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文人的命運

2017年1月14日

□李映泉

近年兩次應邀參加區(qū)文聯迎新春座談聯誼會。每次都能聽到各位領導和文友們富有見解的講話、發(fā)言，對筆者受益啟發(fā)頗多。在2017新年聯誼會上，市作協主席、白銀日報社長高財庭一席言，更引起筆者很大感慨。

他說道：文人，一般是與命窮人，不得志的人有緣。一帆風順，大權在握或飛黃騰達的人一般不會作詩寫文章看書的，也沒有時間。他進一步舉證李白、杜甫、韓愈等遭貶文人，在各自特殊際遇的之后才寫出傳世或精品力作。而在好、順運情況下，一般也寫不出好作品 。他說的第二層意思，文人們不要驕傲，要寫出好文章，創(chuàng)作出好作品，不容易。我們甘肅目前基本上還沒有一位這樣的作家，不要說文學上有什么高峰了，就連一小片高原或一個小山頭也不是，我們充其量也就是紅會四礦附近西戈拉灘上的一塊石頭或一粒小石子而已……他的講話博得了與會者一片熱烈的掌聲。平心而論，作協主席的講話水平確實高，能發(fā)人深省，引人深思。

筆者感覺他的講話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文章閱讀網：www.sanwen.net )

一是文藝創(chuàng)作，要甘于吃苦清平，能耐住寂寞困境，且要默默奉獻犧牲自己。關于文人的遭遇困境，在歷史上比比皆是。筆者首先想到了漢代司馬遷說過的話。他在任安書中所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流放，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对姟啡倨蟮质ベt發(fā)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還就自己蒙受冤屈，處以宮刑的困境，表現了積極的處世態(tài)度，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的人生價值觀，表明：只要能夠完成“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雖萬死而不辭。

筆者還以為，司馬遷一番明志，不僅列舉了中國歷史上一些著名文人，在惡劣的遭遇和困境面前，不僅沒有低下頭、倒下去，而且做出了驚人的成就，為后代立下了榜樣；也表現出了這個有骨氣的文人何等的氣概，在命運和挫折面前，他正氣凌然，無所畏懼。司馬遷真正代表了我們中華民族千古文人的形象，是中國文人的典范；一部《史記》是中國歷史文化的典范。也正如魯迅先生所評價的那樣，司馬遷的《史記》，是史家千古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在這里，筆者想重點就唐代一些文化名人的遭遇、成就做一展述。

唐朝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鼎盛朝代，出了大量著名文學家和詩人。其中李白被譽為是我國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然而他一生基本上屬于命窮而不得志的一類文人，基本上屬于一事無成者，也沒有靠他的寫詩本領吃上幾天官飯。他出生在西域的碎葉城（今吉爾吉斯坦），少時隨父在四川江油生活、讀書。24歲離開家鄉(xiāng)，便一直云游在外。直到唐天寶元年（742年）42歲，方才得遇詩人賀知章賞識，推薦給唐玄宗，命其在翰林院供職，過了幾天舒心日子，然也好景不長。次年他奉詔給楊貴妃作詩，因譏諷并得罪侍臣高力士，而被唐玄宗怒而疏遠。李白自知不為朝廷所用，遂繼續(xù)一生的游蕩生活。唐至德二年（757年）李白五十七歲時，安史之亂爆發(fā)，他避居廬山，因倒向永王叛亂，而被流放夜郎（今貴州桐梓），兩年后才得以赦免。在生命的最后幾年，李白寄人籬下，窮愁潦倒。直至62歲在安徽當涂精神失常，疾郁中落水而終。唯有在一生游歷期間留下了大量的不朽名篇，世稱“詩仙” 。這是李白一生的困境和不得志中給世人留下的千古遺產，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文學史寶庫。

唐朝另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當年為了實現他的政治抱負，屢考科舉不通，又奔轉權門，仍悵然落空。遂客居長安十年，往來獻賦。終仕途失意，郁郁不得志。他感同身受，深刻體驗了下層百姓的悲慘生活。直到45歲，才被從安史之亂中在寧夏繼位的唐肅宗所賞識，授予左拾遺的官職。然而僅僅一年便因事仍觸怒帝王，于公元758年被貶為華州（今陜西華陰）司功參軍。一路見到戰(zhàn)亂給人民帶來無窮災難和強征兵員上前線參戰(zhàn)的場景，他甚為憤懣，感慨萬千，便奮筆寫出了——“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不朽詩篇。

