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與說，原本是一樣的，不知從哪時起，論表高雅，說為凡俗，只有學問家才能發(fā)論，而老百姓則只能說說而已。說只是表達個人所欲，論就有關人世大事了，因此“論”是要有資格的，說就可隨便了。一些不老實的老百姓也想發(fā)論，那自然就只好以“說”的形式偽裝，這就是開始于南宋時期在杭州出現的“說話”，“說話”的故事情節(jié)、人物造型任憑塑造，甚至是杜撰，無人干涉。其時杭州的“說話”人大說梁山造反英雄，趙宋王朝竟然不察?！罢f話”者的玩世褒貶，有意或無意地代表了老百姓的心愿，不想它十分受人歡迎，說者也就在得意中使“說話”更有藝術性，因而一個民間藝術就形成了?；蛟S在“說話”中有些評世的成份，又從“說話”變?yōu)椤霸u話”。一些落泊的讀書人，仕途無望，又看到“說話”能推銷自己的思想，便丟開四書五經，坐下來或記錄整理，或塑造，將“說話”變成異類文章，甚至是書。文不溶九經，人不入九流，這種知識分子為上層者所不齒，作品卻暢行得很。這書不受八股約束，又盡皆民間頊事，又是“說話”人之作，何言“偉大”之有？大的反義是小，因此這種不算文章的文章，就只自謙地叫做“小說”罷了?！罢f話”人拿這書去演講，也便是“評書”。因為有讀書人的參與，評書比之說話就更有藝術性，更受群眾的喜歡，干脆就配上器樂，加些板眼，叫做“評彈”。評彈之稱過雅，民藝以俗取勝，便又有叫“亂彈”的，亂彈不衰，后來竟演變成了一行專門的戲曲藝術，這是后話不提。

因為百姓喜聞，小說盡管不登大雅，實質上它已成為一門專門藝術，藝術門類的形成從來都不是官府規(guī)劃，是百姓說了算。正因為是自由生長，小說作為文學的一個大分支很快茁壯成長起來。似乎是歷史的必然，西方小說成長于文藝復興時期，中國小說也好正成熟在同時期的明清時代。小說的人情味使它風靡于社會，正人君子的內心脫不了俗，朝廷大員也悄悄在枕頭下藏一本《金瓶梅》，于是乎，小說暢行于社會，流傳于上層。小說的作者用盡心計地將自己的“哲學三觀（世界觀、社會觀、人生觀）”溶入作品，小說開始影響于政治，于是官家不得不正視小說了，于是有了“禁書”，有了出版制度，于是有了“小說家”的稱號。因此小說進入大雅之堂是現代之事，古時的所謂小說家大抵都是因有利于造反成功者，或附和官腔而追封的。光榮稱號是必官家賜給，有了稱號，就入了上流社會，入了上流那還不替人家賣力？小說產生于百姓，植根在民間，因此暢行的小說大多出自落泊者之手，一旦授予光榮稱號而成名，后來的作品就難有“處女作”的光輝了。我想小說之正不了名，盡管是百萬、數百萬言大作，都始終不能成為“大說”之悲，或許就是這個原因了。說是悲也是喜，保持了“小”，這一藝術才不朽。

與小說相對的“大論”，由于它的出身成份不同，始終是那么高貴。大論出于士大夫之手，歷朝滿篇的出將入相之道，堅決執(zhí)行、加強管理之論，洋洋灑灑，盡顯哲人風度，盡管百姓只看題目，依然是那么金光熠熠。因為它的高貴性，學起來要十分小心，先是“試論”，成功了才正論，如果有運氣，正論就成了大論，等到高論既成，就飛黃騰達了。

竊以為，君欲攀龍，宜走正道，小說到底是具有野性，帶有野味，即使看了也藏于腹內，莫張揚。作文時要“飛黃騰達去，不能顧蟾蜍”，文章不必適眾，但要入時。出典要生僻，多幾個“子曰”（時麾的句式是：偉大的儒學家孔夫子指出），夫子自然助你高升。大者利于升，小者益于民。俗話說寧大勿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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