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jié)，我攜妻兒回老家——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榔坪鎮(zhèn)樂園村過年。正月初二，跟往年一樣，我懷著迫切的心情，去給80多歲的老人拜年！他，曾是當?shù)氐睦现?，也是我十分尊敬的伯伯，名叫鄧全階。

這次拜年，與以往不同的是，我特意帶著采訪任務，即當面了解伯伯當年擔任村支書的革命生涯。這是我早在半年多以前就有的念頭，平時，回老家少，因此，這次必須如愿以償。其實，我老家跟鄧伯伯是一個組的，過去叫生產(chǎn)隊。我們的家是當?shù)氐?，而鄧伯伯則是作為上門女婿來此地安家落戶的。從記事起，我就知道兩家的關系很好，鄧伯伯的老伴姓錢，我叫她姑媽。兩家的房屋遙相對應，能看見房子，大聲喊也能聽見，但步行仍有3公里多路。一直以來，父輩們是患難兄弟，我和他是忘年之交，這種關系也得到了傳承。這便是人生之緣。我想，無論是作為晚輩，還是家鄉(xiāng)人，都有責任和義務真實記載這位老支書那段不同尋常的艱苦歲月。盡管，抵達這樣的目的力有不逮，但我會盡力而為。

考慮到鄧伯伯年事已高，視力和聽覺都不好，為使采訪順利進行，又不過多影響他休息。我在去之前，便草擬了一個提綱。見面后，先給他熟悉一遍。當我把提綱給他，他便很慎重地掏出放大鏡，臉幾乎貼在紙上，仔細地看起來。此情此景，我既感動又于心不忍。沒辦法，誰叫我有了這樣的動機呢？大約過了半個多小時，他才看完僅200多字的內(nèi)容。我想，他是在邊看邊思索。他看完之后的第一反應是，望著我笑，接下來便陷入了深思。我能窺見到他看采訪內(nèi)容時，已將思緒逐漸帶入幾十年前的那一幕幕往事。

時間還得追溯到54年前。1961年2月，鄧伯伯擔任大吉嶺大隊第一任黨支部書記。支委班子由三人組成，副書記曹平階，委員朱昌遠，這倆人我都認識。之后，委員換了一茬又一茬，而書記仍是他。直到1982年7月，啟用新人，他才改職當副書記，一干又是6年。他擔任支書長達21年之久，這種連任經(jīng)歷當年不多見，而今更少。當年，他上任伊始，連固定辦公地點都沒有，工作就像“游擊戰(zhàn)”。當我問他當年每月拿多少工資時，他的回答是“每年享受80元的工資待遇”。每年80元？真是不可思議，這那是待遇??！完全是在無私奉獻。這，就是那個時代的真實狀況，沒什么大驚小怪的。

60年代初，全大隊僅480余人，山大人稀，居住分散。直到80年代初，全村人口增加到700多人。當初，一個生產(chǎn)大隊才14名黨員，后來發(fā)展到30多名。當年，地處山旮旯的大吉嶺大隊，貧窮落后顯而易見。有的家庭吃了上頓無下頓。可想而知，他的走馬上任，承載著幾百號群眾的重托，他深感責任重大。面對吃飯、就醫(yī)、入學、交通等長期困擾老百姓的四大難題，他沒有退縮不前，而是積極與班子成員一道，勇往直前地將解決老百姓的吃飯穿衣問題作為首要工作來抓。他團結帶領黨員、群眾向“農(nóng)業(yè)專家”陳永貴（毛主席的稱贊）學習，整天不知疲倦地臉朝黃土背朝天大搞農(nóng)田水利基本建設，實施坡改梯、旱改水、小改大工程，通過改良品種、科學種植等有效措施和手段，達到增產(chǎn)增收的目的，從而，使老百姓的日子慢慢好了起來。他在帶領大家解決吃穿問題的同時，也不忘開展黨內(nèi)活動，比如一個月組織黨員學習一、兩次或上黨課，總結布置工作，開展義務勞動等。當初，黨員的黨費都是固定的月頭上繳，每人每月6分錢。雖然繳納的錢少，卻體現(xiàn)了黨員意識。那時的黨員雖少，但政治覺悟都高，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極強，臟活、重活、累活、險活，都是黨員搶著干，較好地彰顯了黨員的先進性。自1972年以來，他動員當?shù)厝罕娖鹪缲澓诘牧x務修建公路，用時3年建成通車。同年，因大隊無學校供孩子上學，他便把自家當臨時學校使用，我還在此上過學。他的小兒子鄧西喬，還是我的老師。他作為百姓的父母官，大小事物都扛在肩上，并分輕重緩急抓落實。他性格直爽，敢作敢為，雖然不到一米七的身高，但體型健壯，做事干脆利索，雷厲風行，一般人趕不上。在艱苦年代，他帶領群眾“抓革命，促生產(chǎn)”，想方設法找到勤勞致富的“金鑰匙”。有時候，他為了老百姓的生計，忙得吃不飽飯，睡不好覺，在田間地頭，在搶險現(xiàn)場，在村民家中，在村頭村尾，處處留下他忙碌的身影，一年四季，風風火火，從未停歇。