隨后他憤而辭去華州參軍，在成都尹嚴武、奉節(jié)都督柏茂林等人舉薦、照顧下，做了幾年工部員外郎，又和家人租了一些公田種果園維持生計。這一時期，詩人比較安定，創(chuàng)作也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主要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鞍驳脧V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成為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晚年的杜甫又思念故土心切，他決意出走，無人照顧，生活非常悲慘。最后在貧病交加中竟死于去岳陽的一條小舟上。

比杜甫晚六十年，處于同一時期的中唐詩人劉禹錫、柳宗元、韓愈、白居易等人也均類似，都在朝廷不得志，數次遭貶謫。

詩人劉禹錫早年官職顯赫，曾中進士，任監(jiān)察御史。公元805年，因王叔文事件，他首次被貶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十年后召還，詩人激情寫下了“…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載”的詩句。不久他朝廷的擠壓中又被貶連州（今廣東連州）刺史。在外流放近14年?；亻L安后，詩人又到玄都觀，仍感慨地寫下了“…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的名句。在23年的流放生涯中，詩人在郎州就呆了10年，其一生的大半時間在流放中度過，其生活際遇實乃不幸！前后兩度觀桃花，抒發(fā)了詩人典型的人事滄桑感慨。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詩人得以流傳的800首詩中，有200多首是在郎州吟就的，且為史評家所津津樂道的，大多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可見生活歷練之深切厚重。

文學家柳宗元也是一位遭貶的文人。永貞元年（805年），他參與王叔文政治革新失敗后，被貶為邵州（今湖南邵陽）刺史，在赴任途中，他又被加貶為永州（今湖南永州）司馬。到永州后沒地方住，就暫居在某寺廟。永州的生活異常艱苦，詩人到任后半年，母親因病即去世。生活環(huán)境的不堪忍受、親人的離世，加之政治上的失意，嚴重損害了柳宗元的身心健康。元和十年（815年），唐憲宗敕召他回京。不久因朝廷奸黨不容，又被貶為柳州（今廣西柳州）刺史。四年后，在宰相裴度的說服下，柳宗元重獲憲宗大赦。惜詔書還未達柳州，他卻因病倒在了任上，享年僅47歲。尤值一提的是，詩人一生寫下的540多篇詩文中，有317篇是在永州生活的這10年期間創(chuàng)作的，可見磨難之于創(chuàng)作，多么深刻巨大啊。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也是為官不得志，累被擯黜之人。只因他自視才高，發(fā)言率真，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于世務，導致他在監(jiān)察御史等任上，被逐一從京官貶為廣東連州（劉禹錫也被貶到過這地方）陽山縣做縣令，后來又轉到江陵府（今湖北荊州）作一般人員，后又降為國子博士等。元和十四年(819年)，唐憲宗派使者去法門寺迎佛骨，京城一時間掀起信佛狂潮。韓愈不顧個人安危，毅然上《諫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將其一火根絕，以滅后患。憲宗見奏震怒，欲處以極刑。幸仍是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極力說情，才免一死，被貶為潮州（今廣東）刺史。他憤然寫下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的著名詩篇?？梢姽賵龅亩窢幵谠娙诵闹挟a生了多么巨大的震動，不然何以有如此激情的詩篇抒發(fā)出來呢？

唐朝詩人白居易，曾任翰林學士、元和三年(808)拜左拾遺，后因得罪權貴，也曾被貶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后移忠州(今重慶)刺史、后為杭州刺史，又為蘇州、同州(今陜西大荔)刺史等，雖是連連遭貶，但其人基本還算為官到老。他晚年好佛，一生作詩很多，其中《琵琶行》、《長恨歌》、《賣炭翁》等極有名。

可見，當年的李白、杜甫，如果不受朝廷的貶謫，生活仕途一帆風順，他們也許就不會寫出《《蜀道難》、《行路難》、《將進酒》、《靜夜思》、《秋浦歌》、《夢游天姥吟留別》、《望廬山瀑布》、《早發(fā)白帝城》、《贈汪倫》及“三吏”“三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等等流傳千古，名揚天下的優(yōu)秀詩篇；也就不會被后世稱為“詩仙”、“詩圣”。同樣，劉禹錫、柳宗元、韓愈等平步青云，官運亨通的話，也有可能成就不了唐宋八大家的美名。

筆者也由此感知，歷代文人們或官場達人，在遭遇挫折的環(huán)境或困頓中容易出好作品，但是在順境中或事業(yè)輝煌時，可能就不易體察民間疾苦，也可能就沒有特殊的靈感，隨之寫出能夠深刻反映時代、反映人民生活艱難狀況的文藝作品。

