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憶中的文化大革命

笑 談

【2015年1月5日】

文革，我童年的夢，常常縈繞在我的腦海里。今日題筆，主要想寫文革里死去的人，寫他們的冤魂，寫他們的愚昧與無知。

在我童年的記憶里，文革時的中國是一個災難的中國，學校停課，工廠停工，農民不種地，機關干部不上班。人像著魔了一樣，喪心病狂，無中生有，鬧派性，人整人，整死人，幾乎喪失了理智與人性。

文革初期，也就是1966年5月初，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人，各自分成為兩派，一派叫指揮部，代表領導階級，另一派叫聯(lián)總，（也叫“430”）代表工人階級和居民群眾。母親在百貨公司工作，剛開始參加的是指揮部，后來不知是什么原因，突然參加了聯(lián)總。母親參加聯(lián)總后，指揮部的高音喇叭隨時在大聲喊：( 文章閱讀網：www.sanwen.net )

“革命同志們，站隊站錯了，站過來就是，指揮部歡迎你們！”

母親聽到后，總是不屑一顧，自言自語道，講得好聽，我參加430，你們管不著。記得有一天，母親把家里僅有的四升米，競然拿兩升米捐給了“聯(lián)總”的井造學生。就像抗日戰(zhàn)爭時期，老百姓把糧食捐給八路軍一樣。我知道，母親參加430的決心已定。

文革開始時，兩派的人們進行大字報、大辯論。即“文斗”。

先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縣城里的北大街兩邊建起了版報欄，每天張貼大字報的人絡繹不絕，天天都有好看的大字報，都是揭露人的歷史、丑聞。不服的人便開始辯論，于是，北門硐專門用木頭木板搭了一個辯論臺。每天出來辯論的人，層出不窮，他們辯論的內容我也記不清楚了。當時，我有自己的思想，自然同母親站在一邊，支持聯(lián)總?？偸峭低蹬赖睫q論臺下，用竹竿去捅指揮部的辯論人 ，從而打斷他們的思維，引起聽眾一片嘩然。

更為謊謬的是，有一家兩口子，因為參加的派性不一，整日在家里鬧派性，辯論不休，最后終于離了婚。

文斗剛剛結束，緊接著批斗又開始了。天天都有好戲看了。一會又揪了一個“大地主”，一會又揪出一個“牛鬼色神”；一會又揪出一個“走資派”。十分恐怖，鬧得人心惶惶。每天都人有被揪出來游街示眾。當時，有一位姓蒙的教師，被打成“牛鬼蛇神”，天天被揪斗，身心受到嚴重催殘。最后，實在承受不了這樣打擊，一天夜里，他偷偷上吊自殺了?，F(xiàn)在想起，還有些毛骨悚然。

記得食品公司的一位領導，姓溫，當時被揪出來斗時我在場，我正在食品公司門口玩，突然，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只見一幫人從食品公司里押了一人出來斗，被批斗的人，瘦瘦高高的，大約四十多歲，臉色白凈，脖子上掛了牌子。牌子上寫著“走資派”，批斗他的人十分兇狠手辣，用鐵棒撬他的手膀子，在垃圾籮里，撿了一塊臭氣熏天的豬骨頭，叫他含在嘴里。他開始堅決反對，卻遭來一陣用鞋底的抽打。頃刻間，嘴被打腫了。無奈之下，他服從了，他終于把骨頭含在嘴里，只見蛆蟲慢慢從他嘴里爬出來。觀眾一陣惡心，不忍再看，便都離開了。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和我們坐一條街的王貫一大伯，是一位小五金修理工，北方高個子，寬寬的肩膀，團團的臉。不知因為什么，被打成了牛鬼色神，他被批斗時，人們給他扎了一米多高的尖尖帽，重20多斤，戴在頭上，要保持身體的平衡十分困難。游街時，圍觀的群眾很多，好奇的孩子們更多了，自然我是其中之一。王貫一大伯算幸運的，由于身體結實，終于熬過了這場災難。

還有一位，叫王俊伯的老人，因為他原來當過國民黨的軍事教官，就被揪來游街示眾。他被游街示眾的時間最長，持續(xù)了一月之久。但是，他意志堅強，還熬過了這一劫。整天整夜提著鑼，在無不用人監(jiān)督的情況下，走街竄巷。

“當叮當、當、當......”一邊敲，一邊喊：“我是國民黨的殘渣一列，王俊伯。”

他的喊聲，至今仿佛還在古老的街道上回蕩著。又像是在夢里一樣，所以讓我記憶猶新。

隨著時間的推移，文革開始升級。兩派開始搶班奪權，游行示威。游行隊伍，扛搶扛刀，威風凜凜，浩浩蕩蕩，像奔撲前線的戰(zhàn)士。人們都意識到，一場殘酷的武斗就要開始了。

緊接著，中學生也分了派性。一派叫“東造”代表東方紅戰(zhàn)斗隊，另一派叫“井造”代表井崗山戰(zhàn)斗隊。記得有一天，“東造”和“井造”的學生矛盾急化，由文斗轉為武斗。開始斗石仗，雙方用石頭，你砸我，我砸你，連續(xù)斗了兩天，學校被砸得遍體鱗傷。后來兩派的學生都受了傷，頭、腿、腳、腰等部位都有受傷的情況，真是兩敗俱傷。

