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洲書院

鄭長春

一

在世界上還沒有一所真正大學的時候，書院就在中國的一些角落里，靜悄悄地擔當起傳播知識、弘揚道義、弘揚精神的重任來。這種深厚的文化情結(jié)，應該也算中國的一大特色吧。

自唐代以來，歷經(jīng)一千多年的發(fā)展，至今已蔚然成風，全國書院林林總總七千多所。從某種意義上說，書院對民俗風情的培育、國民思維習慣、倫常觀念的形成和知識傳播，不亞于今天的任何一所大學。

在河南鄧州古城東南隅，就有這樣一書座院，因位臨百花洲，名曰：花洲書院。(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南陽有絕勝，城下百花洲，謝公創(chuàng)危亭，屹在高城頭。盡覽洲中秀，歷歷銷人憂。作詩刻金石，意垂千載秋。我來亭早壞，何以待英游。”這是北宋大文豪范仲淹《覽秀亭》對此地的贊美。

可惜，范仲淹被貶鄧州時，洲廢亭圯。東風無力百花殘啊！

百花凋謝，洲亭已毀。此刻，一位曾經(jīng)春風得意、名滿天下的朝廷命官正憂心忡忡、傷痕累累地走來。

時間是慶歷五年（1045）十一月。

經(jīng)過“慶歷新政”陣痛，年已五十七歲的范仲淹，以給事中、資政殿學士的身份到鄧州赴任。這一住就是四年，直到皇祜元年（1049）正月，赴任杭州。

在離廟堂之遠的鄧州，他政簡刑清，化行俗美，吏畏其威，民懷其德。

他不辭勞苦，整治百花洲，重修覽秀亭，并在城墻東南角建春風閣。深為學風不興而憂心的范仲淹，當看到百花洲一帶環(huán)境幽靜，景色宜人，是理想的治學場所后，遂在百忙中謀劃，創(chuàng)辦“花洲書院”，并且公余到書院講學。

一時，鄧州文運大振。

這是他到鄧州工作后推出的最大“民心工程”。

這項工程的效益確實不?。悍吨傺偷膬鹤印⒐僦劣^文殿大學士的范純?nèi)?，以及官至崇文院校書的張載，曾任鄧州知州的韓維，均“從師范仲淹學于花洲書院”。

當然，范仲淹一手打造的“花洲書院”還有點“文化沙龍”的味道。平時，春風堂里以文會友，百花洲中與民同樂。在這里，還與致仕宰相張士遜、新科狀元賈黯等詩酒雅會，同宰相晏殊、光化知軍李簡夫及名士王誅、張濤賦詩唱和。

按說，范仲淹應該知足了，完全可以把酒臨風寵辱皆忘，其喜氣洋洋者也。但，他卻“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起來，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

沒有人知道，一個“流落江湖”者的真實想法。

然而，正是這種“無法理解”，卻常常會爆發(fā)出驚人的行動。

就是在這“進亦憂，退亦憂”之時，光照千古的《岳陽樓記》誕生了。

二

這篇千古絕唱，洋洋灑灑，看似和風細雨，實則暴風驟雨，把一座傲然挺立的樓和一座風雨飄搖的院，有聲有色地搭建起來，維系起來，從此成為一條風景線上的兩處境界。

人以地靈，地以人傳。鄧州，為夏、商、周及秦漢之后的中州名郡，宋初為鄧州南陽郡，治穰（今鄧州市），領(lǐng)南陽、內(nèi)鄉(xiāng)、順陽、淅川五縣。宰相張永德、趙普，蘇易簡、寇準、陳堯咨、劉筠、謝絳等朝廷要員都曾任鄧州知州。

當然，能使鄧州引以為榮的還不是這些，而是一代文豪范仲淹應摯友滕子京之邀，在這里寫出了千古絕唱《岳陽樓記》而名動天下！

滕子京，名宗諒，北宋洛陽人。與范仲淹同年舉進士。一生志同道合，后滕子京用公使錢一事被人攻訐受審，范多次上表為其辯誣，終使其免去刑獄之災，先后貶知陜西風翔府（今寶雞）、河南虢州（今河南靈寶）、岳州巴陵郡。滕知岳州后，重修了江南名勝岳陽樓。樓成，極為壯觀，遂于慶歷六年（1046）六月十五日，致長信于范仲淹（嘉靖、乾隆、嘉慶《巴陵縣志》之《滕子京與范經(jīng)略求記書》有詳細記載），信中詳述了岳陽樓重修情況，并附《洞庭秋晚圖》一本，派人千里迢迢至鄧州，求摯友抽暇為其作記。

