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
那年秋天,悲痛欲絕的九億多中國人幾乎流干了眼淚,我們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主席,永遠離開了人世。而在此之前,尊敬的周恩來總理去世,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員長與世長辭;一場舉世震驚的大地震,將唐山夷為一片廢墟。再后來,“四人幫”被逮捕并接受隔離審查,延續(xù)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徹底結束。可以說,那是多事之秋的一年,是不幸和災難同時降臨給人帶來悲傷的一年,也是中國歷史轉(zhuǎn)折的一年。
那年秋天,我那年僅33歲的父親,在講階級斗爭的那個年代,做了一件我至今都認為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把不可能實現(xiàn)的事變成了現(xiàn)實,讓自己不滿14歲、被剝奪了上高中的權利的兒子,坐進了高中的教室里,彌補了對兒子的那份虧欠。如果沒有他的堅持、努力和不懈的奔走,或許我現(xiàn)在已是一個在農(nóng)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nóng)民。
本來,在新店公社龍會橋?qū)W校讀了七年小學和初中的我,被推薦上高中是“麥田里捉烏龜——十拿九穩(wěn)”的事。當時,只有“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的子女不能享受繼續(xù)讀書的權利。我家土改時劃分的成份是中農(nóng),我的成績也很優(yōu)秀,小學階段還當過班干部,進入高中讀書順理成章。然而,初中臨畢業(yè)時,“反擊右傾翻案風”愈演愈烈,所有的“地富反壞右”遭到批斗,名額不夠,就找人補缺。我爺爺?shù)亩?,曾參加過秋收暴動,抗戰(zhàn)期間從英國學成歸國后,卻成了成都中央軍校的上?;瘜W教官??箲?zhàn)勝利后,還調(diào)經(jīng)濟部任駐日代表,從鬧革命的共產(chǎn)黨“蛻變”為國民黨高官。一個小小的生產(chǎn)隊,居然隱藏一個“叛徒”、“賣國賊”的弟弟,那還了得?可想而知,我爺爺逃脫不了被打成“漏劃四類分子”的命運,我自然也會從推薦上高中的名單中劃掉。
那年秋天,是父親最為焦慮和痛苦的秋天。父親感到非常地難過,不怪天不怪地,只怪自己出身不好,還連累求學欲強的孩子讀不了書。但父親是個不認輸?shù)娜?。得知表哥的姐夫熊正慧擔任新店中學的校長,就和表哥一趟趟地去托人找關系。鑒于龍會橋?qū)W校沒有推薦我,熊校長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擅自錄取“漏劃四類分子”的孫子。但俗話說“不看僧面看佛面”,盡管我表哥是過繼給他岳父岳母當兒子的,和他老婆并無血緣關系,卻依然是他的小舅子。于是,他便采取變通的方式,找到在定湖中學教書的老庚彭良梅,開具新店中學的轉(zhuǎn)學證,把我轉(zhuǎn)到了定湖中學。
跟隨挑著被子和箱子的父親走在往新店鎮(zhèn)十華里左右的公路上,我在龍會橋?qū)W校的同學都感到十分的詫異。他們都知道我沒有被新店中學錄取,但卻為何也挑著被窩行李一副去讀書的樣子?我們父子在新店街上與他們別過,經(jīng)過新店鎮(zhèn)與湖南省臨湘縣定湖公社臨湘街那座叫萬安橋的石橋,往定湖長嶺街方向走去時,他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們家走通了路子(關系),把我弄到湖南讀書去了。然而,當看到一個個曾經(jīng)熟悉的同學走進我本該進的新店中學報到時,我的鼻子,還是不由得一陣陣地發(fā)酸。
