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當南宋初期四代帝王的八九十年之間，和朱熹一樣，同為當代的名儒學者，同樣具有以正學救時的用心，同時也在講學傳道授業(yè)者，并不在少數(shù)。 例如在中國文化史上，或是儒家理學史上最有名的陸九淵（象山），便和朱熹有正好相反的治學觀點，他是主張學問修養(yǎng)之道以“尊德性”為主，但得其本，就不愁其末了。朱熹主張的“道問學”，是由集成學識，加以理性的精思推理而到達“形而上”道的境地，是從舍本逐末入手，恐怕終生不得要領?！白鸬滦浴笔窍刃凶C入“明德”的“自證分”，自然可以貫而通之，達到一切學問的本際。因此，才有在歷史上著名的朱熹與陸象山在江西的一場“鵝湖之會”，互相對話，辨證真理的學術會談。結果是各有勝論，難定一是。朱陸異同的“鵝湖會辯”，可以說是南宋初期儒家理學家們“理性主義”在邏輯上的論辯，是為后世學者所稱道的盛事。但從西方歐洲的文化史來說，這時還正在經(jīng)院哲學探究神學的階段。從陸象山、朱熹死去的二十年后，西方的哲學家培根才出生（培根生于1214年，正當宋寧宗嘉定七年）?？磥硪埠苡幸馑?。 其實，在南宋初期，除了朱熹、陸象山代表理學家的注重心性微言以外，其他的名儒學者也不少。尤其是調和朱陸之間的呂祖謙（東萊），后來列為浙東“金華學派”的代表人物。另如“永康學派”的陳亮（同甫），以“功到成處便是德，事于濟處是有理”的事功主張，與朱陸異同之爭更為突出。如其自說“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異同，原心于秒忽，較理于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yǎng)為主，晬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云雷交發(fā)而并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等語，這些話很像孔門弟子子路的豪情壯語。因為他有志急切于事功，曾與當時退居浙南的軍事學家兼詩人的辛稼軒往返，縱論國是。辛稼軒在他走后，用自己的經(jīng)歷作了一首《破陣子》的壯詞寄給他，可以說不是贊許的意思，還是勸勉他“知止而后定靜”的成分居多。原詞是： 醉里挑燈看劍　夢回吹角連營　八百里分麾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聲　沙場秋點兵 馬作的盧飛快　弓如霹靂弦驚　了卻君王天下事　贏得生前身后名　可憐白發(fā)生 另如呂東萊、陳同甫之間的“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水心），大致都主張學以致用，不大同意高談心性，無補時艱的空言義理。其他還有“閩中學派”、“寧波學派”等等，也各有所長，各有專著行世。有人說：“哲學家和文學家，都出生在亂世和衰世的時代。”如以這個觀點來看南北宋的文運，似乎覺得哲學和文學又太多了一點。但到了南宋建都杭州百年以后，十三世紀的后期，中國文化儒釋道三家的主流，也都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了！由于理學的興起，傳統(tǒng)儒學的“五經(jīng)”正義的經(jīng)世致用之學，也已漸形沒落。禪宗從臨安大慧宗杲禪師以后，也已進入“說理者多，行證者少”的情況。道家有與朱熹同在福建武夷山的白玉蟾，被后人推尊為繼南宗張紫陽真人的正脈以后，也就轉入元朝初期王重陽和長春真人邱處機所創(chuàng)的“龍門派”的道教了！ 可是宋儒的道學，從出入禪道的樊籬，以《大學》《中庸》為主導的“性理微言”，猶如異軍突起，勢不可遏。其中尤以朱熹所尊奉“伊洛學說”，并自創(chuàng)立以“道問學”為主導的性理學風，更為一般后起學者所歡迎。自朱熹以后，有真德秀和魏了翁二人，皆宗奉朱子的學派，最為杰出。但宋室的政權已在風雨飄搖，搖搖欲墜的情勢之中，被歷史認為促使宋朝滅亡的先后三大名相，如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也都是忠奸莫辨的人物。其實，是因為他們復興無功，建國無能，又在學術思想和政治作為上矛盾沖突，就弄得灰頭土臉，遺臭萬年。不管南宋的朝政如何紊亂，但在宋理宗時期，真德秀仍以儒家理學可以救時的用心，作了一部名著《大學衍義》，極力推崇“大學之道”，便是千古不易的“帝王之學”。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為四大綱領，引證經(jīng)訓，大旨在端正領導人皇帝的“君心”，嚴肅宮廷的齊家之道，排棄幸進者的當權執(zhí)政等三個要點，都是針對宋室末代衰亂的情形而立論，所以更被當權者所忌憚。史稱其“立朝十年，奏疏數(shù)十萬言，皆切中要務”，但是終亦不免遭受排擠出局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