“總是在使用中形成”（Du Gay et al., 1997，p85，強調為原文所加）

第二自我：個人計算機

1.?特克爾（Sherry Turkle）的《第二自我》（Second Self）研究1980年代早期，個人計算機從大學實驗室到學校與家庭的早期接納者的傳布，探討了一項新的家戶技術如何被馴化。

2.?早期的計算機消費者也是建造者（開放的印刷電路和自行組裝計算機）；如今的消費者會進入已經設定好的環(huán)境，而不是建立自己的環(huán)境。這就取走了早起愛好者與暴露機器之間的某些私密關聯。使用者現在收到引導，脫離了計算語言和構造的深層結構。反之，他們正“學習接受機器的（界面）表面價值”（Turkle，2005，p9）

3.?《第二自我》是針對數百名成人與兒童，從事數千個小時訪談和觀察的產物。約格斯（Bernward Joerges，1990，p211）描述它是“迄今為止，有關計算機技術之文化意涵的最具野心經驗的（民族志）研究?！?/span>

4.?特克爾（Turkle，2005，p20,50,90）發(fā)現，計算機使用者會投身與他們的機器之間的密集、互動且提升的關系。這些發(fā)現不會同意技術效果模型，后者的技術決定了人類行動，它們也緩和了早期的技術支配觀念。相反這里的焦點是人們會他們的技術做什么（Turkle，2005，p93）。相對于提出單向度的解釋，特克爾（Turkle，2005，p170）發(fā)覺人們與他們的計算機的關系是“多重決定的”。

5.?*【三延伸】馬克思傾向于認為技術是（人類）力量的延伸，而麥克盧漢認為是感官的延伸，特克爾認為計算機是心靈的延伸。【札記】以ChatGPT為代表的AI的出現并逐漸成熟，意味著計算機逐漸開始擁有屬于自己的“大腦皮層”。它或許不僅再是一種延伸，更成為了“心靈的本身”，成為了“另一個心靈”，也就成為了真正的“第二自我”。

6.?《第二自我》的第二部分探討“心靈的機械化”，還有個一個附錄提供了心靈科學的社會學方法論探討。特克爾（Turkle，2005，p279）采取這種去向，因為她認為計算機是全新類型的技術，是“第一種心理機器”。

7.?計算機作為促成設備的角色帶來了“握裹力（holding power）”，受訪者反復告訴特克爾，計算機給了他們生活其他領域缺乏的某種控制度?！爸黧w的”計算機對某些人來說，比較不是一個工具，而是心理-社會存在的構成要素。因此，關注焦點在于計算機作為似乎會思考的額機器，如何協助我們思考自己與其他人。特克爾將計算機定位為邊緣客體，跨越了物理/心理，以及動態(tài)/靜態(tài)的區(qū)分。計算機是自我反思的額“召喚性客體”，同時是我們（心靈）的一部分與世界（物質）的一部分。

8.?拉圖爾認為，技術總是徹底擬人的：它們由人類制造和使用，它們會做原本由人類做的事，而且它們會進一步塑造何謂人類。因此拉圖爾全然同意特克爾：在討論機器的時候，完全可以提到情感和關系。針對社會學家，拉圖爾聲言“你們區(qū)別了人類和非人，我不會支持這種偏見，反而認為只有各種行動者——有些是人類，有些是非人類，有些擁有技能，有些缺乏技能——彼此交換他們的性質。”

9.?特克爾的發(fā)現與早期精巧裝置理論家的宣稱有矛盾：我們將它們人性化，但它們并未將我們機械化。但這個說法需要修正。首先，在她的研究中的“人類”是分散的。其次，特克爾主要是對家庭計算機的個人使用感興趣。她的發(fā)現能否明顯適用于資料輸入操作員，值得懷疑。

