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zhàn)期間，由于人的各種基本權利遭到法西斯空前野蠻的踐踏，于是在二戰(zhàn)后，人權問題成為國際社會觀察各國進步與落后狀態(tài)的一個標準。這本來也算是好事，可以促進人權落后的國家改善一下，但目的必須是唯一的，就是只限于使全球居民能逐步改善生存狀態(tài)。

但是“人權”到了美國人手里，就成了打壓異己的大棒了。

就以美國對中國和沙特的人權看法為例。

美國指責中國的人權狀態(tài)，似乎成了每年的年夜飯，不吃就不算過了一年。其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中國當局抓了美國認可的“人權斗士”。美國揮舞“人權”大棒時，篡改了人權的本質定義，把人權僅僅歸結為“政治歧見”權。因此，在中國，只要反對現政權，反對既有社會秩序的任何人，在美國看來，都是“人權斗士”。中國當局對它們采取任何限制措施，即便這些人違反了法律，也屬于壓制人權的行為。于是，流亡國外的反政府人士達賴和劉曉波之流，在美國的授意下，紛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首位華人叫高行健，這位旅居法國的中國作家原來是1980年代中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急先鋒。獲獎作品《靈山》與當年同時提名諾獎的李敖的《北京法源寺》相比，境界與表現力差得太遠，但李敖落選。莫言獲得諾獎后，記者采訪高行健，高說，我只對西方文化感興趣，莫言作品從未看過。

美國既然把“人權”作為打人的棒子，那就很清楚，跟美國去辯論，說中國的人權如何在進步，是十分愚蠢的。目的是打你，是既定方針。用什么棒子，看機會而定，哪個順手用哪個。

至于沙特阿拉伯的人權，僅其婦女地位就充分說明該國的“人權”是多么落后了，但美國從來不指責。原因很簡單：沙特是非常聽話的美國盟友。（其實，人權本來就是歷史概念，人權狀態(tài)是社會發(fā)展階段的產物，不是爭取的結果。根據抽象的人權定義去套具體國家的人權，或者用某國的人權狀態(tài)去套另一個國家，是非?；闹嚨?，就好像根據“作文守則”來寫文章，用《阿Q正傳》的戲謔來指責《祝福》的沉重一樣可笑。）( 文章閱讀網：www.sanwen.net )

最近，菲律賓總統(tǒng)履行競選承諾，對毒販大開殺戒，美國立馬出來以“人權”說事。其實根本原因不是“無視人權”大開殺戒，而是這位總統(tǒng)上臺以來，一反前總統(tǒng)的作為，沒給美國好臉色。美國轟炸伊拉克、阿富汗，目的自然是消滅恐怖分子，但如果消滅對象混在無辜的人堆里，美國從來都是毫不猶豫地炸將下去的，哪里會管無辜者的生命權。美國導彈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時，難道不知道里面有許多無辜者嗎？

可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一貫實行的是“順昌逆亡”的對外政策，取舍的唯一標準就是聽話還是不聽話。在打擊不聽話國家的時候，總是先要宣傳一下打你的合理合法性，于是，人權就成了最方便的借口了。

首發(fā)散文網：http://www.277762.cc/subject/3864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