那年秋天,也是父親最為得意的秋天。走在去定湖中學十華里左右的沙石公路上,不時有人 和父親打招呼:“你這個做哥哥的,真好,親自送弟弟上學。”父親帶著憨厚的笑容自豪地解釋說:“這是我兒子!”那一刻,我突然覺到父親是多么的偉大。(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那年秋天,我走進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學校是陌生的,老師是陌生的,同學也是陌生的。看到的山川河流,見到的老師、同學,都是未曾相識的陌生面孔。在定湖中學,我首先得熟悉環(huán)境,結識新的老師和同學,還要克服語言上的障礙。彭良梅老師領著我到學校報到后,我領到了新書,被分到高九班。教室里,桌椅板凳和我原來讀書時的學校相差無幾,但黑板卻是用黑油漆涂在玻璃反面的那種,顯得特別的高級。教室里裝有喇叭,每天上課前和下課后,學校的廣播室還會放幾支歌讓我們聽。令我欣慰的是,這里的教學條件和環(huán)境,比我那些在新店中學讀書的同學要強得多。他們沒有正規(guī)的課本,每天挖山填溝,硬是把兩座山之間的那個溝填成了一個大操場。但論住宿條件,定湖中學卻比新店中學差。我們那年的高一年級,有七、八、九三個班,每班一間宿舍,床鋪是通鋪;而新店中學雖然每班也是一間宿舍,住的則是高低床。
那年秋天,我懂得了什么叫悲痛欲絕。9月9日下午上課前,學校的廣播、教室里的喇叭,同時反復播送著一條緊急通知:“請各位老師、各位同學,馬上返回辦公室和教室,有重大事情廣播”。接著,播音員沉痛的聲音響起:“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毛澤東同志,于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隨著哀樂響起,教室里立刻哭聲一片。一直以來,毛主席都是我們心中的太陽,我們把毛主席當作自己的最親的人。小學的時候,我們驕傲地戴著“烈士鮮血染紅的一角”的紅領巾,每天讀著“紅寶書”;初中的時候,我們戴著“紅衛(wèi)兵”的臂章,真把自己當成了“毛主席的好孩子”。如今太陽隕落,怎不叫我們哭得傷心拗動?那些日子,看到每個走過身邊的人,沒有哪一個不是哭腫了雙眼的。
那年秋天,我學會了團結同學,與同學們打成一片。我們班上的同學,基本上是定湖人,只有我和新店街上的謝奇志兩個“湖北佬”及后來從坦渡公社轉(zhuǎn)來的幾個學生是外地的。謝奇志是彭良梅老師的親戚,城鎮(zhèn)戶口,也就是吃商品糧的。他從新店中學初中畢業(yè)已經(jīng)一年,但他的父母覺得他老是在家待業(yè)不是那回事。得知我要去定湖讀書,他的父母覺得有伴了,也請彭老師幫忙。于是,在家玩了一年的他,成了我在湖南讀書的惟一湖北老鄉(xiāng)同學。他家里的人都叫他“三賴子”,不知是小名還是綽號。后來,我們跟著這樣叫他,他卻很生氣地說:“誰再這樣叫,我就打誰”。他雖然丟下這樣的狠話,大家卻照叫不誤,弄得他最后沒有了脾氣。他后來招工進了蒲圻紡織總廠,我從新店坐車去蒲圻二中讀書時,還在班車上見過他。據(jù)說企業(yè)改制后,他回到了新店做小生意,但我一直沒有見到過他。那時,我每個星期去定湖中學,都是先到他家,和他一起過萬安橋,到臨湘街約在八班讀書的劉凱波,然后與臨湘街附近的文子、官寶等同學一道去學校。去定湖長嶺街的公路兩旁,滿是已經(jīng)結籽的苦楝樹,活潑好動的劉凱波和謝奇志,就摘下那些苦楝籽,追著打我們幾個。我們幾個不甘被打,就紛紛摘下苦楝籽還擊。一群十幾歲的孩子,就這樣邊打邊鬧邊跑,以致快到了學校還渾然不知。
