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榮釗

編輯：趙應(yīng)書

編者按：在中國的近現(xiàn)代文學史上，謝六逸先生是繞不開的話題！

貴陽城區(qū)有條小街叫指月街，這條小街在清末民初棲居著數(shù)十戶人家，其中有一戶叫謝朝燮，是江西籍的拔貢生，曾在湖南永新縣任知縣。拔貢生謝朝燮就是謝六逸的祖父。

謝朝燮的兒子謝天賜，先在湖南沅陵縣任知事，后來調(diào)回貴州都勻等縣任職。1898年9月27日，謝六逸降生在指月街，他的母親王敬全賢淑溫和，雖未曾讀書，但憑著個人的修習，精通不少詩文。她不愿隨夫宦游，而在留在指月街的家里撫育子女。謝六逸到了入學年齡，按說是要送進私塾求學的，但父親沒有那樣做，而把私塾先生請到家里面授。1911年，13歲的謝六逸以家庭教育的方式結(jié)束了初小階段而直接進入貴陽達德學堂（現(xiàn)為達德小學)就讀。謝六逸在課堂上不僅能讀國文和歷史，還可以學習算術(shù)、光電等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他的求知欲很強，放學回家就鉆到閣樓上翻著爺爺、父親的藏書，他不僅能讀著名典籍，而且還可以讀到當時的報紙雜志。在“父親的藏書樓”里，他飽閱了不少詩文和具有時代強音的新思想讀本。1913年，15歲的謝六逸進入省立貴陽模范中學(即貴陽二十一中)就讀，梁啟超的政治主張和文化革新思想對他頗具影響，以致后來成為他學業(yè)上的研讀方向。1917年，謝六逸從達德畢業(yè)，參加了留學(日本)的官費考試并名列第三。那年冬天，就在他接到留日通知的同時，父母給他主張了一門婚事。年輕的謝六逸理解父母的苦心。雖然他不情愿這門婚事，但父母之命不可違，臨行前只好與易姓姑娘成了親。

那年謝六逸20歲。(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1918年春天，謝六逸與劉錫麟、王若飛等5名同學在黃齊生的帶領(lǐng)下于3月8日抵達日本東京。次年4月以謝光燊的名字進入早稻田大學正式攻讀政治經(jīng)濟學科，課余卻潛心研讀西方文學和日本文學。謝旅日求學不到1月，北平學生抗議北洋政府在《和約》上簽字，進行集會游行，這是北平學生反對國際巴黎和會將德國在山東強奪的特權(quán)轉(zhuǎn)交給日本而作出的抗議。留日學生獲此消息后在東京積極響應(yīng)，王若飛、謝六逸等30余人在黃齊生的率領(lǐng)下回國，并組成“貴州實業(yè)教育考察團”，經(jīng)上海北上山東、河南等地，最后到達北平。7月30日至8月3日，謝六逸在《晨報?副刊》以“麓逸”的署名連載了《文藝思潮漫談————浪漫主義同自然主義的比較》雜文，引起了文化界的強烈反響。

這是謝六逸第一次在國內(nèi)報刊上發(fā)表文章。

在北京停留了一段時間，大約于10月中旬，王若飛等8名同學又在黃齊生的率領(lǐng)下前往法國巴黎勤工儉學，謝六逸與另一部分同學則返回日本繼續(xù)學習。10月下旬，他翻譯的托爾斯泰小說《長期流刑》又以謝麓逸的署名發(fā)表在《晨報?副刊》上。1920年2月25日，《小說月報》刊登了茅盾的《我們現(xiàn)在可以提倡表象主義的文學么?》一文。謝六逸在日本看到后，作了一篇反應(yīng)文章《文學上的表象主義是什么?》于5月7日見于《小說月報》?！缎≌f月報》當時由茅盾主編，謝的文章能發(fā)表，可謂茅盾是襟懷寬大、廣納賢文。謝六逸從此與茅盾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學成歸國后，謝六逸將自己在日本撰寫的《西洋小說發(fā)達史》論著寄給《小說月報》，茅盾審閱后認為很有新意，馬上簽發(fā)，于1922年1月開始連載。這是當時影響較大的一部著作，胡愈之稱為“創(chuàng)舉”，學者趙景梁評價：“這是一部最初的、恐怕也是現(xiàn)在為止最好且也最詳?shù)奈餮笮≌f史”。

