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意的共鳴——謳歌真正的人性

勞 燕

本文2011.11.首發(fā)于鳳凰論壇

現(xiàn)在北京人流行干三件事：吃飯，蛋逼（聊天），邊吃飯邊蛋逼。

這是三件耗費北京人醒著的時候1/2 以上生命的事情，其他地方人就不明白也不知道為什么北京人老有那么多可聊的，老有那么多話茬兒。有人說，北京人貧。北京人說，我覺得這是藝術呢。有人問，你貧完了得到什么了，你是掙了錢了還是圈了地了，你還是貧出下一代了。北京人說，我們究竟得到了什么呢，我們得到的是一種生存態(tài)度，我們在樹立一種標志。

三件事，其中之一就包括聊詩讀詩。( 文章閱讀網：www.sanwen.net )

讀納蘭的詩詞。清朝才子納蘭性德，他的情詩，紅遍了大江南北。電影 《 非誠勿擾 2 》片中香山女兒演繹的“見與不見”一詩，猛地擊中大眾心坎，在各大社交網站被“圍觀”的程度高于電影本身,贊聲四起，“你知道見與不見嗎？你讀過見與不見嗎？ ”成了流行語。詩的人氣似乎要超越詩仙李白。網上模仿不斷，幾乎成為“見與不見”體。作者誤傳是清朝的倉央嘉措，后來才知是廣東的才女所作。

這是一個快餐文化的時代。年輕人活得貌似體面，實為房奴和孩奴，每個人都在為積累更多物質資本而奔忙。生活的節(jié)奏，讓我們無力去過詩意的生活、尋求詩化的精神審美，這確非一個讀詩的年代。廣東女詩人和納蘭性德的躥紅，似乎在示意又一輪讀詩的潮汐涌上了精神堤岸。難道詩情畫意，再度成為了我們的心靈觀照？當代人心中，究竟什么樣的詩才是好詩呢？

詩詞在中國，門檻有點高，句末要押韻，每字有平仄，每聯(lián)的起承轉合都有講究，要在如此嚴密的語音規(guī)范下，去創(chuàng)造想象力擴張、神采飛揚的文字，于是，中學語文里，詩和文言文一樣，同屬難題，理解起來，總是和現(xiàn)代人捉迷藏，創(chuàng)作起來，更是令人高山仰止，除了被用濫的千古佳句，課本里的詩，很少會引起考生的集體共鳴，更別說賞心悅目、順耳入心。

現(xiàn)代城市，天空并不澄澈、所在不是到處花海絢爛、月色幽美，而現(xiàn)代人卻唯借此類表意，難免顯得矯情。若要托物言志，運用比興，反倒是舒緩的流行音樂、閃爍的電腦屏幕，在夜深人靜時，更能顯示城市人的孤寂。只為道盡時下人的七情六欲，古體詩很難勝任，話語體系嚴重不更新、語匯不對接。

那些研究品評的專業(yè)文章，對大眾欣賞詩詞，也無濟于事。大眾不需要去關心：山水詩是不是在魏晉才算成立？晚唐體與宋初隱逸詩人的關系是什么？ “ 夕陽 ” 在清詞里，代表了亡國、離別、垂老意象……

這個時代，作品有著深刻背景也好，是一時興起之作也罷，都被平等地放在公眾面前。字里行間，觸動心弦就是喜歡，無法共鳴就是失敗。才不管你這是山水詩還是晚唐體，更不會想去拆解、歸納修辭怎么運用，象征好不好。這就是現(xiàn)代閱讀，評價的標準很簡單，或者可以說很膚淺：只為打動人心而已。在某種意義上說，又回歸到了文藝的本質。

這就不難理解為何“見與不見”和納蘭性德如此廣受現(xiàn)代人喜愛。也許他們的語言沒有太大隔閡，少有生僻和轉彎抹角的表達，風格上更像現(xiàn)代情詩，他們的題材也很討巧，與現(xiàn)代人極有共鳴，加上兼具了古詩的典雅和華麗。納蘭性德，盡管王國維評他“ 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來，一人而已” 。但在文學史上算不得一流，但是近幾年，為他“翻案”的研究如火如荼。為何前后古今差異如此大呢？楚莊先生說 : “ 納蘭詞里既沒有亡國之君緬懷故國江山的沉痛，也很少風流才子吟詠秀閣青樓的旖旎,更缺乏政治家軍事家評史憂國的氣概。納蘭只是緇塵京國、烏衣門第的貴族青年,他只能從相府院中、金殿階前和鑾儀隊里看人生看世界,他只為自己身邊婚姻生活的變故、師友遭遇的蹭蹬以及仕途官場的污濁動情,他只局限于帶著自己深沉真摯的傷感和悲憤悼亡、懷友、吊古、傷今,這是納蘭詞的局限。 ”可是這些局限，恰正是現(xiàn)代人的生活寫照：能夠觸動當代人心弦的，恰是這些“個人哀戚”。

