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的《悲慘世界》和人道主義
雨果的《悲慘世界》和人道主義
《悲慘世界》是法國偉大的浪漫主義作家維克多·雨果的長篇巨著,小說以19世紀前期的法國社會生活為背景,描寫了這一時期人民的苦難,譜寫了一曲人道主義的頌歌。
小說以冉阿讓為故事的中心,以網(wǎng)狀的人物活動構織了一個悲慘的社會形態(tài),而米里哀主教,沙威警長,芳汀,珂賽特,馬呂斯……就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中的人。
這是一個充滿強權和偏見的世界,這里充斥著失業(yè)、饑餓、兇殘、欺詐……罪惡如毒水般橫流。在這個世界里,一部分人處于社會的上層,他們?yōu)E施手中的權力,肆意妄為;一部分人處于社會的底層,他們?nèi)缦N蟻般地生活著,荀且偷生。這是一個“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并且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難”的社會。維克多·雨果憤然用筆直斥這個不人道的世界,他割破毒瘡,放出毒液,把赤裸裸的社會罪惡展示在人們的眼前,然后試圖用自己的理念和信仰來修復這個千瘡百孔的世界,試圖以此來挽救人類淪喪的道德,重塑人類的良知和尊嚴,把被“人為”破壞的人類秩序重新修復完整。
雨果反對暴虐和殺戮,如他不贊成處死路易十六,但卻借助國民公會G.代表的手投了表決“暴君末日”的票。他反對殺戮無辜的路易十七,但與窮人的孩子比,“天平如果傾斜,也還應當偏向平民一面”。這種對人民的深切同情和關心,表現(xiàn)了他對人民深廣久遠苦難的刻骨銘心的感念和認識。
米里哀主教是文中一個重要人物,他是黑暗世界里的一抹光亮,他是人類良知未泯的一片余輝。在雨果筆下,米里哀主教已不是一個傳統(tǒng)意義上的布道者,他在與臨死前的國民公會代表G.的談話中,深刻地體驗了一遍法國革命(一七九二年法國革命)的意義,并得益于國民公會代表G.思想的滋養(yǎng),于是在他傳統(tǒng)的思想中開始融入了以民為本的人道思想,而這番新的理念也成了冉阿讓心中的“上帝”,成了他永生信奉的真理,成了他以后生活的準則,潛然成為了貫穿全書的精神和靈魂,并植根于冉阿讓的心中與冉阿讓相伴同行。冉阿讓成了米里哀主教精神的化身,或也可看作是作者的精神落點和信仰。( 文章閱讀網(wǎng):www.sanwen.net )
沙威是封建王朝權力的維護者,他是統(tǒng)治者忠實的走狗和爪牙。他奉公守法,謹嚴剛毅,他代表的是法律。他為社會恪盡職守,他沒有思想,絕對忠誠,他有鋼鐵般的意志,機器般的服從,他與他的同類組成了舊的社會形態(tài)牢不可破的屏障,他也因此成為該階級值得信賴、最為稱職的警官。他容不得“刁民和妓女”,他一意維護固有的傳統(tǒng)秩序,他也不容別人乃至自己對上層或上司的不敬,他以“正直”“無私”自律,他忠實地維護著這架殘破的社會機器,保護著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他有獵犬式的鼻子,鷹隼般的眼睛,他幾十年如一日地追捕著“罪犯”冉阿讓,終不懈怠。
而冉阿讓則是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動者,僅僅因為饑餓因為姐姐家七個嗷嗷待哺的孩子而偷了一塊面包,僅僅因為不堪忍受監(jiān)獄的折磨跑了4次,便在監(jiān)獄中度過了19個年頭。當他剛走進監(jiān)獄的時候,他痛哭而悔過,他“自己組織法庭”審判自己,他判了自己的罪;但等到他出獄時,他已變得“老氣橫秋”了。他在監(jiān)獄里磨就了“仇恨”的利刃,他恨社會,“他也定了上帝的罪”。社會用饑餓和冷酷磨礪了冉阿讓,冉阿讓的心因此也變得又冷又硬起來。