10.?對于“機器會欺騙嗎？”這一問題，不同年齡和發(fā)展階段的兒童給了非常不同的回答。根據觀察，特克爾（Turkle，2005，p53）辨認出三個不同階段，各自有其伴隨的推理形式。

l?【形上學階段，專注于身體思考，首要問題是機器是活的嗎？】幼童，身體性的解釋，認為機器必須擁有像我們一樣的設備（大腦、眼睛、手）

l?【掌控階段，大約在七至八歲降臨，這時的問題是，機器受控制嗎？】大一點兒兒童，回避了身體上的等同，改采行動的解釋。特克爾稱其為“行為主義的”。機器可能有不同的欺騙方式。我們的欺騙是可見的。也許機器是在內部欺騙。

l?【青春期，掌控被認同問題以及機器如何有助于生產自我所取代。問題變成：機器說了我什么？】第三個階段完全是心理層次的。它忽略了身體器官和行動能力，反而聚焦于意圖的議題。在這里，眾人普遍贊同意圖的觀念。為了能欺騙，你必須知道你在騙人。

這些發(fā)現與特克爾（Turkle，2005，p23-4）關于兒童如何理解它們與這些機器之間關系的更廣泛研究相符。

11.?【兩種主導取向】特克爾（2005，p99）辨認出各種程序化取向與風格。透過對于運用程序語言Logo的一項學校計算機計劃的密集研究，特克爾發(fā)現兩種主導取向（雖然她也注意到有混合的風格），其成為這些形成對比的風格為“硬式掌控”和“軟式掌控”，前者計劃先于程序，精確占有優(yōu)先性，偏向于科學家或技術人員的刻板形象，后者強調互動而非籌謀，對話而非口授，提到感覺與情感（這是前者沒時間理會的東西），偏向于比較愛好藝術。前者大部分是男性，后者則傾向于是女性（Turkle，2005，p105）

12.?特克爾（Turkle，2005，p105,114）以傳統(tǒng)的性別社會化來解釋，但是其聲言女人在計算機操作上有極高希望，因為計算機“提供女人進入正式系統(tǒng)的方便之門。計算機可以協商，它能夠回應，它可以被心理學化”。既是女人在計算機操作方面有長遠的歷史（Plant，1997，p37），這個夢想并未實現。

13.?女性主義技術理論家威吉曼（Judy Wajcman，1991，p164）主張，如果女人要從事高科技工作，太常需要犧牲他們的陰性特質。技術在文化和是哪個被編碼為男人的事業(yè)。硬式掌控，也就是刻板形象的額男性客體關系，占了支配地位。其（Wajcman，1991，p155）接受特克爾的前提，認為計算機具有充足性別關系的潛力，但最終遵從了規(guī)范。計算機“安插進入既存的男性次文化，并且獲得它的陽剛面孔”。在計算機操作的世界里，男人累積了象征與物質報酬。女人在信息科技產業(yè)里有嚴重的代表性不足（Bartol and Aspray，2006；Zarrett et al.,2006），而且她們集中于“相對軟性的”服務領域，象是行政、通訊、顧客服務和營銷。男人壟斷了程序編寫的技術硬核（Whitehouse and Diamond，2006）

隨身聽的異議：文化產物的傳記

1.?杜蓋伊等人（Paul Du Gay et al.,1997）希望我們將隨身聽設想成一個通俗文化機器，是通俗文化的首要人造物之一。

2.?作為文化研究的領導學者，杜蓋伊等人（Du Gay et al., 1997）想要認可文化用于理解社會行動是的分析力道。*要有意義，某個東西就必須是文化的。共享的意義促成了溝通，它們提供詮釋社會行動的框架；簡言之，它們協助令社會成為可能。有鑒于文化的建構性角色，以及它在認知與是坐上的核心地位，文化不應該被貶抑為經濟或政治過程的反映。意義提供了物質世界（隨身聽這個案例中，是配線、塑膠和金屬的物體世界）和語言、思想與溝通的象征世界之間的橋梁。它也橋接了擁有與消費的真實世界和幻想與欲望的想象世界。

3.?杜蓋伊等人認為（Du Gay et al.,1997，p11）“光滑、高科技、設計具有功能性、縮小——（隨身聽）它具有一種隱喻，代表了……獨特的晚期現代技術文化或生活方式?！?/span>