劉凱波和謝奇志一樣,也是吃商品糧的城鎮(zhèn)戶口,住在萬安橋臨湘街的橋頭。我見過他的父母和在外工作及當兵哥哥,還有一個讀小學的弟弟。這是一個非常懂得待人接物、好客善良的家庭。有次他的父母和弟弟出門做客,讓他一人留守看家。一個十多歲的孩子擔此重任,心里多少還是有些害怕。他堅決要求我留下在他家過夜,給他做伴。我建議叫上謝奇志,他詭秘地笑笑說不用。只見他從家里拿出一把已經(jīng)生銹的刺刀,找到磨刀石,“吭哧吭哧”地磨了起來??吹剿サ赌强?a target="_blank">愛的樣子,我忍不住接過刺刀,也“吭哧吭哧”地磨了起來。十幾分鐘后,我們將磨得锃亮的刺刀放在枕頭底下,把所有的門全部抵住。劉凱波說,如果強盜(小偷)膽敢進來,我們兩個人就一起拿刺刀對付他。那一夜,倒是平安無事。劉凱波后來招工進了臨湘街供銷社,我曾去他那里玩過。當時,他的腳板比較小,穿的是36碼女式鞋,看到我穿38碼的男式鞋,他一個勁地嘲笑我是“苕腳”。不久,他調(diào)到了臨湘縣醫(yī)藥公司,給在蒲圻二中讀書的我還寫過信。
我們的班長陳華龍,長得眉清目秀,語文成績特好,深受老師喜歡。每次上課前,老師都會叫他讀一段報紙。他用那鄉(xiāng)音很重的定湖話讀唐山豐南地震的后續(xù)報道時,我這個在湖南讀了一個學期一年級的株洲外甥,居然一時聽不清他說的是哪幾個字。陳華龍后來考取了更高一級的學校,畢業(yè)后回到定湖中學教書,接著當上了定湖鎮(zhèn)的教育組長。他當教育組長時,我和后來到蒲圻二中讀書、外號叫“五雞婆”的定湖同學,還在他下鄉(xiāng)檢查工作的鄉(xiāng)間小路上相遇過。20多歲他就當上了教育組長,足見他的能力和水平。
那時,我和謝奇志的個子都不高,又都是新店人,說的是同樣的話,老師就安排我們坐在第三組第二桌。坐在我們前面有位叫江金明的同學,眼睛高度近視,雖然坐在第一桌,但看黑板上的字仍覺模糊。開學不久,在學校組織去農(nóng)場勞動的路上,同學們開玩笑說,江金明的視力已經(jīng)到了分不清腳下東西的地步,曾經(jīng)有次人家告訴他小心腳下的牛糞,他以為人家在騙他的,趴在地上用手指蘸了蘸牛糞,再放進嘴里用舌頭去舔手指,然后大叫一聲:“他媽的,還真的是牛屎??!”江金明漲紅著臉否認:“哪有這回事?你們這是在拿我尋開心!”這件事,我敢肯定是編排的。江金明的視力不好不假,但他絕對能聞得出牛糞的氣味。同學們?nèi)绱苏{(diào)侃,只不過是想找點樂子罷了。
坐在我們前面一桌的,還有一位叫謝炳炎的同學,身材較為瘦小,個子和我差不多,屬于沒有發(fā)育成熟的那種。謝奇志比我會結交同學,謝炳炎每次和謝奇志打招呼,總是笑嘻嘻地對他“×個×個”叫個不停。定湖話中的那個“×”字,和新店話中罵人的“×”字諧音,意思卻完全不一樣,其實是“喂喂”打招呼的意思。由于都是剛進學校的新生,好多同學還記不住相互的姓名,只能用“×個×個”打招呼。定湖的同學知道是什么意思,而我們兩個“湖北佬”并不知,還以為是罵我們。好幾次,我看到謝奇志攥緊拳頭想打人。后來,我們在弄懂了這個意思后,也“×個×個”地和他們打招呼。
那年秋天,我發(fā)現(xiàn)了一條不需要繞道新店街可以到達定湖長嶺街的捷徑,能節(jié)省三分之一的路程和時間。我們班上的黎火生和龔新華,住在新店公社馬蹄湖對面的竹咀,兩家中間,僅隔一個打谷場。小時候,我和村里的小伙伴們經(jīng)常去馬蹄湖放牛,對那一帶特別熟悉。于是,每個星期回家和返校,我就和他們走在一起。馬蹄湖與竹咀之間的那條河,并不太寬,我在湖堤上喊一聲,他們就聽得清清楚楚。河水不深時,我就卷起褲腿,小心翼翼地趟過去;河面寬闊的時候,黎火生和龔新華就拿起一只竹竿,將小船撐過河來接我。這種同學之間的互幫互愛的感情,直到今天我還記憶猶新。每次返校,我們村的同學上屋后的嶺坡往新店方向走,而我卻背著十斤大米下畈往馬蹄湖方向走。看到我那漸漸遠去的身影,母親忍不住偷偷地抹眼淚??蓱z天下父母心??!
