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國每年都有數(shù)以百萬計的莘莘學子為追求他們的“做官夢”（當然，這也是“中國夢”之于個體而言的一部分）而血拼；為成為那“百里挑一”的新貴中的一員而赤膊上陣！其慘烈程度絲毫不亞于中外戰(zhàn)爭史上任何一場戰(zhàn)役。

“360行，行行出狀元”。在現(xiàn)代化程度越來越高、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化的當今中國，這句流傳千年的經(jīng)驗之談，理應比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都具有充分的說服力和實踐價值。換句話說，就是成為某個領域的“狀元”——成功者的可能性提高了。但為何會出現(xiàn)目前這種千軍萬馬擠“公門”、而且熱度持續(xù)上升，有悖于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奇特現(xiàn)象呢？其實不外乎歷史與現(xiàn)實兩大原因：

1.在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明進程中，特別是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讀書人（知識分子）占全民的比例極小，而且在科學技術極其不發(fā)達、農(nóng)耕文明仍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環(huán)境中，受儒家“學而優(yōu)則仕”等傳統(tǒng)文化思想的浸染，使讀書人把出仕當官當成人生的終極目標。于是才有了“范進中舉”的歷史奇觀；于是也便有了“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的“繁盛”。存在決定意識。在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中，這種文化現(xiàn)象無可厚非。但當“官本位”作為一種主流意識被長期強化，并被深深植入中國知識分子的骨髓后；其“文化糟粕”的貽害將是巨大的。這就是我要說的歷史原因。

2.在這里，我還想引用司馬氏的那句話：“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趨利性是人的自然屬性，“人往高處走”，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標、實現(xiàn)人生價值，對于生命個體而言，原沒有什么不對。但當“官本位”這種傳統(tǒng)文明中的糟粕被人為地強化，官員選拔、任用機制又“與時俱進”地為其提供滋生的土壤時，其對社會肌體的破壞作用就無以復加了：一是價值觀念的“復古”。知識分子把出仕作為最重要的選擇目標。一切為了做官和升官，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價值追求，把“升官”作為出人頭地的唯一途徑。在大部分社會成員看來，“做官才有出息、從政才是本事”，有了官位就能封妻蔭子、光宗耀祖，可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于是，“學而優(yōu)則仕”，是否入仕為官，能否官居高位，成了衡量一個人奮斗成功與否的標志；“商而優(yōu)則仕”，不少商人經(jīng)商的目的，最終是為了從政，是為了用錢“捐官”、“買官”，一些地方政府也投其所好，只要納稅多，就可以戴不在編的官帽子。這與封建社會有區(qū)別嗎？二是把是否做官、官階高低當作評判其社會地位的主要標準。在中國社會，所有職務職稱、個體身份、地位都相能折合成一定級別的官階，并以官階定尊卑、高低，而不以真才實學、對社會的實際貢獻來衡量個體的價值，形成了“萬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會心理。由此造就一種對權力、官位、官員的崇拜和敬畏，進而導致長官意志、權力至上觀念的盛行。更不可思議的是，那種人身依附意識及其現(xiàn)象又在人民共和國死灰復燃！官職似乎可以衡量一切：政治待遇、社會名聲、經(jīng)濟收益、工薪多少、住房大小、專車檔次，等等。三是當官是當今社會最完美、含金量最高的職業(yè)。這主要指的不是其明面上的經(jīng)濟收入比社會平均水平高多少；而是其官位的"附加值"無可估量。從一不小心栽了跟頭的極少數(shù)大小官員貪腐的數(shù)額就可以看出，十萬百萬不算貪，上千萬元沾點邊，億萬“腐翁”“找”不見。這就是說，只要步入官僚機構這個“圈子”，只要你多少動點心思，仕途一帆風順、平步青云自不必說；經(jīng)濟利益上的“實惠”才更讓人垂涎欲滴！貪腐成本之低，恐怕也是讓人才扎堆的重要原因吧。這才是最可怕的！然而，就如同一個人持續(xù)高燒的結果，是使身體受到嚴重創(chuàng)傷，乃至喪失生命一樣；而當一個不正常的社會現(xiàn)象持續(xù)“高熱”（如中國的樓市）時，其后果就可能是災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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