范公接信后于慶歷六年九月十五日，在鄧州花洲書院的春風堂展紙走筆，一氣呵成了千古名篇《岳陽樓記》。全文計三百六十多字，字字珠璣，文情并茂，氣勢磅礴，千古傳詠，不但使岳陽樓增色添輝，名揚天下，也使后人不得不贊嘆滕子京求記的的遠見卓識。

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肺腑之言，成了中國達官學士的良知理想、責任擔當和崇高情懷。然而，這種擔當和理想的背后，卻常常充滿著傷痕累累的惆悵和疼痛。

圍著別人傷痛眉開眼笑的，是一群自私自利、陰陽怪氣的嘴臉！

一種憂國憂民的傷痛，與一副自私自利的丑陋，交接到一起，令人不禁一身冷汗！

翻開歷史一頁，我們除了為范仲淹的精神和勇氣叫好，也為一個家國的命運和前途擔憂。

不僅僅范仲淹在擔憂，不僅僅他周圍的文臣武將在擔憂，而是連大宋王朝的最高領(lǐng)導人宋仁宗也無不在擔憂……

可是，他們究竟在擔憂什么呢？

山雨欲來風滿樓。這種苦悶而虛弱的擔憂，還得從那場轟轟烈烈而來，死氣沉沉而去的“慶歷新政”說起。

“慶歷新政”是宋代仁宗慶歷年間進行的一場大改革。

當時的改革背景，《宋史》是這樣說的：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宋朝對夏戰(zhàn)爭慘敗，內(nèi)部動蕩已是山雨欲來之勢。仁宗遂罷去宰相呂夷簡，任命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zhí)政，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同為諫官，紛紛上疏言事。范仲淹與富弼等人綜合多年來的經(jīng)驗，于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即《十事疏》）奏折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贊同，并頒發(fā)全國。

朝廷都贊同擁護，不是好事嗎？

對全國的老百姓來說，當然是好事。

要知道，奏折中，范仲淹與富弼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nóng)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政策”，都是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如，規(guī)定官員必須按時考核政績，以其政績好壞分別升降，更蔭補法，規(guī)定除長子外，其余子孫須年滿十五歲、弟侄年滿二十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jīng)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等。

宋仁宗也覺得有“利國利民”的意味，便采納了大部分意見，施行新政。

由于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強烈阻撓。

五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

使人做夢都沒想到的是，表面上看起來斯斯文文的宋仁宗，卻突然大變臉，一反常態(tài)，責成他們在政治上有所更張，以“興致太平”。

于是，一年四個月后，慶歷新政失敗

隨即，范仲淹被貶到鄧州。

三

我們先不討論宋仁宗皇帝的政治覺悟和個人好惡問題，但從奏折看，這場改革的內(nèi)容，不外乎澄清吏治、富國強兵、厲行法治，這不是明擺著的，利國利民的好事嗎？

連這樣的好事不敢做，不能做，那你說作為這個國家的臣民，還能做什么！

有人說，《十事疏》是一個強調(diào)澄清吏治的“反腐宣言”，對官吏和商人構(gòu)成威脅，守舊派朝臣習于茍安，反對新政，慶歷新政肯定得以失敗收場，不然會得罪很多場面上的人。

也有人認為，新政失敗后，宋朝積貧積弱的局面更甚，甚至影響到后來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令熙寧變法缺少吏治的澄清。

不管怎么說，我們先睜大眼睛看看，這場改革的“絆腳石”到底有哪些？

這場改革直接觸犯的是封建腐朽勢力，限制的是大官僚的特權(quán)，他們對此恨之入骨，隨著新政推行逐漸損害他們的利益，便集結(jié)在一起攻擊新政。他們誣蔑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等結(jié)交朋黨，他們并串通宦官不斷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樹黨羽的讒言。

曾作過西北統(tǒng)帥的夏辣，就是個首當其沖、詭計多端的家伙，宰相呂夷簡告病退休時，他滿心以為憑自己的資歷可以接替宰相職位，沒料想在石介、歐陽修的評擊下，非但沒有當上宰相，連樞密使的官職也丟了。他惱羞成怒，蓄意報復。

