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與周作人斷想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士可殺，而不可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中國傳統(tǒng)文化熏陶出來的知識分子，亦即封建社會的士大夫，這種獨特的精神力量和心態(tài)，這類追求自身心智完美的言行舉止可謂俯拾皆是。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為了“獨善其身”甚至為了堅持“不可辱”的人格，激昂慷慨，視死如歸，“留取丹心照汗青！”著實弘揚了古士大夫的志氣。

然而，知識分子，亦即封建社會的士大夫，雖有其獨特的精神狀態(tài)和力量，但他們也是一群獨特的“矛盾”集體。一方面他們接受了“君權(quán)神授”觀念下建立起來的封建專制等級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君臣、父子、夫妻、男女等方面的觀念；另一方面，則是忠孝、禮義、清正等道德戒律。也許，中國士大夫的“君子”們始終沒有弄懂，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道德文化從來就是處于尖銳對立之中的。事實上，維系幾千年封建專制機器的就是簡簡單單的利益關(guān)系，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就是這種寵大的政治機器中互相傾軋又互相依存的“齒輪和螺絲釘。”君子是不屑于為衣食小事而忙碌的，即所謂“君子遠皰廚”。“君子”，即恪守道德的士大夫和文化人，他們既是社會的得益者，又是道德上的批判者。因而，他們始終是統(tǒng)治集團的邊緣人。在社會地位上，“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他們是享有“庶人”沒有的特權(quán)的：士農(nóng)工商，排行榜，他們放在第一位，說明人們對士的尊敬，因而他們在社會是頗有影響的一股力量，而這一切，都是因其獨特的精神力量，獨特的人品學問，獨特的理想人格而賦予的。

但是，因士大夫獨特的社會地位和影響，而始終是統(tǒng)治階級的邊緣群體，兩者一旦相互沖突，雖有可殺不可辱的仁人志士，也同樣有屈服于暴力，拜倒于金錢，敗壞于酒色，砸鍋于荒唐的軟弱之“士”。本把氣節(jié)名節(jié)看得比生命重要的他們，因一時糊涂軟弱和感情沖動，而付出了沉重的無可挽回的代價。在他們的人生史冊，留下了令人扼腕嘆息的一筆。遠到漢末蔡邕，近到現(xiàn)代周作人，他們的悲劇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

據(jù)《后漢書，蔡邕傳》載：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勛，……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勛對印綬仰天嘆曰：“吾策名漢室，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蔡邕祖、父便是典型的士大夫性格。而早期的蔡邕也并未辱家風，“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jié)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cè)，動靜以禮。”此為其美德一；“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xiāng)黨高其義。”此為其美德二；“少博學，……好辭章、數(shù)術(shù)、天文、妙操音律。恒帝時，中常待徐璜，左館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便征召蔡邕入都，欲命他鳴琴悅耳，而蔡邕“行到偃師，稱疾而歸。”不肯赴召。平日“閑居玩古，不交當世。”此為其美德三。直至橋玄為司徒，“玄甚敬待之，”辟為掾?qū)?，方才應命?ldquo;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蔡邕一生以辭賦、書法、音樂方面的成就，堪稱一代宗師，為世人稱重，可謂是“士”中的佼佼者。著名的“熹平石經(jīng)”，就是他自寫碑文勒石的。蔡東藩《后漢演義》描寫這一盛事謂：“邕即手錄五徑，用古文篆錄三體，依次繕成，鐫碑刻石，豎立太學門外，使后學得所取正；于是中外士子，多來摹寫，每日車馬雜沓，填塞街衢。”其辭文更為出色：“窮變巧于臺榭，民露處而寢濕。請嘉谷于禽獸兮，下糠秕而無粒。”憤慨之聲，發(fā)于肺腑。他還深通音韻，“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裁而為琴，果有美音，”這便是史稱一絕的焦尾琴。(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蔡邕在朝廷為官，也是忠心耿耿，有識見、敢進諫，不畏強權(quán)的政治家。其作《釋誨》即可見其抱負志趣：“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明哲泊焉，不失所寧”，“心恬澹于守高，意無為于持盈。”他痛恨奸臣宦官當?shù)?，多次進諫靈帝，其著名的七事大綱：一肅祭祀，二納忠諫，三求賢才，四去讒人，五屏浮土，六嚴考課，七懲詐內(nèi)，瀝心披膽數(shù)千言，同時其諫阻用兵鮮卑，劾奏宦官等等。無奈靈帝昏庸，不聽忠諫，且捕邕下獄。幸得中常侍呂強力諫，方免邕死罪。蔡邕為官時是剛正不阿，頗具士大夫氣節(jié)的！正如其自訟書言：“臣實愚贛，唯識忠藎，出命忘軀，不顧后害，遂譏刺公卿，內(nèi)及寵臣。實欲以上對圣問，救消災異，規(guī)為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而言者不蒙廷納之福，旋被陷敋之禍。”他大聲疾呼：“今皆杜口結(jié)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他視死如歸：“愿身當幸戮，……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蔡邕為呂強所救后，流放朔方，亡命十二年。