貴州人謝六逸從此蜚聲文壇，成為《小說月報》以魯迅領(lǐng)先擔任文稿主創(chuàng)的17人之一。

如今，謝六逸離開人世已近一個甲子。據(jù)了解，他的子孫都分散在全國各地，由于種種原因，只有北京的一個女婿曾來過貴陽。多年前，筆者見到了他生活在貴陽的侄女、73歲的謝曉蘇老人，老人說他接觸伯父謝六逸的時間不多，且當時年幼，因此好多家事也不甚了解，“伯父遠渡東洋一年后，伯母易氏生育了一個妹妹。我的父親謝竹銘和母親不僅要贍養(yǎng)年老的爺爺奶奶，還要照顧易氏母女，挺辛苦的……”謝曉蘇老人對此耿耿于懷。

由此，我得知謝六逸類似魯迅也曾有過一次包辦婚姻。

1922年4月初，謝六逸從日本來到上海，與鄭振鐸、許地山等人住在閘北寶山路上的一所公寓里，在這里與文友茅盾初次見面。不久，鄭振鐸幫他在商務(wù)印書館聯(lián)系了工作。那年的夏秋，文學研究會在上海召開“南方會員年會”，謝六逸出席會議，由此，與朱自清、葉圣陶、胡愈之、周建人等眾多文化人相識。

不過，在眾多朋友中，謝六逸與鄭振鐸關(guān)系最為密切。

1922年11月，文學研究會決議，“特請謝六逸先生為主任編輯”，主持《文學旬刊》的編輯工作。不久鄭振鐸接任《小說月報》主編職務(wù)，《文學旬刊》的主編人選經(jīng)文學研究會成員推薦，謝六逸擔當起了重任。不到一年，工作受挫的謝六逸又被推薦到神州女校任教，同時，茅盾又邀請他去暨南大學(按鐘點)講授西洋文學史。直到他擔任神州女校教務(wù)長后才算有了正式職業(yè)。應(yīng)該說謝六逸的正式職業(yè)是從教育開始的。

1926年2月，神州女校因故停辦，復旦大學借此聘任謝六逸擔任中國文學科教授，講授《西洋文學史》和《日本文學史》。這年謝六逸年方28歲。次年還兼任大夏大學教授。

這期間，謝在工作之余創(chuàng)作了大量各類文章和翻譯了多部外國作品，在讀者和學術(shù)界受到極大關(guān)注和好評。1929年9月復旦大學經(jīng)過3年的準備(先是在中文系設(shè)新聞組)，新聞學系正式成立，謝六逸出任首屆系主任。這是中國高等學校成立的第一個新聞學系。新聞學系在謝六逸的主持下，制定編撰了必修課20余門，謝六逸可謂是我國新聞學的開拓者之一。

1924年春，謝六逸到神州女校任職后，認識了該校一位叫鮑歧的女教員，謝六逸對她頗有好感，而鮑歧對這個性格穩(wěn)沉而內(nèi)秀的貴州人也很敬重。日久天長，兩人相互產(chǎn)生了愛情。然而謝六逸的內(nèi)心非常痛苦和矛盾，家鄉(xiāng)貴陽畢竟還有個妻子，并為他生育了一個女孩。

此時的謝六逸心情很復雜，他為了宣泄胸中的苦悶創(chuàng)作了一篇《H與其友人》的小說發(fā)表于《文學旬刊》。講的就是一對青年男女被愛情煎熬的故事。

小說結(jié)尾這樣描述：H接到兄弟從家里寄來的信，說母親盼望他回去已經(jīng)等了7個春天……

這何嘗不是謝六逸的內(nèi)心寫照。

就在謝六逸陷入極度苦悶和彷徨的時候，家鄉(xiāng)的妻子易氏不幸病逝。消息傳到上海，謝六逸非常悲傷。妻子似乎成了他怨懟的犧牲品，這個結(jié)也許到他1945年病逝時都沒有解開。