不需要緬懷江山、吟詠旖旎、憂國氣概，只需要從瑣碎平凡的生活中看人生百態(tài)，也只需要為自己身邊的婚姻、師友、事業(yè)和社會清濁動情。作為個體意識覺醒的新一代，對感情的理解，不再是宏大敘事下的戰(zhàn)友懷，不再是古典小說里的夫唱婦隨。比起轟轟烈烈、蜜里調油的完美幻想，反倒是廣東女詩人和納蘭性德，以冷靜深幽的禪意和真情、真性的表達，道出了情感遭遇挫折后的現(xiàn)實慨嘆，也就直接說到了當代人的心坎里，能夠觸動當代人心弦。

現(xiàn)代社會已使權力、知識、資本、科技、商品、消費、廣告、傳媒等等，成為一個系統(tǒng)結構。每個人都在不斷說 , 然而每個人說的，不過都是在重復社會的流行語。一切生產和消費，運用的也都是日常生活的語言。它們共同塑造了現(xiàn)代人的行為規(guī)范，以及千篇一律的思維習慣。海德格爾說，日常生活的語言無法呼喚一切可能的事物，容易陷入庸俗和無所作為的生活旋渦。當下，只是在網絡上，還依稀可見語言游戲和話語創(chuàng)新，在年輕人身上，尚能略微閃現(xiàn)出修辭激情和詩性沖動。

國學熱、歷史熱、考古熱，一再證明：這個時代，物質越是一日千里，當代人的內心，越是渴望從傳統(tǒng)文化中尋得靈魂的歸宿，渴望讓生存變得富有審美意義。只不過一些古董級別的文化，實在無法流暢地表當代人之情罷了。

所以，在后現(xiàn)代生活漩渦的海平面上，淺表的思維習慣如潮汐涌動，而在生存困境的海平面下，深深潛藏著個體話語的原創(chuàng)沖動，潛藏著詩魂復活的蟄動。

更多優(yōu)秀的古典詩詞歌賦，通過網絡小說讓年輕人趨之若鶩，當前的名作，也就零星的只言片語流行其間，然而，詩歌，成為主流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

“五四”以來的現(xiàn)代當代文學，無論是“五四”新文學的開端，還是上世紀70年代末“新時期文學”的開端，文學和詩歌的代表作品，就是確立“人”的典型。但實際確立的是一個被歷史嚴重傷害的“人”的形象，如《狂人日記》。確立了批判“國民性”的文學和詩歌，“吃人”的歷史充滿了暴力，吞噬著一切文學和詩歌的敘述。70年之后，《傷痕》開創(chuàng)了“傷痕文學”潮流，同樣著力于歷史浩劫對于“人性”的傷害。盡管《狂人日記》、《傷痕》是兩篇小說，且在藝術性上有明顯的差距，但是它們包含了詩歌的基本格調，只是文學的所有形式在著力于歷史對“人性”的傷害是一致的，而且將這種書寫的邏輯一以貫之。

居于二者之間的50—60年代的文學詩歌，在共和國建立的背景下，嘗試展現(xiàn)新的人性，不再是歷史的傷害者，而是歷史的主人翁。相對應的，作品中的人性干凈、明朗，充滿著樂觀的希望。遺憾的是，這種孕育珍貴可能性的寫作，發(fā)展到后來越來越激進，越來越夸張、抽象，人性不斷上升為神性，一路走到“文革文學”的“高大全”模式，最終成為歷史悲劇的一部分。這場歷史教訓應該被更深入地反思，過于拔高人性本身，難免以形式主義告終，使文學及至詩歌的生命力喪失貽盡。