我們班上,還有幾個姓謝的同學。謝先國高高瘦瘦的,皮膚較白,坐在最后一排;謝善明要稍微矮一點,但體形有些寬;還有不太出名的謝亞林。在離學校不遠、我們每星期回校經(jīng)過的那個大隊,還有兩個姓陳的同學,據(jù)說是叔伯的兄妹,一個叫陳金海,一個叫陳金娥。這些同學,都是我在九班時平常走得比較近,較為要好的。他們之中的黎火生、謝先國、謝善明、謝炳炎、謝亞林后來當兵去了部隊,在解放軍這座大熔爐中經(jīng)受鍛煉和考驗。
那年秋天,我見識了什么是沼氣,懂得了什么叫廢物利用、能源節(jié)約。學校在操場里挖了兩個大坑,然后用紅磚和水泥做成壇子狀的池子,將管子接到各個教室的沼氣燈和教師的沼氣灶上。池子里,堆放著糞便和腐植物,還把水加在里面,讓其產(chǎn)生沼氣。在老師點亮沼氣的那一刻,同學們無比雀躍歡呼。自此,我們的老師開始用沼氣做飯,學生用沼氣燈照明上晚自習。前幾年,海南大張旗鼓地在農(nóng)村發(fā)展沼氣,比起我們那個時候,海南已經(jīng)明顯落后了30多年。
那年秋天,我學會了自立,學會了替家人分憂。當時,家里給我每星期的零花錢是一元錢,我和謝奇志在學校的教師食堂搭伙,每個學期僅只交人民幣八塊錢的菜錢,而大米則要自己帶,每個星期大概需要十斤米。學校有一個規(guī)定,凡是在學校寄宿和搭伙的學生,必須交納一定數(shù)量的柴禾。如果不交,就用錢來買。我家離學校太遠,每星期帶十斤大米,已經(jīng)令我這個才十三、四歲的孩子不堪重負,如果再挑著一擔柴禾,那肯定是吃不消。爺爺奶奶已年近七十,不可能替我挑柴去學校;父親雖然年輕,但腿腳不方便。在我才幾個月的1963年,穿上軍裝即將于第二天走上運兵列車的父親,在地方政府招待他們新兵看電影的那天晚上,放電影的大禮堂突然倒塌,他的腳不幸被打斷,留下了永遠的殘疾。叫一個這樣殘疾的父親,挑著一擔柴禾走十幾里路,我于心不忍。雖然從八歲起,我就在生產(chǎn)隊里插秧、割谷,給家里挑水、劈柴,上山砍柴、挖樹兜,放牛、打豬草,但沒有干過比這更重的活。得知同學們結伴去高山村砍柴,想到家里人為我讀書操碎了心,我立即要求和他們一起行動。和同學們在高山村打了幾次柴后,我交足了學校要求的柴禾數(shù)量,也懂得了如何為家人分憂,自立自強。
那年秋天的記憶,令我是那么的刻骨銘心。多年來,我一直尋找這些當年的同學。那年,我去初中和在新店讀高中的同學祖建鋼家祭拜他去世的奶奶,他老婆盯著我看了半天,問我:“你在定湖中學讀過書嗎?”我回答說:“讀過哦?!彼@喜地說:“我是陶良君,我們是高九班的同學啊”。當時,我就向她打聽這些同學的情況,但那個時候的通訊不發(fā)達,她知道的也只是一鱗半爪的信息。祖建鋼當年在石人大隊當赤腳醫(yī)生兼石人小學教師的妹妹祖艷瓊,后來嫁給我在新店中學讀書時一位姓楊的同學,楊同學現(xiàn)在湖南岳陽做生意。得知我尋找當年的同學,祖艷瓊通過許多渠道,終于找到了我的老班長陳華龍的手機號。于是,我趕緊和他聯(lián)系,打聽同學們的情況,計劃在得閑的時候和他們聚聚,一起回憶那已逝去的時光。
今年,第二屆“中國有機農(nóng)產(chǎn)品展銷會暨中國青(米)磚茶交易會”在我的家鄉(xiāng)湖北赤壁舉行,組委會決定舉辦首屆中華“赤壁磚茶杯”詩文大獎賽。我向組委會投了一篇題為《最是難忘故鄉(xiāng)茶》的散文,沒想到竟意外地獲得了銀獎,并得到通知要我回赤壁領獎。我和內(nèi)人計劃:11月7日飛機抵達長沙后,先到岳陽樓游覽,然后去臨湘和同學們見面,晚上趕到赤壁報到。