讀罷《蔡邕傳》，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這樣一位在政治上有頭腦、有節(jié)操、敢作敢為的士人，一位大學問家，竟在董卓竊國以后，殺人如麻，天昏地暗，正直之士無不遠遁他鄉(xiāng)，不屑也不敢與之為伍之時，蔡邕卻在脅迫之下出仕。以至喪盡晚節(jié)？

掩卷深思，蔡邕是不會不了解那個有豺狼食人之心，懷不軌叵測之意的獨夫民賊，這樣的官是做不得的。因而“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賽者，不旋踵矣。”在不但要殺邕，且要殺其一家的軍閥淫威之下，為了保住腦袋，蔡邕遂“偃騫”。這與靈帝時的蔡邕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但憑心而論，好死不如賴活。雖喪晚節(jié)，也許還不能對其過于苛責。私下意測：一個曾為朝廷忠心耿耿卻險些掉了腦袋的“士大夫”，難免心灰意懶，勘破世事，既然推辭不了，也只好屈從于命了，但可以肯定其初衷內(nèi)心是痛苦的。

但蔡邕糊涂的是，竟在董卓麾下真正作古正經(jīng)地做起官來。董卓起用蔡邕，不過是采納其女婿李儒“擢用名流，以收人望”，做做樣子的。蔡邕完全可以虛與委蛇，如同關(guān)羽身在曹營心在漢，或如王允，同樣在朝，卻在用連環(huán)計圖謀董卓，但他到了洛陽后。“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zhuǎn)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為董卓“置祭酒，甚敬重”而提撥重用，這著實讓在靈帝時吃盡苦頭的他很為受寵若驚。所以天怒人怨的董卓被王允定計伏誅，暴尸市中，人人爭食其肉之時，蔡邕“不為國慶，反為賊哭”在那兒俯尸不起。被捕以后，王允勃然叱之曰“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蔡邕說，大義他是知道的，向背他也是明白的，但一時知遇之恩，不覺為之一哭。”（這應為由衷之言）。感情與理智本是兩碼事，也不能簡單地斥之為“共逆”，好動感情，本是知識分子的致命傷，明知董卓死有余辜，因“知遇之恩”，難覺失去理智。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蔡邕仍是令人敬佩的：撫董卓之尸而哭的后果他不會不知道，但他起碼不象有的聰明人，躲得遠遠地，趕緊劃清界限：或者殺回馬槍，檢舉揭發(fā)立功贖罪，或落井下石，死咬一口余黨，求自身解脫，或標榜先見之明，早就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等等，拿他人之血先清自己，然后衣冠楚楚，臉一點也不紅的招搖過市。（這樣的士也是屢見不鮮的）。假若前提不是董卓的話，這種士的不夠聰明或者實在糊涂之處，似乎也不應該受到責備的，不知以為然否？

