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yè)的敏感,專業(yè)的考辨(讀書評論)
職業(yè)的敏感,專業(yè)的考辨(讀書評論)
——品讀金文明編審家的《石破天驚逗秋雨》
劉小朋 /文
近日,筆者潛心研讀了著名編審家金文明先生撰寫的《石破天驚逗秋雨》一書。該書又名《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錯百例考辨》。讀罷全書,我長時間無以釋懷,倍感彷徨和失落。為什么?因為這本書顛覆了余秋雨學者在我心中高山仰止般的光鮮文人形象;它讓我重新思考自己散文寫作的審美視角和審美取向;該書也改變了我文化思考和寫作的若干方式。
我讀余秋雨學者的散文有十幾年了。從《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到《千年一嘆》、《行者無疆》;從《霜冷長河》、《借我一生》到《我等不到了》、《問學余秋雨》;從《千年文化》、《舞臺哲理》到《山河之書》、《何謂文化》。應(yīng)該說自己對余秋雨的散文是比較偏愛的。我收藏有關(guān)余秋雨的各類書籍不少于30本。這十幾年來,余秋雨是我最欣賞的散文大家。他的文字表達雋永珠璣,行云流水。思考視角不同尋常,獨具匠心。行文風格別樹一幟,自成一家。讀他的散文,聆聽他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拷問和反思,我感覺受益匪淺,收獲頗豐。所以,當我在書店看到金文明先生的《石破天驚逗秋雨》時,我本能地排斥。在此之前,我曾購買一本《余秋雨的敵人》。該書對余秋雨的整體批評和誹謗完全超出正常的學術(shù)爭鳴范圍,令人不忍目睹?;诖耍彽眠@本《石破天驚逗秋雨》后,我長時間不曾細讀。即便翻閱,也僅僅是走馬觀花、囫圇吞棗。直到近年偶然在央視看到余秋雨在青歌賽評委席作文化點評時出現(xiàn)一個地理常識錯誤。我大為驚訝,難以置信。后來又有一次在聆聽央視“中華文化知識講座”中,余先生在談到汶川地震的時候,居然把“汶川”讀成了“文(陽平聲調(diào))川”。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從此,我不再“迷信”余秋雨,他在我心中逐漸走下“神壇”……
《石破天驚逗秋雨》一書是金文明先生寫于2002年的一本文化著作,迄今已逾十載。金先生是全國著名編審家。曾任漢語大詞典編委,主要撰稿人?,F(xiàn)任復(fù)旦大學出版社特約編審,《咬文嚼字》刊物資深編委。他主編了《中華古漢語字典》和《漢英綜合辭典》等語言工具書。個人出版了《博異志、集異志注釋》、《金石錄校正》和《語林拾得——咬文嚼字精選100篇》等學術(shù)著作。筆者之所以不吝筆墨介紹金文明先生的個人履歷和專業(yè)治學成就。這是因為在中國文化圈,余秋雨學者的才情和名望可謂如雷貫耳,無人不曉。圈內(nèi)有不少所謂的“文藝批評家”以批評余秋雨搏出位,吸引眼球。但他們“大多集中在余先生的人品、文品以及與文學無關(guān)的一些細節(jié)瑣事上……”(金文明語)。而金文明對余秋雨的批評僅僅限于學術(shù)范圍之內(nèi)的文史差錯,不涉及人品和文品等非學術(shù)性問題。這令人肅然起敬。(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石破天驚逗秋雨》一書主要從四個方面考辨。即(一)人物史事考辨;(二)時、地、書、名考辨;(三)職官舊制考辨;(四)文詞音韻考辨??急娴奈氖凡铄e主要集中于《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和《霜冷長河》三本散文集。金先生在該書前言中寫道:“盡管余秋雨先生具有超人的文筆和才情,但他畢竟不是一位專治中國古代文學和歷史的學者……”為了說明《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史料差錯的客觀性,金先生隨即列舉兩個人名差錯:一、樂樽。二、葉熾昌。其中“樂樽”應(yīng)為“樂僔”,“葉熾昌”當為“葉昌熾”。金先生坦露:為了撰寫這本《石破天驚逗秋雨》,他“查閱翻檢的各類圖書和工具書多達二百余種,摘錄的資料卡片也有五百多張”。這種執(zhí)著和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令人尊敬。所以金先生能夠發(fā)現(xiàn)《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中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各類文史差錯超出一百個,筆者感覺這是水滴石穿、水到渠成的事情?!兑慕雷帧焚Y深編委的職業(yè)敏感和專業(yè)考辨能力由此可見一斑。本文亦嘗試從這四個方面對該書加以疏理和解讀。