于是他讓家里的一個使女天天臨摹石介的手跡，等到寫得到石介親筆字一模一樣了，便偽造出一封石介寫給富弼的密信，信里說要廢掉仁宗。夏竦到處張揚，誣陷改革派陰謀另立皇帝。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雖然宋仁宗對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對革新的勢力這么強大，他開始動搖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慶歷五年初，慷慨激昂、想勵精圖治的宋仁宗終于完全退縮，他下詔廢棄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參知政事的職務，富弼、歐陽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繼被逐出朝廷。

堅持了一年零四個月的慶歷新政，就這樣虎頭蛇尾地流產(chǎn)了。

怎能不使人痛心疾首？！

現(xiàn)在看來，這場改革的失敗也是必然的。

因為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就等于動搖了宋仁宗的統(tǒng)治基礎(chǔ)。所以，還是因循守舊，以穩(wěn)定為大局。

這里需要提一下北宋自太祖、太宗就制定的恩養(yǎng)士大夫的國策。

我們知道，北宋統(tǒng)一結(jié)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但統(tǒng)治者卻從五代歷史汲取了消極教訓，那就是武人跋扈于國家不利，為了避免出現(xiàn)這種局面，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將，其辦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實行更戍法，人為的制造將不知兵、兵不識將的局面以維護其統(tǒng)治。實行更戍法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國防，而廢除慶歷新政，則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改革。仁宗罷黜范仲淹的一個原因是范仲淹帶過兵，有軍事威信。更主要的是朋黨之議，仁宗也知道這是臣下在互相攻擊，但范仲淹確實有些功高震主，而且，同整個士大夫階層比起來，一個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愛啊。

所以說，慶歷新政失敗是北宋政府體制決定的。扼殺改革的是體制，而非所謂保守派。

實際上，將慶歷新政失敗的原因歸于保守派的破壞和改革派的失誤，似過于簡單了一些。在我看來，用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政治分歧來解釋改革的失敗，有違歷史真實，也缺乏事實根據(jù)。

我翻閱大量的宋代文史資料看到，當時的情況是，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名臣為相，執(zhí)掌朝綱，決定對吏治進行整頓。范仲淹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旗幟鮮明地提出整頓冗官，任用賢能。三冗三費是改革所要打擊的主要目標，而裁減冗官，精簡機構(gòu)是改革的核心內(nèi)容。這一改革在制度上所要作的主要變動，就是要改變趙匡胤恩養(yǎng)士大夫的祖制，向參與政治的廣大士族階級開刀，打破他們的鐵飯碗，所以，改革將要觸動的不是少數(shù)人的利益，而是整個士-官僚層，其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還有一個根本原因是，以夏竦為首的反對派攻擊范仲淹、韓琦為朋黨。封建社會的帝王是很忌諱大臣結(jié)為朋黨的，宋仁宗也不例外。反對派誣蔑韓、范的“朋黨”之議，也為宋仁宗終止改革提供了借口。

所以說，改革失敗的真實原因是皇帝不想改革了，而不是因為保守派的反對。因為如果皇帝要想改革，那是誰也阻撓不了的。

那么，皇帝為什么不顧反對并親自終止自己提倡的改革了？

很簡單，皇帝提倡改革與終止改革的理由一樣，為了自己的家天下。

當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慶歷新政的改革措施觸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宋仁宗也正是迫于他們的壓力廢止了新政。

于是，我們不禁要問：既然宋仁宗當初任命范仲淹、富弼們來改革新政，為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富國強兵，但為何最終又實行不下去了呢？

我個人認為，在一個封建專政的社會中，如果以犧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來實現(xiàn)富國強兵，皇帝當然不能答應。而慶歷新政卻恰恰觸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如，“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當時北宋的官僚，已經(jīng)是暮氣深沉的腐朽政治集團，真要實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丟官。這個大手術(shù)當然做不得?？墒?，范仲淹、富弼要給北宋做的手術(shù)還不止這些，即使是稱職官員，也要削減其薪俸，要知道，北宋官員的俸祿是古代中國最高的。而且，還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也就是說，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都讓改革觸及了。因此，改革的反對者決不是少數(shù)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那可是北宋統(tǒng)治的階級基礎(chǔ)啊。