王允誅殺蔡邕卻竊下不以為然，張杰點校蔡國藩《后漢演義》此段時曰：“邕非無罪，但處死未免太苛，日碑之言不為無見。”一則蔡邕“自知過誤，……倘得黔首刖足，俾得續(xù)成《漢史》，……亦得稍贖愆尤；”二則馬日碑等眾官諫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令續(xù)成漢史為一代大典；今坐罪尚微，且忠孝素著，誅之無及失人望乎？”一代文豪宗師終不得赦免而“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歲。一失足成千古恨，本是潔白無暇的良玉，但感情淹沒士者名節(jié)，所玷污的品行，永遠無以拭清了。正如班固嘆息：“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悲也。”而終至“名澆身毀”。“士可殺而不可辱”、“士當為知己者死”這本自相矛盾的士人信奉準則，是蔡邕一生絕妙寫照。事奉漢室，赤誠可鑒，志不可辱，乃至身陷囹圄而又流涉朔方，五原太守中常侍王甫之弟王智為之餞行，“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致王智惱羞成怒，詬邕曰：“徒敢輕我！”而“邕拂衣而去。”錚錚鐵骨躍然紙上。而為董卓敬重，感其知遇之恩，仆尸痛哭之“士為知己者死”，換一角度，亦無可厚非。倒是奉漢室而屢諫不成，本可“窮則獨善其身。”已可隱去，如其《釋誨》所云：“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卻仍徘徊于廊廟之間，致：“夸者死權(quán)。……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夫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韋，高受滅家之誅。”——正應了其《釋誨》之預言。

現(xiàn)代文學巨匠周作人，與蔡邕都可謂“同命運”——喪晚節(jié)的士大夫。蔡邕屈服于董卓之淫威，而周作人卻論落為漢奸，二者均為一代文豪，同樣令人不勝遺憾和痛心的。

早年的周作人，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是留下了輝煌一筆的。據(jù)唐弢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簡編》：“五四”時期的周作人是語絲社成員之一，其他還有魯迅、錢玄同，孫伏園等。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周作人基本上站在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人為主將的新文化陣營，積極譯介外國進步文學，是當時《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發(fā)表的《人的文學》……是一篇論述文學革命的重要文章，……在當時給人以很大的啟示，產(chǎn)生過積極影響。……周作人的白話新詩如《小河》、《兩個掃雪的人》、《路上所見》等……在新詩開創(chuàng)時期產(chǎn)生過積極影響。”而且他的散文，正如郁達夫《中國新文學大家散文二集導言》所說：“中國散文的成就，以魯迅、周作人兩人最為豐富偉大。”鄭振鐸也評價說：“假如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什么成就，無疑的，我們應該說魯迅先生和他（周作人）是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鎮(zhèn)，沒有了他們，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可以說周作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絲毫不遜色于蔡邕的。

這樣一位“五四”新文學運動主將竟淪落為漢奸，附逆于倭寇，確實是令許多同時代文人頗感痛心的，胡適，郭沫若，曹聚仁等均撰文勸周南下，正如郭沫若《國難聲中懷知堂》所說：“我們?nèi)鐡p失了一個周作人，那損失是不可計量的。”茅盾、郁達夫，老舍，胡風，丁鈴，樓適夷，夏衍等十八位文壇知名人士聯(lián)名寫信周作人，勸其：“急速離平，間道南來，參加抗敵救國工作。……否則惟有一致聲討，公認先生為民族之罪人……”然而，周作人終于還是滯留在北平，并出任日偽“華北事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如同蔡邕當起董卓的“三日之間，周歷三臺”之官來。