沒想到,機票訂好即將出發(fā)之前,我準備給陳華龍打電話時,意外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找不到他的信息了。原來,我換了一部手機后,在倒騰信息時把一些號碼弄丟失了。這下,我可真得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了。無奈,我又和祖艷瓊聯(lián)系,拜托她打聽,自己則在網(wǎng)上找尋他們的信息,按照網(wǎng)上查到的陳華龍同事的電話,一一聯(lián)系。信息反饋回來了,但接電話的卻不是陳華龍——錯了一個數(shù)字。反反復復之后,還是祖艷瓊弄到了準確的號碼。
聽到陳華龍的聲音后,我立即告訴他,我和內(nèi)人將于11月7日到達臨湘,請他將劉凱波、黎火生和龔新華的電話先告訴我。他說已有十多年沒有見過黎火生,更不知道他的電話,其他兩個倒是有。打通劉凱波電話后,他激動地說:“我只知道你后來搞創(chuàng)作去了,但不知具體地方,你還記得我??!我現(xiàn)在岳陽做生意,你到后先找我,我們一起去臨湘?!饼徯氯A是從生產(chǎn)隊、村、鄉(xiāng)鎮(zhèn),一步步地干到臨湘市政府部門的,得知我要到臨湘,倒是顯得比較平靜,仿佛知道遲早有這么一天到來似的,連聲說:“好!好!我在臨湘等你!”我自1977年春季離開定湖中學轉(zhuǎn)學到新店中學后,見過劉凱波和陳華龍,但一直沒有見過龔新華,也就是說,我有37年多沒有見到過他。電話中聽到同學們那熟悉的聲音,我就在想,他們,是否還是我熟悉的那張臉?內(nèi)人則在一旁打趣地說:“你這些38年前的同學,時間久的有37年未見,晚的也有34年左右,到時你們可不要抱在一起哭啊?!?/p>
動車抵達岳陽時,劉凱波已經(jīng)在酒店里點好了菜。雖然已經(jīng)當上了外公,但他的模樣卻沒有多大的變化,只是多了幾根白發(fā)。他不大喝酒,專門請了一位姓陳的兄弟陪我和內(nèi)人。酒足飯飽之后,他又帶我們?nèi)ピ狸枠牵斊鹆恕傲x務導游”,接到陳華龍和龔新華的催促電話后,馬上又聯(lián)系了一部車,立即往臨湘趕。
車臨近臨湘,龔新華的電話來了,聽說陳華龍已安排飯局,非要劉凱波給陳華龍打電話推掉,由他來安排。到達臨湘市政府大樓后,一群接一群數(shù)不清的鳥,在龔新華辦公室對面的山上,不時盤旋,發(fā)出“嘰嘰喳喳”的歡叫聲。內(nèi)人風趣地說:“這些鳥兒是得知你們30多年后相聚,特地飛來慶賀的?!?/p>
看到劉凱波、陳華龍和龔新華的相貌依然,歲月的流逝卻卷走了他們過去的青春和年華,我不禁感嘆大自然的無情。在回憶過去的同學,回憶那不堪回首的秋天時,我們的心情又是那么的沉重和傷感。知道我好不容易來一趟臨湘,他們竭力挽留,但我必須連夜趕到赤壁報到,參加第二天的開幕式。晚飯后,劉凱波為我叫來了一輛出租車,陳華龍執(zhí)意給我送上一盒臨湘特產(chǎn)“十三村”。我剛到赤壁報到后打開賓館的房門,劉凱波的電話就追了過來,一個勁地說招待不周,下次再補,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由于同學們在天南地北工作的關系和時間匆忙的原因,我這次只見到了三個同學。但同學之間那種真摯的情誼,卻讓我銘記一輩子。
故事無論多么精彩,到最后總會謝幕。但世上最美好、最珍貴的同學情、戰(zhàn)友誼,卻值得一輩子紀念和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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