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講點“認真”（舊稿新發(fā)）

1997年6月3日

時下，不論做什么事，總能聽到一些奇談怪論。有些話無關(guān)大體，說說無妨，有些則大有文章，分析起來不是什么好現(xiàn)象，并非夸張，若任其下去，于黨于國都是不利，實為禍國殃民。

在日常工作中，所見一些人辦事時無理刁難主辦人員，輕則諷刺挖苦，重則奔走告狀，以圖打擊報復。這些人一旦事不遂其愿或不高興時，便什么話都給你來了，弄得堅持原則，秉公辦事的人員左右為難，不堪忍受！現(xiàn)就此等事例列舉一二：

“都啥年代了，你還那么認真干啥呢？”；

“哎，你真較勁！這么死認理能有啥好處？”；(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你認真得了些啥？最終還不是落得自己吃虧，你不看人家那些胡弄的，個個都混得多好？”。

如此等等……

不言而喻，此類意思，即活人做事要馬虎敷衍或糊涂一點，不能太認真、認理或干脆不要認真，如太認真，死認理，就沒有好日子過，就沒有出路。頗有勸戒之意。坦率地講，筆者也遇到過此類話，可總是轉(zhuǎn)不過彎。不知為何？總以為自己辦事做人，堅持一下原則，講一點分寸，理直氣壯，而且清清白白，堂堂正正，悠然自得，何必那么低三下四，陽奉陰違，或四處討好，奴顏婢膝呢？這種嘴臉做人難看不說，是很吃力的。

筆者大概由于受了多年的“孔門”教誨，又加之出身寒微，因此對于變化不定的世態(tài)，對于金錢的誘惑，一直淡然置之，骨子里早就鎔鑄了一種凡事講認真，“死認理”的成份。

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會見我國留學生時的談話中說過：“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chǎn)黨就最講認真?！贝搜詷O是。筆者想，如果當初不是認真、認理，就不會有堅定的信念；就不會有拋頭顱，灑熱血的奮斗犧牲精神；就不會有革命的成功和人民的江山；也不會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shè)的一個又一個勝利。無數(shù)革命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為著民族的解放，不茍且，不偷生，不惜為國捐軀，慷慨赴義；在祖國和平建設(shè)時期，更是萬眾一心，以歷史上少有的飽滿的愛國熱情積極投身于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shè)，創(chuàng)造了無數(shù)的輝煌。同樣的道理，如果不是講認真，我們的國家就不會出現(xiàn)趙一曼、楊靖宇、方志敏、張思德、董存瑞、黃繼光、雷鋒、焦裕祿、王進喜等許許多多的革命烈士和英雄模范人物以及一大批英雄的群體。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和經(jīng)濟面貌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國際地位、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國際國內(nèi)有目共睹。問題是在以經(jīng)濟建設(shè)為中心，普遍講效益、重金錢物質(zhì)的條件下，精神文明建設(shè)有所松動，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的，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要解決兩手都要硬的問題。對此，還要不要繼續(xù)講認真？回答應該是肯定的，不僅要講，而且要特別講。

當今社會迅速發(fā)展變化，科技水平日新月異，國際間的競爭日趨激烈，我們不認真對待不行。什么事都稀里糊涂、馬馬虎虎、唯唯諾諾地應付，一切講金錢、重交易，放棄原則，社會風氣跨下去，都是要不得以至于十分危險的，這是我們民族幾千年來遺留下來的一種劣根性，對于兩個文明建設(shè)都是不利，絕對再不能繼續(xù)下去的。

應該說我們社會的主流是好的。但是，可以對比分析地看出：歐美等西方發(fā)達國家，在走過物質(zhì)生產(chǎn)輝煌的同時，也創(chuàng)造了現(xiàn)代文明的輝煌，其中包括守信譽，重承諾，講求辦事的認真負責和效率，這里有許多方面是我們的國人們所不足和需要大力吸取提高的。如果我們的社會不多出一些模范群體、先進人物；不多出些象徐洪剛、徐虎、孔繁生、李素麗、李國安、譚彥、徐有水等嚴肅認真為民辦事排憂解難的人物，而不斷地出一些如管志誠、王寶森、禹作敏、沈太福這樣一些敗類，我們的社會就好不起來，即使經(jīng)濟建設(shè)搞上去了，也會跨下來，這絕不是危言聳聽。我們的社會仍然需要認真，需要英雄，不需要敷衍敗類和大大小小的蛀蟲。中華民族優(yōu)良的品質(zhì)之一就是對敗類所不齒。

總之，為了我們黨的事業(yè)，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還是應該少一些“茍且”、“胡弄”，多一點“認真”精神吧！什么時候社會真正“認真”起來，我們的國家和民族真正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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