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財產(chǎn)相當一部分用于房族子孫的教育和獎勵，不論男女小學中學一律免費，考上高中大學繼續(xù)深造的不但祠堂有獎學金，更重要的作為族人楷模精神鼓勵，祠堂邀請學業(yè)有成者吃大餐，父母邀至上座，以這種方式激勵鼓舞子孫去好好攻讀，飛黃騰達以耀宗光祖。社會最基本結(jié)構(gòu)不是政府領(lǐng)導下的任何團體，而是以房族宗法為基礎(chǔ)的社會，跟原始的氏族公社結(jié)構(gòu)大體相同，同樣犯法由族規(guī)來處置，祠堂也就是公堂，家長太公秉公執(zhí)法，大義滅親一言九鼎，氏族直接承擔了本該由社會、政府來承擔的責任，舊的王朝體制宗法體制起到無可替代的穩(wěn)定作用，如果一個人脫離了自己的家族，等于脫離社會秩序，鄉(xiāng)下沒有田、城市沒鋪、自己又沒有穩(wěn)定的工作，流入到城市做無業(yè)游民，脫序的游民要吃要穿要住，且不甘餓死，最直接簡單的方法偷、搶、奪、騙甚至殺人越貨，這些脫序了的游民對社會穩(wěn)定構(gòu)成嚴重的威脅，朱元璋當過游民、和尚，他最明白“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是怎么一回事，坐上龍廷后“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nóng)民”著力改造懲治無業(yè)游民，《明實錄?太祖實錄》昭告天下“若有不務(wù)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游民，則逮捕之”。把這些生活在市井的“三無人員”賜予“無籍之徒”。族中明清兩代中進士、舉人、任官有50多人，許多進士就是這樣造就出來的。

祖母給我講了一件事，說祠堂宴請所有學業(yè)有成的人去參加，祖母攜我大伯同往，大伯就讀于紹興一所英國教會辦的學堂，入席被管理者逐起，說你們有什么資格入席？也許因為伯父人長得十分矮小，平時不大注重自己的形象，頭發(fā)粗不加修飾，看他不像一個讀書的人，竟然對他下逐客令。祖母雖一字不識橫劃，卻是個能干的女人，赴宴她就多長了一個心眼，把伯父學堂獲得的文憑以及代表校方給來訪者做翻譯的合影，拿出來給管事的看，管事的說，——海水不可斗量！

楓橋駱氏家族的黃金時代應(yīng)該在明代萬歷年間，浙江大學有專門統(tǒng)計明朝進士的一部書記載：成化十七年（1481年）駱瓏得進士，甲二第二名；嘉靖十一年（1532年）駱驥得進士；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駱問禮得進士；駱先覺（莘夫）天啟二年（1622年）得進士。駱瓏（1450-1499）字蘊良，駱章子，象賢孫，30歲（1480）中舉，翌年會試聯(lián)捷進士，任安陸府同知政績卓著，赴潮州知府，王陽明贈以《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乾隆《諸暨縣志》卷四十一?藝文）贊頌并以鼓勵“其于潮州也似其治安陸昔治之，而又獲夫上下之心……公僚友李載陽輩請言導公行。予素知公之心，且稔其才，自度無足為贈者，為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之以此言”。升江西副使乞做歸省遽歿于家，年僅50，王陽明聞之“未得施展大才”痛哉惜哉。駱驂少時登科卻無心仕途，賦詩垂釣耕作為樂，值海瑞任諸暨縣知，慕名專門相訪駱驂，兒子駱問禮拜見，海瑞以師生受之禮。駱驗懷遠知府解印而歸，徐文長游五泄，駱驗留飲于溪園家中，徐文長道中寄詩云“勝賞猶縣百里堤，蹄僵路滑不勝泥。溪山待客寒云外，雨雪逢君楓橋西。束帶豈難官自嫩，尺菙不重老能提。何由共轡蒼苔上，指與諸峰一一題”。

駱家看重讀書，并著書，建藏書樓，望子嗣后代弘揚耕讀，駱問禮（1527-1608）《萬一樓記》云：

繼復為此樓則顏曰萬一。義取“博文約禮，博之于萬，而會之于一”，此千古之秘訣，欲尋圣賢之樂處，……三間俱盈樓上貯書，無慮數(shù)萬卷。經(jīng)史子集粗備……許人來讀，借去則不可，防散失也。

又云：(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嗚呼！吾老矣，昔人以年老讀書為秉燭之光，又讀得進恐吐不出，欲以貽子孫，而又讀未必能讀。嗚呼！豈誠然哉，讀書老不若壯，以警后生，使知及時昔陰，則可若朝聞久可之義，則秉燭之說，吾猶以為非。至而況其他貽金未必守也，人直汲汲皇皇貽書，則未必能讀，定不為害?！錁亲晕叶?，安知不自我而廢，安知不自我子孫。

駱問禮嘉靖四十四年（1565）中進士，任南京刑事給事，向上進諫，觸怒龍顏，謫云南楚云知事，（1573年）神宗朱翊鈞嗣位，遷揚州府推官，升南京二部主事，轉(zhuǎn)兵部職方郎中，張居正忌之。萬歷八年（1580）母亡回家服喪，喪滿補福建參政，湖廣副使，因受誹謗，辭官歸故，回家讀書著書，手訂家禮，悉守朱子成規(guī)，萬歷三十六年（1608）卒于家中。歷史文獻選錄《萬一樓居士集序》：“先皇帝御宇之三年，暨陽纘亭駱公留京給諫上封事，進《喉論》三篇。其大指以政權(quán)宜在朝廷，在內(nèi)閣，則治亂半，入宮闈，則未有不亂者。故脊親聽政，次汰中官，次令閣臣還備顧問，以為是三者，皆出納之要地。咽喉之司，咽喉不清，則良食美劑皆不得入……”

