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到了端午節(jié)，也就實在不能不叫人聯(lián)想到這里的主角，也即是三閭大夫屈原。

想當年，屈原是楚國的名門貴族，又因為學(xué)識淵博，便做了其他貴族者的教師，是為“三閭大夫”，算作“皇家教師”了罷。而又喜好寫寫辭賦，用作歌唱，或是祭祀神明，譬如他的代表作《九歌》即是如此。

屈原在那個年代，在于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上，似乎本身是沒有什么意圖的，而是憑心而寫，隨遇而作，這可以為是文人中的模范；而此后的大量文人墨客，包羅于全球之中的，卻又涌現(xiàn)一批批無道、無能、無理之徒。以我之見，像如無道者，便是“只為君王唱贊歌”之徒，像如陳西瀅教授在“三一八慘案”后的表現(xiàn)，幫助段祺瑞政府遮掩慘無人道、挑軟柿子捏的卑鄙丑行；又如我在一本舊書《學(xué)習(xí)魯迅》上所見的，那是一本1972年的書，將同年在《紅星》雜志上所發(fā)表的關(guān)于評價魯迅、歌頌魯迅、廣告魯迅并同時打“右”派、歌頌毛澤東思想的東西一概合并一起，卻實際上徒有罕見的價值，而那些作者就是蟲豸一般，慘無人道、有失人倫。我也不愿過多地批判，畢竟糾纏不休地、惡毒地批判就不免成為了批斗；批斗這行為，即便是站在客觀而正確的路子上，也都是謬誤的、野蠻的、可鄙的。

話說如此，潔身自好的屈原大夫似乎也是帶有這樣的成分。李敖先生曾在他的《中國式好人》中指出，如屈原這樣愚忠者便為寫《漢書》的班固列為“上中人人類”。以屈原的作品來論，包括界定不清作者的《大招》和《招魂》兩篇，以及在《離騷》和《天問》中都能顯現(xiàn)出來的，對這位荒淫無道的君主的愛憐。倘使作為一位臣子來看，屈原的確是有點“無道”，即是他不大講通是非道義；但在歷史學(xué)家李敖先生的知道里，屈原似乎沒有以“楚懷王的教師”為身份盎然過?？梢哉f的是，論為“教師”的屈大夫的愛是極為真誠的，而論為“楚國大臣”的屈原的忠卻是極為可悲的。在《水滸傳》的寫作中，當施耐庵寫到七十一回排完座次后本就戛然而止了，卻又因朱元璋以“有意引導(dǎo)謀反”而將其打入死囚牢，是故好友便勸說施耐庵寫下了后面的章回，終于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了；而也是常有人說的，從宋江把廳會改名的那一句話開始，水泊梁山的風(fēng)向就開始走向下坡路了。盡管改完名后，什么“李逵元夜鬧東京”等嘻嘻哈哈的喜事好事都時而有之，但僅僅靠改名那一句話就已經(jīng)昭示著他們輸了。

忠誠，在這個時代仍然需要，但也一定要分清對象、分好場合。既不能做喪家犬，逮著誰忠誠誰，這是不明智的，也是目光短淺的；也不能做藏獒，一生至死只孝敬一個主人，不會變通，也是可悲的。而之于“屈大夫之愛”上面的對錯，我也很難評斷，畢竟我也不是專業(yè)研究他的學(xué)者，只是個極其愛好他的學(xué)習(xí)者；于此，這話題就結(jié)了罷。

而至于文人中的無能者，現(xiàn)在便大有人在。那些分不清是非曲直、寫不出社會現(xiàn)實、顧不及前緣后果的青少年，似乎從來都不對得起自己的筆。也罷，在這個高科技的時代，我所指的那些青少年哪里還用得上筆和紙，哪里還看什么經(jīng)典名著、報刊雜志了呢？倘若有，也都是隨著他們的癖好，放縱自己的欲望，為求實現(xiàn)自己卑微的、自己都不算作理想的齷齪計劃而胡亂地作弄一通——這究竟是品德之上的缺失，還是能力之上的寡陋？溫善點兒，我叫他們是“過度自信于能力，而其實能力有限”罷，這也是對他們的一點寬容。(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于我，寫東西，尤其是小說，首先起碼要對得起自己的心，其次要對得起自己的筆，最終要對得起自己的讀者。我大體記不清數(shù)目了，似乎是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余字的《史記》，被司馬遷寫了十四年罷；而如今，那些意淫著自己是哪里的大作家、能像唐家三少一樣因為發(fā)表些夢囈就能成為名人的虛妄青年人，在“五十二萬六千五百余字”這個數(shù)目，似乎只看做是“52萬”，也就是一個月、兩個月，甚至是一個季的字數(shù)，而在于他們自己本身的頭腦里，似乎還要寫更多，譬如妄圖以“一年的心血”來超越大仲馬幾近蒼生精力的102萬字的《基督山伯爵》。也本可以不如此做的，但是在網(wǎng)絡(luò)小說的創(chuàng)作擂臺上，比拼的就是編造啊，還叫做“碼字”，并以這個詞為學(xué)術(shù)詞匯，為自己“碼了幾萬字”而感到極其光輝。