是米里哀主教的行為感化了冉阿讓。在冉阿讓走投無路的時候,是米里哀主教收留了他,把他視為一個“人”。冉阿讓第一次聽到有人稱他為“您”,第一次平等地與人——而且是與地區(qū)的主教大人——共同用餐,他心中的堅冰開始融化。然而宿怨和懷疑還是令冉阿讓偷走了主教的銀餐具。當他被警察再次抓住押回米里哀家查問的時候,米里哀主教沒有加罪于恩將仇報的冉阿讓,反而認為這套餐具屬于窮人是理所當然的事,于是他支走警察,又送給了冉阿讓兩支銀燭臺上路。主教說:“現(xiàn)在您可以放心走了,——呀!還有一件事:我的朋友,您再來的時候,不必走園里,您隨時都可以由街上的那扇門進出。白天和夜里,它都只上一只活閂。”
一個被社會惡狠狠當作垃圾扔掉的人,終于又回到了人間,他從米里哀主教的尊重中找回了失去已久的良知和尊嚴,他心中的堅冰成塊地垮塌,一盞明燈在他的心中點燃,從此再也沒有熄滅過。
當他成為馬德蘭市長以后,他關心人民,愛護孤寡,竭盡所能地幫助窮人。他冒著暴露身份的危險用肩膀扛起壓在車下的老人,他選擇再次入獄的危險拯救被誤認為冉阿讓的人犯,他不顧侮辱和懷疑命令沙威釋放無助的芳汀,他不惜生命的危險跳車逃跑去尋找苦難中的珂賽特……在1832年的巴黎巷戰(zhàn)中,冉阿讓遇到了混入革命營壘被當作奸細抓捕的沙威,出于人道主義的思想,冉阿讓沒有執(zhí)行槍決他的命令,毅然放走了這個一直追捕自己的敵人沙威,使他重歸自由。
馬德蘭的人道主義舉動,消除了芳汀最初對他的誤解,使從不說謊的嬤嬤也當面向沙威撒謊,使鐵板一塊的沙威也被氧化而導致分解,最終帶著難以開解的困惑和矛盾自沉賽納河底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冉阿讓的仁慈和無私,使最初誤解他而后又明白真相的馬呂斯痛哭流涕追悔莫及以至長跪不起……
在這部史詩般的小說中,作者著力展示了“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饑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他通過冉阿讓、芳汀、珂賽特的遭遇,展示了他對底層人民悲慘命運的深切同情和關心。米里哀主教是善的化身,沙威是惡的化身,冉阿讓正是一盞通過這正負兩極的燈,這盞燈照亮了芳汀、珂賽特、馬呂斯……在這悲慘世界中出現(xiàn)的光明,大概就是作者夢寐以求的理想。
雨果開出了一帖人道主義的藥方,那就是寬容、博大、仁義、真誠,他認為人道是社會良知和社會秩序的還原劑。有人可能會覺得雨果的想法過于天真,而正是這種“天真”才更真實而迫切地反映了人類對善良和仁慈執(zhí)著的向往和追求。站在今天的立場來看雨果的人道主義,可能這一思想無力承擔社會變革和政治改良的重任,從形式上來看它只能借住于人們的自覺和自律,從某種意義上說帶有空想主義的色彩,但它無疑發(fā)揮著巨大的感化作用,因為它是社會正義和人類良知的投影,它是被物欲世界夯壓在塊石下有著無窮生命力的綠芽,一旦春風化雨,綠竹抽芽,它定將對社會結構、人類命運、生存環(huán)境的改良起有巨大的促進、催化作用,其力量是不可抗拒、不可阻擋的。
評論家巴雷爾說雨果是“以巴爾扎克的方式去傳播一個極端浪漫的故事”,而我想雨果更是兼用了東方式的企盼,他用他的作品真誠地祝愿著人類,希望人類的明天會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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