4.?杜蓋伊等人的研究進展認為（Du Gay et al.,1997，p10），隨身聽不只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實際上它擁有屬于自己的文化。這種文化不是由這項精巧裝置本身成長出來的；它是通過五種相互連結過程——再現、認同、生產、消費與管制——的回路而現形的。要理解一個技術物體，我們需要理解這個文化回路的每個部分，以及它們之間的復雜互動。形式、功能、使用和意義都是相互重疊的。對此，杜蓋伊等人指出（Du Gay et al.,1997，p80）“文本與技術、硬件和軟件、生產與使用，都相互依賴，彼此關聯”為了掌握這些相互關聯，他們的研究提供了一種同時是個人、文化和制度性的分析。這個計劃聚焦于創(chuàng)造（creation）、理解（comprehension）和行為（conduct）。

5.?杜蓋伊等人引導我們注意語義網絡和論述形構，鼓勵關注經由語言及其它符號系統(tǒng)的再現與溝通模式。去探討表意實踐，也就是哪些塑造了意義的行為（Du Gay et al.,1997，pp15,18）意義不僅編碼與口語、印刷和視覺文化中，也編碼與使用的文化中。

6.?從杜蓋伊等人（Du Gay et al.,1997）的《做文化研究》（Doing Cultural Studies）可以得到一些經驗：

（1）首先，技術是一種集體成就（隨身聽沒有單一的作者）；一旦技術的形式取得共識，大量生產就卷入了生產線勞工大軍（但在這個階段，隨身聽也只是一個“潛在的”個人音響，“它要完全實現，要擁有任何社會意義，生產必須連結到消費（Du Gay et al.,）”

（2）其次，技術最好是詮釋為一個過程（隨身聽基于顧客的使用而持續(xù)升級），隨身聽的兩項教訓（第二組耳機插孔和不明顯的耳塞）提示了SCOT的兩點修正：①相關社會群體可能比通常所預設的還要眾多；②技術封閉可能永遠不會發(fā)生。穩(wěn)定可能只是暫時狀態(tài)。

（3）最后，杜蓋伊等人（Du Gay et al.,）的文化回路，提供我們一個有用的架構來理解技術成功。一項技術如何在線、依附于它的認同、它的生產條件、它的使用性質，以及影響分配與消費的各種時間，將一個物質事物轉變成為有意義的文化人造物。在這個過程中，它有用地對抗了舊的文化工業(yè)論證（第二章有介紹），后者堅持文化是企業(yè)關切替我們生產出來的。

7.?如果計算機延伸了人類的心靈，那么隨身聽就給了它自己的音景（Du Gay et al.,1997，p20）特克爾的第二自我占據了一個第二世界。隨身聽則標志了感官生活的重大重組，彌補了城市生活的一般特質：視覺的首要性。

8.?齊美爾（Simmel，1969，p358）主張“在整個人類關系場域中，相互凝視代表了最完美的相互性”。他認為，如果回避了凝視，那么自我確認、自我否認、社會鄰接和社會距離都會以不可知的方式改變。因為唯有在相互凝視中，人們才真正地向彼此展現。齊美爾（Simmel，1969，p357）也很清楚，我們的物體關系具有情感面向，我們對它們會有情緒和美學反應。

9.?隨身聽知識感官知覺的比率確實改變了，彼此瞥視的相互性，被布爾（Bull，2000，p191）所謂的相互性“聽覺觀看”（auditory looking）的“非反思性”凝視取代了。

10.?齊美爾認為聽覺是最為民主的感官，總是一種超越個人的現象。但隨身聽終結了這種情況。隨身聽讓聆聽可以全然個人化。布爾（Bull，2007，p12）寫道，聽覺文化不再是被動而民主的。

11.?特克爾（Turkle，2006，p4）討論了行動電話創(chuàng)造社會隱形的能力。

12.?陳（Shing-Ling S.Chen，1988）闡述了隱藏使用者的經驗，她研究了40位大學生的日志（這些大學生被要求記錄兩個星期內的隨身聽經驗），陳辨識出幾個共同主題：個人音響有能力私人化與強化經驗、滿足情感需要、建構經驗以及對他們施展控制。簡言之，隨身聽似乎像一個自我全神貫注的設備。