三

為了弄清這個“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我們回過頭來，再細細看看新政綱領(lǐng)《答手詔條陳十事》的那些內(nèi)容吧。

明黜陟，即嚴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時，升降官員不問勞逸如何，不看政績好壞，只以資歷為準。故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因循茍且，無所作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績，破格提拔有大功勞和明顯政績的，撤換有罪和不稱職的官員。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資升遷的磨勘法，注重以實際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員，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稱職者和在任犯罪者。

抑僥幸，即限制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徑。當時，大官每年都要自薦其子弟充京官，一個學士以上的官員，經(jīng)過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孫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這樣一個接一個地進入朝廷，不僅增加了國家開支，而且這些紈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結(jié)黨營私。為了國家政治的清明和減少財政開支考慮，應該限制大官的恩蔭特權(quán)，防止他們的子弟充任館閣要職。

精貢舉，即嚴密貢舉制度。為了培養(yǎng)有真才實學的人，首先應該改革科舉考試內(nèi)容，把原來進士科只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jīng)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經(jīng)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jīng)書的意義和道理。這樣，學生有真才實學，進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實了。

擇長官。針對當時分布在州縣兩級官不稱職者十居八九的狀況，范仲淹建議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級監(jiān)察和財政區(qū)劃）檢查地方政績，獎勵能員，罷免不才；選派地方官要通過認真地推薦和審查，以防止冗濫。

均公田。公田，即職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認為，供給不均，怎能要求官員盡職辦事呢？他建議朝廷均衡一下他們的職田收入；沒有發(fā)給職田的，按等級發(fā)給他們，使他們有足夠的收入養(yǎng)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責他們廉節(jié)為政；對那些違法的人，也可予以懲辦或撤職了。

厚農(nóng)桑，即重視農(nóng)桑等生產(chǎn)事業(yè)。范仲淹建議朝廷降下詔令，要求各級政府和人民，講窮農(nóng)田利害，興修水利，大興農(nóng)利，并制定一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制度長期實行。

修武備，即整治軍備。范仲淹建議在京城附近地區(qū)召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wèi)士，用來輔助正規(guī)軍。這些衛(wèi)士，每年大約用三個季度的時光務農(nóng)，一個季度的時光教練戰(zhàn)斗，寓兵于農(nóng)，實施這一制度，可以節(jié)省給養(yǎng)之費。

推恩信，即廣泛落實朝廷的惠政和信義。其中，主管部門若有人拖延或違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從重處置。另外，還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應當施行的各種惠政是否施行。這樣，便處處都沒有阻隔皇恩的現(xiàn)象了。

重命令，即要嚴肅對待和慎重發(fā)布朝廷號令。范仲淹認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卻頒行不久便隨即更改，為此朝廷必須討論哪些可以長久推行的條令，刪去繁雜冗贅的條款，裁定為皇帝制命和國家法令，頒布下去。這樣，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經(jīng)常變更了。

減徭役。范仲淹認為如今戶口已然減少，而民間對官府的供給，卻更加繁重。應將戶口少的縣裁減為鎮(zhèn)，將各州軍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為一院；職官廳差人干的雜役，可派級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擔，將那些本不該承擔公役的人，全部放回農(nóng)村。這樣，民間便不再為繁重的困擾而憂愁了。

《條陳十事》寫成后，立即呈送給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員商量，表示贊同，便逐漸以詔令形式頒發(fā)全國。于是，北宋歷史上轟動一時的慶歷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領(lǐng)導下開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諸實施。

四

中國世俗社會的機制非常奇特，一個不正常的社會氣候，把人的自我保護和趨利避害本能引向整人保己、損人利己的扭曲方向，“向權(quán)威靠攏，向領(lǐng)導表決心”都需要靠檢舉揭發(fā)別人來保全自己，把那些有思想、有能力、想做事的人分成整人和挨整的兩類人，使得上面發(fā)動的每場運動都有積極的響應者。

而這些人的使用價值發(fā)揮完之后，很快就如舊履一樣淪為被棄置，變成下一次的挨整對象。在這種“游戲規(guī)則”操作下，如果一個人有個性、有想法、愿意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問題，并且有時會質(zhì)疑上司，或者直言不諱地指出哪些不合理之處，那他和“敵人”的范疇就只有一步之遙了，何時被扣上“叛徒”和“臭老九”的帽子，只是早晚的事。