一天下午，在縣城住院部，兩派的人發(fā)生了武斗。兩邊都用大刀、梭鏢、長矛等武器進行武斗。戰(zhàn)斗十分激烈，共持束了5個多小時，天黑時才了收場。最后雙方傷亡慘重，大概傷了十多人。指揮部的一位男隊員，大約40多歲，后頸被砍了一馬刀。但奇怪的是，人還站著，不流血。還從住院部撤回指揮部。當時我在場，一位女干部用手電筒一照，他的后頸子，像張開的馬嘴，我被驚了一跳。后來，這位隊員因搶救不及時，第二天就死了。

記得那是9月的一天早晨，天上下著秋雨，色灰朦朦的天壓得人喘不過氣。指揮部在政府大院里為死者舉行隆重的追悼會。只見死者的家屬哭得死去活來。但是他們的哭聲被雄壯的口號聲淹沒了。

“生的偉大，死的光榮！血債要用血來還！”

場面非常悲壯，以乎死者的家屬得到最好的安尉，死者的兒女也成了英雄的后代。人們卻不知道死者成了文革的犧牲品。

隨著時間的推移，文革逐步升級。

1969年的一天中午，我和幾個同伴正在住院部玩耍，突然，一輛軍車向住院部開來，車的后面還跟了一群人。我們急步跑去觀看。此時圍觀的人越來越多，我穿過人群，擠到軍車前面，看了一個明白，原來是一位年輕的解放軍，大約20多歲，是支聯(lián)部隊的。在支聯(lián)的途中被支左部隊開搶打死的，名字叫袁海澤。

對于袁海澤的死，我至今還為他惋惜，一年青的生命卻作出了無味的犧牲。當時，聯(lián)總為袁海澤舉行了隆重的葬禮。那天，天陰沉沉的，整條大街花圈似海，袁海澤的肖像掛滿了大街的兩邊。標語、口號滿街都是。靈堂大廳，莊嚴肅穆，哭聲震天。大街上，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前來參加追悼會的群眾自發(fā)地戴上白花，眼里露出無限的悲哀與仇恨。

追悼會開始了，頓時，會場鴉雀無聲。軍區(qū)首長剛讀完悼詞，下面早已哭聲一片。我突然看見母親在悼念大廳的左面，兩眼還噙著淚花。正在這時，一位中年沖到臺上呼口號：“血債要用血來還！”“血債要用血來還！”人們不約而同地齊聲高呼。

“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

“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

追悼會結束了，送葬的人走了。大街變得寧靜起來，反而讓人毛骨悚然。人們似乎已經聞到了槍戰(zhàn)的火藥味。

母親預感到了形勢的變化，怕我們被傷害。一天，母親決定把我和姐姐哥哥送到表姐家躲武斗。表姐家住在冊亨縣，哪里的文革斗爭不激烈，表哥是稅務局的局長，表姐是糧食局的干部。我們三姊妹在表姐家，一住就是半年多的時間，等安龍的武斗平息了才回了家。

回到家鄉(xiāng)后，聽人說我們班的小學班主任劉老師在文革的槍戰(zhàn)時期被冷搶打死了。據說，一天早晨，劉老師剛起床，在打開窗子時候，突然，一顆子彈飛來，正打中他的胸膛，他便到在血泊中離開了人世。

聽到這個消息，我難過了很久。

我喜歡劉老師，他給我印象很深，他溫和慈祥，特別關心愛護學生，是我心中的偶像。記得有一次，我們班的王安翔同學課間時間和同學在教室里打鬧，突然，一塊泥團正好打毛主席的頭像上，把毛主席的嘴、口、鼻打爛了，霎時教室里一片嘩然，議論紛紛。上課了，數(shù)學教師來到教室，看到這一切，態(tài)度十分嚴肅。

“是誰干的，站起來！”唐老師大聲說道。

教室里鴉雀無聲，安靜得連掉一根針都能聽到。班長在緊要關頭突然發(fā)話“唐老師，是王安翔干的！”

唐老師很快將王安翔揪到講臺上，像批“斗牛鬼蛇神”一樣。王安翔被嚇不停的顫抖，一句話一搭不上了。

“你這個小反革命分子，敢毀壞毛主席的畫像，簡直是膽大包天，這是要被坐牢的！走，到校長辦公室去！”唐老師一本正經地說道。

王安翔被帶到校長辦公室后，校長十分氣憤，當時就想交公安機關機處理。劉老師聽到消息后，訊述趕到校長辦公室求情，可是校長態(tài)度十分堅決。劉老師費了許多口舌才把校長說服了，最后，不但沒有送公安局，還免于開除的處罰。多好的老師哦！他是我唯一記憶中的小學教師。

好心的劉老師死了，我好傷心。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過去了，已經成為歷史。我經歷了這段歷史，我的家人雖然沒有受到什么傷害，但是我嘲笑、憎恨這段歷史。我對險惡的人性發(fā)嘔，文革給我們帶來了什么？這樣的歷史還能重演嗎？給后人帶來什么樣的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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