13.?布爾（2000，p2）基于“沒有關于人們每日生活經驗之聽覺性質的當代解說”這一事實，在倫敦劃了兩年時間針對個人和團體從事深度訪談的質性研究。以《聲拒城市》（Sounding Out the City）矯正了這一點。他針對技術化經驗的分析，聚焦于私人化聆聽的眾多意義。布爾（Bull，2000，p147）思考個人化音樂在視覺、社會交流與地方中創(chuàng)造出不對稱性的能力。攜帶者可以用不同于周遭人群的感知方式來占有相同空間。個人音響影響了我們如何觀看（及注意）其他人，我們如何與他們互動，以及我們如何思考我們的環(huán)境。隨身聽促成了不同的聆聽、觀看和生存方式。

14.?布爾強調一種“聽覺認識論（auditory epistemology）”（Bull，2000，p163），他的經驗研究讓他可以建構出11點個人影響使用的類型學：

（1）環(huán)境控制：隨身聽使用者控制了他們聽到什么，以及什么時候聽。他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世界。

（2）社會控制I：隨聲聽是自我和他人之間的邊界標志。使用可以作為一種“不要打擾”的記號。

（3）社會控制II：女性回應者特別指出，她們經常在公開場合收到不想要的（口語）關注。隨身聽可以將這些過濾掉。聆聽者可以守著自己的設備。這也增加了攜帶者的滿足和自信。

（4）內在控制：隨身聽經常用來阻擋負面的想法和感覺。它們用來創(chuàng)造正確的“頭腦空間”。

（5）享樂主義：隨身聽協助追求愉悅，主要是可以耽溺于“我的時間”。

（6）審美主義：使用者會搭配音樂與心情和景觀，以便創(chuàng)造“電影般的”經驗。隨身聽協調了視線、聲音和想象。

（7）敘事：個人音樂填補了生活的縫隙。特定音樂也連結到懷舊和個人記憶。

（8）陪伴：隨身聽對抗寂寞和孤立。使用者身邊有一臺隨身聽就絕對不會感到孤獨。

（9）慣例增強器：我們有許多人過著例行的平凡生活；每周前往相同工作的相同通勤。個人音樂協助度過這段時間，它們令每日生活變得比較可以忍受。

（10）目的：個人音樂經常給予人們更多動力、能量和方向。大家用它作為激勵因素，而且它們有時候（象是配合運動）協調了隨附的身體活動。

（11）分享：隨身廳不只是一種孤立的設備。使用者會與重要他人分享音樂，創(chuàng)造出兩個人的親密世界。

布爾的發(fā)現顯示，我們認為隨身聽既是孤立的技術，也是培力的技術，提升了我們的身體與我們的感知能力。它們令我們成為其他東西，某種更多的東西。

連上你的自我：私人世界與iPod

1.?iPod的容量和連結屬性，使得隨身聽的“介中”敘事被iPod的“恒在”取代了（Bull，2007，p128）“iPod文化的核心信條是心情、聲音與實踐的細微管理”（Bull，2007，p148）

2.?其他人無關要緊的一個理由，是我們可以用機器來做我們想做的事情。技術取代了人?！坝鷣碛３霈F的情況是，從第二樣事無的角度來看，一個所謂的人其實代表了一樣事物。例如，對自動柜員機而言，一個消費者就如同一張信用卡；對譯碼器而言，電視機的觀看者意味了一個遙控器，諸如此類（Droit，2005，p124）”于是，iPod加入了一長串其他技術（汽車、隨身聽、行動電話、攜帶型計算機、個人數位助理）中介了公共空間（Bull，2007，p54）。

3.?聲音圍堵策略促成了“都市冷漠”；距離、排他性，以及斷裂。這個相反的，溫暖傳達的是緊靠、包容性和連結。布爾提出了兩者之間的逆向關系（雖然他稱之為辯證）：我們的個人空間愈溫暖，都市空間就越冷漠。挾著移動技術，我們連接了不在我們面前的其他人。我們忽視哪些在現場的人。有了手機，就至少有另一個人。有了ipod，你就與自己產生了連結（Bull，2007，p85好的

從我們的空間到我的空間：公共生活的私人化

1.?齊美爾（引自Schivelbusch，1986，p75）指出：在巴士、火車和街車于十九世紀發(fā)展以前。人們不太可能一次看著對方幾分鐘或幾小時，或是被迫這么做，卻沒有彼此交談。

