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話題。不過，從歷史來看，其內(nèi)涵是開放的，不斷變化的。其實，這個變化過程，就取決于對什么是國、國的最本質的構成要素的不斷深化認識上。從封建官僚、士人的所謂“愛皇國”，到陳獨秀的愛國觀，到蔣介石時代的“愛黨國”，到當今世界上的各種愛國思想，愛國的層次不斷推進。有沒有普遍適用于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愛國精神呢？或者說，愛國最本質的精神是什么呢？只有比較準確地知道了什么是國，比較深刻地理解了國之亙古不變的本質要素，才能得出愛國的要義。要理解國家的最本質的要素，應該從人類最古老的社會組織――國家的雛形出發(fā)，從國家的歷史發(fā)展脈絡中去追尋。

2005年，在《國家與個人權利》一文中，我曾寫道：“國家就是一個區(qū)域，由一些界限構成的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講，同省、市、鄉(xiāng)并沒有什么嚴格的區(qū)別?！逼鋵崳@樣論述國家，是基于對文明社會階段中的國家特點的認識的，即國家有一個比較固定的、限制性的地域區(qū)域。

如果認真追溯，愛國情懷，并非文明社會階段的國家公民所獨有。從國家的雛形――人類最初形成的社會組織――那時就已經(jīng)開始了。人們還未習慣地把他們所構成的團體稱為國家，但其實，它完全可以算是國之雛形。而那時，大抵只有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群體和組織，地域區(qū)域則是不太固定、不太受限制的。

我為什么把極其原始、完全蒙昧時代的社會組織――人類最初形成的社會組織稱之為國之雛形呢？因為它同樣具有國家最基本的性質，具有非常初級的政府職能的性質。我們知道，國家不過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很多時候，國家是難以被直接感知的。在不同等級的文明社會中，國家的實質性質和意義，就在于它通過專制的、威權的強制手段或者以一定的社會民主憲政方法，組建“議會”、“政府”這類的機構，利用社會公共權力和資源來實行公共安全的防御職能和促進國家內(nèi)部公民之間的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的職能――當然，這是對于所有國家而言的，實質上，對于公共安全的防御職能方面，尤其是防御外部侵略方面，幾乎所有國家都比較重視，而對于促進國家內(nèi)部公民之間的利益分配的公平性和公正性而言，只有極少的國家能做得不錯，那就是原始國家和現(xiàn)代的一些民主國家。公共安全的防御，包括內(nèi)部的部分和外部的部分。外部部分，眾所周知，就是防止外部的戰(zhàn)爭侵略，保障國家公民的生命和財產(chǎn)不受外部侵犯。內(nèi)部部分，就是保障內(nèi)部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利和財產(chǎn)不被其他任何公民以及團體侵害、預防和減輕公民被自然災害的侵害。

其實，人類最初形成的社會組織，遠比我們現(xiàn)在所知道的原始部落古老得多。它的具體形態(tài)究竟怎么樣呢，現(xiàn)在我們無從得知，只能依靠想象。不過，確鑿無疑的是，在當時，它是為數(shù)不太多的一些組織。這些組織人數(shù)很少，社會結構非常單一，與外界其它的社會組織相隔非常遙遠且互相毫無任何關系。這些不多的社會組織之間，毫無任何意識、信息的認知的關系，更不可能有任何的交往、聯(lián)系。在這些組織的人們的認識中，就只有自身所歸屬的這個組織、只有身邊的人才是存在的。對這樣的組織而言，從根本上最具重要性的，是群體、群體中的每一個成員，而并非嚴格的地域區(qū)域。因為，這樣的一個組織生存在一個相對無限廣袤的、并沒有其它人類組織生存的地域中。在其能力范圍內(nèi)，它可以隨意在廣袤的地域空間上擴充、位移，而完全不存在與另外的社會組織發(fā)生生活地域交叉和沖突的可能。在那樣的時代，沒有地域空間占有觀念，至少還沒有清晰的觀念。