然而歷史上也有一些文人，包括一帆風順的政界人士，也時有好的文藝成果出來。比如唐朝詩人賀知章，今浙江蕭山人，他就一生為官順利，一直做到86歲才告老還鄉(xiāng)，不久仙逝。而且他的詩也寫得很好，如“少小離家老大回， 鄉(xiāng)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 笑問客從何處來……”即為他的代表作。

二是文人不要驕傲，要善于從困境中奮起，尋找生活本身的亮點

我們甘肅乃至西部整個地區(qū)，都是經濟欠發(fā)達地區(qū)，歷來如此，現在還是趕不上中部及東南沿海諸省份。從歷史上來看，西部地區(qū)各方面的人才也不多，當然文藝人才也是如此。這不僅有歷史的原因，也有我們西部地區(qū)人力資源開發(fā)弱、受教育程度低以及交通地理、信息環(huán)境閉塞等諸多制約因素。應該說，從漢代絲綢之路開辟以來，甘肅及西部地區(qū)有很大的發(fā)展機遇，包括同中原內地，以及西域諸國的經濟、文化教育、科技交流等方面。但不知何原因，就是沒有抓住機遇發(fā)展起來，尤其是在經濟文化上發(fā)達起來，就這么一直落后下來了。

現在就以我們甘肅來說，僅僅留下了一些佛教文化的痕跡還比較明顯，除了東晉時西域高僧鳩摩羅什大師來中原翻譯《金剛經》等佛經并在張掖大佛寺坐化，漢代的衛(wèi)青、霍去病西征匈奴到過酒泉，唐玄奘去西天竺取經從甘肅境內返回長安，以及近現代紅軍長征經過我們甘肅，一二四方面軍在會寧等地大會師而外，我們甘肅委實就沒有出過幾個有分量的正面人物，包括文化名人，以上實際上一個都不算甘肅的。真正出在甘肅的分量級人物，還要算祖籍在隴西（今屬秦安），建立唐朝的李淵、李世民父子，以及祖籍同在秦安的李白這三個人?？梢钥闯?，我們甘肅不出則已，要出一鳴驚人，就出個高峰、大川，再以后一千多年來沒有出現過。這實際上也是我們甘肅的悲哀，是沒有辦法的事。我們只有認清歷史，認清自己的歷史環(huán)境和文化積淀在哪里，優(yōu)勢在哪里，不足之處在哪里，才能找出差距，奮起直追，除此在別無出路。

有感于此，筆者以為，作為甘肅境內的文化人，面對甘肅的歷史，尤其是近代以來的甘肅文化歷史，沒有理由驕傲。像前面所舉的文化名人杜甫、韓愈、柳宗元、劉禹錫，幾乎全來自河南、山西中原一帶，我們甘肅就基本不沾邊。唯有李白是個例外，是個高峰，他是我們甘肅的驕傲，然也是掛個祖籍在今秦安的名，其本人出生在國外，成長在四川江油的。拿民俗來說，或許早已出了五服了（即本族人超過五輩以上，一般不再祭祀、祭拜）。所以我們甘肅連歷史上命窮和不得志的文化人也找不出幾個。連遭貶的資格基本也沒有，近現代更是如此，還有什么驕傲的理由和資本呢？所以我們應老老實實靜下心來，沉思梳理自己，回顧歷史，也回顧我們甘肅及西部，看我們的優(yōu)點在哪里。像市作協高主席和區(qū)文聯武主席講的那樣，我們甘肅有高原，高峰，但我們絕非就是高原，高峰，我們要謙虛一點，不要以為發(fā)表了一點文字、作品，就了不起，翹起尾巴來了，和全國相比，我們差的美，既沒有高峰，也沒有形成高原（須知高原是有一系列的當地知名作家、文化名人相堆集，相呼應的），著名的、獲獎的文人更是鳳毛麟角。我們充其量也不過是紅四礦西戈拉灘上的一塊石頭或一粒沙子。

所以，筆者也感覺我們甘肅應結合目下的狀況，著眼于歷史上形成的現有旅游圣地、諸多的佛教遺跡、以及河州花兒、隴東道情、眉戶劇等等，發(fā)揮我們的優(yōu)勢。我們要寫自己的東西，發(fā)揮我們的優(yōu)點和長處。像武主席說的，我區(qū)作家王慶才工作生活在礦山，他就能寫出反映礦工感情的煤礦文學作品并在全國獲獎，但他就寫不出黃河岸邊的東西。這就是說我們各自立足于自己，寫自己最熟悉、最順手、最貼近自己生活現實的作品，才有可能出成績、出成果。