2.?閱讀成為當時旅客的常態(tài)，這種行為會損及與同行乘客之間的溝通。談話和社交衰退了。希維爾布施（Schivelbusch，1986，p67）稱之為“感知與溝通的解離、分散和瑣碎化”。

3.?對于（技術物）這種篩選實作的覺察，滋生了另一波精巧裝置的批評者。他們接受我們與事物產生關聯，但他們主張我們這么做危及了彼此之間的關系。技術代替了人類同伴。結果，公共生活就衰微了。成問題的，既是社群的衰微，也是不受拘束個人主義的崛起。

4.?技術創(chuàng)造出新式的連結性社交。它遭到譴責，指其松開了社會紐帶，以更脆弱的關聯網絡取而代之（Bauman，2003），標志是它們的拋棄式“直到進一步通知特質”（Bauman，2002，p153）。中介社會關系的最極端形式，只需要按一下鼠標。

5.?德波（Guy Debord，1994）也認為汽車和廣播是孤立的技術。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79，p.xxiv）在他討論社會計算機化的前言中，斷言我們都生活在“社交的云端”。吉魯（Henry Giroux，2007，p36）主張，掏空的“鬼魅社交”正在流行。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2008，p47）生成近來“人人都是一座島”。史瑞夫特（Nigel Thrift，2005，p131）則提到了“大量個體化的趨勢”。這里討論的所有精巧裝置，都促成了這些現象。細川周平（Shuhei Hosokawa，1984，p170）指出“隨身聽顯然對應了‘單一’的自我位置”；布爾（Bull，2007）描繪iPod眾多意義的同時，坦言它的一項訊息是“拒絕共享空間”。使用者占有的是另一個聲音領域（Bull，2007，p21）。我們再度發(fā)覺自己置身于“非空間”（Auge，2008）

6.?根據麥克盧漢負責的媒體法則，我們可以說個人電子精巧裝置強化了個人經驗，取代了人際接觸，重獲自主性與控制程度，而且如果推到極致，它們就廢棄了公共生活。但是，容許公共生活私人化的技術，也可以用來導向私人生活的公共化。社交網絡網站、部落格等，標志了內向引導式存在的終結。這些網際網絡技術讓我們可以在時間與空間中眼神自己。這一點結合上使用者經常將它們的公共性質誤解為比較私人的東西，可能導向負面的意圖后果。

7.?鑒于這些技術精巧裝置的流行，你永遠無法確定是誰在觀看。再者，更便宜的數字化全球近用，以及更強大的軟件，結合起來創(chuàng)造出恒久數位記憶的條件。每個想法和行徑，無論多么魯莽，一旦貼了文，就會一直留在上面。在今日的網絡化世界中，你總是伴隨著一個歷史性的自我，也就是迄今為止你的資料痕跡（Mayer-Schonberger，2009，p1-2）

結論（全文）

技術，誠如特克爾 （Turkle, 2005, pp. 18-19） 告訴我們的，改變了思想和行為，我們對于自我和他人的感受，以及我們與世界的關聯方式。這里討論的所有設備，都具有涉及這些變遷的性質。特克爾（Turkle, 2005, p. 1 5 ）描述個人計算機是邊緣或閾限物體，介于無生命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間。它似乎改變了的關鍵事物之一，是公共/私人的區(qū)分。陳 （Shing-Ling Chen, 1998, p. 256）稱隨身聽是“曖昧的技術”，對錢伯斯（lain Chambers ）而言則具有“詭異性質”（引自Du Gay et al., 1997, p. 142）。貝利 （Stephen Bayley）更直截了當。它是個“討厭你機器”（sod-you machine）（引自 Morley, 2006, p. 39 ） 。

我們在這一章的開頭，是討論精巧裝置的不同偉大理論家的話。他們認為精巧裝置是我們時代的標志，而且完全會造成傷害。技術有負面效果。歐威爾（Orwell, 1961, p. 321）反對這種立埸，指出我們絕對不該混淆了技術能做的事情，和它實際上用來做的事情。這引導我們邁向堪稱技術最重要卻最罕見研究的面向：人們拿技術做什么（Pinch and Trocco, 2002, p. 309）。特克爾（Turkle, 2006, p. 10 ）認為這是技術的內在史。努賽爾徳（Andre Nusseldei; 2009, p. 22 ）稱之為“技術作為決斷力”，他認為這是“技術最困難且『隠匿』的面向”。生產者永遠不會徹底編碼技術的意義。唯有使用的經驗研究可以揭露技術的隱匿面向。這帶領我們從產品遮向實作。