這樣的一個具有獨立性的社會組織，當然是一群人為了基本的生存，或者進一步，為了提高生存質量的需要，從個體之間的相互協(xié)作、相互合作中逐步成長起來的。它面臨的威脅，當然沒有戰(zhàn)爭，只有自然――其它動物的侵襲、自然環(huán)境的惡劣、自然災害的巨大破壞力和獲取食物的艱難性。(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這個組織里的人們，在最原始的生活狀態(tài)下，獲取食物和應對各種自然威脅，顯然單一的個人一般難以完成。在相當多的情況下，還必須在最大限度上完成全體成員盡力的聯(lián)合行動，才可能逃過致命的災難。在公共安全方面，所有成員之間的利益同樣是普遍非常一致的，這就是使這樣一個聯(lián)合體實力得以保存甚至發(fā)展壯大，以逐步增大抵抗自然威脅的能力。德國哲學家、史學家和政論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在《兩大時代：原始文化和高等文化》中說：“在一切原始生活中，‘道’，大我，是如此直接地發(fā)生作用（注）”。在最原始的社會中，所有成員之間利益分配的公正性與公平性，是最好的狀態(tài)，這個社會無須道德觀念，無須法律強制，有的只是遍及每一個成員的近乎天然的自覺。這個社會的“政府”，是一個純粹自發(fā)的、純粹自愿選擇的全體成員的聯(lián)合組織，每一個成員，都可以說是“政府”的平等的組成人員。每一個成員，對其他成員的依賴，對他們的聯(lián)合組織的依賴，都是異常親密的和融和的。每一個成員的命運與這個聯(lián)合組織的未來，被幾乎天然地捆綁在一起，它們幾乎完全一致。每一個成員對聯(lián)合組織的態(tài)度――“愛國情感”，都是具體可感的、相互共存的、幾乎沒有差別的。

不僅，愛國不是為文明社會公民所專有，而且，最原始社會的成員的“愛國”感情，是人類史中程度最高的。我們知道，在越專制、越落后的國家里，國民就越關心政治（害怕政治是對政治的更高程度關心的表現(xiàn)）。它們密切相關。同樣，愛國的程度問題，與國民的安全保障、生存質量息息相關。似乎，這是一種反比關系。國民的安全保障越高，生存質量越好，對國家的依賴性就越弱，愛國意識就越淡化?，F(xiàn)代社會，在民主程度較高、經(jīng)濟發(fā)達的國家里，就一般不會刻意去強調(diào)愛國；在這些國家里，很難產(chǎn)生強烈的、持久的愛國浪潮。

除了沒有戰(zhàn)爭，完全的平等性，沒有強制的意志力，以及全體成員極高的一致主動性外，在國家的基本形態(tài)方面，在政府的基本構建和基本職能方面，最原始的社會和它所形成的組織，同后來的各種形態(tài)、各種制度和體制的國家、政府并沒有實質的差異。

不僅原始“國家”，所有后來形成的國家，在地域區(qū)域上，幾乎都是不斷變動的。只是，對于原始國家而言，其地域區(qū)域沒有那么重要，沒有明顯的地域區(qū)域占有的觀念，地域變動范圍比較隨意，變動頻度很快，而歷史上文明階段的國家，在較長的時間內(nèi)其地域區(qū)域往往具有固定性，從長遠看，則有時擴大，有時減縮，比如，中國各朝各代，其版圖就都有著一定的變化。沒有明顯的地域區(qū)域占有觀念，我稱之為“模糊性”。

隨著社會的逐步擴展、融合、分解，在這樣的演變中，國家的地域空間占有觀念由模糊到清晰，逐漸強化，各個時代、各個國家的地域范圍不斷變化，國家的政治制度、政府的組織方式也不斷地改變，但有一點是始終無法改變的，那就是國家的地域范圍內(nèi)必須要有一定數(shù)量的人居住。南極和北極那么廣闊的土地，卻無法擁有國家。沒有國民，國家、政府自然“皮不存，焉有毛？”

由此可見，從整個人類的歷史來看，國家是一個歷時的、動態(tài)的抽象概念。它由一個模糊的、固定的或相對固定的地域空間，以及這樣一個地域空間里的所有居住生活者（國民或公民）所構成。它外化為一個或大或小的獨立性和目的性都很強的社會特殊組織。它通過“議會”、“政府”這類的具體組織，來體現(xiàn)存在，來表現(xiàn)強制力或意志力。無論它怎樣演變（發(fā)展、倒退），它的獨立性和目的性，都始終建立于它的地理空間里的國民或公民之上。正是這個地理空間里的國民或公民，賦予它意義和存在價值。人類歷史過程中，始終貫穿于國家的清晰的、固定不變的要素，并非地域區(qū)域這樣的空間，而是國民或公民。如果沒有國民或公民，國家不會存在。

自然，最本質的、普遍適用于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愛國，就是愛國之國民或公民。國民或公民的安全保障性和生存質量不高的國家，肯定不是好的國家。從領土上看，國家有大有小，但國家的好壞，與其大小并沒有必然的關系。每一個國民或公民，達成愛國之其他國民或公民的努力，根據(jù)自身的社會地位和能力，達成提高國民或公民的安全保障性、提高國民或公民的生存質量和生活水平、維護公共自然資源的可持續(xù)利用性的行為、企圖和期望，就是最根本的愛國。繞開國民或公民去談愛國，再貌似高明、再冠冕堂皇、再如何運用奇妙的邏輯論證的愛國理論，都不得要領，都站不穩(wěn)腳，只能算是盲目的所謂愛國，虛假的所謂愛國，甚至是反動的所謂愛國――打著愛國的幌子禍國。

2008-5-26

注：《多維視野中的文化理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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