1937年上海淪陷之前，復旦大學與大夏大學組成聯(lián)合大學分成兩部遷往內(nèi)地，第一部遷到江西廬山，第二部遷到貴陽，因謝六逸堅守《國民》及《立報?言林》編輯工作，故未隨校西行。11月上海淪陷，謝六逸被迫攜妻帶女轉(zhuǎn)移香港，打算在香港出版《立報》，但由于諸多原因未成。生計所迫，謝不得不拖兒帶口輾轉(zhuǎn)廣州回到一別20年的故鄉(xiāng)貴陽。次年《立報》由茅盾負責重新在香港復出時，謝六逸也在家鄉(xiāng)與蹇先艾等人組成每周文藝社，創(chuàng)辦了《每周文藝》，蹇先艾任主編。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在(武)漢口成立，謝六逸被選為理事。并推選謝和蹇先艾等人為貴陽分會籌備員。1940年2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貴陽分會正式成立。此前，復旦大學因故從廬山遷至重慶北碚，謝前往重慶述職了一段時間，返回貴陽專任大夏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文史研究室和社會部主任。1942年應(yīng)貴陽文通書局華問渠聘請，出任編輯所副所長，主編《文訊》月刊，匯集抗戰(zhàn)后方的知名學者、作家先后出版了各類書籍數(shù)百部，對抗戰(zhàn)時期的文化建設(shè)做出了貢獻。

回到故鄉(xiāng)生活的7年多時間里，謝六逸不僅擔任大夏大學教授，還任貴陽師范國文系主任，同時在貴州大學中文系開設(shè)講座，并兼任貴陽中學、程萬中學教師，為貴陽的教育事業(yè)傾注了大量心血，培養(yǎng)了大批仁人志士。

謝六逸的工作十分繁重，這除了為了文化教育事業(yè)，一方面也是迫于生計。

謝六逸回到故鄉(xiāng)，由于子女較多和時局動蕩，生活每況愈下。一次病倒后，蹇先艾登門造訪，見一群孩子在家里走馬燈似的打轉(zhuǎn)，而瘦了半個人的六逸卻坐于床上仿佛參禪。境況令人心酸。盡管如此，他卻拒絕了中央日報社社長王亞明送來的10萬法幣。他說：“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

這是知識分子的骨氣，但也是知識分子的迂腐和悲哀。

1945年8月8日上午，著作等身的謝六逸在凄風苦雨中離開了人世。就在他帶著遺憾離去的第7天，日本侵略軍宣布投降。這年謝六逸47歲。

謝離世的噩耗傳出后，遠在異地的郭沫若、茅盾、鄭振鐸、余南秋等生前文朋友好紛紛撰文悼念……

多年前的一個春天，我和謝六逸的侄女謝曉蘇老人前往黔靈公園后山尋見謝六逸之墓。老人說她已有很多年沒去山上看望伯父。她說，小時候奶奶去伯父家時，由她陪著去，印象中伯父是個慈祥的人，從不吼罵孩子……

在青山的蒼松腳下，謝六逸的墳上生長著4棵槐樹，大的比碗粗，土堆前立著一塊不大的墓碑，碑的正中刻著“謝公六逸之墓”。左下方為立碑人男：開榮、女開志、開華、開德、開明、開新。然而卻沒有(易氏所生的)大女兒謝開仁的名字。

謝開仁的名字為何沒上石碑？謝曉蘇老人一聲嘆息。她說，伯父去世前，她的父母已搬遷到了平塘縣，只有她留在貴陽。伯父去世的第二年，伯娘鮑歧帶著親生的6個子女去了上海，之后由于時局動蕩，解放后加上“文革”混亂，大家都失去了聯(lián)系。據(jù)說，他們有的在上海、北京，有的在寧夏、武漢，但從沒有回鄉(xiāng)看望過伯父。1988年，貴州省有關(guān)部門紀念謝六逸誕辰90周年，在北京的謝開志的丈夫沈岳儒受邀來了貴陽。他是謝六逸子女中第一個作為女婿身份到貴陽祭拜謝六逸。

謝曉蘇老人說她特別想念謝開仁(又名謝芬)大姐，如果健在的話，已經(jīng)是耄耋之年了。她們相處的時間長，感情較深。解放前，開仁結(jié)婚后與丈夫去了福建，據(jù)說定居在南平市，但一直沒有音信。

老人還說，如果有生之年能和這些失散多年的親人們相聚一次，該有多好。這不由讓我想起郭沫若當年在一篇悼文中寫道的：(郁)達夫的兒女很多，現(xiàn)在也弄得東零西散，有的不知去向……謝六逸先生的眷屬我不知道，大約總不至于像達夫和抱一這樣吧……

然，事實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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