這類研究產生的立即洞察是，基于好/壊二元分立的工具性技術取徑，極其不適當。技術不只是對人群發(fā)揮作用，人群也不只是拿技術來用。我們和技術之間具有情感性的關系。杰德（Jade）告訴布爾 （Bull, 2000, p. 35） :“它有點象是另一個人。你可以跟它有關系。你從它那里得到東西。它們和你一樣 ，分享相同的東西。你跟它有關系，好像它是另一個人”。11歲的法拉（Fara）對于麻省理工學院（MIT）人工智能實驗室的機器人齒輪（Cog），也有相同看法?！八幌裢婢?，因為 你無法教一個玩具；它比較象是你的一部分,你知道的，就是你喜歡的某種東西，有一點象是另一個人，象是嬰兒”（Turkle, 2005, p. 293）。探討科技的其他經驗研究顯示，我們的各種精巧裝置都有類似情形，從我們與之互動的東西中迸現出人們 （Michael, 2006, p. 152）。因為這些原因，特克爾 （Turkle,2003）指出，我們認定我們的精巧裝置是同伴，而非工具。我們需要學習“將我們自己看成不是分立的，而是與我們的設備成為一體”（Turkle, 2006, p. 1 6 ）。畢竟，它們中介了我們的世界經驗。它們影響了行動與偏好，而且與精巧裝置批評者的意見相反，這些影響經常是正面的（Du Gay et al? 1997, p. 93）。

個人計算機、隨身聽和iPod使用的研究，都顯示了它們的培力性質（Bull, 2000, pp. 76-81; Bull, 2007, p. 21; Du Gay et al., 1997, p. 93; Hosolawa, 1984, p. 166; Turkle, 2005, pp. 84-6）。這來自它們促成的新控制水平。有了它們，我們不再是一個共享世界的占居者，而是我們自己的世界的作者，雖然方式頗為有限。我們需要留心有關社會階級和文化資本的議題。要能接受它們的培力，我們必須負擔得起，而且知道如何使用它們。特克爾（Turkle, 2005, pp. 143,174） 指認個人計算機是受使用者指揮的世界。隨身聽則被指出可以協助管理心情（Du Gayetal.,1997, p. 21）、經驗（Chen, 1998, pp. 259, 269）、社會關系與社會場合（Bull, 2000, pp. 180-1）。它被有效地用來作為一種抵抗城市物質組織的模式。一位女性告訴《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志：“當我聽著隨身聽的時候，我不只是不理睬外界。我也替環(huán)繞周遭的風景打開了配樂”（引自Du Gay et al” 1997, p. 93）。這與細川（Hosokawa, 1984, p. 166）將隨身聽指認為“都市策略”一致。布爾（Bull, 2007, p. 129）寫到iPod的使用：“它容許前所未有的心情，環(huán)境與聲音的細致管理，容許成功管理自我，度過使用者一天里的各種偶發(fā)事件”。

在通俗說法中，新技術甚至更加培力，雖然有關（經濟和文化） 資本的論點依然有效。Web 2.0與象是臉書、Linux、MySpace、第二人生 （ Second Life）、維基百科 （ Wikipedia）及YouTube這類軟件帶來的驚奇，提供了創(chuàng)造和表達的無限新 可能性：部落格、便攜攝影機和原始內容、家庭影片、混搭、播客。這些是全球化的社群和協力。我們是點對點的對等網絡（peer-to-peer），而非企業(yè)對消費，是創(chuàng)造美麗新世界的一部分，在其中，數字化就是民主化。基于這些理由，“你”成了《時代》雜志的2006年度風云人物（ Grossman, 2006）。

