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自建立以來，太祖皇帝吸取前朝敗亡之鑒，為了加強自己的中央集權統(tǒng)治，以“杯酒釋兵權”等計策收兵、權等權利來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大力發(fā)展文化產(chǎn)業(yè)，依文治國是北宋政治的根基和血液，也因此，北宋的文化產(chǎn)業(yè)異常繁榮，人才濟濟。但任何偏向一種極端的治世理念最終會引發(fā)很多弊病，北宋王朝自然也不例外，歷經(jīng)百余年，至宋神宗時期，已經(jīng)積弊頗深，如再不進行改革，朝局勢必會動蕩不堪。

慶歷新政是仁宗皇帝在位時想要勵精圖治革新朝政的一次改革，但最終迫于壓力而終結(jié)，彼時的蘇軾還是正在讀書的孩子，彼時推動這場改革的領袖是當時在文壇和政壇享有盛譽的范仲淹和歐陽修等人，而他們的名字一直鐫刻在蘇軾的腦海里，成為他為官路上的啟明星。

二十余年后，那位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文正公已然仙逝，歐陽公也已經(jīng)辭官在家蟄居潁州。這天，蘇軾正在家中和弟弟子由讀書，忽聽聞英宗皇帝趙曙駕崩的消息，宋神宗即位！此時，距離他們父親蘇洵的守喪期已經(jīng)快二十七個月了！很快，他們就可以舉家遷往京城汴京，向著仁宗皇帝所說的那個太平宰相的位置出發(fā)。蘇軾沒有想到這一去，眉山從此以后就只能是他詩詞中的那個故鄉(xiāng)了。

神宗皇帝同他叔祖父一樣是一個勵精圖治的熱血青年，他一心想要革除弊政，中興大宋，年紀輕輕的他渴望能有一番作為，于是，他大膽啟用性格怪癖的的王安石為相，企圖通過王安石的政治才能和經(jīng)驗進行改革。

神宗皇帝之所以任用王安石為相，發(fā)動政改，是因為王安石在治理州府時，的確有自己獨到的政治見解，并且通過對舊制度的解讀，能夠發(fā)現(xiàn)問題并進行深層次符合國情和順應民心的改革。

縱觀中國歷代王朝一直到現(xiàn)代的改革開放，改革最根本的是對土地的改革，或者說最開始的一定是對土地的改革，因為土地乃國家之本，人民之基。因此說白了，改革就是對民心的維護。國者，無民不立，無王不興，王本就是民獻給國的祭品，領受民之膏恤，是為以王之犧牲換取國之昌盛，這是對國與民最好的闡釋。改革也必然要以民為主導才能成功。(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王安石這個人呢，治國有術，用人無疑，再加上他本來就是一個很率性很隨性的那么個看起來和書生搭不著邊的那么個人，為人爽直沒有城府。他是個可以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做事的人，但讓他領導手下一群人跟著他改革，卻顯得有點應付不過來。

說實話，蘇軾在政治方面的才能的確不及王安石有著那么深刻的理解，但蘇軾也曾當官父母官，他也能體會到百姓最需要變革的是什么，最需要減輕的負擔是什么。西北干旱，在鳳翔任職那兩年多時間里，他常以民之疾苦上報朝廷，期望朝廷能在賦稅等各方面政策上給予寬松對待的方式，同時他本人也通過一些政治手段來減輕當?shù)匕傩盏?a target="_blank">生活壓力。但這終究只能緩解一時之痛，畢竟，百年來積累的弊病不是靠一朝一夕一項制度的變革就能夠去除的，要想徹底的達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目的，就必須進行自上而下動大刀的改革。

蘇軾丁憂期滿之后回到朝廷，神宗皇帝甚是高興，以蘇軾經(jīng)天緯地之才，配合王安石進行變法改革，勢必會成效顯著。也的確，蘇軾內(nèi)心十分欣賞神宗皇帝的雄心壯志，并且起初也是贊成王安石變法的，但當他逐漸了解到變法的一些政策和實際執(zhí)行情況之后，他開始覺得變法的過程錯了，力度太重，強度太大，速度太快，以現(xiàn)在國家的實際情況來講，這樣的變革只會讓國家更加內(nèi)憂外患，這實際與變法的本質(zhì)偏離了。

他開始站到反對變法的行列中，并上書神宗皇帝陳述變法的種種利弊及實施過程中的種種怨言，神宗皇帝有心重用蘇軾，但對他反對變法的力諫卻不能接受，只得置之不理。

同時，王安石執(zhí)拗沒有城府的性格特點也被想通過變法而讓自己上位的人所利用，他們開始在私底下肆意攻擊反變法的人，他們深知神宗皇帝并不待見那群大臣，常常通過一些不正當手段來打壓異己。起初，他們只是使一些小手段，小心思，借此來警告反對變法的人，王安石看在眼里，但為了變法大業(yè)，也只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也就過去了?？蓧氖轮挥辛慵蜔o數(shù)件，沒有一件兩件，因此，那些小人便愈加放肆，他們開始攻擊那些對變法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大臣。

