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哲學著作，像孟子的和荀子的，還是有系統(tǒng)的推理和論證。但是與西方哲學著作相比，它們還是不夠明晰。這是由于中國哲學家慣于用名言雋語、比喻例證的形式表達自己的思想。孟子、荀子著作，與西方哲學著作相比，還是有過多的名言雋語、比喻例證。名言雋語一定很簡短，比喻例證一定無聯(lián)系。因而名言雋語、比喻例證就不夠明晰。它們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前者從后者得到補償。當然，明晰與暗示是不可得兼的。一種表達，越是明晰，就越少暗示；正如一種表達，越是散文化，就越少詩意。

富于暗示，而不是明晰得一覽無遺，是一切中國藝術(shù)的理想，詩歌、繪畫以及其他無不如此。所以聰明的讀者能讀出詩的言外之意，能讀出書的行間之意。中國藝術(shù)這樣的理想，也反映在中國哲學家表達自己思想的方式里。中國藝術(shù)的理想，不是沒有它的哲學背景的。照道家說，道不可道，只可暗示。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內(nèi)涵。言一旦達到了目的，就該忘掉。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來自尋煩惱呢？詩的文字和音韻是如此，畫的線條和顏色也是如此。

公元三四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哲學是“新道家”，史稱玄學。那時候有部書名叫《世說新語》，記載漢晉以來名士們的佳話和韻事。說的話大都很簡短，有的只有幾個字。這部書《文學》篇說，有位大官向一個哲學家問老、莊與孔子的異同。哲學家回答說： “將無同？”意思是： 莫不是同嗎？大官非常喜歡這個回答，馬上任命這個哲學家為他的秘書，當時稱為“掾”，由于這個回答只有三個字，世稱“三語掾”。他不能說老、莊與孔子毫不相同，也不能說他們一切相同。所以他以問為答，的確是很妙的回答。

《論語》、《老子》中簡短的言論，都不單純是一些結(jié)論，而推出這些結(jié)論的前提都給丟掉了。它們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雋語。暗示才耐人尋味。你可以把你從《老子》中發(fā)現(xiàn)的思想全部收集起來，寫成一部五萬字甚至五十萬字的新書。不管寫得多么好，它也不過是一部新書。它可以與《老子》原書對照著讀，也可以對人們理解原書大有幫助，但是它永遠不能取代原書。

一個人若不能讀哲學著作原文，要想對它們完全理解、充分欣賞，是很困難的，對于一切哲學著作來說都是如此。這是由于語言的障礙。加以中國哲學著作富于暗示的特點，使語言障礙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中國哲學家的言論、著作富于暗示之處，簡直是無法翻譯的。只讀譯文的人，就丟掉了它的暗示；這就意味著丟掉了許多。一種翻譯，終究不過是一種解釋。比方說，有人翻譯一句《老子》，他就是對此句的意義做出自己的解釋。但是這句譯文只能傳達一個意思，而在實際上，除了譯者傳達的這個意思，原文還可能含有許多別的意思。原文是富于暗示的，而譯文則不是，也不可能是。所以譯文把原文固有的豐富內(nèi)容丟掉了許多。

一個人若不能自己嚼飯，就只好吃別人嚼過的飯。不過經(jīng)過這么一嚼，飯的滋味、香味肯定比原來乏味多了。(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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