當下的作家和詩人，主要是在集中于表現(xiàn)三種“人性”類型：

其一，遭遇歷史創(chuàng)痛的人性。

賈平凹、莫言、閻連科等所代表的鄉(xiāng)土敘事，余華等人的先鋒寫作，甚至于近年來的“打工文學”，都可算作這一類。盡管藝術上各有特點，技巧上差異很大，但都關注歷史展開過程中人性的震動與痛感。《秦腔》為鄉(xiāng)土文化的衰亡獻上一曲挽歌，《1986年》、《現(xiàn)實一種》把歷史視為純粹的、莫名的惡，《那兒》、《馬嘶嶺血案》展現(xiàn)部分群體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困境與痛苦。這一類文學及詩，在當下嚴肅文學中居于主流地位。

其二，沉湎個人傷感的人性。

女性寫作、青春寫作都可算作這一類。這一派文學同樣感受到歷史的壓力，不過采取了回避的態(tài)度，將歷史的創(chuàng)痛轉化為高度個人化的傷感與孤獨，強調青春的恍惚、生活的茫然、印象的捕捉、情緒的宣泄?！洞貉纭啡A美的、儀式化的玄想與空洞，《小時代》以極大的比喻寫極小的情感，將世界講述為圍繞高度“自戀”的自我旋轉的幻象，都是這類文學的典型特征。而這類文學卻在當下通俗文學中居于主流地位。

其三，作為象征神話的人性。

這一類文學（當下更常見的是電影與電視?。┥瞄L表現(xiàn)各個行業(yè)的模范和英雄人物，強調鼓舞人心、引領風氣的力量。它們努力尋找歷史進程之中甘于奉獻的壯麗人性，運用大量傳記式的、現(xiàn)實主義的手法，發(fā)掘民族精神中昂揚的精神氣質。不過，在以上的優(yōu)點之外，這一類文學并沒有完全擺脫對“人”的神話，有時候人物顯得過于完美，反而架空了影響力與感染力。

在這三種類型之外，還有值得關注的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對“人性”的戲謔解構，比如王朔、王小波、韓寒這一脈的文學，這條“反寫”的路數，尤其受到青年讀者的歡迎。它們富于想象力，多用“反諷”、“戲仿”、“拼貼”等后現(xiàn)代手法，既不肯定又不否定，而是把人性本身懸置起來。這樣的戲謔美學，為觀者預留也建構了一處“脫歷史”的位置。

——懸置人性，將這個根本問題不斷從眼前移開，當然會帶來一種奇妙的輕松與自由之感。解構以往文學中的諸多弊端，也有其合理性。但這顯然不夠，固然，王小波式的喜劇既深刻又充滿高度的藝術性，但真正標識民族文學高度的，只能是但丁式的作家，不可能是卡爾維諾式的作家，只能是雨果式的作家，不可能是拉伯雷式的作家，只能是托爾斯泰式的作家，不可能是布爾加科夫式的作家。

嚴肅、深邃的人性世界，終究要被直視，被正面地講述。尤其是在大眾傳媒的時代，在非理性的、娛樂化的、注重戲劇沖突的時代，尤其值得重視。

當代中國走到今天，當代文學走到今天，當代詩歌吟唱到今天，是否有可能打破原來的框架，從正面講述“人”，講述改革30年來的中國人，講出我們自己的故事？

我們習慣了說差（批判的傳統(tǒng)），習慣了說抽象的好（宣教的傳統(tǒng)），而不會說真正的好（人性的傳統(tǒng)），這個現(xiàn)狀需要改變，文學和詩需要從正面展現(xiàn)人的生活、命運、情感和幸福。只有做到這一點，中國當代文學才可能獲得普遍性，成為“世界文學”的一部分。

詩要成為真正的詩，就要說“真正的好”——人性的傳統(tǒng)。這個標桿作品就是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的《悲慘世界》。冉阿讓攜帶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展現(xiàn)了既真實又感人的人性的力量。我們期待這樣的文學和詩歌：容納同時超越大時代的探索、創(chuàng)痛與幸福，最終與真實的自己相遇，這一永恒的幻象、主題，可以稱其為靈魂。

這一切，呼喚著“詩意”本身重返這個世俗世界。

人們終會需要詩情畫意，去領略生命的美感和尊嚴。

大象無形、大音希聲，只要有詩意的共鳴。不必在意現(xiàn)代人喜歡的，究竟是詩還是說，是古還是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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