周作人出任偽職，淪為民族罪人，此是無話可說已成定論的，最后又淪為階下囚。近來有王定南在《我對周作人任偽職一事的聲明》中，承認“三人碰頭會”上念周是個讀書人，而當時也要出任督辦的繆斌則很壞，周如活動當成督辦則危害性小些云云。這一切已事過境遷，而周作人也早已作古，平不平反意義我看不大，倒是周作人不肯離開北平南下，鄭振鐸的分析還是頗有道理的：“他說，他怕魯迅黨徒對他不利，所以不能來。這完全是托辭。其實他是戀戀不舍于北平的生活，舍不得八道灣舒適異常的起居，所以，不肯搬動。”（《惜周作人》）對周作人初衷是否要附逆而出任偽職，我看不盡然。周乃一典型文人，加上妻子信子是日本人，自己閉戶不出，日本人也不會對他怎么樣，如同他答胡適于倫敦致信于他時所說：“因為庵里住了好些老小，我還只能關(guān)門敲木魚念經(jīng)……老僧始終是老僧，希望將來能得見居士面。”周作人想關(guān)門作老僧，然而他過于天真了，以他這樣一位中國乃國際上都有聲望的學者，日本人自然是不會放過他的。而他的貪圖舒適正投倭寇下懷，日本特務便指使大、小漢奸拉攏引誘，加上信子慫恿，多方面、多渠道做其工作，據(jù)其特點而投其所好，誘之以利，盡量滿足他的享受和舒適奢侈的生活……終于，周作人的靈魂被俘虜了，變節(jié)了，嚴重的個人主義，使這位“五四”闖將，愛國志士而墮落成民族罪人！

“——他實在太可惜了！我們對他的附逆，覺得格外痛心，比見任何人墮落還要痛心！”（鄭振鐸《惜周作人》）。周作人落水投敵已是不可辯駁的事實，然而他的“庵里住著好些老小”終究也是亊實。他對于自己淪為汗奸還是懷有愧疚的。他的散文集《瓜豆集》封面書名下“知堂自題”四字傍便刻有“知慚愧”。同樣，在《關(guān)于朱舜水》里引《先哲叢談》記亊，“舜水歸化歷年所，能倭語。然及其病也，遂復鄉(xiāng)語，則侍人不能了解。”也隱曲地表示了這種哀苦的心情。1945年12月，周作人因漢奸罪被判刑十年。監(jiān)獄里，他并未停止讀書寫作和翻譯。解放后，它發(fā)表了九百多篇小品隨筆和《知堂回想錄》等等。1967年5月，周作人走完了他多壽多辱的一生，終年83歲。齋購一本《在家和尙周作人》里，許多記懷周作人的文章，對其變節(jié)大多是惜多于恨。而且，周作人的散文，確實可以說是今無來者，是否后有繼人還很難說。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實在毫不遜于蔡邕的。

不禁想起清初著名詩人吳偉業(yè)來，吳本為晚明進士，是重要文學社團復社的魁首之一，著名的《圓圓曲》即其所作。主席曾評價他的作品“雄于一時”。清兵進關(guān)后，吳屈節(jié)為臣。他的兩個好友蒼雪，王瀚皆避清為僧，對吳偉業(yè)事請行徑頗不以為然，勸他保持晚節(jié)或出世為僧。應該說，吳偉業(yè)本人的心情是痛苦而復雜的。他寫了二十多首《雜感》《揚州》七律，感慨興亡，關(guān)心時事，蒼涼激楚，但他畢竟自己又大節(jié)不終（有如周作人亦力舉片鋼鐵兵宣布他為“老反動作家”一般）。在《贈愿云（即王瀚）師》中，他說自己“寄身蒼崖巔，危苦愁失腳。”又說“勸吾非不早，執(zhí)手生退卻；流連白社期，漸負青山約。”足見其慚愧和矛盾之情。主席青年時讀吳偉業(yè)詩，感到他“每對蒼雪、王瀚若有痛漸者然，其意常于往來詩中見之。”那么，吳偉業(yè)為什么不及早歸隱呢？主席又止一步談到吳之家境和社會環(huán)境：“吳亦有所逼耳，母老一也，清法嚴二也。”

蔡邕和周作人又何尚不如吳偉業(yè)一樣呢？看待任何人、事都應如同主席一樣客觀，他們也都從另一角度而“有所逼耳”！

（2000年元月26日泊心齋燈下）

首發(fā)散文網(wǎng)：http://www.277762.cc/subject/45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