我也需要進一步討論技術的影響力（valence）。技術不僅牽涉培力和控制'它們也涉及感覺。陳 （Chen, 1998, pp. 263,272） 的隨身聽研究揭示，它是一個“情感激勵器”。使用者從外部世界撤回情感能量，然后在自我之中釋放情感。大學生使用者的日志也顯示隨身聽有助于擴大感覺，以及中介和維持心情。無聊時刻變得有趣，孤獨者得到了陪伴。換言之，這個設備用于協助建構經驗。布爾 （Bull, 2000, p. 43 ） 的研究也顯示，隨身聽“被當成策略性的設備，用來管理和改變思考、感情和決斷之間的關系”（ Chow引自 Du Gay et al? 1997, p. 138）。以特克爾（Turkle, 2005, p. 36） 的說法，個人計算機、隨身聽和iPod都是“召喚性的物體”。

好幾位理論家已經辨認出與技術問題有關的一個現代性的情感問題：我們與周遭的斷裂。這種個人化傾向被視為威脅了社會紋理。這里討論的所有技術性精巧裝置，都是涉及私人化的設備。它們全都提供使用者他們自己的存有泡泡。特克爾（Turkle, 2005, pp. 92, 1 2 6 ）觀察個人計算機創(chuàng)造出分離世界的潛能。她承認，“計算機提供的滿足基本上是私人的”（Turkle,2005, p. 164）。陳 （Chen, 1998, p. 263） 提到隨身聽的使用是“電子自戀”，杜蓋伊等人（Du Gay et al., 1997, p. 20 ） 說 ，使用者遁入一個“第二世界”，細川 （Hosokawa, 1984, p. 177）指稱這個世界是“秘密劇場”。隨身聽使用者報告（事實上是想要） 的普遍感覺，是“社會隱形” （ Bull, 2000, pp. 78-81）。布爾 （ Bull, 2007, p. 23 ） 同樣認為iPod是一種“分離的技術”。這些議題也會隨著其他移動設備而出現。例如手機的經驗研究，顯示它們是情感性的物體（Vincent, 2005），擾亂了公共與私人的標準思考（Hoflich, 2005）。

特克爾持續(xù)追蹤我們的通訊精巧裝置的演變，從早期的家庭計算機、電子郵件以及第一個虛擬社群，到隨后的移動技術、實時通訊和社交網絡網站。連結性是常規(guī)。這項技術總是在場，而且總是在我們身上。第一代計算機可以說是投射，是第二自我，后來的技術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系連”（tethered）自我?；蛟S針對這一點說得最好的，是一位黑莓機使用者告訴特克爾（Turkle, 2006, p. 13）的，“我瞄一眼我的手表來覺察時間；我瞄一眼我的黑莓機來取得我生活的意義”。實際上，我延伸自我到這些通訊設備之中。羅特曼（Brian Rotman，2008，p81） 同意這個看法。他主張“改變西方文化地景的技術巨變，深入了我們的頭腦 、我們的主體性、我們的性格、我們的精神而發(fā)揮作用”。

新中介形式和新通訊網絡創(chuàng)造出來的不是別的，正是一種“網絡化的自我”。技術讓我們以不同方式做事。于是，或許比較合適的說法是有一種改變了的社會性，對應于正在減弱的社會性。錢伯斯正好掌握到這一點，他寫到隨身聽給了我們一種不同的城邦概念（引自Du Gay et al., 1997, p. 142 ） 。這種其他出路可以描述為共同地方轉變成為社會集合空間，而其中的連結與共同在場脫離開來。鄰近人群之間的關系，沒有像中介的經驗那樣受到重視（Bull, 2007, p. 54）。不像精巧裝置批評者可能會說的“主體性的單向度崩解”（Bull, 2007, p. 23） ，相反，“我們正在見證一種新社會性形式，在其中，我們物質身體的孤立顯示的不是缺乏連結，反而可能是連結的先決條件”（Turkle,2006,p. 3）。