這里面，既有時代局限性的問題，也有人性的弱點和體制的弊端，所以前赴后繼地總有人在犯同樣的錯誤，讓我們眼睛酸痛地看到似曾相識的一幕幕，輪回上演。

范仲淹的慶歷新政（1043-1044）“被迫流產(chǎn)”，難道王安石的熙寧變法（1069-1093）就不會“胎死腹中”？

我們知道，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都是北宋王朝在開國已久之后，統(tǒng)治階層試圖拯救時弊，富國強兵的改良活動，雖然最終都歸于失敗，但對北宋歷史的發(fā)展起到了巨大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

尤其是，兩者之間在起因、經(jīng)過、內(nèi)容、失敗緣由，以及對后世的影響上的異同之處，實在是意味深長。

現(xiàn)在，我們撇開歷史迷霧，來看看這兩位“超級改革家”的真實情況。

首先，在時代背景上，慶歷新政與王安石變法基本上格調(diào)一致。北宋王朝和此前的歷代王朝一樣，在開國近百年之后，雖然仍可稱得上是國泰民安，但是內(nèi)部的各種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正如王安石所說的：“內(nèi)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慶歷新政前，北宋在對外關(guān)系上也受到了極大的挑戰(zhàn)，西夏與北宋交戰(zhàn)不休，澶淵之盟后一直相安無事的契丹也于1042年遣使求關(guān)南之地，并且“聚兵幽燕，聲言南下”，最終宋仁宗遣富弼為使，“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 才得以解決。

在這種內(nèi)憂外患之下，慶歷三年（1043年），“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zhí)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并為諫官”，宋仁宗責成他們有所更張以“興致太平”，隨后范仲淹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疏》，列舉了十件必須“端本澄源”的事務，其中以整頓吏治為核心。隨后在范仲淹等人的主持下，所謂的“慶歷新政”便開始實施，但是一年之后，便無疾而終，北宋也繼續(xù)在原有的軌道上繼續(xù)發(fā)展。到二十年之后王安石主持變法時，北宋總體的內(nèi)外局勢與慶歷新政時期沒有本質(zhì)上的區(qū)別，只是承平更久，積弊更深而已。

其次，從變法的主持者來說，慶歷新政的主持者為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一批名望卓著的官員，背后的支持者是當時已經(jīng)在位達二十年的宋仁宗。主持慶歷新政的這些官員中，范仲淹早已在中央擔任過秘閣校理、右司諫、吏部員外郎等職，后在陜隴地區(qū)主持對西夏戰(zhàn)事，“號令明白，愛撫士卒”，頗有威名。元昊請和以后入為樞密副使，旋改參知政事。富弼如前所述，擔任過奉使契丹的重任，慶歷三年拜為樞密副使。韓琦歷任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右司諫等職，后與范仲淹一起參與西夏戰(zhàn)事，“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為‘韓范’”，隨后召為樞密副使。以上三人可以說都是功勛卓著之士，當時北宋朝中，論聲望功績，可以說無人與這些人相提并論。

相比之下，熙寧變法的主持者王安石，雖然在嘉佑三年受命擔任三司度支判官，但到嘉佑八年因母憂辭官守喪，收徒講學，直到宋神宗即位后的熙寧元年，才重新進入中樞。雖然韓絳、韓維、呂公著“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并且有人認為“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必被其澤”，但是畢竟沒有像韓、范、富弼那樣卓越的功績，在朝中也沒有特別支持自己主張的盟友，處在宋神宗所謂的“人皆不知卿，以為卿但知經(jīng)術(shù)，不曉世務” 的狀態(tài)，而在當時的朝中，富弼、韓琦、司馬光等主要大臣皆反對王安石變法，這無疑是王安石變法相對于慶歷新政的一個不利條件。

不過，熙寧變法的一個有利條件便是宋神宗的全力支持，與慶歷新政時已在位20多年的宋仁宗不同，宋神宗年方弱冠，頗具雄心，對王安石也是極為信任，“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shù)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 ”。熙寧二年二月便拜為參知政事，負責主持變法，后來王安石屢遭攻擊時也堅持任用，雖然王安石一度罷相，但宋神宗在位期間，新法總體上來說始終堅持了下去，可見宋神宗變法的決心，這便不是變法時已經(jīng)人到中年的宋仁宗可比的了。