筆者感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鄰省陜西、及燕趙大地就不斷涌現大作家，而且在史上也是代有才人出。且不論，寫出史家千古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作者司馬遷及杜牧、白居易等古代的文人，單以建國初，寫出億萬農民變革致富的小說《創(chuàng)業(yè)史》的現代作家柳青、著名小說《平凡的世界》的作者路遙及賈平凹等；寫出聞名海內外的《艷陽天》長篇小說的作家浩然以及老舍、王蒙、劉紹棠等等，就已是成就斐然，文學史不朽。至于齊魯大地、江浙南方的名作家如魯迅等人者，就更不用說了。所以說我們和人家沒法比，只有依據自身的條件勤奮耕耘，不斷奮斗，急起直追，再無他法。

筆者所在的平川區(qū)是一個具有光榮的紅色革命歷史的地方，也是一個礦區(qū)地方，紅色文化，煤礦文化比較厚重，加之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從我區(qū)流過，黃河文化也很厚重，因此，我們要以這幾點為根本題材，加以思考、歷練，著力筆墨，像武永寶主席十年前寫的獲得人民文學獎的長篇小說《黃河遠上》那樣運筆，方才有根本的出路，方才有可能寫作精品力作，不僅為我區(qū)增光添彩，也為我們自己本身增長才干，揚名立身。

三是地方黨委政府要重視作家詩人的文藝創(chuàng)作，為其排憂解難，擺脫困境。

筆者以為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要在政治上多關心，經費上多支持，生活待遇上多照顧文人，鼓勵他們進行創(chuàng)作。文聯、詩協要鼓勵引導文人們熱愛、獻身創(chuàng)作，重點培養(yǎng)扶持一批有希望，有發(fā)展前途的作家、詩人發(fā)表作品、出版長篇或專著。像在本次文聯座談會的有關匯報講話中，我們也注意到目前政府不太重視我們的文藝創(chuàng)作工作，不給經費。筆者感覺到，這一方面是財政收入緊張，保證了全區(qū)重點支出，一方面是我們的工作還沒有做到位，沒有引起領導的足夠重視，認為此項工作可有可無，無足輕重。所以我們要鼓勵支持作家、詩人積極投身到各項文藝創(chuàng)作中去。如果文聯能夠真正搞出成就，搞出精品，推出力作，像當年路遙的小說《平凡的世界》那樣，一推出來，即轟動全國，影響到中國作協，全國作家群，那就必定會得到他們的高度重視和支持，我們的局面就會一下子打開。我們的文藝隊伍在白銀、甘肅乃至全國，就不一樣了。我們就會在當地舉足輕重，對地方文藝事業(yè)的發(fā)展，對填補我們這一方文藝名人的空白起到巨大的、歷史性的推動作用。我們也將如莫言為祖國獲得首位諾貝爾文學獎一樣，得到空前的功業(yè)地位，并光榮地載入當地文藝史冊，方才初步有驕傲的資本，才會為我們當地文人的困境和所謂的不得志舒一口氣，伸一伸腰了。

作為一個也喜歡寫作，多年筆耕不輟的地方小小文人，筆者寫出如上感想，并以有關借古勵今的話題捏合作結：多學多思，以思帶行，多寫多練多交流，努力提高自己，爭取在文藝創(chuàng)作中有所作為和貢獻。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參考了舊唐書中有關一些著名詩人、文人的傳記、以及其他相關資料）

（作者單位：甘肅省白銀市平川區(qū)財政局）

作者文學簡歷

李映泉，筆名未濟，甘肅會寧人，中共黨員。白銀市作家協會會員（2009年加入）。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主要有古體詩詞、散文。九十年代開始在甘肅日報、西部鄉(xiāng)財政、白銀日報、白銀廣電報、白銀文藝、平川文藝、桃花山、烏蘭山等報刊雜志發(fā)表作品。

目前作者在以上報刊及作家網、散文網等國家級刊物網站上發(fā)表古體詩詞、散文等文學作品，總計達30余萬字（其中：作家網、散文網等網站發(fā)表21萬字）。

2016年4月，散文《我之鍛煉觀》榮獲第三屆“相約北京”全國文學藝術大賽一等獎，上北京參加在人民大會堂賓館舉行的頒獎大會和北京大學百年講堂舉行的文學創(chuàng)作研討會。

2016年5月，推選為白銀市平川區(qū)首屆詩詞楹聯協會理事。

作者積30年之歷練，寫成的近60萬字的《未濟文集》，于2015年底結集，正待出版。

首發(fā)散文網：http://www.277762.cc/subject/3892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