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電影史上，家喻戶曉的影片很多，《平原游擊隊》就迷倒了幾代人。片中主角李向陽，更是成為中國每個人心中的英雄。

1985年3月初的一天，我從濟寧市演出公司得到一個消息：13日，著名演員郭振清要來濟寧。他曾在四十多部影視片中扮演不同角色，特別是《平原游擊隊》中的李向陽，給包括幼年的我在內(nèi)的許許多多的人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我開始尋找有關(guān)郭振清的資料，去過一家醫(yī)院的資料室和市電影公司，用了三天的時間，搞到的資料幾乎能背下來。那時我剛滿19歲，也剛開始狂熱地尋找名人專訪的線索。

11日中午，“李向陽”一直貼緊我的視線。我突然想起童年時候流傳過的《李向陽歌謠》，但怎么也理不出頭緒。問身邊的人同樣找不到答案，只好騎上車子去找往日的小伙伴。我們絞盡腦汁，終于挖出“李向陽，身體壯，雙手拿著盒子槍……”之類的記憶，這未必不是收獲；但我還記得后面一句是“嚇得鬼子小隊長，”最后還有一句，怎么也記不起來。那位小伙伴，詭秘的轉(zhuǎn)動眼珠，也說記不起來了。

12日下午，我同演出公司干練的業(yè)務員朱傳熹電話聯(lián)系。他說：“郭振清大概乘123次列車，于下午5時來濟?！蔽艺埶鋵崪蚀_的時間，我不要“大概”。不一會兒，他給我打來電話：123次列車明天能到。這以后，我又掛了幾次“以防萬一”的電話。他向有關(guān)單位詢問，才知123次不在濟寧停車，而是在兗州，人民劇院經(jīng)理準備用小車去接。我同朱傳熹商量，是否可以同車前往，以最快的速度搞到第一手資料；那時候我不能發(fā)現(xiàn)，我的那些熱情，澎湃得讓人無法接受。但我慶幸那個肆無忌憚的小子，讓我的青春，在事業(yè)中找到過一個又一個無悔的坐標。

我已經(jīng)覺察，我和朱傳熹的數(shù)次通話，都是似是而非、毫無價值的。我并未意識到，我的極不冷靜，讓人家很為難。不一會兒，他又傳來一個倒霉的消息：劇院經(jīng)理去車站接人了。我連忙騎車趕奔公司，他仍安慰我，“別慌”。他是個很好的兄長模樣的人，但年少的我實在懂得世故太少，我有點恨他了。去車站，我只有這一個念頭；他卻在考慮，坐公共汽車去吧等等舒服的方案。那時候，濟寧城區(qū)僅有一條2路公交線。我們剛下樓梯，遇上公司的楊會計。她說，劇院姚經(jīng)理并非去接郭振清，而是去送別的無關(guān)的什么人。

14日上午，朱傳熹的電話：郭振清上午要來！但時隔幾分鐘又來電話說：郭振清11點到兗州，劇院經(jīng)理去接。我仍打算去兗州，與經(jīng)理同車；又是那樣，我飛車來到演出公司。我真服了他了，又是“別慌，別慌”；大幾歲的人，最讓人害怕的就是沉穩(wěn)。我們正準備去車站，遇上了騎雅瑪哈回來的劇院經(jīng)理。他告訴我們，郭振清已到，安排在第一招待所（今運河賓館）。我急著要去見他，可朱傳熹卻同經(jīng)理不緊不慢地談演出的事。我完全是一種苛刻的孩子心理，人家盡全力幫我忙，統(tǒng)統(tǒng)是應該的，還必須讓我萬事如意。(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到了招待所，好不容易打聽到郭振清的住處，又經(jīng)過人家好一番審視才放了行。剛一邁步，又遇上朱傳熹的一位熟人，沒完沒了地“票啊票啊”的糾纏。等我們踏上走廊里的地毯，我才猛的感到很累。

門開了。我一眼認出那個熟悉的面孔，盡管他的頭發(fā)已經(jīng)斑白，但他那矯健的轉(zhuǎn)身，讓我差一點叫出：“李……”。朱傳熹向他和一旁的姜寶林說明來意，他便熱情地讓我們坐沙發(fā)，并拿過一盒香煙放在茶幾上，說：“抽吧，抽吧?！薄芭叮x謝，不會?！庇腥俗専煟形矣X得自己挺像個大人。涉足新聞圈數(shù)月，我捕捉到了跟蹤三天的采訪線索，心里好一陣激動。此刻，那只握過盒子槍的手上，夾著點燃的香煙，煙缸里還是空空的。我又覺得，我的差事很苦，注定要奔波。但我又平添一種慰藉，就像眼下，職業(yè)給我一次機會和便利，讓我同銀幕上相識多年的一個人，肩并肩坐在同一個房間。

一只筆在銜接一個本子，一個人在回答一個人的提問，這就是采訪，這就是記者生涯。

他談得很多，我記得很快，一頁，一頁。我突然想到，只有330個字的版面在等我，不禁有些灰心，甚至委屈。其實那少得可憐的版面，也是破例為一個狂熱追逐理想的年輕人留下的。那時的《濟寧日報》還是鉛印的、四開四版的小報，每周只出兩期，副刊組版周期很長，節(jié)奏很慢，因為我瘋狂的去采訪一位名人，且軟磨硬泡，而臨時改了又改，硬擠出330字的版面。專訪是發(fā)不成了，也不是消息或通訊，就是一個小稿子吧。那時候報社沒有自己的印刷廠，要去兩公里開外的濟寧二印。就這樣，也還要很多人焦急又無奈地攤開兩手等著，等我的330粒大米或小米下鍋。年輕，就是常不知道世界是什么，卻對世界從不寬容。

我在郭振清那里告辭了。這是我當記者以來，采訪的第二位名人。極度的興奮成了疲倦。不知朱傳熹是否和我一同出來了。分手時他去了哪里，說沒說別的話。

我坐在寫字臺前，寫完了，一頁，兩頁，三頁，再刪掉三行，330個字。那時候報社用的是每頁150字的方格稿紙。

主任簽字了。我和兩頁半稿紙，飛快地去見副總編。

恭敬地垂手立在一旁，窺視那紅色的筆尖刺向那方格，是否要劃紅杠和有無別的評價。

“喔，‘李向陽的’！”他竟也說了一句《平原游擊隊》的臺詞，淡淡幽默送來鼓勵的一笑，頓使我輕松了不少。

飛車來到印刷廠排字車間的時候，有人在焦灼地等我；像手術(shù)醫(yī)生推過擔架似的，一只手迅疾地接走那稿子。那時候，排字車間的領(lǐng)班是位高度負責但急性子、嘴不饒人的二十幾歲青年，當然，比我大的人我都挺怕他們。我經(jīng)常千辛萬苦搶了新聞，再惶恐地送那些稿子走完每個關(guān)口，一個能干的青年在那樣的排版、印刷條件下熱情地改版換稿，是及其復雜和危險的事情，弄不好全線功虧一簣，誰都擔不起責任。

李向陽的稿子終于進廠了，我看了看手表，1點40分，第一次感到三天來的饑餓，恍若從一個沉夢中蘇醒，腦袋和胃空空如也，并沒獲得一次勝利的任何感受。

7年后，云破天開的一次童心發(fā)現(xiàn)，那段《李向陽歌謠》一字不差地殺將出來：“李向陽，身體壯，雙手拿著盒子槍；嚇得鬼子小隊長，屙了一褲襠”。怪不得，那個小伙伴不告訴我最后一句，人小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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