慶歷新政的內(nèi)容相對來說較為集中，主要集中在吏治方面，范仲淹所上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所說的十事，分別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nóng)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其中的五項均為和吏治相關(guān)的內(nèi)容，按照鄧廣銘先生的看法，“大概范仲淹認為，通過這樣五項措施，就可以培育和選拔出賢明能干的官吏，能愛惜百姓，均其徭役，寬其賦斂，使百姓各獲安寧，便不至再爆發(fā)反抗斗爭?！逼渲埸c在于整頓官僚隊伍，“裁削幸濫，考覆官吏”而“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幸者不變”，由此來實現(xiàn)減少冗官冗費。

而在王安石變法中，在吏治上的措施與此不同，王安石由于在朝中較為孤立，通過整頓已有的官僚隊伍來進行變法便不太現(xiàn)實，因此王安石采用設置制置三司條例司這樣的新機構(gòu)的辦法來推行新法，并且改革科舉來吸收新的變法人才到官僚隊伍中，實際上是在增加官員數(shù)量。之所以有兩者在吏治措施上有這種區(qū)別，主要是因為王安石變法的著眼點在通過合理理財增加財政收入，即“開源”，以實現(xiàn)“民不加賦而國用饒”，而非慶歷新政所著重的“節(jié)流”，當然還與王安石變法所面臨的官僚集團內(nèi)部的激烈反對有關(guān)。

慶歷新政中與財政、軍事等有關(guān)的內(nèi)容相對較為簡單，其中的一些措施如“府兵”由于眾人的反對也并沒有付諸實施，其他措施也由于慶歷新政一年后便無疾而終而未能廣泛施行。而王安石變法的重點恰恰在慶歷新政沒有來得及予以關(guān)注的農(nóng)業(yè)、財政、軍事等方面，尤其是理財方面。

其中與農(nóng)業(yè)和軍事有關(guān)的措施，有的在慶歷新政中已經(jīng)提出，在王安石變法中繼續(xù)采用，例如范仲淹在“修武備”的措施中提出的如范仲淹提出的“府兵法”，為王安石的保甲法所繼承，不過范仲淹還只是主張“以助正兵”，用府兵來補募兵之弊，王安石則更進一步主張“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立保甲”。

有些措施是慶歷新政已經(jīng)提出，但王安石采用不同的辦法來實現(xiàn)，例如范仲淹主張的，是“州縣選官 ”治理水利，勸課農(nóng)桑；而王安石的農(nóng)田水利法則主張用民間分派資金的辦法興修水利，范仲淹主張的減徭役主張“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nóng) ”，而王安石的募役法則是主張以錢代役，兩者相比，王安石的措施更偏重于增加國家收入而削弱豪強地主的收入。

還有一些措施則是慶歷新政沒有提出而為王安石所獨創(chuàng)的，如市易法、青苗法是、方田均稅法則是王安石針對財政問題而專門設立的，保馬法則是針對北宋缺乏戰(zhàn)馬，難以建設強大的騎兵隊伍的問題而提出的，將兵法則是為了解決北宋軍隊“將不知兵，兵不識將”的問題而實施的舉措。

比較一下兩者的措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王安石變法的種種措施在施行的深度、廣度和持續(xù)時間上都遠非慶歷新政可比，其內(nèi)容也遠遠超出慶歷新政的范圍。

慶歷新政和王安石變法在指導思想上也有很大差異。范仲淹等人皆為官僚集團中的一員，因此他們提出的措施，基本上都沒有超出前代的改革的范疇，在很多制度上基本上修修補補，或者是像府兵制那樣仿照前代的制度，其指導思想基本上還是局限在儒學本身。而王安石則與此完全不同，他的指導原則，便是所謂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是把釋道兩家學說中的義理盡量吸收到儒家學說中來……從政治思想這一側(cè)面來看，王安石則又是援法入儒，甚至可以說，他是把法家思想作為制定和推行新法的指導思想的 ”，也正因為如此，王安石才受到官僚集團內(nèi)部異常強烈的抨擊。