蘇軾才華橫溢，政治思維也十分敏銳，同時又是前朝皇帝口中的太平宰相，日后定是官運亨通，前途不可限量。人越是站得高，就越容易遭小人記恨，蘇軾就成了他們最直接的攻擊目標，各種讒言，各種手段，硬是逼著蘇軾眼看朝廷無望，只能一紙文書自請外放，神宗皇帝對此雖然有惋惜和不舍，卻只能簽字放行，畢竟，變法才是他的第一要務。

蘇軾離開后的朝廷，并沒有因此而安寧，反對變法的聲音雖然低了不少，但并未絕跡。但百姓的怨言卻使越來越大，在變法實施過程中，基層官員為了謀求利益和向朝廷邀功請賞借此來表明自己是擁護皇帝支持變法的，所以，他們不管百姓的切身利益，對政策進行扭曲，不考慮實際情況，只是一味執(zhí)行，多地百姓不堪重負，一時民怨四起。槍打出頭鳥，迫于壓力，神宗皇帝只得罷免王安石，另用他人。

但不能因此否認王安石的變法就是錯誤的，改革沒有對錯，只有成敗，變法在某些政策的變革方面是對百姓的利益有一點改善的，使他們能夠減輕負擔，只是由于變法執(zhí)行過程中的徇私舞弊才導致變法最終走向失敗。

在兜兜轉(zhuǎn)轉(zhuǎn)經(jīng)歷了數(shù)年宦海生涯起伏的蘇軾重新回到朝廷后，此時，朝堂又是新局面，神宗皇帝留下未完成之基業(yè)便撒手駕崩了，年僅九歲的宋哲宗即位，高太后持秉朝政。高太后作為親歷熙寧變法的人，她看到更多的則是變法不好的一面，變法派對反變法派大肆打壓，不顧綱領，同時作為神宗離崩前的顧命大臣——蘇軾，必須讓他重回朝廷，賦予高官，發(fā)揮他的政治才能。

正所謂一朝皇帝一朝臣，蘇軾重回朝廷，昔日好友司馬光作為宰相治理朝政，作為反變法的領袖人物，司馬光則對以前的所有變革政策全盤否定，不假思索，行事作風更加執(zhí)拗，同樣也對變法派大肆打壓，紛紛將他們排擠出朝廷。對于蘇軾的諫言，一概不聽，氣的蘇東坡直呼他“司馬牛，司馬?！?。

如此，蘇軾便既不為變法派所容納，又不為反變法派所接受，處境孤立無援，可畢竟他是經(jīng)歷過黃州近五年的貶謫生涯的，因此他已經(jīng)沒有那份心思再去尋求派別安身了。只要他的弟弟，他身邊的朋友支持他，他就安心了。

司馬光沒當幾年宰相便駕鶴西去了，可是，朝廷并沒有因此而安寧。衍生而來的便是三黨之爭，愈演愈烈，以蘇軾蘇轍兄弟為首的蜀黨和以程頤程顥兄弟為首的洛黨以及以劉摯王巖叟為首的朔黨之間。黨爭玩兒好了，對朝廷的發(fā)展是非常有利的，黨派之間互相牽制，互相競爭，對于皇帝來說更有利于自己的統(tǒng)治和管理?？墒峭鎯翰缓茫蔷褪前俸o一利，只會耗盡朝廷人力、財力等資源，從而容易導致國家內(nèi)部混亂，國力日漸下滑。

天命之年的蘇軾在經(jīng)歷黃州五年的貶謫生涯后早已經(jīng)看透一切名利，他不愿再在朝廷為官，整天看著他們爾虞我詐，不做實事。于是，他又自請外放，到杭州做一名父母官，為百姓謀福利的過程中，還進行大量文學創(chuàng)作，游山玩水，很是瀟灑。

一日，夜寂寂，他獨自一人踱步在庭院中，想著自己這些年的遭遇和感悟，執(zhí)筆寫下一首：

《行香子?抒懷》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斟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嘆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幾時歸去，做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云。

文字更是信手拈來，不加修飾，卻又那般自然純樸，感情真摯，這才是晚年蘇軾創(chuàng)作生涯爐火純青的時期。

此后，朝廷局勢幾經(jīng)變化，蘇軾更是從定州一路南下至海南儋州，度過了七年的流放生涯，于人生當中的最后一年遇朝廷大赦，北歸于常州，他始終都沒能真真正正認認真真的做一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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