1972年3月，河北省委某領導帶隊，一行20余人到大吉嶺大隊衛(wèi)生室參觀學習農(nóng)村合作醫(yī)療的好做法。當時不通公路，他們便從榔坪鎮(zhèn)步行30多公里到達大吉嶺接待站，其決心可想而知。次日，鄧伯伯把參觀團帶到自己所在的生產(chǎn)隊保管室座談，他詳細跟客人們匯報合作醫(yī)療開展情況。之后，又把客人帶到自己家里，私人招待他們。在那個年代，會吃掉幾個人的口糧。據(jù)說，帶隊的那位領導是南下干部，在一次戰(zhàn)爭中腦袋被日本鬼子打傷。參觀團受到鄧伯伯全家的熱情接待，感動得南下干部等人掉眼淚。自始至終，參觀團最感興趣的是：合作醫(yī)療是怎么辦起來的？鄧伯伯便跟他們詳細介紹：大吉嶺大隊共有9個生產(chǎn)隊，一個隊設一個土藥房和一名衛(wèi)生員。平時，遇上小傷小病不出生產(chǎn)隊，大傷大病不出大隊，三天一預防，七天服一次藥。甚至還有“一根針，一把草治好百病”的神奇說法。疑難病人轉院治療報銷。病人每人每年交一元錢的醫(yī)藥費和五角錢的掛號費，一年四季有預防藥。從1978年開始，做到了家家有藥源，戶戶有衛(wèi)生員。這，就是當初推行的合作醫(yī)療政策。據(jù)說，全國有19個省市來該大隊參觀學習取經(jīng)。當年，首創(chuàng)合作醫(yī)療制度的，就是家住杜家村的老赤腳醫(yī)生覃祥官（已故）。他的事跡曾被毛澤東親筆批示，并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報道。他曾四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并出訪過日本等國，享受副廳級待遇。同時，他還被譽為“中國農(nóng)村合作醫(yī)療之父”。(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國人民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隨著改革步伐的加快，農(nóng)村廢除了人民公社制，取而代之的是鎮(zhèn)、鄉(xiāng)、村、組機構。于是，原來的大吉嶺大隊，更名為樂園村。這個村，是由原來的幾個大隊合并而成的，管轄范圍比過去翻了幾倍，人口達到4000多人。1981年，在各級領導的關懷下，通過村委會的多方努力，全村架通了高壓線，結束了點煤油（氣）燈的歷史。1985年，全村又接通了從高山引進的山泉自來水，告別了肩挑背磨找水吃的艱苦日子。80年代未，該村的就醫(yī)、入學問題也得到逐步改善。這一樁樁、一件件實事和好事，無不凝聚著村委一班人的心血和汗水，他更是功不可沒。

“文革”期間，他為了農(nóng)戶的拆遷問題，曾被不明不白地揪出來批斗過，即便性格剛強的他，處于亂世年代，也只能忍氣吞聲低頭“認錯”。像這類挫折和冤氣不勝枚舉，他早習以為常。他邊聊邊自嘲地說：“歲月，是我的勛章”。說完，哈哈大笑。

鄧伯伯是一個熱心腸的人，無論哪家有紅白喜事，他都去慰問、捧場，不僅如此，還經(jīng)常主動請纓當“知客先生”，即主事人。每次忙前忙后，兩三個晝夜不合眼。尤其是遇到老人過世，按土家風俗，都會“打三鼓”鬧夜，即跳喪（又稱巴山舞），那家都少不了他，而且還樂此不疲。每次他都和群眾跳在一起，樂在一起，辨不出書記的范兒。這是我兒時最清晰的印記。