一、人物史事考辨引經(jīng)據(jù)典、鞭辟入里
人物史事方面的考辯文章共16篇。在這16篇文章中,金先生征引了《辭源》、《辭海》、《中國文學大辭典》、《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等多部權(quán)威語言工具書以及其他歷史典籍中的諸多描述,分別對《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和《霜冷長河》中諸多文史知識差錯進行了客觀、理性地考辨。例如:在《林逋究竟有沒有妻兒?》一文中,金先生引用《中國文學大辭典》:“[林逋]不娶無子,所居植梅蓄鶴,人謂梅妻鶴子?!钡嗲镉暝凇段骱?a target="_blank">夢》中卻寫道:“梅妻鶴子有點煩難,其實也很寬松,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在《〈岳陽樓記〉傳千古,寫者不在岳陽樓》中,金先生通過引經(jīng)據(jù)典、深入分析,批評了余先生所說的范仲淹在岳陽樓寫作《岳陽樓記》的主觀臆斷,指出這種臆斷屬于文學常識錯誤。而在《娥皇、女英不是舜的女兒》一文中,金先生征引《列女傳》、《淮南子》和《史記》等文獻,駁斥了余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描述的“有舜的女兒娥皇、女英……”
金先生這16篇文章以可靠的文獻資料為依托,對余的差錯進行有力有據(jù)的考證和辨駁。他的考辯有的放矢,鞭辟入里,言之有物。透過這些差錯,他認為余先生的文史學術(shù)功底不扎實,遠遠沒有讀者想象中的他在“歷史大散文”中“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深度與厚度。余秋雨對中國古代文學和歷史的思考、詮釋因為這些差錯的存在導(dǎo)致“含金量”銳減,光鮮的專家學者形象由此大打折扣。金文明在該書附錄一“兩個索引”中明確指出:《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和《霜冷長河》等散文集中文史知識差錯達77個之多(不包括字詞引文差錯)。正可謂“石破天驚”,基于此,金文明先生決定給該書取名為:《石破天驚逗秋雨》。
二、時地書名考辨旁征博引、深入淺出
時、地、書、名方面的考辨文章共12篇。其中的“時”即時間,金先生寫了3篇。他歸納出余先生散文人事紀年差錯主要有兩種類型。1、“差不離”式。2、“一刀切”式。所謂“差不離”式即余先生對歷史人物活動或歷史事件發(fā)生的年份提出自己的“新說”,而他的“新說”與學術(shù)界的定論之間相差不多,少則一年兩年,多則不超過十年二十年。例如:范仲淹倡導(dǎo)變革被貶是1045年(余說是1046年);朱熹之死是在1200年(余說1199年)。所謂“一刀切”式是指由于相關(guān)文獻資料的缺乏,使得某些歷史人物的生卒年份目前學術(shù)界沒有統(tǒng)一定論(多種爭鳴結(jié)論)。但余秋雨隨心所欲地任取一說,寫入自己的文章。金先生以為這種做法是學風不嚴謹?shù)捏w現(xiàn)。例如:關(guān)于朱耷的生年考證,目前學術(shù)界主要有兩種注釋:1624年和1626年,孰是孰非,尚無定論。但余先生在《文化苦旅·青云譜隨想》中這樣寫道:“在朱耷出生前223年,朱全被封于南昌(1403年)……”
不僅如此,通過考辯,金先生還驚異地發(fā)現(xiàn)余秋雨的散文大凡涉及具體的時間(年月日),錯誤屢見不鮮,俯拾即是。因為余先生文章中的歷日表述陰陽混雜、不倫不類。即年份由舊歷(一般也稱農(nóng)歷或陰歷)換算成公歷后,月日照抄(不換算,保留舊歷)。
“地”即地名,共3篇。余秋雨的主要問題在于:“他老是不按規(guī)則或通例辦事,喜歡‘自出機杼’,把古今地名雜糅在一起,翻譯得不倫不類,不合章法”。(金文明語)例如:“山東的東平”、“河南焦作的山陽”、“洛水之西”和“華陽”等等,不一而足。此外,像明初的沈萬三,住進了后人筑造的沈廳。這也令業(yè)內(nèi)學者貽笑大方。