進階讀物（全文）

卡普蘭（Douglas Coupland, 2010）的《麥克魯漢:你根本不懂我的著作！》（Marshall McLuhan: You Know Nothing of My Work!） （New York: Atlas & Co.） 提供了麥克魯漢思想的古怪新介紹。以麥克魯漢（McLuhan, 2005 ）的《理解我：演講與訪談》（ Understanding Me: Lectures and Interviews） （Cambridge, MA:MIT Press）來補充這本書，也很合理，這本書收錄許多有關技術的文章，包括〈電子時代的人類未來〉（The Future of Man in the Electric Age） 和〈預測經由網際網絡的溝通〉（Predicting Communication via the Internet）。麥克魯漢啟發(fā)了大量有關媒體生態(tài)的著作，也就是將技術視為環(huán)境的研究。波斯特曼 （Neil Postman） 的學術研究在這方面非常重要。參考他的1985年著作《自娛至死：演藝事業(yè)年代的公共論述》（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按 : 臺灣版譯為《娛樂至死》） （New York: Penguin），以及他的1993年出版品《技術壟斷：文化屈服于技術》（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 New York: Vintage Books）。富勒（Mathew Fuller, 2005 ）的《媒 體 生 態(tài) 》（Media Ecolog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提供了這個主題比較新的討論。

有關工作場所早期計算機使用者之信息社會陰暗面的文選，可以參考“處理世界”（Processed World ） 網站：http//www. processedworld.com/

要升級我們有關技術理論的討論，并進入網絡化世界，推薦以下幾本書 ：蓋洛威與崔克 （Alexander Galloway and Eugene Thacker; 2007）的《開拓：網絡理論》（The Exploit：A Theory of Networks） （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與 福赫斯 （Christian Fuchs, 20 08）的《網絡與社會：信息時代的社會理論》（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 New York: Routledge） ?！堕_拓》是明尼蘇逹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的電子中介（Electronic Mediations）書系第21部 。這個書系的其他書籍也值得參考。

吳修銘（Tim Wu,2010）的《總開關:信息帝國興衰》（The Master Switch: The Rise and Fall of Information Empires，按：臺灣版譯為《誰控制了總開關？》） （ New York: Alfred Knopf） ,追溯了信息技術的長期命運。他主張信息科技傾向于從私人嗜好轉變?yōu)楣伯a業(yè)，從業(yè)余奇巧裝置變成運作順暢的機器，以及從開放系統(tǒng)變成受到嚴格企業(yè)控制的系統(tǒng)。他在電話、無線電、電視、電影，以及或許現在是網際網絡中，觀察到這個模式。

維寇爾（D?E. Wittkower, 2008）的《iPod與哲學：電子時代的象征》（iPod and Philosophy: iCon of an ePoch ） （Peru, IL: Carus）匯集了專長為哲學、傳播與文化研究的各種作者。值得注意的是, 布爾 （Michael Bull）未曾被提及。書中章節(jié)包括 〈iPod故我在〉（iPod Therefore iAm）、〈iPod 無懈可擊的 白色〉（The Unbeatable Whiteness of the iPod ）和〈移動俱樂部: iPod、孤獨與社群〉（Mobile Clubbing: iPod, Solitude and Community）。

麥可 （Mike Michael, 2009）近期針對行動電話使用的社會學研究，參見〈“鄉(xiāng)村行動電話”：論技術自然的某些反諷空間性〉（"The-Mobile-Phone-In-The-Countryside": On Some Ironic Spatialities of Technonature ） ， 載 于 D. White and C. Wilbert （eds） Technonatures （Waterloo: Wilfred LaurierUniversity Press）, pp. 85-104。

特克爾（Sherry Turkle, 2011）的《在一起孤獨:科技拉近了彼此距離，卻讓我們害怕親密交流？》（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 New York: Basic）完全以更悲觀的觀點，替換她早期對于新技術的樂觀主義。在這本書中，她主張許諾連結的“社交”媒體 ，反而傾向于制造更多孤獨。

柯克帕特里克（David Kirkpatrick, 2010） 的 《臉書效應》 （ The Facebook Effec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如其副標題所示，嘗試提供“連結世界的公司的內部故事”（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ompany that is connecting the world ）。Nicole S. Cohen撰寫了臉書的政治經濟學，見于2008年春季號的《民主公報》（Democratic Communique） , vol. 22, no.1。

《計算機中介傳播期刊》（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 是有關部落格電子郵件、簡訊服務和社交網絡網站等主題的最新論文的好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