在與他交談中，他還講述了在當支書前刻骨銘心的兩件事。一是在1950年，為了大隊供銷合作社開業(yè)，他受命和村民王萬前、王萬壽等一行3人，從大吉嶺出發(fā)，到遠在100多公里外的宜昌當背腳佬。去時，每人背上240多斤的桐油（點燈用）、蓖麻等山貨。回時，背的是幾乎同等重量的、用山貨換回的食鹽等日常用品。來回12天，每天步行近30公里，每天只吃兩頓飯，每頓4分錢。他們連續(xù)不斷的翻山越嶺，長途跋涉，腳磨破了，肚子餓了，仍咬牙堅持，無人喊累。說完此話，他眼里溢滿了淚水……。說者哽咽，聽者動容，愉快和諧的氛圍多了一份滄桑和沉重。他稍作調(diào)整后，接著講了第二件事。1959年大辦食堂，大兵團作戰(zhàn)，那時他當大隊主任。當時，老百姓都是集體勞動掙工分（每人每天10分制），后來實行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包產(chǎn)到戶，取消了大鍋飯。有一次，他帶領群眾挖田、開荒種地，中午在外吃飯，每人一碗懶豆腐。當時，他和朱昌遠名下的那一份，被前來檢查的管理人員吃了，就餓了一頓。為使干活有點力氣，他們就用草繩子把肚子捆起來。這話使我有些聽不下去。而現(xiàn)在的八0、九0后，幾乎聞所未聞。這便是時代的不同。他說這是當時的第一難，即吃飯難。第二難就是改良品種當?shù)貨]有，老洋芋種被槍斃，還得在遠隔30公里外的巴東縣進小洋芋種回來種，這樣產(chǎn)量才更高。

他是一個性情中人，也是一位很有威信和正義感的好支書。對于社會上的一些好吃懶做、嫌貧愛富、欺上瞞下、欺行霸市、自私自利等歪風邪氣，他都會一針見血、義正詞嚴地加以抵制和糾正，老百姓的口碑也好。等等這些，是現(xiàn)在好多村支書所不及的。我作為土生土長的家鄉(xiāng)人，雖然很早在外地工作，但一直關注著家鄉(xiāng)的發(fā)展變化，因此，每年聽到、問到、看到的事情也不少，所以有發(fā)言權。

時間過得真快，不知不覺中一個多小時過去了，其實我還有許多問題問他，但的確不好意思多打擾，最后再問他兩個問題。一是擔任支書期間有遺憾嗎?他沉思了一下了，嘆了一口長氣說，最大的遺憾是沒跟你父親（赤腳醫(yī)生）轉成商品糧。他又說：我先后辦成了李遠甲、趙春清、覃春慶等10幾個人的“農(nóng)轉非”問題。聽完此話，既感動又惋惜。我說，此事不怪他，是父親為了不轉正口糧多些，才主動放棄的。當時，我們一家老小的生計全靠他支撐。為此，特別感謝父親的不容易。二是做一名稱職乃至優(yōu)秀的村支書應具備哪些基本素質(zhì)？問此敏感話題，主要基于我也是搞黨務工作的，向他請教。他沉默良久，這也反映出他的謙虛和低調(diào)。我正猶豫是否放棄時，他簡短地說了“帶頭、敬業(yè)、奉獻、不圖回報”十個字。多么言簡意賅，這或許是他工作的真實寫照吧！我立刻豎起了大拇指，而他只是淡淡一笑。通過與他較長時間的零距離接觸，我覺得坐在面前的這位長者越來越可敬、可愛了，因為他的吃苦耐勞、樂觀向上、永不言敗的精神值得后輩們學習和傳承。

回首往事，從鄧伯伯擔任第一任支書算起，至今已跨越50多年，先后經(jīng)歷了七任村（大隊）支書，而他的任職時間卻占了將近一半，可以說是當?shù)匾晃粋髌嫒宋铩，F(xiàn)如今，我所在的家鄉(xiāng)——樂園村，正以時不我待的強勁勢頭，奮進在實現(xiàn)中國夢的金光大道上，工作、生活條件早已今非昔比，這得益于共產(chǎn)黨的好領導好政策，也是幾任支書們薪火相傳、勇于擔當、默默奉獻的結果。對這些父母官，尤其是像鄧伯伯那些打江山的老支書，歷史不會忘記，父老鄉(xiāng)親更不應該忘記！

1988年，鄧伯伯正式退休，終于可以回家安享晚年了。20多年來，家鄉(xiāng)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nóng)民的腰包鼓了，房屋新了，公路硬化了，環(huán)境更綠了，合作醫(yī)療好了，學校條件變了，摩托換成汽車了……看到這些過去想都不敢想的變化，鄧伯伯幸福的笑臉更燦爛了。

而今，鄧伯伯和老伴早已步入耄耋之年，但身體都無大礙。他每天還拿著放大鏡看報紙、看新聞，關心國家大事的勁頭不減當年。他現(xiàn)在與大兒子鄧西鵬生活在一起，一家四世同堂、其樂融融，盡享天倫之樂。這是我們最愿意看到的。衷心祝愿可敬的老支書——鄧伯伯及姑媽身體健康，長命百歲！

（作者：錢緒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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