范仲淹等人，在新政失敗后，無非是貶官外地，后來又往往重入中樞，身后也為士人所景仰，而王安石在死后，則幾乎成為士人眼中的誤國奸臣，其中恐怕與王安石離經(jīng)叛道的政治思想有很大關(guān)系。

當然，慶歷新政和熙寧變法失敗的原因也有所不同。慶歷新政的失敗，主要是由于整頓吏治的做法觸動了大批官吏的利益，因此謗議日甚，將范、韓等人誣為朋黨，而范仲淹等人不但不加避忌，反而認之不諱，歐陽修甚至在《朋黨論》中聲稱小人以利相結(jié)，利盡則交疏，是不會結(jié)成朋黨的，只有君子才能結(jié)為朋黨，這就使得朋黨之論滋不可解，構(gòu)成了宋朝皇帝最不能容忍的罪行，最終只能以范、韓眾人離開中樞而結(jié)束；而王安石受到宋神宗的傾力支持，雖然攻擊的聲音很多，但基本上還是堅持了變法，使得新法施行了二十余年，他的失敗更多地是變法的措施與實際不夠吻合。

如果說，慶歷新政的失敗還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話，那么，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則更多地是一種必然性的失敗，是在一個缺乏商業(yè)傳統(tǒng)的廣大國家里試圖使政府財政全面商業(yè)化的失敗。

在結(jié)果上，慶歷新政與熙寧變法雖然都可以稱之為失敗，但是失敗之后的結(jié)局卻大不相同。慶歷新政的失敗，和一次普通的變法失敗沒有什么兩樣；而王安石變法對北宋后來的歷史發(fā)展則影響巨大，開啟了北宋后期黨爭的序幕，徽宗時期蔡京等人假借新法之名大肆搜刮，并打擊元祐黨人，最終導致了北宋的腐朽滅亡，以至于后來的許多人都將王安石看成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

這，恐怕是自認為“公忠體國”的王安石沒有想到的吧。

這里需要說的是，王安石和當時的所有知識分子一樣，并不是犯下最終罪行的人，事實上，也只有那些手握權(quán)柄的人才能夠造成嚴重的政治災難。但是，統(tǒng)治者的作為或者不作為，尤其在一個向往民主的國家里，往往取決于輿論，而知識分子很大程度上掌握著輿論的風向。面對其鼓勵或者默許、直接或間接推動的政治災難，似乎鮮有知識分子事后站出來表達反思。

他們中的多數(shù)要么默默轉(zhuǎn)向似乎什么都沒有發(fā)生過，要么繼續(xù)以前的姿態(tài)但采用了一個溫和的版本。當然，重要的不是“清算”某些個體在歷史中的責任，而是那種知識自負加道德自負的思維方式，而這種思維方式——盡管已經(jīng)轉(zhuǎn)型成一種相對溫和的版本，卻并沒有消失。不但沒有消失，很大程度仍然是知識界的主流。

中國的知識階層，曾被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浸潤過一兩千年，不僅僅是掌握了特定領(lǐng)域的豐富知識，而且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擔當、良知、使命感、“為老百姓說話”此類詞匯作為對知識分子的倫理要求，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公共話語中。但知識分子單憑情緒、文人氣質(zhì)做事情，憑一種靈感、感悟和既定的傾向來隨意下判斷，這是搞政治的大忌。

盡管有人批評，知識分子存在“急于為社會負責”的先天不足，不應借助統(tǒng)治階層甚至極權(quán)的力量，去實驗總體性的烏托邦工程，輔佐政治家進行所謂的“頂層設計”，推行一定的政治理念，但這是否意味著他們就應該停止對社會事務發(fā)言，回歸專業(yè)性的書齋，對風起云涌的時代保持緘默呢？

五

我們應該相信：在一個復雜龐大的社會體系，只要有真正勇于擔當?shù)闹R分子撐著，這個國家的精神才不會垮掉。

歷史縱然無情，但時間自會公正。

世俗的塵霧永遠掩蓋不住良知的再現(xiàn)，文明的光芒總會照亮未來的天空！

與王安石不同的是，范仲淹慶歷新政失敗被貶謫出京后，好在還有一個彼岸世界可以寄托，還有內(nèi)在可以堅守的力量，即便無法改變外在的扭曲世界，至少可以在超越現(xiàn)實的精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這個“彼岸世界”就是鄧州。鄧州是范仲淹心中的“世外桃源”，在這里，他可以沉下心來給自己靜靜地療傷。