這就是我們現(xiàn)代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無能者為了展現(xiàn)自己，便極力地放縱，極力地污染，極力地用自己的笨拙和鄙陋來為自己包裝起“作家”的虛名。其實寫作者本不需要什么光榮，在這一點上絕大數(shù)的古人、民國時人、包括屈原在內(nèi)，都是遠勝于今天的這些“作家”的。能夠?qū)懫饢|西來不為名譽利益，只為自己的，如林逋、陶潛一類人，這是一種有能的文人；能夠?qū)懫饢|西來盡效讀者蒼生，而且客觀理性、為時代和社會做出推動及批判作用的，如文豪（文豪：偉大的文學(xué)家），這也是一種有能的文人；再如明知自己不行，卻還要刻苦學(xué)習(xí)、鍛造自己，于無能時沉默、于精煉時驚雷的，這樣的平民文學(xué)英雄也是一類有能的文人。而如今的那些荒謬的網(wǎng)絡(luò)作家，那些青年，是無能時也放縱些無益的物件，有能時或再做些更可笑的東西、抑或又不想“當作家”了，最終給予文學(xué)史上的只有一絲寂寞的、歪扭的痕跡，實是浪費自己的生命，也埋汰文學(xué)的紙印。

依我說，就還是暫時擱淺理想，或是考證好理想最終對社會和人民的貢獻，此后再去動筆；否則，對于雙方的，都是一種漫長的、可憐的傷害。

而無理的文人，似乎正與道者相同，而其實卻不然，要比無道者更葆有些良心。譬如湖畔派最不成器的詩人騷塞，其代表作竟是阿諛奉承、歌功頌德的長詩《審判的幻景》等大作，同時以國王封與的“桂冠詩人”去發(fā)對法國革命、嗤笑女性寫詩，似乎在于客觀道理上，正與我國的宋之問相差無幾，都是些昏頭昏腦的文人墨客，毫無理智。

所以，是端午節(jié)，我不由得想起這可憐的屈大夫，他的人品與文品都是千年難遇的。我依著班固的“古今人表”，也自發(fā)地創(chuàng)作了一個“表”，即以“逆年人渣-一年人類-十年人才-百年人杰-千年人物-萬年人雄”為序而分，屈大夫便屬“千年人物”之輩，即是千年難遇的可謂之為“人物”的名人甚至偉人。

可惜屈大夫之于現(xiàn)代人的眼中，甚至和魯迅等人一樣，收到了嚴厲的批斗。

魯迅者，似乎在當年的初中語文教科書中被列入“三大難”的名單中，而只是因為他的文章被要求“背誦全文”；現(xiàn)如今，似乎魯迅的東西不再被愚蠢地強求背誦了，但是卻還有別人的文章，像如陳壽《三國志?諸葛亮傳》中節(jié)選而成的《隆中對》、諸葛亮的《出師表》、白居易的《琵琶行》、莊子的《逍遙游》等，無不淪為了學(xué)生口中的憤恨。還有屈大夫，同樣因為僅僅節(jié)選了兩段的《離騷》，便“引起眾怒”，遭受學(xué)生幽默地批斗，倒也讓學(xué)生們都開懷了。

我在一位青少年的網(wǎng)頁里見到她發(fā)的東西，是條帖子，還包含著一張圖片。圖片是用暴走漫畫的表情包制作出來的一個“屈原”，附著一行文字：“老子當年要不跳江你們都沒有這三天假”。我那位青少年的同學(xué)也附上了文字，說：“那你知道你的離騷把我們害得有多慘嗎”；末了，還附上一個“笑哭”的表情。

之于此類，包括魯迅、李白、杜甫等人的表情包，種種的，我都很憤怒，也很悲戚。我對我們的青年已經(jīng)烏有什么希望和信念了，因為這畢竟是他們的所愛，還包括自以為有多么無邪的游戲開放商及卑鄙的圖片、漫畫“企業(yè)”。它們用各種污濁的笑料引逗青年，從而讓這種黑色幽默在青年的心里頭生根發(fā)芽，慢慢腐蝕他們的心；而后見見“喜羊羊”，說：“這TM也是搞笑？”于是便更加具有笑點，更加懂得搞笑和幽默了。

常有人拿“我只是開個玩笑”來解釋，似乎想以此來血洗自己曾經(jīng)的愚蠢。還有人經(jīng)常“指教”我道：“太嚴肅了！”可我總還是認為的，對于那些偉大的、受人尊敬的偉人和名人，理應(yīng)去敬重。

我之前寫過一篇書札，叫《缺憾》，是讀白落梅寫張愛玲的傳記《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有感而寫的，本與張愛玲女士毫無直接關(guān)系，但是看過它的有位青年激怒了：“對于張愛玲，你應(yīng)該懷著月光般的敬意……如果你寫寫她的文章內(nèi)容，我立馬贊?！边@可倒好，又有人要抓瞎一般的爭取前人的名利，又有人同時在作死一樣的惡搞污蔑前人，我不得不以為，或是現(xiàn)在的青年心理上有惡疾，或是他們審美上有毒癆，或是他們只認得欺軟怕硬——像如屈大夫這樣身世不清、又無后人的，他們便大肆地去惡搞、侮辱，以此作為“玩笑”，來幽默大眾；像如魯迅這樣有后人、又有基金會捍衛(wèi)其名義的，他們便只好在自己所能及的范圍內(nèi)做些娛樂；像如毛主席等人，因為明知有法令，于是一定要“尊敬”，還借代地稱“毛爺爺”——這可以說是人性的虛偽，也可以說是年少的輕狂。我們能夠諒解無知的少年，但是不可容忍無畏的少年。

惑齋先生說：“無知者無罪，但無知者不能無畏！”

謹以此話獻給我們那些懵懂幼稚的青年，我希望你們能夠心理健康、懷具品德地成長。

鐘略

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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