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美國紐約市的一個晚上，一位女青年在回家的路上遭到歹徒的襲擊，當時她的38位鄰居聽到了呼叫聲，但是在長達30分鐘的時間內(nèi)，竟無人上前實施救助，有的人甚至一直目睹了慘劇的全過程，卻連報警的電話也沒有打。

同樣，相似的事情竟然也發(fā)生我們身邊。4月1日，廣州的白小姐在坐車回高崗時，由于路途遙遠加上疲憊在公交車上睡著了，車上一位流氓竟然色膽包天地猥褻她，當她在睡夢中驚醒發(fā)現(xiàn)時，一邊向車上人呼救一邊奮力抓流氓時候，車上六十多位乘客不但不幫忙，還紛紛作躲開狀。白小姐只好向司機求助，讓他幫忙把流氓送到派出所，誰知司機也不理會她，看到她和流氓扭打在一起時，反而說不要吵啊，還以不知情為由讓流氓溜之大吉。（南方電視臺，4月2日）

據(jù)心理學家分析認為，在緊急情況下產(chǎn)生，人們產(chǎn)生如此冷漠現(xiàn)象，主要有兩個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旁觀者效應；二是助人者的主觀原因。旁觀者效應指的是在緊急情況下，旁觀者人數(shù)越多，前去救助的人卻越少，換句話說，由于旁人在場，個體會抑制自己的利他行為，表現(xiàn)出冷漠的態(tài)度。為什么會出現(xiàn)旁觀者效應，有這樣幾個解釋：一是責任分散，相互推諉；二是人們在行動之前會比沒有其他人在場時，更加小心地評估自己的行為，往往參照他人的反應做出自己的反應，如果別人不采取利他行為時，自己也會產(chǎn)生不會救助別人的“社會抑制”的作用；三是對情況不明，判斷模糊時也產(chǎn)生冷漠行為。

助人者的主觀原因主要有：一是個人付出代價的權(quán)衡，就是人們在做救助行為之前，首先要估量一下自己所付出的代價，如感覺付出的代價越大，則越不可能實施對他人的救助；二是怕惹麻煩，危及自身。這在當下，是個別不講理的人對實施救助者進行訛詐，讓救助者苦不堪言造成的結(jié)果；三是救助者對求助者發(fā)出求助線索的感知，如果人們對求助者發(fā)出的求助線索無法接到時，也是不可能發(fā)生救助行為。

從上面提到的白小姐遭遇這個報道事件來看，首先受害者是位女士，女人天生就給人一種弱者的印象，何況遇到這種事情，她已經(jīng)在車上與流氓扭打起來，說明確實遇到了麻煩；其次，在一個小小的客車里，六十多人不可能不會接受到白女士發(fā)出的求助信號。但是為什么我們車上六十多人，甚至連司機都沒有一個敢于站出來，幫助白女士一把呢，反而選擇了集體的沉默、逃避，結(jié)果讓流氓得逞。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這些人集體良知的麻痹，愛心、道德感和社會責任感嚴重缺失。正是我們這些人作為“社會人”不愿承擔起一定的“社會責任”才無形中助長了不法分子的猖狂，才讓我們大家都感到有一種不脫底的安全感。試想，假如這位白女士是這個車上六十多人中某個人的女兒、老婆、對象、朋友、同學，你還會無動于衷嗎？假如這位白女士換成是你自己，同樣遭遇到這種情況，你難道不想讓別人對你施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

孟子曾經(jīng)指出，我們?nèi)祟惻c禽獸的區(qū)別是：“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彼晕覀兠總€人除了每天要完成作為動物性存在需要吃飯、睡覺、娛樂等外，還要作為具備履行仁、義、禮、智四個方面“社會人”的角色。否則我們與動物就沒有區(qū)別，活著頂多算作一具披著人皮的走獸。(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我們中華民族歷來就是一個講究禮儀之邦的國家，有著“愛仁者，人恒愛之”的文化底蘊和深厚傳統(tǒng)，提倡“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雷鋒精神，教育引導大家要相互友愛、幫助、同情等等。所以，作為一位有著獨立人格精神的人，一方面要敢于強烈譴責并勇敢地站出來制止違非作歹惡人的丑惡行徑，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要反思檢討一下自己的自私行為，是否有一顆大愛的心。如果始終心懷一種事不關(guān)己，明哲保身的自私自利態(tài)度，那么有一天這個危險一旦降臨到你頭上時，那時你該怎么辦呢？

馬丁·尼莫拉曾經(jīng)這樣寫道：

在德國，起初他們追殺共產(chǎn)主義者，

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chǎn)主義者；

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后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人員；

此后，他們追殺天主教徒，

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們奔我而來，

卻再也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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