問禮公《重修宗譜序》說“家之譜、家之史也，有勸懲之道焉。于是駱氏始有譜”。關(guān)于楓橋駱家有譜說“譜由高祖恒齋公修之，于正統(tǒng)戊辰（明正統(tǒng)十三年1448年）曾叔祖庵公續(xù)之丁亥（成化三年1467年），而叔祖大尹靜庵公修之，于正德癸酉（元年1506年），刻于英山公署。兄教諭江南公修之于嘉靖丁巳（三十六年1557年）。上窮本源，下別支派，營心于此十年，惜未脫稿而卒。煒復修之。萬歷丙子（四年1576年）續(xù)修其未續(xù)，備其所未備，參考古今譜法，手錄成編，而告于詞……”問禮公不否認“作之者固難，而繼之為尤難”人心渙散之慨嘆，“為吾駱氏之后者，可不知所敬、知所重歟”？所以引他這段話，目的想證實什么家族、在什么情況下，才會注重撰自家的家史？如果文朋公頭代開始，子孫不能出人頭地，除非提干“政審”有用，難道乞丐家族有必要為自譜寫“乞丐史”生怕世人不知曉嗎？光什么宗，耀什么祖？從中不難看出楓橋駱氏宋代只是“移來百姓”而己，無財無勢住在離鎮(zhèn)數(shù)里之山，打柴、垂釣、耕種養(yǎng)家糊口，元代雖然統(tǒng)治較短，動蕩不安危機與機遇并存的時代，抓住了契機，然后走出山區(qū)入住小鎮(zhèn)，子孫進取性強，獲取功名日漸發(fā)達，至“朝中有人”，北宋慶歷年修篡第一部《諸暨縣志》至清末，一共修篡了十二次，其中三次有駱氏參加，兩次為主要編纂。

有開放才有“萬元戶”這與明朝政府重視讀書人是不可分沒煞的，明代統(tǒng)治集團給駱氏家族的一個機會，從而走上鼎盛的中興時代。祖宗得到功績越多，越怕到子孫手中失去，富貴不出三代之定律，大多子孫不思進取，忘掉了“根本”，所以不遺余力的建家廟、修宗譜激勵子孫。

張岱《陶庵夢憶?楊神廟臺閣》云：

楓橋楊神廟，九月迎臺閣。十年前迎臺閣，臺閣而已；自駱氏兄弟主之，一以思致文理為之。扮馬上故事二三十騎，扮傳奇一本，年年換，三日亦三換之?！侨找砸桓痛┢烊?，一人持竿三四走神前，長可七八里，如幾百萬白蝴蝶回翔盤礴在山坳樹隙。四方來觀者數(shù)十萬人。市楓橋下，亦篷亦攤。

駱氏兄弟為演出一絲不拘，做到“非絕倒者不之用”、“非百口叫絕又不用”、“一冠一履，主人全副精神在焉”之逼真，駱氏兄弟追求藝術(shù)效果不惜揮霍，奢靡的同時試想人口不過幾千的村鎮(zhèn)，屆時“如幾百萬白蝴蝶回翔盤礴在山坳樹隙”，“四方來觀者數(shù)十萬。市楓橋下，亦篷亦攤”是何等的壯觀景象，張岱之所以來楓橋很可能受陳老蓮的邀請，他跟老蓮僅差一歲，讀他的《陶庵夢憶》知道老蓮與他非一般的知交，他的筆下名不見經(jīng)的小地方卻留住歷史的風貌。

張岱《楊神廟臺閣》的背后民間有個故事，主人翁叫楊老相公，但多為傳說而己，且有不同的版本，只當茶余飯后。

話說某年一連下了幾個月的大雨，會稽山集雨面廣，山洪暴發(fā)時楓橋江水滿為患，正合錢塘規(guī)律潮汛，海水倒漫，沿湖一帶被淹為澤國，楓橋雖然地勢較高，是會稽山的門檻，但經(jīng)不住錢塘潮水逼上，時夜水滿城樓，百姓人為魚鱉，危難之際，楊維楨老家的泉堂村，一位姓楊的人士不知他從哪里撐來一只大船，一個個把絕望的人搭救上船，由于人眾，他只能一船一船的把人救到彩仙山上面暫避，當他撐來最后一船的難民，不幸的船只觸到了山上的巖礁，木船解體，楊某自己被沖下的山洪卷走，楊某以身殉職，他為了普救眾生，而獻出了自己的性命，重于泰山。得救的人為了紀念他舍己為人的高尚道德，自發(fā)為他募捐造廟，供奉他為楊神。

這個簡單的造神故事，近乎若亞方舟的傳說，如果理智的去看事件缺乏可信度，當然我寧可相信這個東方的方舟是真的故事。有人會拿出證據(jù)，不信到彩仙山上去看一看，山坡那片竹子楊柳一般倒長的，足夠證明當時洪水淹沒的水位，往山上走可以見到船撞在巖石上的痕子，說不定能見到散落的爛船板。好奇心的驅(qū)使我真的為這事作了回傻子，到實地去察看了一番，巖坡上的筱竹確實不是往上長而是倒披的，這究竟是什么道理我說不上來，說是水淹得淹多長日子迫使竹長成這樣？巖石上并無找到撞船的痕跡和散落的船板，抑或沒有找對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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