在療傷中，使他認清了社會的本質(zhì)，，梳理了人生的思路，找到了精神的突破，使他的靈魂得到了升華，生命得到了冶煉，從而把他鑄造成一個更加理性、更有持久性、有更堅定的信念的一個跨時代的文學家、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

他給自己的“位置”就是著書立說和辦院講學，以自己的人文精神給鄧州的土地注入意味，而正是這種意味，使無生命的自然景觀升華成美的景物。最后，修得正果，人文薈萃。

因此不妨說，是他豐富了鄧州的人文，而鄧州的人文又滋養(yǎng)了他的生命，使他走上了一個精神的高度。上帝給他關(guān)上了一道門，卻為他打開了一扇窗。所以，于是說鄧州是范仲淹一生的一個“坎”，不如說是打開他靈魂枷鎖的一扇“窗”。迎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走出心窗，靈魂飛揚。超越世俗價值的《岳陽樓記》一出手，舉世皆驚！

《岳陽樓記》不僅宣告著鄧州已經(jīng)進入了一個新的美學等級，也宣告著范仲淹進入了一個新的人生階段。與其說鄧州改造了范仲淹，不如說是范仲淹改造了鄧州，這實在是一種相輔相成的有趣關(guān)系。

是啊，像范仲淹這樣胸懷坦蕩、壯志凌云的人，豈是幾個“政治流氓”就能打到屈服的，相反，花洲書院的優(yōu)雅環(huán)境好像專門為他鋪設的一個盛大歡迎儀式。這樣的“懲罰”在中國古代讀書人中能有幾人享有。在范仲淹看來，這根本算不上什么“遭貶”。

可惜的是，在泱泱中國的幾千年間，有幾個像范仲淹那樣博大、灑脫、堅韌而高貴的人呢？

他的悲劇，包括歷史上還有很多類似的“文化事件”，無不在演示一個這樣淺顯而可惡的怪圈：在烏云密布的天空下，再博大、堅忍、高貴的靈魂之羽，也形成不了推動社會的翅膀，構(gòu)不成迎風破浪的旗幟，真正傷害的是自私、愚昧與專制，他們才是排山倒海的利刃！

經(jīng)歷了驚濤駭浪，看透了統(tǒng)治階級自身的腐化墮落與偽裝后，使得那些居廟堂之高和處江湖之遠的仁人志士們，對自己奉行的思想和價值觀，開始了冷靜的反思和歸納。

在鄧州，他把治國好的途徑總結(jié)為，“勸天下之學，育天下之材”（《上時相議制舉書》）。所以，每到一處都大力倡辦學校，培養(yǎng)人才。由于他辦學育才的指導思想明確，要求具體，又有成熟的辦學經(jīng)驗，所以花洲書院辦起來后，成為宋代中原的六大書院之一。

“聚徒百余人，不惟講經(jīng)論旨，著撰詞業(yè)，而常教以孝悌，習以禮法，人人向善，閭里嘆伏”。范仲淹創(chuàng)建花洲書院的第二年，即公元1046年，鄧州人賈黯進士及第并被皇帝點為狀元，空前絕后。除賈黯外，范仲淹的兒子、一代名相范純?nèi)?，理學奠基者、一代大儒張載等，都曾在花洲書院從學于范仲淹。

當時，范仲淹就寫下“春風堂下紅香滿”的詩句，以贊花洲書院的盛況。

去世后，鄧州百姓為了紀念他，就在花洲書院旁建了范文正公祠。元豐元年，著名文學家、書法家黃庭堅在花洲書院揮筆寫下：“范公種竹水邊亭，漂泊來游一客星。神理不應從此盡，百年草樹至今青”。到了明代，花洲書院易名為“春風書院”。清代時，歷任官員重視整修花洲書院，有記載的修復就達十五次之多。

一九二六年，在花洲書院成立鄧縣縣立初級中學，后后成為鄧州一高中。近百年來，從這兒走出丁聲樹、姚雪垠、韓作黎、二月河等杰出人物。

此刻，我輕輕地踏著厚重的石塊，置身修復一新的花洲書院，想想石刻上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那句話，恍恍然，竟分不出是穿越在風云變幻的大宋王朝，還是徜徉在那一樓悲喜交加的的文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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