至于書名和人名方面的有關(guān)知識差錯,金先生亦不吝筆墨,旁征博引,歷數(shù)了諸如“吳冠李戴說《巷議》”(《巷議》本為吳孝宗所寫,而非李師中)、“天涯何處覓‘邱浚’”(應(yīng)為“丘濬”)、“《康熙詞典》和《神秘曲譜》”(應(yīng)為《康熙字典》和《神奇秘譜》)等等差錯,以正視聽。
三、職官舊制考辨見微知著、入木三分
該部分內(nèi)容較少,共3篇。重點指出余先生在《山居筆記·遙遠的絕響》敘述的“山濤……當時擔任著一個很大的官:尚書吏部郎……”的錯誤。金先生說:“一般說來,只有達到了三品以上,才可以說是‘很大的官職’”。而山濤當時擔任的“尚書吏部郎”職務(wù)屬于朝廷六品官,余先生的說法明顯過于輕率和粗疏。此外,在《沒做皇帝怎能稱“陛下”?》一文中,金先生也耐心地給余先生“上了一課”。據(jù)《晉書·嵇康傳》:“[鐘會]言于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余先生在翻譯該段文字的時候,本來只要將“公”譯作“晉公”或“大將軍”就行了,但他偏偏譯成了“陛下”。這顯然犯了生前死后混淆不分的錯誤。司馬昭雖然死后被兒子司馬炎追封為文皇帝,但他生前畢竟不曾做過皇帝。
不僅如此,金文明先生還獨具匠心地寫下一篇《關(guān)于中國歷史紀年中的“年”和“載”》,較為詳細地論述了古代文學中“年”和“載”的異同。尤其是對唐代紀年改“年”為“載”(744~758年)的論述,令讀者大長見識。想必余先生如果看了該文一定會有同感。因為他就是由于不了解這個史學常識才會在《文化苦旅·寂寞天柱山》中寫下“唐天寶七年……”的語句。(不妥,應(yīng)為“唐天寶七載”)
四、文詞音韻考辨不蔓不枝 、入情入理
文詞音韻考辨的文章共7篇。金文明先生通過列舉“詞病8例”、“引書差錯27例”以及“關(guān)于7例詞語新用法的商榷”和“《文化苦旅》字詞差錯補遺16例”等內(nèi)容詳細地揭示了余秋雨“歷史大散文中”的文詞音韻差錯。其征引史料之翔實,考辨之細致、指出差錯之繁多、論證之嚴謹無不令讀者為編審家執(zhí)著的治學態(tài)度和專業(yè)的治學技能而嘆為觀止。金文明似乎長著一雙“火眼金睛”,對錯別字和知識差錯高度敏感,并具有極強的免疫力。不少文藝評論家在評論編審家們工作本身的時候,常常把他們比喻成文章的“啄木鳥”,筆者以為此比喻生動形象,一語中的。
在文詞考辨中,我們隨意拿來幾個例子就能夠說明金先生這個“啄木鳥”的敏感和專業(yè)。例如:在《獻給文章高手的一束薔薇》一文中,他列舉了“致仕”這個詞語。余秋雨理解為“獲得官職”。金先生糾正他的錯誤理解,說“致仕”歷來只表示一個意義,就是“辭官”。又如在“引書差錯27例”中,金先生指出余秋雨的多處引用差錯。包括岳麓書院正門口的對聯(lián)“惟楚有才,于斯為盛”(應(yīng)為“惟楚有材”),黃庭堅寫天柱山的兩句詩:“哀懷抱絕景,更覺落筆難”(應(yīng)為“衰懷造勝境,轉(zhuǎn)覺落筆難”,10個字居然引錯了5個字)。
此外,在音韻考辨中,金文明先生也不無幽默地寫了一篇文章——《不通舊詩韻,怎寫舊體詩?》。該文針對余秋雨在《霜冷長河·綁匪的紙條》一文中談到的“根”、“亭”和“信”三字“都押韻”的問題,斷定余先生的舊體詩韻知識有大欠缺。金先生說“‘根’、‘亭’和‘信’分屬平、仄不能相押;即便是‘根’和‘亭’同為平聲,也因為分屬‘元’、‘青 ’兩韻而不能通押”……
也罷,人非圣賢,孰能無過。余秋雨固然是全國著名學者、權(quán)威戲劇理論學家。但他是人不是神。他的文章中出現(xiàn)若干文史差錯和錯別字也是正常的事情。聯(lián)想到金文明先生供職的《咬文嚼字》刊物近年咬上了“茅獎”作品。被“咬”的包括莫言、劉醒龍、賈平凹、周國平、韓少功等知名作家。但這些作家無一不持歡迎態(tài)度。我想這也充分說明了這些文學大家虛懷若谷、不恥下問的治學涵養(yǎng)和品位。廣大讀者并不會因為他們書中的差錯而否定他們的才情和文筆功底。所以,在本篇評論即將完稿之際,我尋思今后我還將繼續(xù)閱讀余先生的散文,學習他的遣詞造句和多樣的表達方式。但我一定會多一個心眼,把金文明先生的這本《石破天驚逗秋雨》作為閱讀學習的輔導(dǎo)工具書……
(全文約4460字,于2014年7月23日傍晚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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