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陳寅恪的最后20》年，掩卷沉思，一個桀驁不屈的知識份子的形象屹然而立。

陳寅?。?890—1969），義寧（今修水縣）人，清朝著名詩人陳三立之子，先后留學德國、瑞士、法國。學貫中西，通曉多種語言，國學深厚，國史精熟，被尊為史學權威。曾任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哲學三系教授。解放前夕，國民黨派專機接他去臺灣，他堅決拒絕。新中國成立后，受聘于嶺南大學（現(xiàn)中山大學）一級教授。

陳寅恪，他應該是50、60年代對抗政治侵蝕表現(xiàn)得最頑強，也是最“成功”的一個學者。這“成功”當然有賴于他學貫中西、世人難以望其項背的淵博學識（這種淵博讓狂熱的人對他多少有些敬畏），也有賴于時任廣州省省委書記的陶鑄和中大副校長陳序經(jīng)的鼎力保護，當然，最主要的還是有賴于他那絕不妥協(xié)的桀驁不屈的精神以及至始至終“只問學術、不問政治”的治學原則。

關于陳寅恪知識的淵博，有一則真實的笑話可以窺見一斑。當時，同是史學權威的郭沫若向國人號召：“……在史學研究方面，我們要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在資料的占有上超過陳寅恪”。因為“要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在資料的占有上超過陳寅恪”，全國高等院校興起了“每人多讀一本書”的活動。他的理論依據(jù)是——如果陳寅恪掌握了八十本書的資料，那么一百個人每人掌握一本書的資料，合起來，就可以超過陳寅恪了。一道簡單的小學算術，解決了一道很大的政治難題。今天看來，是何等的荒唐可笑，可在當時卻也刮起一陣旋風。政治的狂熱會導致怎樣的愚昧與無知？！

作家程乃珊在其散文《生命之樹長綠》中說：“形體的衰老無損生命的尊嚴”。陳寅恪驗證了此言！陳寅恪，年老多病，臏足盲翁，生活無法自理。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生命體征日漸式微的老人，竟向北京當局提出在當時無疑是驚世駭俗的兩個條件——“允許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不學習政治；請毛公（毛澤東）和劉公（劉少奇）給一個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以此作為擔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條件。

在那個“人人言必稱馬列，著文論說以引用馬列和毛澤東著作原文原話為榮事”的時代，陳寅恪竟然公然提出不學馬列，在當時的中國，不會有第二人！陳寅恪提出此要求，并非逞一時之氣，也并非標新立異，他要“為學術爭自由”。對于一個真正的學人來說，自由是學術的生命。勿自由，寧愿死！當助教黃萱問陳寅恪，如果北京當局答應他的條件又怎么辦時，陳寅恪毫不猶豫地回答：“那我就去，犧牲也可以?！笨梢?，這是一個視學術自由高于生命的錚錚學者！讓造反派心有畏懼、甚至敬畏的也就是這種桀驁的學人風骨！(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很多人，在文革中被迫背叛他人也背叛自己；也有很多人，在文革中不堪凌辱而自絕于世。名聲顯赫的民盟主席張伯鈞，在“批右”時不也趕快“認錯”了嗎？因為張伯鈞認錯得及時和徹底，因而在被打入右派后，還保留著相當?shù)拇觥獙＼嚒N師等，這讓同是民盟大將同樣被打為右派的羅隆基后來“大徹大悟”，羨慕不已。

馬列主義權威、歷史學家翦伯贊夫婦，在自絕前，口袋里揣著兩張紙條，一張表明自己“實在交代不出來，走了這條絕路”，另一張紙條則三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毛主席萬萬萬歲”！據(jù)說，“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文革中自殺的標準格式?！?/p>

晚年的陳寅恪，風燭殘年，負鼓盲甕，臥床不起，但他沒有被怪異的社會“標準格式化”，更沒有被異化，至死不屈！什么是知識份子的硬度？陳寅恪就是最好的詮釋——桀驁不屈，遺世獨立！

讀陳一書，不得不提一位女性，她就是陳寅恪在中山大學的摯友——中文系教授冼玉清。這位在世俗眼里甚是奇怪的女性，終身不曾婚嫁，立志“以事業(yè)為丈夫，以學校為家庭，以學生為子女”‘“意志終身從事教育，犧牲個人幸福，以為人群某幸福?！比欢?，這一位甘愿為教育事業(yè)奉獻終身的奇女子，卻在“肅反”運動中被中山大學早早的“整編”出去，并被勒令搬出校園。空有報國之志，國家卻向她關起大門！1965年，終年七十歲的冼玉清終因留下未竟的事業(yè)，抱恨而終，遺憾千年。

如果故事到此為止，倒也不必特別一書，畢竟，在那個年代，冼玉清的遭遇比比皆是。值得一書的是，晚年在香港治病的冼玉清，把父親留給她的在香港和澳門的資產(chǎn)、股票等私人財產(chǎn)，除了極小的一部分留給家族親戚外，絕大部分捐贈給祖國?？墒悄菚r的中共當局卻一直認為她的“思想很落后”，不同意一生酷愛講壇的她在香港講學、演講，甚至去日本旅游。

今天我們會問，冼玉清已經(jīng)離開了中山大學，也遠非共產(chǎn)黨員，且人在香港，為什么凡事都要征求廣東省委的意見？我想，這就是知識分子的自律精神吧，這種自律表現(xiàn)出來就是一種高度的原則性和紀律性。在那個年代，香港和日本都姓資，與祖國大陸水火不容!冼玉清雖非共產(chǎn)黨員，但中共后面是她摯愛的祖國。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冼玉清毫不猶豫的聽從祖國的指揮。

算來，1966年，冼玉清捐贈給祖國大陸五十萬港幣！在那個外匯高度緊張的時期，五十萬港幣無疑是雪中送炭。冼玉清捐贈的豈止是五十萬港幣啊，她奉獻的是一個知識份子的拳拳愛國之心。！我常在想，是什么令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可以這么不計個人得失恩怨，對祖國對政府對人民如此赤誠忠貞？我想，這也是知識份子的一種硬度——愛國、忠貞、自律，不計個人得失！

最后談談陳建東的的寫作筆法。陳寅恪治史，“無一字無出處”，這位研究陳寅恪的學者，在撰文時，也極力遵循陳治史的原則，以力求還原歷史的面貌，增強說服力。出發(fā)點是好的，但繁冗的考據(jù)，卻給讀者的閱讀帶來一定的難度和阻遏。另外，作者個人的評論過多，有凌駕于讀者之嫌。閱讀時，對陳寅恪一無所知的我，在讀了很多章節(jié)之后總感覺作者仍未切入正題，這大概是跟作者過多的“旁征博引”和過多的評論性語言有關吧。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2008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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